“中国式现代化成功背后的许多理念，其意义远远超出中国国界，正激励非西方国家，探索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阐述，在理论和实践上，回应了西方现代化的缺陷和西方现代化理论对这些缺陷的掩盖。”
在东方卫视10月31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第165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教授，一起解读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中国式现代化”。
【张维为演讲】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全球瞩目下胜利举行。我记得《澳大利亚人报》网站一篇报道是这样开头的：一个执政党的大会通常都要展示自信，但没有哪个执政党的大会，规模能像中国共产党那么宏大。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做的报告回顾了中国的过去和今天的成就，并展望了未来可能取得的成功。这份报告无疑将是中国未来五年被阅读和引用最多的文件。同一天，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也刊文称：“习近平誓言要带领中国在‘惊涛骇浪’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个报告中提到的“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概念，引发了外部世界的格外关注。英国广播公司BBC称，习近平使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全新提法，把“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
外媒广泛报道了报告中列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一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五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我看到香港《明报》也发文，它是从什么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视角做了一个解释，它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它不是西方那种以资本为中心的、两极分化的、物质主义膨胀的、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之路。
外国社交媒体也出现了不少对比中国式现代化和美国式现代化的短文，有的颇有见地。其中一篇是这样进行对比的：中国模式是以人民为中心，美国模式是以资本为中心；中国寻求共同富裕，美国是两极分化；中国是物质与精神同步发展，美国是无止境地追求物质欲望；中国是人与自然和谐，美国是扩大生态危机；中国是和平发展，美国是对外扩张和掠夺。
新加坡《联合早报》10月17日引用一位香港学者的观点认为，过去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共一直没有大力宣传中国发展模式。现在北京高层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表明中国要光明正大，毫不迟疑地选择自己的路径。
德国《南德意志报》10月16日也发表评论，认为这个报告强调了中国模式作为西方模式的替代品和榜样作用。我们国内媒体报道中，引用比较多的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外媒报道中引用比较多的是：“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我想这反映出中外双方媒体关注点的某种差异，但其实这两句话是一个整体。
中国式现代化所取得的成就已经震撼了世界，这种震撼使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非西方国家，普遍期待能够借鉴一些中国的成功经验。
尼日利亚《卫报》网站10月16日刊文《从中国的成功看尼日利亚的发展》。文章是这样写的，说尼日利亚正在关注中共二十大会带来什么启示、经验、期待和见解。文章说，对于任何敏锐的观察者来说，中国迅速崛起，一鸣惊人，从一穷二白到繁荣富强，从默默无闻到万众瞩目，从世界边缘走向舞台中央，这一切都令人感到惊讶、令人振奋！当然，也令人汗颜。他们有何方法、有何魔法？尼日利亚肯定能从中国那里学到大量的关于国家建设和改革的经验。尼日利亚和中国的双边关系将不断发展，两国合作将不断加强。中国已经向全世界证明了一个国家如何从世界边缘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
不少外国政要也纷纷发表看法，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伊朗总统莱希说，中国政府治理有方，中国在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都取得了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成就。埃塞俄比亚前总统穆拉图说，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发展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因此也取得了中国人民的信任。过去10年，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其承诺的减贫的目标，带领中国迈入发展的新阶段。
哥伦比亚前总统桑佩尔说：我曾多次到访中国，见证了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为中国向世界开放，向世界共同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中国正在树立国际合作的榜样，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我们拉丁美洲国家学习。
巴拿马知名的学者比利亚拉斯，他的观点我觉得颇有见地。他通过比较美国与中国来论述中国式现代化。他这样说的，说美国推动的侵略行为让今天的世界充满了困境、动荡和骚乱，把人类社会置于危险的境地。对于奉行霸权主义的“世界警察”来说，主权只是一个神话，民主只是谎言，繁荣只是骗局。
两千年来，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未曾压迫其他国家的国家。近代以来，受压迫的中国人民找到了答案，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华盛顿的利益套牢了世界，征服着、奴役着和摧残着无数的人民，民主对他们来说是一面假的旗帜，机会均等是一种幻觉，自由是一种幻想。
中国追求繁荣，但不以牺牲穷人为代价；促进财富增长，但财富远离政治权力；惩治各级腐败，打击盗取社会资产的行为，并严防特权阶级的形成。他认为，西方新自由主义正统观念里，衡量国家的质量的术语都是被操纵过的、过度夸大的一些概念，例如“民主”“人权”“自由”。
正是这些话术使我们的人民处于被催眠的状态，无法防止自己的财富被西方盗取，或者我们的权利被严重践踏。他说，如果以满足人民需求的能力来衡量的话，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
谈到“中国式现代化”，我也很有感触，因为过去小平同志曾多次使用过这个概念，但当时的背景与今天完全不一样。早在1979年3月，邓小平会见英中文化协会会长麦克唐纳时就提出：“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
在随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又说：“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70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
大家可能知道，在这之前，我们的口号是上世纪60年代提出的，叫实现“四化”，也就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也可以说，当时邓小平用的“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提法，对我们过去“四化”的标准做了某种校正，使我们更加清醒地看到了实现现代化的艰巨性，使我们的目标变得更加务实。
后来，我看到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拓展和深化的过程”。
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从站起来、富起来迈向强起来，中国完成了我称之为“集四次工业革命为一体的崛起”，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全面崛起并震撼了整个世界。
今天，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并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理论认知和实践自觉。换言之，四十多年前，我们使用“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时候，我们国家还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但今天我们再次使用“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概念的时候，中国已处于一个相当强盛的地位，正如西班牙《先锋报》的一篇评论所述的：中国是过去半个世纪中的全球经济的奇迹，它从一个封闭的贫困的国家发展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并通过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参与者。我们难以用语言来描述中国的经济增长。经过数十年的经济发展，中国已确立了自己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过去相当长时间内，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概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或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比方我们说，“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奋斗目标”，我们说“新农村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等等。
然而从政治叙事的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是有一点差别的。大家可能记得，2021年7月6日晚上，在有来自160多个国家的5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参加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的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他的主旨发言中说了这么一番话，他说：中国共产党将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作出新贡献。
换言之，我个人认为，中国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它的侧重点是中国国内的现代化建设，而当我们讲“中国式现代化”的时候，我们是国内外兼顾的，甚至某种意义上是侧重国际视角的，包括通过国际比较来确立我们的“四个自信”。当然我们从来不愿意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但我们愿意开诚布公地把自己的一整套做法、理念、制度安排告诉整个外部世界，并从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与世界各国分享我们的经验，用总书记的话说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了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两个概念的差异，我也许可以用国际舞台上高铁品质的比较来做一个比拟。世界上有法国的高铁、有日本的高铁、有德国的高铁、有中国的高铁，如果没有高铁的国家想建高铁，他们可以货比三家，进行选择，这个时候如果你说的是“中国特色的高铁”，那么你强调它只适合于中国，但如果你说的是“中国式高铁”或“中国高铁”，那你就把中国高铁推到了国际舞台，让大家进行客观比较。
换言之，我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这一表述方法更加有利于国际政治叙事和国际传播，它是一种更为自信的中国话语，这本身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今天的自信自立的底气。
我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所取得的所有成就：消除贫困、全面小康、科技进步、生态文明、共同富裕等等，中国式现代化成功背后的许多理念、经验和制度安排等等，其意义远远超出中国国界，中国的成功崛起，正激励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大胆探索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我想，最终中国式现代化也会使西方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反思西方自己现代化模式存在的诸多陷阱，以及西方自己面临的许多深层次制度困境乃至危机。谢谢大家！
【范勇鹏演讲】
张老师的演讲带我们回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源流。“现代化”这个词，我是在上小学的时候，在教室的墙上第一次见到。记得当时父亲送给我一个塑料的软皮笔记本，非常有年代感的，里面有张插图是美国芝加哥的照片，我无数次地看，然后记住了每一处细节，当时我心里想，这就是现代化的样子吧，中国有没有可能变成这个样子，如果可以的话，这个未来又有多远。但是今天我知道，芝加哥的样子，不是我们要的现代化的样子。
习总书记在二十大上的报告，描绘了我们想要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为了得出这样一个认识，我们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过程。
我们对现代化的认识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但是长期以来，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存在着一个双重脱节，它对我们认识和探索现代化产生了不少消极影响。
我讲的第一重脱节，是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和它自己的现代化真实历史的脱节。西方毫无疑问是现代化的先行者。西方现代化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有它进步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建立起了自己的现代化理论。这些理论是对它现代化实践的总结，但也是对它现代化真实历史的粉饰和伪装。
比如为了维护西方的统治地位，它就构建起了一整套非常庞大的话语体系，在里边突出现代和传统的对立，意思就是告诉非西方世界，你没有实现现代化是因为你的传统有问题。
他们制造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声称你要是想现代化，你就要限制国家，国家什么都不要管，一切交给市场，交给私人部门。他们塑造法律和道德的对立，声称只有我们西方式的法治才能够实现现代化。然后他们营销西方制度的优越性，认为你不搞我们西方的制度就没有办法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化就先要搞民主化。
问题是非西方世界真的可以西方化、美国化吗？实际上完全不可能，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不能容许中国人都过上我们美国人的生活，这句话实际上就暴露了他们的真实想法。
实际上，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掩盖西方现代化所带来的西方对世界的压迫，富人对穷人的剥削，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它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让非西方世界陷入对西方的依附，让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成为一个永远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第二重脱节，就是我们国内的学术文化界一部分人的观念与中国实践的脱节。上世纪90年代我上大学的时候，最早接触到的重要学术话题就是现代化。可惜的是，几十年过来了，我们的学术界不少讨论依然是与中国现实脱节，与我们党在现代化方面的探索脱节，紧紧跟着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跑。
这就导致我们很多学科里面关于现代化的所谓学术讨论，陷入无效的寻章摘句，完全无法反映和指导我们中国的实践。
这两重脱节给中国的社会观念带来了不少误区和混乱，我们也为此付出过不少代价。没有一种基于中国实践且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现代化理论，不仅不利于我们正确认识自己，而且不利于全世界正确地理解中国。这导致我们的很多努力得不到认可，我们很多伟大实践无法在文化和理论中得到反映，也为我们解决挨骂问题，讲好中国故事，做好国际传播造成了很多障碍。
在这个背景下，我个人认为二十大报告对我们中国式现代化做出的这个全面阐述，是十分及时而且非常重要的。世界对二十大的关注，也毫不意外地把焦点之一放在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个表述上。
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阐述，在理论和实践上，我觉得正好回应了我刚刚讲到的两重脱节。比如对于西方现代化的缺陷和西方现代化理论对这些缺陷的掩盖，我们中国式现代化的阐述一一做了回应。
西方现代化是少数国家、少数人享有的，而我们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带来的是阶级分化和贫富分化，中国式现代化则是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西方现代化重物而轻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西方现代化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西方现代化与战争相伴，中国式现代化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阐述，之所以得到全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的高度关注，就在于它不同于过去的任何一种现代化理论，它是对中国成功实践的客观反映，同时又展现出世界普遍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可以为世界人民提供一条具有借鉴意义的成功道路，让第三世界的孩子们，就像我在上世纪80年代思考现代化的时候，不会仅靠着一张芝加哥的照片来遐想，他们也可以从中国的故事里找到自己梦想的方向。很大程度上，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对现代化的重新定义，也将是人类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再出发。
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一篇文章里边写道：“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今天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正包含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本质要求，这无疑将是中国对人类文明做出的重大贡献。谢谢大家！
【圆桌讨论】
主持人：“中国式现代化”是大家都非常聚焦的一个重点关健词，在二十大的报告当中，关于“中国式现代化”也有这样一个表述，它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当我们说到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的时候，我们怎么来解读？
张维为：国际社会普遍都接受的，比如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在我们国内叫城镇化,等等。但是我看了总书记报告里边，他讲共同特征之后，马上就提到了我们自己的特点，所以是为后边铺垫的。他这个定义中就包括了五个重要的方面，每一方面实际上都是和其他国家的，特别是和西方现代化可以进行对比，我们的现代化走出自己的路了。
范勇鹏：这五个特征针对的就是西方式现代化所带来的一些坑，我们认识得非常清楚，我们报告里面的文字，一方面反映了一种非常辩证的智慧，同时也是一种开放的胸怀。我们一方面承认西方的现代化本身确实是带来了很多人类的普遍性的进步，比如说工业化、城市，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的上升，我们是要学习接受的，但同时我们要对西方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很多缺陷甚至罪恶，抱着一种批判的态度。
另外还补充一点，在过去谈到现代化的时候，我们经常在社会上能听到一种说法，就是说现代化都是人家西方人引领的，其实这个说法是站不住的。现代化的普遍性里边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中国人的贡献，比如说这种国家和社会治理的理性化，这个东西是我们中国人最早发明的，而且是西方学者也承认的，比如像福山承认是中国的秦汉建立了人类最早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
现在进入信息化、知识化的阶段，我们中国逐渐地在赶上。而且我们开始做出我们的贡献了。现在很多方面我们已经是在引领了，所以有一个图景很有意思，在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是西方人在大洋上尽情地探索未知，实际上今天在数字领域，在信息领域，包括在太空探索领域，我们中国实际已经在引领人类的脚步了，这是我们怎么认识现代化的普遍性的角度之一。
主持人：说到现代化的共同特征，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跟经济有关的比较硬的指标之外，其实还有很多软性指标，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特征里，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物质文明跟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里头非常重要的元素都是人，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国特色。
张维为：西方当时讲人的现代化，它特别强调人具有理性思维的能力，西方当时这个“理性”，现在从我们角度来看已经有点落伍了，因为它的理性是“以我为主”、“以我这个所谓优秀的种族为主”，其他人种是不具备理性能力的，他们对黑人的歧视，对其他民族的征服，都经过所谓理性的科学分析，中国没有这种文化，中国是一个总体上比较讲平等待人，寻求人类共同利益的理想和文化。到21世纪你越来越容易看到中国模式的优秀地方。
主持人：其实我们老一辈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那时候也提“中国式的现代化”，每一个阶段可能具体的内容都不一样，都是根据中国那个阶段的发展需要而制定的一个发展方向，有一个时间的脉络和元素在里面。
张维为：这个认识确实是不断升华的,比如上世纪50年代我们特别强调重工业，因为觉得打仗没有武器、没有钢铁这些东西，那是不行的，后来就提更为全面的四个现代化，后来到改革开放开始觉得四个现代化还是不全面，包括硬件、软件都要现代化，方方面面，所以我们就开始提“中国式现代化”，但今天就更不一样了，今天是我们已经形成一整套的制度安排和实践经验，每个领域几乎都有不少自己独创的东西。
主持人：西方的现代化理念对学界有比较深的影响，有的时候也会带来困惑和迷思，为什么中国在实践当中没有走弯路？
范勇鹏：放到一个更长的历史周期来看，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和西方引领的现代化是非常不一样的，西方人开始现代化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自发的扩张过程，参与现代化的人，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等到中国人在1840年之后，我们要思考怎么追赶时候，采取了一个不同的路径。在历史长达百年的探索过程中，我们不停地分析，从不同的角度尝试，最后逐渐整合出一个完整的理论图景。今天二十大报告里边把这个提出来，很大程度上我觉得意味着对过去整个认识过程的整合，这个整合世界上也有很多人能观察到。
比如，前几天观察者网采访赞比亚社会党的主席，叫弗雷德·曼贝。我觉得讲得非常好，曼贝讲中国为什么能实现现代化，第一点就是毛泽东时代的“打扫干净屋子”，这个很重要，我们能够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负担给它打扫掉，然后进入一个独立自主、独立思考探索的状态了。第二点，在我们改革开放把“蛋糕”做大之后，我们要考虑怎么来分“蛋糕”，怎么来解决现代化带来的一些负面因素。
张维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确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回头看，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受西方理论影响特别大，但是中国的干部队伍有一个特点，因为他每天都接触实践，他是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他发觉这个推行不了，要改动，要碰鼻子拐弯，他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这个很有意义。
我当时在外交部做翻译，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就想加入WTO，当时叫GATT，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世贸的前身。但是他们讲的一整套东西，我们不同的部门针对性进行研究，研究后说这个恐怕有困难，实际上就是矛盾的地方。
比如他们要我们开放资本市场，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个肯定不行，这是干部在实践中积累出来，我们的官员甚至高级干部凭朴素的实践就可以知道，西方哪些东西是我们应该学的，哪些是不能学的。
主持人：刚才我们也说“中国式现代化”给了各国建设自己的现代化很多信心，也想请两位做一个解读，当我们放在全球视野，“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给他们带来的到底是哪些信心和启发？
张维为：我们的官方和学界有一点共识，就是我们不向外部世界推销我们的模式，但是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一整套的做法、思路给整理出来，你们可以参考、可以借鉴，实际上现在外国人也是根据他们的民情、国情来考虑的。
比如我们现在“一带一路”走出去，有些项目做得非常好，典型的中国模式，一个就是园区建设，在某个地方试验一下，成功再推广，这个现在是被广泛地接受。还有一个是规划能力，接受的国家也非常多。我觉得中国模式影响力会越来越大，我走了这么多非西方国家，我知道他们太渴望现代化了，太希望消除贫困了。
范勇鹏：所有人都有权力实现现代化。我觉得“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能够给他们一些重要的启发和借鉴，主要有几点。第一点是独立自主，这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像非洲、拉美这些地方的国家，他们的精英阶层、媒体、法律，很多是被西方国家所操控的，它没有办法来做真的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包括欧洲都做不到。
比如现在俄乌冲突里面，很多欧洲的政治精英知道欧洲的利益何在，应该怎么做。但是你看看它的这些很多NGO（非政府组织）、很多议题团体、很多社会运动，实际上在背后被英美所操纵，它就是为了让你这个国家、地区做不了你应该做的事情，所以独立自主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点就是一定要有一个能够具有普遍代表性的政治力量，就像我们中国共产党，那么其他国家可能不一定是共产党，但你要有一个能够代表人民的政治力量。
这个力量要坚定，要强大，要有一套自己的思想。像这种碎片化的多党制，一个党代表一部分的碎片化力量，大家互相博弈，最后这个国家一定就像天鹅拉车一样，它不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政治体制，比如像西方所推广的所谓的民主制度，代议制、选举、多党竞争，它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各种特殊利益群体在里边能够让自己的意志凌驾于整体意志之上，最后绑架这个政权。而我们的制度，就是财富要远离权力。特殊利益群体不能绑架政治权利，不能凌驾于人民的意志之上，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我们中国道路应该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值得大家研究和学习的样本，每个人从里边能读到不同的东西。
【观众提问】
梁天：在长时间西方现代化的体系下，部分的西方国家似乎是已经陷入了一个发展的困局，那么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否能够给这些西方国家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呢？
张维为：拜登上台之后，他正式地宣布，他有产业政策（industrial policy），然后他也开始搞规划了，已经搞了三个美国版“一带一路”了。当然他更多是宣传，眼花缭乱的名字，但是美国媒体把它们称为美国版的“一带一路”，换句话说中国的成功，中国的经验对他们是震撼的，美国现在有点心乱，我们也这样做吧，也试试看吧，而且美国现在有个词，我们中国有人也把它翻成举国体制，whole-of-the-state approach，整个国家，所有政府部门都要参与的方法，那么它对中国所谓“制裁”也是这样的，所有政府部门都必须落实。我想最终越来越多的西方有识之士会看到“中国式现代化”给他们带来的启迪。
范勇鹏：“中国式现代化”可能对第三世界的启迪意义更大，从客观来讲，西方的现代化有些方面确实我们的经验不太好解决它的问题。为什么？有很多是他们自己长期问题积累下来，在今天对它形成的反噬，这个我们是帮不了它的，只能靠它自己来解决，比如最典型的西方现代化早期过程是离不开殖民、剥削、压迫，它养成了这种靠剥削别人来生存的习惯，那么今天面临着财政破产的问题，说白了你要习惯于去勤奋去工作，去勒紧裤腰带，去艰苦奋斗，这个东西我们教不了你。
第二，西方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了种族灭绝、种族主义，这个东西现在开始反噬它的社会。
第三，它的政治体制会让它的一小部分统治者、精英群体，他们实际上是希望用自己的少数权利来压倒社会的多数权利，它面临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社会形不成一个整体的凝聚性效应，这个东西也是我们帮不了它的。所以这些问题我觉得都需要西方人，你要自己来想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如果做到这一点，他能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的魅力。
刘晶晶：我们在二十大的报告中关注到国家安全被给予了比较显著的位置，在10月12日，拜登政府发布了一篇长达48页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中将我们国家定位成“美国优先的、首要的、全球性的竞争对手”，随着我们党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认识的不断深入，我们提出了我们要把发展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么请问两位老师，就国家层面来说，对于美西方的这种针对，我们是否已经做好了长期顽强斗争的准备了呢？
张维为：总书记报告是有很强的底线思维，他甚至用了“惊涛骇浪”这样的措词来形容我们要做好最坏的准备。我们现在讲“安全”，这个词也是这次报告中出现得最多的词之一，现在这个安全已经不是过去我们叫传统安全，军事、国防安全，现在是大量的非传统安全，比方说生物安全、粮食安全、科技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等等，这些都非常重要。我们要做好最坏打算，我觉得这是提醒我们人民群众都了解这一点，这非常有好处。
范勇鹏：对，近几年确实世界安全的挑战上升得非常快，安全是一个重要议题，所以我们报告里边对安全也非常关注。对于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我们抱着一种什么心态呢？我觉得一方面战术上是要充分重视的，张老师刚才讲了，不排除它是会做一些极端的挑战。
但是在战略上要对它有藐视的。为什么呢？其实看一看双方的姿态就能看出来，美国这个战略报告，把别人给定义为敌人，然后来跟你较劲，其实是一种非常低级的思维方式。以我所了解，西方的精英集团、统治集团，实际上他们连自己国家未来长远的方向都不考虑，他们的国际金融和资本集团很大程度上想的就是我逮着谁吃一顿，然后下次我再逮着谁再吃一顿。上世纪80年代收割了阿根廷，然后上世纪90年代把东亚给收割了，1991年苏联解体，把苏东收割了一波，然后2008年之后又把欧洲给收割了一下，现在发现地球上“大块头”就剩两个了，中国、印度。
它的精英集团想的是拿个盘子，等着下一顿去收割谁。所以他没有这种长期战略思维。这样一种思维其实不可怕，但是很危险，我们在战术上要有足够的手段来威慑他，不能让你铤而走险，但是在战略上我们其实已经超越他了。
读我们的报告，每一个段落想的都是千秋万代，想的都是我们人民的长远利益，想的都是人类未来，人类共同命运，与西方这种思维方式对比高下立判。两种思维方式决定了将来的前途，中国的前途是星辰大海，从思维方式上我觉得我们就已经“心胜”了。
王彪：以现代化自诩的很多欧美国家社会分裂现象层出不穷，他们的各种利益集团的矛盾难以调和，导致他们的政府朝令夕改。反观我们国家的二十大的召开，承前启后提出了很多中长期的政策，我想请问两位老师，二十大的召开对于我们国家的政策稳定性在哪些方面能够提供支持？我们国家又该如何利用自身的政治确定性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挑战？
张维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充满了不确定性，过去几年我们看得特别清楚，而中国二十大证明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向世界提供了最大的确定性、可预见性。怎么做到的？我们背后有一整套的制度安排。我们制定了这么多规划，关键几乎所有的规划都是提前完成的、超额完成的。一张蓝图绘到底，这都是确定性。
我一直建议西方好好研究中国模式，你看现在欧洲对中国投资猛增，今年前8个月增长120%多，跟去年同期相比，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欧洲的企业家看得非常清楚，中国就是未来，有最完整的生产链，最大的消费市场，最多受过教育的工程师队伍、科技队伍等。
范勇鹏：这次我关注国际媒体，确实有很多人谈到了确定性的问题，今天世界上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了。实际上我们做个历史比较，现在跟一战前、跟二战前的世界来比，有些方面确实蛮像的，但是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的变量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存在。
中国确实是给世界提供了很大的确定性，我们是一个稳定的“压舱石”。其实从我们国内的发展来看，我们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要实现自己的目标，一步一步地就这么走过来的，而且这里边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光明磊落，没有阴谋。
我们要做什么都是写在纸上，写在我们的规划里边的，让那些愿意做我们朋友，愿意来投资合作的人知道我们未来是什么样的，所以张老师讲，你看现在欧洲的很多企业，像巴斯夫这样的大企业都跑来中国来投资，因为中国的确定性。
但是今天你跑到美国去投资，去建工厂，未来是什么样的你不知道。这是我们光明磊落带来的一个正面效果。当然有人会问了，你光明磊落，把什么都讲出来，那么你的对手、你的敌人是不是也知道你要怎么做？这个东西就是“大道”，“大道”是不在乎你支持我还是反对我。我们有如此强大的人民，有如此坚定的党，我们一定能做到，这个恰恰给世界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定心丸”，那么我觉得在未来这样一种确定性的历史意义会越来越多的呈现出来。
（主讲嘉宾：张维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范勇鹏，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观察者网”“东方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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