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已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也是当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经济学、法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把握好共同富裕的内涵与实质，需要基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历程的视阈，疏理与条陈共同富裕提出和发展的源与流；阐释好共同富裕实现的目标性与过程性的统一，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基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已达基尼系数警戒线的客观实情，充分认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挑战；构建好共同富裕实现的关键路径，需要确立劳动、资本、权力的伦理限度，形成提升劳动收益、遏制资本掠夺、钳制权力扩张的三维协同框架。
数据显示可见，2020年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15823.7元，相当于西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2%。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个省GDP数值排名来看，连续三年（2019年—2021年），东部地区的广东省、江苏省和山东省GDP数值位列前三，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GDP数值位列后三。以2021年为例，东部地区的广东省GDP高达124369.7亿元，而西部地区的西藏GDP仅有2080.2亿元，最低值与最高值相差近60倍（见图1）。
第二，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应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鸿沟的挑战。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虽然在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要素流动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城乡居民在收入、医疗、养老等社会福利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仍是不争的事实。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和202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834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40378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3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15204元，增长5.7%。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56，比上年缩小0.08”。202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412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4350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93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16902元，增长11.2%。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50，比上年缩小0.06”（见图2）。
基于近两年数据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虽然我国城乡收入都在稳步增长，而且二者的收入差距也处于逐年缩小的趋势中，但2021年城乡收入之间仍存在2.5倍之差。可以看出，我国加快城镇化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任重道远；同时也表明，我国积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壁垒”对于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不仅意义重大，而且时间紧迫。
第三，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中等收入陷阱”是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社会风险。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奉行单纯的GDP增长方式，虽然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得到高速增长而使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后劲乏力，尤其是法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未能及时跟上，公权力没有得到有效规制、社会利益获取机制不完备，致使社会腐败盛行、道德沦丧、贫富分化严重等。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关系得到了合理的调节，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社会经济增长。2010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彰显了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经济发展水平与国民收入水平呈正比，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民收入相应得到了较大提高。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0000美元，2021年人均GDP达到12551美元，距离2021年7月世界银行公布的高收入国家最新标准12695美元相差甚微。根据2021年7月世界银行公布的标准，我国属于中高收入国家，实现了由过去的低收入水平迈进中等偏上水平的重大跨越。应该说，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中等收入”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占有量的世界公认的衡量标准，它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但不能反映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收入的差距，即它侧重的是居民收入的平均线，显然，它无法反映低收入与高收入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换言之，“中等收入”的指标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的整体富裕程度以及在世界各国比较中的排序，但不能反映该国家或地区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社会学理论揭示，社会结构形态类型与社会稳定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低收入和高收入人群在社会人口构成中的占比少而中等收入人群占比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是最稳定的社会形态，即橄榄型社会结构从贫富阶层群体分布来看，是中等收入人群在社会总人口中占比大而低收入和高收入人群占比小的“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形态。基于此，各国在发展经济过程中，不仅注重提高GDP和居民总体收入，而且也注重调节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尽量扩大中等收入人群规模，以避免社会的撕裂和动荡。
通过对五组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级数据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2020年我国高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低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多出72425元，是其10.2倍；按照五组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级由低到高的序列，高一等级组别比其相邻低一等级组别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差额依次为8573.9元、9806.2元、14922.8元、39122.1元，呈现逐级差距加大的态势；对中间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比较可知，中间偏上与中间偏下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居然相差24729元（见表2）。这表明，即使居民都是中等收入家庭，中低与中高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仍存在较大的差额。无须多论，目前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同等级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对我国共同富裕的实现构成了极大的挑战与威胁，尤其是伴随财富累积效应的突显和财富代际传递的加强，社会上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固化问题会更加严重，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跨级流动会显得更加困难。
第四，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应对基尼系数“警戒线”预警的挑战。社会财富总量增加以及人均财富占有量的整体提升，只是实现居民生活普遍富裕的前提和基础，但不能反映社会财富的分配状况以及预测贫富分化对社会稳定的危险等级。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 ）是国际上专门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通用指标，它通过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程度，预警对社会稳定构成的危险等级。所以，世界上各个国家在发展经济、提高GDP的同时，都会关注基尼系数的高低，以防范本国或地区贫富差距过大，避免加剧社会矛盾尖锐化和引发社会动荡。我国近年来基尼系数分别为：2012年为0.474，2013年为0.473，2014年为0.469，2015年为0.462，2016年为0.465，2017年为0.467，2018年为0.468，2019年为0.465，2020年为0.468（见图3）。
数据显示，我国的基尼系数近些年的波动态势并不乐观，尤其是2020年又有小幅升高，而且近10年的指数都处于0.4国际警戒线之上。我国基尼系数持续偏高的现状，既表明近些年来我国收入分配不均衡问题仍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同时也表明，当前政府通过构建各种政策的“组合拳”，使社会成员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能够共享成果，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唯有“蛋糕”做大和“蛋糕”分好相得益彰，才能避免“中产阶层塌陷”，有利于共同富裕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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