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坤：应该正视中国的投降派问题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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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坤：应该正视中国的投降派问题
2022-05-06
当前的中国有没有战略与政治上的投降派，对此很多人要么缄口不言，要么顾左右而言它，就是不予正面回答。但这却是一个回避不了的大问题。为此我们可以明确地说，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有投降派，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历史经验。中国尤其如此，现如今也不例外。在伟大的战略斗争中，投降派将阴魂不散始终存在，反对投降派，是伟大斗争的重要目标之一。不把投降派的问题摆在重要位置，所谓的斗争也就无的放矢，就缺少应有的内涵。投降派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问题上有不同的表现，当前阶段，他们在如下几个问题上表现得突出和显著：美国特朗普当局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在中美贸易战的过程中，有人上蹿下跳，把美国发动贸易战的责任全部推给了中国，说什么是因为中国不守契约、不守诚信，才让美国对中国发动了这场贸易战。还有人将美方对贸易战的责任撇得一干二净，却指责中国社会在用“战争思维”来分析美国对华的“合法行为”。在此基础上，有人公开提出要对美投降，大声宣告称早投降比晚投降好，说什么早投降，还可以站着投降，不算难看；晩投降就只能跪着投降，那就难看了。上述这些人断定中国必须向美国投降，除了投降之外别无出路。在发动对华贸易战的同时，白宫当局还瞄准中国的高技术下手，要用“卡脖子”的办法来扼死中国，具体焦点就是电子芯片。当此之际，有一家中国著名高技术企业的总裁声称，我们不需要造芯片，我们也不需要自己的操作系统，我们不会被美国所封杀，公开反对在高新技术上自立自强。更还有人声称，“中国人永远不可能在芯片领域崛起到可以追赶上美国的地步，更不要认为可以超越。是的，没那个可能。如果你精神正常，请放弃抵抗，聊点别的吧”。投降派在抗击疫情中的表现与表演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武汉抗疫时期，他们内外合流猛烈攻击中国，投降派冲在前面成为疯狂的杀手；第二阶段在美国疫情爆发之后，他们主张中国应该无条件援助美国，喊出了“救美国就是救自己”等新口号；第三阶段为中国吉林、上海等地疫情阶段，他们攻击中国的“动态清零”的办法（参阅笔者文章《有关抗疫与抗美的两股逆流说明了什么》），主张效仿美国西方模式，实行“躺平”的政策，实现同病毒共存。乌克兰战争中，针对中国与中俄关系，美国实施了各种各样的胁迫与恫吓。配合美国的无耻行径，中国的投降派也进行了多种色彩的表演。一是打起反战的旗号，签署联名信、宣言书，高举所谓反战反侵略的大旗，声援乌克兰谴责俄罗斯；二是呼吁中国站在“世界多数”行列，按照美国的要求制裁封锁俄罗斯，向美国示好，借机改善中美关系；三是呼应美国的要求，主张中国出面调停俄乌冲突，说什么是时候让中国帮忙给普京一条退路了，鼓噪中国为美国去火中取栗，等等。上述种种，说明当今中国投降派的表演与表现可谓相当充分。当然，这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实际的情况是，他们一直在中国进行着全程、全面和全方位的展示与活动，是中国社会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当代中国新兴资本主义势力蓬勃发展，已经做大做强。从总体上说，这个势力不过是世界资本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同西方资本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密切相关性（有关这方面的问题，请参阅笔者《有关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若干问题》、《当代中国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关系》以及《应高度关注中国资产阶级“三化”的问题》等文章）。他们核心的利益诉求是同西方资本主义深度融合融入。他们同西方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师徒关系，作为资本主义的现代中国学徒，这个群体的基本的政治主张是结成二者之间的神圣同盟，他们对未来的愿景与期望是彼此并肩携手、共同走向未来。但是，西方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前低头屈服，西方现代资本帝国也不可能甘居中国之下，在这样一种强烈的战略诉求之下，相应的主张自然就是中国必须投降，中国也理应投降。因此，在中国新兴资本主义势力看来，中国向西方投降就是合理与必然的历史逻辑。上文所列举几种投降论调所反映与体现的，总体而言，就是当代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与利益要求，其经济与社会基础就在这里。上述各种投降主义论调并非什么就事论事，也不是什么不同观点、不同意见，而是有系统、有纲领、一脉相承和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其核心支撑仍然是所谓的自由、民主这套普世体系，譬如其变种的说法“不在乎大国崛起，只在乎小民尊严”之类。这个思想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十分严密，是西方资本主义几百年发展进程中苦心孤诣建构起来的价值学说，等闲难以将其解构，更不用说批判与否定了。这一思想理论体系为当代中国一些人所掌握所运用，一直都是他们行走天下、赢得功名利禄而得心应手的利器，已经深入这些人的血液骨髓之中，只不过在具体事件中加以变化性的具体运用而已，但万变不离其宗。这其中值得注意有这样一股思潮（也许就是一种说法），那就是动辄拿民生说事，总是以民生为借口，将其当做中国必须屈服西方、不得奋起反抗的依据。在中美贸易战问题上是这样，在抗击疫情问题上也是这样。抗疫期间，有些城市不得不封控，于是这些人就把食不果腹、啼饥号寒等如何民不聊生的事情端出来，作为他们攀上道德与道义制高点的依据，据此发起猛击的攻击，好像他们反对“清零”、主张“躺平”向西方开放，是多么为民请命一般。其实，现如今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只要政府真正履行职责，就没有任何必然理由因疫情封控而导致民众饥馑（这一点，在中国绝大多数的疫情封控城市管理中都得到了证明）。封控肯定会带来居民生活上一定程度的不便和困难，但这些困难在社会主义制度机制下完全可以克服，而且也必须克服。克服这些困难是为了战胜更大的危机与困难，是为了夺取根本性的胜利，这个道理十分简单。但攻击中国抗疫模式的人对此嗤之以鼻，他们只把自己做生意发财看得无比珍贵，无论如何不能受到干扰，于是不惜一切代价、制造一切借口，要让国家战略与民族安全服从和服务于他们资本牟利甚至当买办、发大财的欲望。不仅在抗疫政策上是这样，而且在一切国家发展的内外政策上都是这样，总要拿狭隘的“民生论”来绑架整个国家与民族。投降派在当代中国有广泛的活动空间，可以上下左右纵横驰骋。中美贸易战期间，人民日报曾发表过一则短文《让“投降论”成为过街老鼠》，说得很是鼓舞人心、振奋士气。但其实难堪，成为老鼠的只是个别人，真正的投降论大佬却蔚然显赫、位高权重，他们中很多都是各方面各领域的权威，都能登堂入室，或者身居要害位置，或者赚大钱、发大财、出大名。相比于中国民众之乌合性而言，他们更高端、更权威、更具有操控舆论影响的组织度、节奏感与秩序性，因而也就更加发达显赫。近年来，中国的公知们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使投降派稍遇小挫，但对于他们的整个体系来说，这个面还很窄，并没有伤筋动骨。他们所依托的平台既有传统舆论阵地，也有新兴的网络阵地。迄今为止，所被砍掉、灭掉的只是边角皮毛而已，真正有作用、见成效的骨干主阵地，依然在他们的实际掌控操纵之下。总之，投降派在中国地位相当重要、影响十分重大。根据大家惯常所闻所见，我们感觉是很多人对此都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相关职能部门也往往都装做不知道、没看见，闭目塞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此可是说，对投降主义和投降派不愿碰、不敢碰的现象比比皆是，睁一眼闭一眼算了。这样做的结果，当然等于是事实上姑息，漠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但这还算比较中立的态度，更要命的是，一些地方和单位还极力怂恿讨好这些人，将其视为权威，对他们从西方趸来的那些思想理论顶膜礼拜，视为真经妙品，将他们的海外关系视为宝贵的资源加以利用。可以说，没有当代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对投降派大面积的“崇”与“拜”，中国的投降主义与投降派绝不会一直都如此这般地张扬招摇。但是，历史经验证明，对投降派采取这样的态度注定要吃大亏、倒大霉。投降主义和投降派存在是必然的，但如果不予正视和不加以治理的话，则必将对国家、民族和事业造成极大的伤害。在现阶段，投降派的危害甚至比汉奸更大，因为和平时期汉奸的市场空间并不大，像余茂春那样的人只能在霸权那里摇尾乞怜，在大陆总体上没有存身之处，但投降派则不然，他们都打着为国为民的旗号，因而也更加具有欺骗性与危害性。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处理起来着实不易。惯常的办法比如批评教育、正面宣传引导之类，人们都熟稔于胸。这里笔者感到，有这样一个问题值得特别提起，那就是要在中国有步骤、有计划地深入开展“去美国化”。据说，美国正在搞什么“去中国化”，这对我们很有启发，中国也应该顺势而为，照此办理，不但要在经济上“去美元化”，还要在政治上“去美元化”，更要在形而上的层面“去美国化”。在这方面，当年中国的抗美援朝运动就是很好的借鉴。当年的抗美援朝运动，在国外国内两条战线同时开打，在有硝烟和没有硝烟的两个战场上一并打掉恐美、崇美和亲美情结，只有这样才能赢得真正的胜利。正如一句老话所指出的那样，“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当代中国在经济层面去美元化不难，但在思想意识层面去美元化、去美国化却很难，这是一件历史性的任务。（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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