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多次谈加快“一带一路”建设
原题：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的深刻时代背景
——“一带一路”新丝路战略解读之一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表示：为了使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
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习近平先后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大战略构想，强调相关各国要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
这是中国领导人在世界政经版图上自信而从容写下的一个大手笔，这个全新的宏伟战略构想，从历史深处走来，跨越时空，融通古今，连接中外，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承载着丝绸之路沿途各国发展繁荣的梦想，赋予古老的“丝绸之路”以崭新的时代内涵。
“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最高决策层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关乎未来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繁荣乃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顶层设计”。“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
一是国内改革步入深水区，对外开放面临调整转向，经济发展处于换挡期、阵痛期、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新阶段，社会改革和发展到了矛盾集聚、风险积压、需要攻坚克难、爬坡过坎的关键期。
当前我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就是“三期”叠加。所谓 “三期”，即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这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这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动选择；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是化解多年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必经阶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十八大”后党中央提出了改革开放再出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新方略，重新定位经济发展“新常态”，实现国民经济从高速增长到常态平稳增长的“软着陆”，维持可持续发展和适度增长。这就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大资源和市场，寻求新的经济发展驱动力和增长点。习近平亲自挂帅的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等总揽全局的顶层设计决策机构的成立，足以表明中央再举改革开放大旗、应对国内国际挑战的决心和勇气。从当年改革初期的“摸着石头过河”，到积极应对、主动出击，体现了历史的变迁，时代的进步，决策者的魄力和勇气，也反映了问题之复杂，困难之巨大，挑战之严峻，任务之艰巨。
二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推进，全球经济增长和贸易、投资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经济到了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需要进一步激发区域内的发展活力与合作潜力。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产业结构进入了深度调整期，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发达国家增长乏力，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回落；世界工业生产收缩，制造业处于下行期，原先具有全球产业竞争优势的工业化国家普遍出现了结构性失衡，新兴经济体加剧了全球工业竞争，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发展速度有所下滑；世界资本流动减速，金融资产增长缓慢，发达经济体对外投资一蹶不振，原先专注于资本输出的国家开始将目光转向国内，使全球资本跨境流动大幅下挫，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资本市场动荡加剧，投资回报率普遍下降；经济增长的疲软严重拖累世界贸易的增长，世界贸易持续低迷，出口形势急剧恶化，世界商品与服务贸易的出口正在经历深度调整。
世界经济结构的这些变化和调整，呈现如下明显特征：一是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发生变化，过去几十年引领着全球经济增长的发达经济体，受困于高额的政府债务、投资机会的缺乏、欧债危机的冲击、产业创新的缓慢、紧缩的货币环境、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等因素，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作用已经发生动摇，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始终保持着较高增长率，逐渐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二是世界工业生产格局出现分化，发达经济体工业增长减速，部分产业空心化，而新兴与发展中国家工业增长表现不俗，但作为工业增长引擎的制造业要想在全球工业生产格局中凸显领导力，仍尚待时日；三是世界资本流动格局发生逆转，原来的西方发达资本输出国大幅减少境外投资，加速全球资本的回流，恶化了发展中国家融资环境，偿还外债能力减弱，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加剧；四是世界贸易格局进一步分化，美国、欧盟、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刺激政策的作用下商品出口增长较快，日本出口形势则急剧恶化，而在商品进口方面，亚洲发展中国家增长强劲，继续保持领先，美国和欧盟进口则持续乏力疲软。在此情形下，我国对外开放长期以来主要的对象西方发达经济体国家为主的格局，需要调整、转向，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我国周边的东盟、中亚、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资源丰富，潜力巨大，亟需通过合作活力激活发展动力。
三是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中国成为世界能源进口和消费大国，原油进口来源和运输渠道比较集中和单一，这种原油进口格局与近年来南海局势的紧张，使得我国原油进口潜在的“马六甲之困”日益突出，能源安全形势加剧。
在当今国际舞台上，原油领域的竞争已经超过了纯商业的范围，甚至成了世界大国经济、军事、政治斗争的重要武器，近年来美俄因乌克兰局势而交恶掀起的原油价格较量，就是最新的明证。研究表明，自1996年以来，中国原油进口量快速增长，原油进口依存度飙升，进口主要来源地却愈趋集中。据海关统计，2003年~2013年十年间，我国进口原油从9100万吨逐年增加，到2009年突破两亿吨大关，2013年达到2.82亿吨。原油进口来源主要集中在中东国家、非洲的苏丹等地，原油进口来源地区比较集中。原油进口量的80%需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对外依存度高达58%，而据外媒报道，国家原油战略储备仅三天。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原油安全保障对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今国际原油市场深受国际政治的影响，使原油进口国的原油供应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原油进口的安全性受到很大挑战。尤其是我国原油进口过度依赖中东地区和马六甲海”，在中东局势动荡、美国插手南海的情况下，我国的能源安全受到严重挑战，潜在威胁加剧。开辟新的原油供应国或地区，开通新的安全输送管道，实现原油进口的多元化，已经是亟待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
四是“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国际舆论尤其是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发展和崛起抱有疑虑、担忧甚至戒备、敌意。
西方社会的“中国威胁论”其来有自，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威廉二世就提出所谓的“黄祸论”。到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也曾炒作过“红色威胁”。1950年麦克阿瑟就曾公开辱骂新中国是“共产主义黄祸”。中苏关系紧张时，苏联也兜售过“中国威胁论”。冷战后，“中国威胁论”又开始在美国、日本、菲律宾等国泛滥起来，迄今已经历了四波。第一波是1992-1993年间，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断言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结合将是西方文明的天敌。第二波1995-1996年，李登辉访美两岸关系紧张，中美围绕台湾问题发生军事对峙。第三波在1998-1999年，亚洲经济危机中中国经济逆势崛起，经济影响力迅速扩大。第四波是进入21世纪后，内容扩大，如食品安全威胁论、环境威胁论、军事威胁论、粮食威胁论、经济威胁论、网络威胁论、地缘政治威胁论等。
对“中国威胁论”释疑解惑，不仅要加强宣传解释，讲好中国故事，做好中国传播，播好中国声音，还要用实际行动昭示天下，向世界宣告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崛起不以损害别国的利益为代价，不构成对任何国家的威胁。
五是中美战略博弈日益白热化，美国“重返”亚洲再平衡战略与中国参与建构国际新秩序形成越来越激烈的对冲。
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美国推行所谓的“重返”亚洲再平衡策略，意图围堵中国的发展空间，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在外交、军事、安全、经贸等领域实行了一系列新举措。如推行“巧实力”外交，强化“美日安保”，企图拉拢日、韩、菲、澳等国缔结“小北约”，打造环绕中国东部的“三条岛链”，构建从日本东京到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新月形”包围圈，明里暗里插手东海、南海问题，驻军澳大利亚、重返菲律宾，炒作海空一体战、离岸作战，在APEC之外提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意欲继续主导亚太政经格局，遏制中国发展。
与此同时，凭借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成就和累积的国家综合实力，新兴的复兴中的中国积极参与建构国际新秩序，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战略、新机制，倡导成立了许多新的地区或国际组织。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世界多极化、倡导多边安全机制等前提下，新一届中国领导提出了亲诚惠容的睦邻政策，全新的亚洲安全观和亚洲梦，并首倡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同时，中国逐步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国际对话渠道和合作机制，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G20、APEC等国际事务，参与协调地区事务如东盟10+3、中日韩领导人峰会、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等机制，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发起并主导上海合作组织、博鳌亚洲论坛、中欧论坛、中东欧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国东盟10+1、亚信峰会、金砖国家峰会、中-南美、加勒比海国家、中-南太平洋岛国等对话平台；推行中孟印缅、中巴经济走廊、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区等区域合作建设项目，倡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开发银行、金砖国家投资开发银行、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和丝路建设基金；加快自贸区建设和谈判进程，倡导缔结“亚太自贸区（FTAAP）”……而能把这些新思想理念和对话合作机制落到实处又能统领全局的，恰恰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大战略构想。无论是和平发展、繁荣进步还是睦领友好、开放包容这些理念，也无论是政治、外交、军事、安全还是经济、贸易、文化、科技这些领域，都可以在这“一带一路”战略中得到体现，落地生根，发挥实效。
在这一点上，习近平进一步提出了以开放包容原则加强“五通”的具体设想。第一，加强政策沟通。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本着求同存异原则，协商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在政策和法律上为区域经济融合“开绿灯”。第二，加强道路联通。上海合作组织正在协商交通便利化协定，尽快签署并落实这一文件，将打通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运输大通道。在此基础上，积极探讨完善跨境交通基础设施，逐步形成连接东亚、西亚、南亚的交通运输网络，为各国经济发展和人员往来提供便利。第三，加强贸易畅通。丝绸之路经济带总人口近30亿，市场规模和潜力独一无二。各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各方应该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问题进行探讨并作出适当安排，消除贸易壁垒，降低贸易和投资成本，提高区域经济循环速度和质量，实现互利共赢。第四，加强货币流通。如果各国在经常项下和资本项下实现本币兑换和结算，就可以大大降低流通成本，增强抵御金融风险能力，提高本地区经济国际竞争力。第五，加强民心相通。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搞好上述领域合作，必须得到各国人民支持，必须加强人民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为开展区域合作奠定坚实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
这“五通”从政策到民心，从道路到贸易，乃至货币，可谓虚实结合、重点突出，为“一带一路”建设指明了方向，确立了机制，落实了内容。而贯穿并统领“五通”的，就是“丝路精神”，就是古代丝路各国共同创造的丝路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带一路”战略堪称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妙招，“一子落而全盘活”的活棋，是理念价值与交流方式、合作机制、具体措施相结合的最佳载体。
（作者是浙江省著名青年文化学者；来源：人民论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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