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惠勤：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出发点

 

2023年6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前，到中国国家版本馆考察。

 

［摘要］确立文化自信、保持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生机活力，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出发点。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努力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要求。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坚持运用，以“真正的实证科学”超越传统的实证科学、以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资本主义旧文明，在批判文化虚无主义的同时批判文化复古主义，是实现文化强国历史使命的关键。

 

研究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首先要把握好其中的世界观方法论，领悟贯穿其始终的立场观点方法。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涵深刻，学理性强，理论热点难点多，面对的现实问题新颖。只有从出发点切入，领悟其根本立场，才能减少弯路、获得真知。

 

确立文化自信、保持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生机活力，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出发点。“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观点，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的根本立场。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可见，保持马克思主义生机活力是坚持“两个结合”的根本立场，围绕这一中心，我们可以从中把握其基本观点。

 

一 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

 

保持马克思主义生机活力的前提是对其坚定信仰、决不背弃。习近平反复强调：“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常规情况下不难，但在非常状态下则不易。

 

(一)在21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遇到的新挑战

 

进入21世纪，我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自信问题：一方面，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来越明确；然而另一方面，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化国家却并不清晰，主张“现代化即西化”的“普世价值”论一度甚嚣尘上。甚至在中国式现代化已经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已经处在不可逆的状况下，用西方现代化的“普世模式”诘难中国，断言中国只能作为“哲理大国”，而非“普世大国”真正崛起的论调依然猖獗。这充分说明，道路之争的背后是文化问题，文化自信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中举足轻重。

 

意识形态是文化建设的引领力量，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了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批评主张“全盘西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同时，他还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新概念，强调走自己的路，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标识。进入新时代，我们明确提出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方向。其中文化自信的关键，就是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生机活力。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首先是用马克思主义确定什么是“中国实际”，真正提出“中国问题”

 

这里的关键是正确解读中国历史，明确方向和出路。我们看到，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作出了卓越贡献，成为世界上伟大的民族。但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为了民族复兴，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进行了各式各样的尝试，但终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这就是中国的实际。

 

如果说中国具体实际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中国与世界后才能确立的话，那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更是如此了，它绝不是“自明”的。如何区分传统文化中民主性精华与封建性糟粕，必须有科学理论的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概括，本身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得到的科学抽象。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绝不能“自行跨代”，即自行超越工业文明而彰显当代价值。它只有通过科学理论的鉴别、清理、发掘以及激活，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在当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中发挥作用。这当然更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因此，把“第二个结合”解读为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平起平坐”，自然是无稽之谈。只有从这样的理论基点出发，才能深入领悟“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创新。

 

(三)区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两个层面

 

由上可见，“第二个结合”是在确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下提出的，因此，关于它的所有讨论都是在维护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下第二个层面上的讨论。例如，关于“根脉”“魂脉”问题，这里讨论的是中华民族当代文化形态、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以及思想理论的创新，并不涉及历史发展的根基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的关系问题。换言之，中华文化这个“根脉”，本身就是运用唯物史观得出的结论，是民族精神之“根”；同样，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也构成了当代中国民族精神之魂。因此，不能把关于“根脉”“魂脉”的判断扩大到整个历史观，甚至据此做出文化史观的误读。

 

二 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更高的历史使命

 

“第二个结合”提出了对中华文明深入挖掘、全面激活、融入当代的要求：一方面，以中华文明五千年不间断历史的规律性认识为基轴，对中华文明的整体性把握要有大突破。不仅要一般性地区分糟粕精华，形式上进行归纳整理，抽象地演绎当代价值，而且要立足当代潮流进行深入挖掘，立足创新发展激活优秀传统，立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换时代内涵。另一方面，以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为方向，在体现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上要有大突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要成为马克思主义接地气的民族形式、生动活泼的大众化手段，更要完美地融进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真正成为当今时代精神精华的有机构成。这一历史使命概括起来，就是习近平所指出的：“‘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一)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如何有机融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首先要充分发掘其世界观层面的生机活力与局限性，确立有机融入的方向。从世界观看，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观点是物我一体的“天人合一”，其蕴含着朴素的人和自然、人和人相统一的理念，由此形成了中国人固有的天地人相一致的信仰方式。人以自身的生生不息与天地共存，因而中国传统的信仰方式就建立在信奉历史的无限延续上。对历史不朽的信奉，深深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以上不愧先人、下不负子孙为最高道德命令。中华传统信仰方式立足世俗，但不等于它不具有信仰所必需的超验性和终极性特征，这也是它与宗教信仰相区别、而与马克思主义信仰高度契合的原因。“无愧先人”“丹心汗青”不仅是崇高的家国情怀，也是安身立命之本。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物我一体的“和合”世界观，挡不住西方工业文明科学与信仰分离的“二元论”。把科学限于实证知识，而把信仰留给神秘主义，是西方哲学世界观演进的基本态势。科学解决生存条件，信仰解决生存意义，似乎是天经地义，其“尚方宝剑”正是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实证科学”。也正是因为如此，科学必须“价值无涉”，必须去除意识形态和信仰，这居然成了信条。在西方“实证科学”及其成就面前，中国一度落伍了。随着资本主义入侵，国家蒙辱、民族蒙难、文明蒙尘成为现实。为什么只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就是因为“近代以后，创造了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遭遇到文明难以赓续的深重危机，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有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中国共产党，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这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只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救中国，这是不争的事实。

 

(二)为什么传统文化的朴素“物我一体”打不过事实与价值割裂的“二元论”？

 

这是因为支撑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实证科学”，以静态、局部、现象为对象，以观察、经验事实、实验为依据，以精细化计算、公式化成果为追求，这就导致了早期工业化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推动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展。尽管工业文明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但它毕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生产力，创造出空前巨大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没有科学世界观的指导，朴素的物我一体解决不了人和自然、人和人相统一的道路问题，而只能作为一种美好的愿景存在。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可见，工业文明绕不开、丢不掉，超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不能靠“返璞归真”，不能是简单的“返祖归宗”。要有在开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基础上的“返本开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型工业化需要世界观的理论创新，首先是奠立“真正的实证科学”。片面的科学只能被全面的科学取代，而不可能被想象、猜测战胜。因此，我们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决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同时，也必须坚决批判文化复古主义，打破以为照搬传统文化就可以拯救当代人类文明的幻觉。

 

(三)为什么只有在唯物辩证法基础上才能形成“真正的实证科学”？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止步于现象界、没有对世界进行整体性把握的科学认识还算不上“真正的实证科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传统的“实证科学”不仅把信仰排除在科学之外，而且其与人的认识及科学发展的总趋势背道而驰。如果仅以直观的感性现象为真正的实体，把“普遍性存在”只作为“个别”抽象出来的“一般”，世界的整体性“实存”就成为纯粹的抽象名词，而我们面对的“客观”则将是杂乱无章的“碎片”。实际上，客观实在的整体性世界不仅是科学世界观的依托，而且规范了科学发展的方向，即不断突破感性直观和纯经验的界限，向系统化、多样化和理论思维的方向演进。

 

传统的实证科学正在过时。唯物辩证法解决了对世界进行整体性科学把握的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现实存在与终极存在、可知与未知的统一问题；二是经验和超验、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问题。马克思主义通过其科学世界观证明，我们面对的世界是统一的物质世界，不存在不可理喻的“另一个世界”。人类具有革命的实践的能动性证明了自然过程的“可复制”，证明了精神现象与客观世界的“反映”关系，也就证明了自然界的物质性、可知性，以及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统一性。

 

以“一般”只存在于“个别”中的辩证关系，否定区别于“个别”的普遍性实体存在，是对唯物辩证法的误读。虽然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也肯定过“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但他同时也明确指出，“一般辩证法的阐述(以及研究)方法也应当如此(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只是辩证法的局部情况)。”从存在方面看，它仅表现了经验层面的事物状态；从认识论看，它仅描述了简单实证分析的抽象特点。因此，不能将这一观点绝对化。不能认为“一般”只能作为感性事物的抽象存在，而不能与“个别”一样，也可以作为“感性”实体存在。实际上，只有发现“普遍领域的感性存在”，才能揭示出历史的规律，因而现实的人类和人类普遍利益是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显然，要把握“历史”，即面对不断变化发展的现实，就必须有处在历史变化中的现实的人，就需要不断突破感性直观的“个别”，不断突破孤立的“人自身”。以唯物辩证法超越单纯的经验直观，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真正的实证科学”。

 

因此，只有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根基，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追求，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才能在当代焕发生命活力。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这些有生命力的观点，将在揭示世界的整体性存在、历史的协同发展方面，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

 

三 确立检验马克思主义生机活力的坐标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这一标准是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变化的。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们今天的奋斗目标和基本实践，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生机活力就集中表现在解决这一过程中遇到的重大挑战的能力上。

 

(一)文化传承是历史自信的根基

 

文化传承是历史传承的载体，历史传承说到底就是文化传承，五千年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是我们历史自信的根基。虽然观念文化只是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反映，但文化的传承却是历史延续的形式。文化的中断，就意味着历史的中断。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然而事实上，生产生活都不会真正中断，总是会继续下去。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而能够被中断的其实正是文化的传承，马克思因此作出判断：“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可见，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反映”关系，不影响它作为历史连续性桥梁的地位，文化传承本质上就是历史的延续。

 

文化不仅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还是历史认同、民族认同的方式。文化通过核心价值观、集体记忆和民族性格等形式，内化在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生产方式中，成为民族的血脉，使人类共同的历史规律具备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可见，文化传承是反映历史普遍规律和凝练民族特色的综合体，这也表明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反映”的文化与历史发展间存在极为丰富的辩证关系。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发掘，不是单纯在结合对象上做量的拓展，而是要求我们对唯物史观的坚持运用要有新突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有更透彻的整体发掘和精准把握，要形成对中华文明的内生性力量及其特质的规律性认识；对当代中国的实际要有更为深刻全面的观察认知，以及由此而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深入发展。我们必须认识到，由于文化对于历史连续性的特殊价值，即通过其对历史过程的“反映”而形成的历史积淀，不断地转化为历史的内生性存在，使其具有对于历史的强基固本作用。对蕴藏在历史深处的文化生命力的自觉发掘，是增进历史自信、获得历史主动的源泉。

 

(二)在发掘、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中彰显其生机活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首先体现在对人类共同价值的正本清源。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人类的共同价值，但长期以来被西方垄断。似乎只有个人主义传统的国家，才有自由民主的传统，而以家国为本的东方国家只有专制主义传统。在西方意识形态的词汇中，只有西方模式才是“现代国家”，而其他的都是“传统国家”，因此，现代化似乎必须“西化”。其实，个人主义传统下个体本位形成的“西式”民主，只是民主的形式之一，而对被其强行推广的国家而言，更是一种“劣质民主”，并不具有普适性。对于以家国为本体的国家，民主并非“投票民主”，而是民众在国家中的实际地位，尤其是君与民、政与民的关系。按照这样的尺度，中国等东方国家就绝不是只有“家长制”“一言堂”的威权传统，而是有着深厚的民主正义传统。家国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自由正义的精髓；“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正义追求”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民主性精髓。这一传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上升为体现中华文明精髓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就从文化根源上澄清了长期遮蔽历史真实的思想迷雾。

 

其次，体现在对经济全球化动力的正本清源。资本逐利捆绑上了人的自利性，把资本的本性变成了人的自然本性，从而在文化根基上篡改了历史。因此，要想超越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必须结合新的历史发展，澄清人性问题上的西方意识形态话语迷雾。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性是客观规律在人的发展中的历史积淀。因此，人性是有方向的变化过程，即人通过劳动不断摆脱动物性而获得自由；不是人性创造历史，而是历史改变人性；资本体现的人性是人的“精神动物时期”的集中表现，其终将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被超越而成为历史；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人类大同”，是自由个性的时代，将是人类“史前史”的终结和真正的人的历史开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此高度契合，也强调后天实践、教化对于人性塑造的决定意义。迄今为止的历史发展完全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人性理论的真理性。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转变相一致，资本所塑造的“物化”人性也正在改变。“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之所以在当今世界广受欢迎，表明随着各国共同利益的不断扩大，狭隘的自利最大化(赢者通吃)也逐渐被命运与共、合作共赢超越。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最后，体现在对人和自然相统一的正本清源。我们开创的文明新形态，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上表明：人和自然的对立，实际上是阶级社会人和人相对立的延伸，只有在解决社会对抗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发展经济和环保并非“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立足可持续发展，转变发展理念，就能做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必须树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意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成果，有效吸收、整合了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等“和合”理念，从根本上澄清了现代化中的人与自然关系。

 

(三)画出意识形态最大的“同心圆”

 

必须看到，我们在外宣方面确实还存在着“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现象，这说明我们的理论宣传还有欠缺。马克思所说的“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的这个“彻底”，不仅包括以理服人，也包括以德以情动人。因此，确立当代中国作为文明古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强国的良好形象，打破西方的歪曲丑化，需要全方位、客观真实地推介中国。“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是实现这一追求的有效途径。

 

1.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新突破。人类共同价值是不同的价值观在现实历史发展中的共同点，共同点的边界大小决定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价值观是意识形态的内核，是意识形态阶级、人类两重性的产物。从本质上看，西方意识形态是打着人类旗号的资本意识，而马克思主义则是代表人类解放事业的工人阶级意识。从理论上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较于西方意识形态无疑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但是，由于世界长期处在“西强东弱”的局面，社会主义一直处于资本主义的思想包围中，因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西方的“个人至上”及其利己主义价值观，一直被追捧为人类的“普世价值”。从宣传上看，西方价值观充分利用自发性和感性直观，极具迷惑性。如何增强马克思主义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人民价值观的感性感染力，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我们解决这一挑战得以“柳暗花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中华文明五千年从未中断的历史，使我们可以从无比强大的集体记忆中得到广泛的共识。把马克思主义奠定在这种广泛共识的根基上，可以极大地增强其说服力、影响力，凝聚民心。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从思想影响力看，就是不断形成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相统一的主流意识形态。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发掘，还使我们获得了极具感染力的“展形象”的国际话语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中华文明的传统方式展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传播，就可以画出主流意识形态的最大“同心圆”，获得高度的价值认同。这既不是非意识形态化的传统文化，也不是传统文化简单包装下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文化新形态。如果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许多精髓原本只具有伦理道德价值的话，那么它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则已经同时具有了科学的价值。

 

2.和平交往的“文化基因”。从历史的表象上看，中华民族的发展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但稍稍深究就可以发现，中华民族不是单一的民族，而是由56个民族同构的民族体，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本特点是多元一体。要对这一民族特性进行解码，必须检测其积淀在民族精神中的文化基因。“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不是武力征服、侵略扩张的结果，而是融合发展、平等联合的过程，由此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和平基因”。具体来说，以文化文字为纽带，以家国天下为情怀，以生活方式交融为基础，以经贸发展为引领，不仅是中华民族历经苦难而经久不衰的秘籍，更是积淀在民族精神中的文化基因。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成功建设，或许为人类大同、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现实的蓝本。民族是伴随着国家出现的历史现象，随着国家的消亡，民族之间所固有的对立将消除，各民族将走向大融合。但是，虽然阶级的划分和国家的形成从本质上规定了民族，然而民族问题却因为涉及民族文化心理的认同等，远比阶级、国家问题更复杂。资本主义长期统治下制造的民族隔阂、族群对立、社会撕裂状况，可谓历史旧烙印未除，现实新烙印又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大障碍就在于此。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成功经验，就在于提供了民族融合发展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概括起来，就是社会主义大家庭谁也离不开谁的共同利益；是不同民族一律平等、相互学习、和谐相处的民族关系；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统一，是追求美好生活和促进世界大同的统一。在这一基础上，各民族的语言、风俗、文化特色等，都能融合发展并发扬光大。

 

3.交流互鉴的“文明连续”。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强大生命力，在于不靠武力扩张，而靠和平交往、家国情怀。正如习近平高度概括的：“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积极开展对外交往通商，而不是对外侵略扩张；执着于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而不是开疆拓土的殖民主义。”中华文明的赓续之道向世界宣示了人类文明的共处之道，对于当代人类文明走出困境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是平等包容，承认各种文明在价值上没有高下、优劣之分；文明交流互鉴的基础是文明多样性，认同文明多样是正常生态，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明交流互鉴的动力是融合发展、和平交往，反对侵略扩张和武力征服；文明交流互鉴的重点是维护每一种文明的独特性，反对生搬硬套、强加于人，“西方文明优越”论是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最大障碍。创造了文明新形态的当代中国，充分展示了“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

 

进一步说，无论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是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是超越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传统文明形态的实际步骤。这不仅要吸收已有的人类文明成果，而且需要有符合文明综合性特征的全方位创新。因此，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要以中华文明为根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中华文明的内生力量、应变机制、价值导向和演进趋势等进行系统化研究发掘，是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动力及检验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是古老的中华文明在当代的伟大复活，也是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展现生机活力的历史舞台。

 

［作者简介］侯惠勤：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章载于《文化软实力》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