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马先生又到重庆做秀了。
渣滓洞、白公馆这些曾经囚禁、杀害了无数革命者的地方,满面春风的马先生是不会去的;
国民党军统特务残忍杀害杨虎城将军全家的松林坡,志得意满的马先生也全当不存在。
至于1946年2月10日,国民党中统特务为破坏政协决议,残害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制造的“较场口血案”的旧址,春风得意马蹄疾的马先生就更会视而不见,扬长而去了。
可是,抗战期间,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腐败无能,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大发国难财,其教训甚至罪恶,远远多于“功绩”。面对日军飞机对重庆的野蛮轰炸,蒋介石和国民党不仅没有从空中为重庆撑起一把保护伞,地面的防空、救护、消防等工作也一塌糊涂,大大加重了重庆市民的苦难。——国民政府为加强重庆空中防务,成立了防空司令部,任命刘峙任重庆卫戍总司令兼防空司令。刘峙随即向军委会要求成立专门防空部队,下辖通讯队、防护大队、担架营、工程大队、机踏车排、警报台、对空联络哨、情报传递哨等部门,直属防空司令部。但是,刘峙并不为组建防空部队征召新的兵员,而是用卫戍总司令部原有的卫戍部队顶替,然后用伪造的名册骗取军饷。国民政府发给防空部队的经费,大部分落入了刘峙的私人腰包。
重庆的防空,靠一支不是真实存在的“影子部队”来承担,其效果可以想见。
——1939年5月3日至4日,日机轰炸引发大火,把重庆市区的房屋烧去十分之九,人员死伤无数,是重庆空前的大惨案。当时,驻在重庆郊区的国军有6个师,还有许多独立团营单位。火灾发生后,卫戍总司令刘峙下令所有部队立即出动救火,但无一响应,反而纷纷向刘峙索领救火器材,由于经费早已被贪污,根本没有器材可以发放,卫戍总司令部也就一筹莫展。直到第二天下午,在舆论责难下,刘峙才下令,担一挑水给一元钱,这才调动起数万军队参加救火。本来起初只有二十多处火头,此时已经是满城大火,广大市民的损失极其惨重。国军开始救火后,又借救火的机会大肆抢劫。火灾之后,大量疏散市民下乡,很多未被烧完的东西都被留城的国军部队搜刮一空,烧剩的木头积存起来当柴烧,损毁的房子略加修理即占为己用,以后竟然向房主索取高价赎回。大火后,许多救火部队竟竞相比较看谁在火场发的财多。——著名的重庆大隧道惨案发生在1941年6月5日夜。当时重庆防空警报的发布和解除,都要有防空副司令胡伯翰的命令才能执行。由于胡伯翰刚愎自用,不肯在敌机未临空时解除一下警报,让群众出洞换换空气。结果导致惨案,市民窒息死亡992人,重伤151人。惨案发生后,防空司令部调担架营去抢运伤员。没想到这些人进到防空洞内首先干起搜捡死尸身上财物的勾当,大大耽误了时间。当时许多人还处在假死状态,如果抬出洞及时通风或施以人工呼吸,还可救活一部分人。而有些人并没有完全丧失意识,在被搜敛财物时还能挣扎,担架兵就把这些人掐死灭口。
当时,负责指挥搬尸的是卫戍总司令部交通处长姜吟冰和交通科长刘吉龙,当他们发现这是一个发大财的机会后,马上下令搜查担架兵的腰包。一部分担架兵反抗,姜吟冰就下令在洞口枪毙了一名抗拒的担架兵,以示威吓。搜出的财物(金银首饰、手表、纸币之类)用汽车向刘峙家里运送了三次。需要强调的是,刘峙是蒋介石最亲信的国军将领,直到最后时刻还让他担任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的种种腐败贪婪,与蒋介石的保护与纵容是分不开的。
国民党在“陪都”犯下的诸如此类罪行,可谓罄竹难书。但所有这一切,马先生都不感兴趣,他只是流连于“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接待重要客人的地方”,连称“精彩”。
大陆人民由此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来见证什么叫寡廉鲜耻、狗彘不若,他们会记住这一点,并由此决定自己的态度与选择。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高度一万五”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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