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台独”势力挟洋自重，倚美谋独，致使台海紧张形势升级。
针对“台独”分子及其谋独行径，大陆现有的法律是否足以惩治？在关于台湾问题的理论斗争中，我们的理论阐述还有哪些不足之处？当下网络上“重武轻文”的取向又该如何看待？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法学院副教授、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田飞龙同观察者网分享了自己的专业见解。
【杨智渊案相关报道（图截自央视新闻）】
这其实也是我们第一次用刑法上的“分裂国家罪”、“煽动分裂国家罪”这样的条款去惩治“台独”分子，它具有法治上的一个标杆意义。它表明我们对“台独”分子的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是可以直接管辖的，这管辖的依据既可以用属地管辖的原则，也可以用属人管辖的原则。
所谓属地管辖，指的是“台独”分子所从事的“台独”分裂活动危害国家安全，它无论是发生在台湾地区，还是发生在大陆地区，都是发生在一个中国的主权所覆盖的范围内，所以它是属地性的危害行为。
所谓属人原则，是说台湾居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一部分，我们对自己的公民当然享有法律上完整的管辖权，因此无论他在天涯海角，哪怕他在美国、英国，只要他从事“台独”分裂活动，我们就可以对他行使管辖权，这些是确定无疑的。
所以，在刑法上继续去探索以及依法正当地使用刑事的条款，对“台独”分子的分裂活动进行规制，杨智渊案是第一案，但不是最后一案。我觉得随着反“台独”斗争的深入开展，这类案件会越来越多。当然也可以通过这类案件的刑事审判，向台湾社会跟国际社会展现大陆依法反“台独”的坚定的国家意志和法治理性。
除了刑事制裁之外，实际上反“台独”、惩治“台独”，还有其他一些民事制裁或者行政制裁的手段，这些制裁主要是体现在《反外国制裁法》中。
《反外国制裁法》是针对外国势力干预、损害我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进行相应的反制。比如佩洛西窜访台湾，破坏了“一个中国”的底线，挑战了中国的主权权益，所以我们宣布反制，宣布制裁佩洛西及她的家属。
【佩洛西专机离开台湾（资料图/台媒）】
这些是对外国势力的反制，为什么“台独”势力也可以纳进来？因为《反外国制裁法》讲了，如果你参与协助有关外国势力来危害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那也可以一并纳入制裁，所以“台独”分子的清单也可以放在《反外国制裁法》里面进行制裁。
·限制出入境。不仅仅是说不能来到大陆地区，还不能进入港澳地区。
·禁止交易。就是说你从事“台独”分裂活动，你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公敌，也是中国宪法秩序的公敌，因此禁止你与一切有中资背景、中资控制的主体发生交易关系。那也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点点红利，你都占不到，并且进一步还延伸到你的家属、与你有关联的机构。这其实给你的任职体系也带来一个挑战，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再聘你当经理、董事或主管，那些机构也没法进入大陆跟大陆做生意，所以他们可能会选择解雇你、跟你切割清楚，让你孤立。这些其实也是很有力的惩罚措施。
·对财产进行处置。即可以在中国主权管辖所及的司法范围内，去调查、锁定这些“台独”分子的有关财产情况，对财产采取冻结甚至没收的相应的制裁措施。
【图截自联合国官网】
但是2758号决议却被美台长期勾结破坏，并且加以污名化。他们声称2758号决议是解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但是没有清楚地解决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事实上，他们提出这种问题，是要宣扬一种台湾地位未定论，似乎要表明存在“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表明台湾可以是一个全新的独立政治体，去申请加入联合国，去在联合国里获得一个代表性的席位。
实际上，他们没有完整地阅读和承认联合国有关机构就2758号决议法律内涵所作的进一步的阐释。在我们8月10日的涉台白皮书里面也有讲到，联合国秘书处的法律事务办公室曾经有明确的一个解释性说明，表明台湾只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在联合国不具有独立代表资格——实际上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所以在国际法理上，在把这些国际法文件进行体系解释的基础上，根本推导不出任何“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空间，但是美台长期勾结，却一直制造这样一个台湾“国际化”的国际法的假象。
实际上，这种为台湾的“国际化”或者台湾的“再主权化”留下空间的做法，美国在1952年的《旧金山和约》（即《对日和平条约》）里面就已经埋下伏笔。《旧金山和约》是一种非法无效地绕开中国而对日单独媾和的和约，其中对涉及中国国家主权权益的处分是没有合法性的。美国在1979年的《与台湾关系法》里面同样对台湾的主权地位问题模糊处理，留有余地，暗中为后来的“台独”的发展留下了空间。
近些年，美国国会的涉台立法更是明目张胆地、极端切香肠式地将台湾往前拱。特别是美国现任国务卿布林肯，他在公开声明当中讲，要动用美国一切的行政资源、盟友资源、国际资源去支持台湾国际化，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系统。这就意味着，对2758号决议里明明白白写清楚的一个中国原则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代表性，美国在国际法上、在国际政治的实践上，开始进行越来越激烈的挑战。
【布林肯（资料图/美媒）】
它由此带来什么？美国的一些盟友小弟就开始盲目地跟进。比如说立陶宛，那就是非常激进的，它在去年悍然将台湾驻立陶宛的经贸处改成了“台湾代表处”；甚至台湾驻美国的经贸代表萧美琴，她也自称是“大使”。这些方面其实都在“切香肠”、打擦边球，在国际社会、在美国及其能够控制的盟友范畴里面，制造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假象。
美国在最新动议、被参议院延迟审议的《台湾政策法》当中，进一步明确地将台湾称为country，称为一个“国家”，实际上就是严重破坏了2758号决议。
这方面的法理斗争要持续，我们不仅要让联合国这个层面去重申澄清2758号决议完整的国际法内涵和效力，我们还要在国际社会去解释，以及动员各国、各国际组织就一个中国原则达成清晰的共识，表达清晰的声音。
这次佩洛西窜访台湾，我们发现美国试图通过这种行为去挺台湾、制造台湾“国际化”的假象，但实际上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有170多个国家和地区还有大量的国际组织在这次事件之后，对美国破坏联合国决议、破坏一个中国原则的行径进行了批评。所以，此次危机反而使得中国政府关于一个中国的法理主张得到了更多的承认。
这其实也给了我们积极的信心，只要我们的道理跟法理是站得住的，只要我们的言行是一致的，任何歪曲、任何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这样一些国际法假象的挑衅行为，我们都可以坚决地予以回击，并且取得胜利。
涉及一个中国的法理斗争，还在中美之间展开。
中美建交的基础在中方看来就是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其中的话也非常清楚地载明——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要断绝与台湾的官方联系。但是美国在表述“一个中国”的时候，首先不讲“一个中国”是原则，而讲它是个政策（policy），似乎它可以根据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进行浮动一样。
实际上美国从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就是这样，它并不真诚地去信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里面的一个中国原则内涵，而是不断地掏空“一个中国”去进行利益的榨取，采取两面派的做法。
在美国现在的“一个中国”政策认知当中，它认为是基于三份法律文件，即“与台湾关系法”、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及“对台六项保证”。其中，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行政协议，是中国政府跟美国政府之间签的行政协议；“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会制定的涉台的基本法律；而“对台六项保证”，原来是属于私底下的非正式私相授受的一个口头保证，根本不登大雅之堂，但是2018年这“对台六项保证”在台湾游说美国、然后在美国反华势力的推动下，居然堂而皇之地被写入美国2018年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当中，“对台六项保证”也成了美国法律的一部分。
在这样一个结构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地位和效力进一步被挤压和边缘化，然后美国就不断地推动它自己及它的盟友突破“一个中国”原则所施加在它身上的外交限制、美台军事合作的限制，撺掇它的盟友不断地去台湾进行“外交打卡”。涉及国际组织开会，只能是主权国家参加的时候，美国亲自且要求它的盟友及台湾仅存的十几个“邦交国”都为台湾发声，继续在国际社会制造“两个中国”的国际法假象，挑战“一个中国”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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