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所在区，近年来陆续新成立了不少街镇（含街镇级大社区）和社区，少数街镇甚至已先后拆分数次。理由是人口增长，不拆分不便于精细化管理。
比如某街道的一个社区，不久前一分为二，新独立出去的社区，与原社区一样，也有五十来号人。如果不单独成立这个新社区，而在原社区基础上增加五十来号人，治理效果或许更好，还省了新建社区办公楼等行政成本；甚至因为“规模效应”，可能只需要在原社区基础上增加二三十人，就足够应对，远比成立新社区更节约行政成本。可是没有人算这样的账。近两年，单该街道就已先后新成立了3个社区。
每当成立新街镇社区，县（区）直各部门都要费时费力重新对各项工作进行切块分割。由于情况复杂，不少工作甚至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打不开撕不烂”“剪不断理还乱”，严重分散精力，影响工作；也给邮政投递、交通标识、市民出行辨识等带来巨大困扰。一些地方为便于推进新街镇（街镇级社区）成立，声称采用新治理模式，可以大大减少编制数，提高行政效率，然而几年一过，人数不断增加，最后还是“涛声依旧”，与老街镇无异。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只有“四万万同胞”，如果按照人口一增就要分治的逻辑，今天14亿人口的中国，是不是要裂变为三四个国家？或者，是不是要变为八九十个省市自治区？
没有规模，就没有效益。一人如果只种一亩地，可能比种一百亩地还累，原因是，一亩地无法实行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作业。我们通常说“一只羊是放，一百只羊也是放”，说的正是“规模效应”。
以“精细化管理”为由，人口一增就要新成立街镇、社区，与上级的政策导向有很大关系。
上世纪九十年代，广东一些城市，户籍居民一百万，外来务工人员却有三四百万，而地方警力等却仍按户籍人口配备，导致社会治理出现严重问题。后来改为按实际人口配置社会管理与服务资源，这样的问题才得到缓解。如今，面对快速城市化，各地也应更实事求是地面对社会治理问题。有地方出台政策，人口达到一万以上就要新成立社区，却不允许在原社区基础上增加工作人员。这是一种十分教条武断的做法。与其不停新增街镇社区，无谓增加行政成本，不如“两害相较取其轻”，适当多给街镇、社区增加人手。
有人说，一些地方之所以乐于如此，就是为了新增加班子，多安排位子。如果真的如此，其与加强社区治理的初衷实属背道而驰。
拆分就拆分吧，在命名问题上，少数地方竟闹出惊人笑话。
几年前，某区新成立了一个街道级大社区，市领导考虑到成立该社区的目的，主要是服务省级政务区，因而十分重视，特意命名“方兴社区”，寓意方兴未艾。
然而不久却被人爆料，说是隔壁区也曾有一个街道级“方兴社区”，只是后来降格为大社区下面一个小社区名，原来的街道级社区另取名锦绣社区了。
爆料人正是方兴大社区的工作人员，他们经常遇到跑错了“方兴”的办事群众，因为总是被跑冤枉路的群众骂，心里自然憋屈。
媒体认为，相邻两个区，竟然有重名的两个社区，虽有级别不同，市民却弄不清楚，导致坐公交、打的乃至邮政投递等许多不必要的混乱，于是就此作了连续报道。
通过报道，人们才发现，原来，市领导给后成立的方兴社区命名时，并不知道隔壁区已经有了“方兴社区”。
读者们于是愤愤不平：市领导不知情原属正常，但基层领导原本是知道这一情况的，却硬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究其心理，无非是害怕说出实情，驳了市领导的面子。殊不知，市领导哪里就会是这样的格局？不跟领导说实话，让领导的无心之失得不到纠正，百姓要是知道这是市领导命的名，岂不是连累市领导也跟着背黑锅？
百姓更气愤的是：连这点实情都不敢如实报告，还能指望这帮人平时跟领导说啥实话、反映啥实情？
媒体为此也采访了市民政局地名办公室。地名办公室的人告诉记者：当初市编办报来的就是这名，我们照单核准，至于导致重名，那可怨不得我们。
明明是地名办公室，专业机构，自己不检索地名，胡乱批复不作为，却把责任硬生生推给编办。
“大方兴”最后找“小方兴”商量，要求他们更名，言下之意，自己是街道级社区，与你不是一个层级，你还是知趣让道吧。这下轮到“小方兴”不干了：“我虽然只是村居级社区，可我毕竟命名在先，先长胡子还不如你后长眉毛？”
媒体连续报道了三篇，就戛然而止，草草没了下文。不知是知难而退，还是受到了啥上级干预。
几年来，市民每看到公交车前方车顶电子显示屏上赫然显示的“方兴社区”字样（至少笔者看到有一路公交车，每天打我所住小区门前经过，“方兴社区”正是其终点站），还是不由分说地上车。至于是不是自己要去的“方兴社区”，那只有下车才能见分晓了。
还有更奇葩的。
L街道本来名字好好的，突然却不用了，废弃就废弃吧（就如人改名后的曾用名），它还不是真废弃，而是让新拆分出去的街道用，自己改名W街道；不日，W名字又不用了，又让新拆分出去的街道用，自己更名T街道。呜呼，古今中外，没有更名如此混乱的。难怪群众戏谑T街道 ---“你们哪是街道，简直就是街道名孵化器啊！”
仿《老兵不死》的歌名，有人专门将此编成段子---《老兵之死》：一位L街道籍台湾老兵听说老宅将拆迁，特意从台湾回乡，只想最后再看一眼老宅，拍张照片留念。到了L街道，人家说：“老人家啊，你那老家现在已经更名叫W街道了。”老兵又连忙跑到W街道，不料人家又说：“老人家哎，你那老家现在已经更名叫T街道了。”老兵又匆匆赶往T街道……正因为这好一番折腾，老兵赶至老宅前时，恰见老宅轰然委地。老兵人生最后一个梦想破碎，当即心脏猝停，溘然长逝。
1934年，蒋介石为了方便对中央苏区红军的围剿，将婺源划属江西，隶属于江西省第五行政区，当时给出的理由是旨在消灭红军（民国二十五年元月，国民政府为消灭红军，析安徽潜山县、太湖县、霍山县、舒城县4县边境设立新县，因区域属古南岳天柱山之西，故名岳西县）。消息传开，无疑投石水中。婺源各界人士纷纷上书县府，要求免划江西，徽州驻外同乡会等也运用各种舆论工具，要求政府收回成命。婺源是朱熹故里，婺源之于徽州，正如曲阜之于鲁。请求免划运动，历时数月，各方虽然竭诚尽力，但仍无济于事。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八月，蒋介石在南昌行营署名行文，令婺源县政府“无条件执行”，9月4日，婺源正式由江西省政府接收。1946年6月26日，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代电致婺源县参议会“三十五年四月，民愿字第65号代电奉悉，关于呈请将婺源划回安徽管辖一案当存，候国民大会开会时移请大会秘书处核办，特此布复”。于此，看来早已萌灭的希望又一次被点燃起来了。后经胡适、冯玉祥等人奔走，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八月，婺源奉令划回安徽。16日，两省正式办理接交于续。婺源历史上的这场“回皖运动”终于落下了帷幕，徽州一府六县的政区得以恢复。今天查看《休宁县志》，上面清楚地记载着当时徽州人内心深处的喜悦。他们那个高兴劲，就跟光复了一样。海阳、屯溪街头，鞭炮齐鸣，人头攒动，万人空巷。1949年5月，解放军“二野”挺进婺源，过境时主持军管，而以屯溪为中心的徽州为“三野”部队军管。婺源县就是在两支部队军管会分割的体制下，再次脱离徽州政区。尽管其后，婺源人也再次表达他们强烈回归安徽徽州的愿望，但终究没有实现，直至今日，它是江西省上饶属下的一个县。徽州，只能再梦里回去了。
1987年11月27日，徽州一府数县的政区格局再次被打破，典型的徽州地区---绩溪县划属宣城地区。2000年6月25日，宣城地区改为地级宣城市，绩溪县属之至今。
安徽枞阳划归铜陵，“桐城派”文化被割裂的意味同样浓烈。
查阅枞阳历史沿革，唐（公元618年——公元907年），初为同安县，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改同安郡为舒州。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复为同安郡。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改同安郡为盛唐郡，改同安县为桐城县，辖33里。乾元元年（公元758年）盛唐郡复名舒州。五代•十国（公元907年——公元979年），为桐城县。此后直到1955年，都名桐城县。1955年7月1日，更名为枞阳县（与桐城分治），先属安庆专区、安庆地区，后属安庆市。2015年10月13日，国务院（国函[2015]181号）批复同意：将安庆市枞阳县划归铜陵市管辖。
历史上，许多“桐城派”名人及后来的朱光潜、黄镇等，虽然出生时是桐城人，但其出生地解放后都划归了枞阳区域。正因如此，安庆地区才长期流传“枞阳出人，桐城出名”的说法。如果说1955至2015年这60多年中，枞阳、桐城虽然分治，毕竟还同属安庆，那么2015年枞阳摆脱安庆划归铜陵，枞阳人连安庆人都不是了，遑论桐城？桐城人还好觍着脸把铜陵枞阳人赖为安庆桐城人？
现在全国各地行政区划调整，考虑经济发展因素为主，而历史文化传承方面则很少顾及。殊不知，没有文化传承护佑的经济发展，又岂可持续？国家民政等部门应站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对此类区划调整及命名乱象进行认真调研，出台科学严谨的制度、政策，遏制地方不断大拆大分行政区划的冲动。
作者：陶余来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 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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