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刘文斌教授的文艺论集即将出版的消息，我由衷地感到欣慰。
中国至少从西汉以来就有“笔耕”一词，我以为它是极形象、极传神的。农民秋收之后，看着满仓的粮食，一年起早贪黑、挥汗如雨的艰辛便顿时一扫而光，洋溢在心里的是无比的充实和幸福。文人把写过的文章收集起来出书，差不多也是这样的感觉。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资助老教授们出版自己的学术成果，是对他们一生奉献的最有价值、最为温馨的回报，这无疑是值得称赞和提倡的。
那么，这本文艺论集为什么值得出版呢?
首先是因为它是一本为人民大众说话的书。所谓为人民大众说话，就是要说人民大众要说的话、人民大众需要我们说的话。换一句话来说，就是作为一位文艺批评家，必须成为人民大众的代言人和人民大众利益的捍卫者。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民大众在田间、车间的辛苦劳作，就既没有文艺家们吟诗写戏的优游，也没有批评家们说长论短的从容。也就是说，人民大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乌鸦有反哺之义，羊羔有跪乳之恩，何况人乎?这是最为朴素的伦理学和历史哲学的道理。然而，这个道理并不是所有文艺家都能明白的。尤其是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否定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一度成为一种时髦。流风所及，有的甚至公开宣称文艺从来“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文艺本来就不是为了人民大众的”，“我主张文艺为金钱服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那个时候的文艺圈子内，如果有谁继续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便势必要受到嘲笑和孤立。在这种强大社会定势的压力下，有些主观上愿意坚持人民立场的同志也不得不随波逐流。江苏的一位文艺学者就曾给我写信，陈述心中的这种痛苦。对照之下，刘文斌教授是令人钦敬的。他不计荣辱得失，热烈地赞扬那些人民文艺家及其作品，热烈地抨击那些损害人民利益的文艺思潮，表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最可宝贵的学术品格。收入这本集子中的文章，就是他为争取、捍卫人民的文化利益而进行坚决斗争的真实记录。
其次是因为它是一本体现科学批评精神的书。因为人民大众的意志、实践和利益与历史进步的方向是一致的，所以科学是人民大众的天然朋友。对于文艺批评家来说，越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越是需要科学精神，也越是容易接近科学;越是具有科学精神，越是接近科学，也就越是有利于人民大众。而人民大众以外的人，特殊利益集团的人，小圈子里的人，是害怕科学、不需要科学精神的。表现在文艺批评上，他们只需要谎言欺世、小道取利、诡行邀名之类。
那么，什么是文艺批评的科学精神呢?就是实事求是的批评，具体地讲，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这既是批评的标准，也是批评的方法。所谓美学的批评，其实就是艺术的批评、形式的批评。文艺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自有其不同于其他把握方式(哲学的、宗教的、伦理的)的特质。这个最基本的特质就在于它是审美的、艺术的、形式的。离开这方面的批评、都是外行的批评、不看对象的批评。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文艺作为一种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又不是与其他把握方式完全绝缘的，其中必然渗透着其他方式的把握。因此，还必须进行历史的批评。所谓历史的批评，就是内容的批评、意识形态的批评。无论是美学的批评，还是历史的批评，都要坚持从顽强的事实出发，从大量事实的联系中去揭示批评对象的本质。这是艺术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的基本要求。
这本文集表明，刘文斌教授是忠实地恪守这种批评标准，活用这些批评方法的。例如他对长篇小说《河套母亲》的评论，既能把小说的内容放到从1930年—1980年河套平原风云变幻的历史中考察，又能对小说的艺术特征进行精湛的分析。更值得称道的是，还能进行内容与形式的整体性分析，并且得出结论说：表现这种史诗性的内容，必须采用富有民族特征的艺术形式，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形式是不适合表现这些庄严内容的。又如对于国内盲目崇拜诺贝尔文学奖现象的批评。他不但揭示这种现象与国内其他错误思潮的联系，而且追溯诺贝尔文学奖自创立以来的百年发展历史，及其与意识形态、国际政治的诸多联系，从而令人信服地指出：“诺贝尔文学奖， 是以西方主流价值观为评选标准的西方文学大奖，具有很强的政治性;评价中国文学作品，最有发言权的是中国广大读者和评论家，而非西方某个角落几位读不懂中文的洋大人”。
刘文斌教授的这些批评实践还启示我们，科学的方法是我们走向科学的指南，但是光有科学的方法还不够，这就像火箭飞往月球一样，不仅需要精确的导航设计，还要有足够的助推材料。对于文艺批评来说，助推材料不是别的，就是深厚的文史哲功底以及丰富的人生阅历。
而今，喧嚣一时的“八五新潮”早已风光不再，但是保卫人民文艺的斗争并未止息。这种斗争不仅关系到人民大众的文化权益，而且关系到整个民族复兴大业的成败。众所周知，民族复兴，归根结底是文化的复兴、文化软实力的复兴。试想，如杲我们的文艺被资本和少数所谓“社会精英”主宰，走“唯洋是从”、“娱乐至死”的老路，全世界的人民大众都会看不起我们，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文化软实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批评家们捍卫人民文艺的一切努力，都是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推进民族伟大复兴做出的实际贡献。刘文斌教授就是这样一位批评家。民族伟大复兴之于他来说，可谓“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我想，这也就够了。
是为序。
2021年12月22日
(此文是为刘文斌《激浊扬清集》所写的序言，该书于2024年由九州出版社出版)
作者：刘润为；来源：红色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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