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智库作为影响政策和公共舆论的一种力量，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以美国为例，随着美国智库在国际事务中扮演越来越关键的角色，一系列至关重要但常被略过的问题也浮现出来：经营这些智库每年要花多少钱？资助这些智库的背后金主都有谁？他们是否会干预智库的独立管理和研究方向，从而左右智库的观点？ 2024年底，美国知名智库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发布报告，研究对比美国50家顶级智库的资金透明度情况，揭示美国主要智库背后隐藏的复杂资金网络，指出外国政府、美国政府以及国防承包商等多个利益集团在其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从沙特阿拉伯到卡塔尔，从五角大楼到全球军工企业，这些资助者的影响力对智库的“学术自由”和“研究独立性”构成巨大挑战，连一些美国智库人士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做的不是研究，而是一种宣传。” 但问题远不止于此。智库的资金透明度和潜在的利益冲突问题，正成为公众信任的重大隐患。智库如何在利益博弈中维持独立，应对来自资方的隐性压力？通过剖析，本文通过剖析展示了智库在现代政治中所扮演的复杂角色及其错综关系，同时探讨了它们如何在追求利益与保持独立之间取得平衡。这不仅是关于美国智库的故事，更是全球智库未来走向的预示。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译此文，供读者参考。本文原刊于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1. 该智库是否在其网站或年度报告中提供可公开访问的捐赠者名单？智库的评分范围从一到五，五分代表最透明的智库（见下图）。
2. 该公开的捐赠者名单中是否没有匿名捐赠者，这些匿名捐赠者是否捐赠了1万美元或以上的资金？
3. 该智库是否每年更新其捐赠者名单？
4. 该智库是否列出确切的捐赠金额？（如果是，将获得两颗星，且第五个问题不再提出；如果否，则不给予星星，继续提出第五个问题。）
5. 该智库是否将捐赠者划分为四个或更多的资金区间？
1）透明度高的智库
仅有十家智库获得四星或五星透明度评分，这些智库展现出值得称赞的高透明度，帮助立法者、记者和公众更清楚地了解其资金来源。例如，伯格鲁恩研究所（The Berggruen Institute）的资金来自单一捐赠方——尼古拉斯·伯格鲁恩慈善信托基金资助。该研究所的首席运营官尼尔斯·吉尔曼（Nils Gilman），曾是昆西研究所的非驻外学者，他通过电子邮件解释道：“我们只有一个捐赠者，致力于探索哲学与治理的交叉领域，并且非常重视资金来源的透明度以及与外部捐赠者影响保持独立。”
一些知名智库，如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获得了四星透明度评分。根据分析，CSIS在过去两届国会期间向美国众议院提供证词的次数超过了其他所有智库。如此高的透明度使立法者能够在需要时验证这些证人的资金来源。新美国安全中心（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哈德逊研究所（the Hudson Institute）和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也在获得四星透明度评分的智库名单中。
值得注意的是，智库透明度评分并没有覆盖所有的透明度标准。例如，它未能衡量资金信息对公众的可访问性，这一标准包括从智库网站首页明显展示的资金信息，到仅能通过数字档案访问的内容。有些智库仍采用每年更新捐赠者名单的方式，而不是为不同资助周期独立设立页面，这意味着公众必须依赖互联网档案来查阅较早的资金信息。
此外，本报告的智库透明度评分并未涉及智库分析师在国会作证时的透明度。在众议院委员会作证时，智库分析师需要填写“证词真实性披露表格”，以披露潜在的利益冲突。虽然许多证人未能履行这一披露要求，但一些证人则表现得相当透明。例如，在关于“复制者计划”——国防部新启动的自主无人机群计划——的听证会上，哈德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布莱恩·克拉克（Bryan Clark）披露了来自诺斯罗普·格鲁曼（Northrop Grumman）、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和通用原子公司的资助，这些公司在听证会结果中有直接的利益关系。通常而言，透明度较高的智库在这些披露表格中会更加主动地披露潜在的利益冲突。
2）透明度一般的智库
遗憾的是，美国大多数顶级智库的资金透明度低于那些获得四星或五星透明度评分的智库，数据库中的智库多数属于部分透明，这意味着它们可能会就披露捐赠者信息做出努力，但披露的具体程度未达到完全透明的智库标准。
例如，部分透明的智库仍然接受匿名捐赠。仅在2023年，本文分析的前50家智库中，至少有1400万美元的捐款标为“匿名”。这一做法在许多著名美国智库中仍然常见。例如，布鲁金斯学会在2023年接受了来自九个匿名捐赠者的捐款，总额接近400万美元。布鲁金斯学会的财务透明度政策表明，虽然它们不为公司或政府授予匿名权，但会根据具体情况为基金会和个人提供匿名保护。
此外，预算与政策优先中心（CBPP）允许任何捐赠者请求匿名。其2022年度报告列出了三位匿名捐赠者，每位捐赠超过50万美元。CBPP的通信高级副总裁香农·巴金厄姆（Shannon Buckingham）表示：“如果捐赠者要求保密，我们会尊重这一请求，除非法律要求披露身份信息。”
皮特森经济学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Economics）也列出了少数匿名捐赠者，其中包括两位捐赠额达到25万美元以上的匿名捐赠者。皮特森出版副总裁史蒂文·魏斯曼（Steven Weisman）解释说：“在极少数情况下，捐赠者要求保密其身份。”
许多智库将资金来源列为区间范围，而非具体金额，这使得它们能够隐藏来自特定来源的资金规模。例如，外交关系委员会（CFR）为其企业会员计划列出了三个资金区间：金级（10万美元）、银级（7.5万美元）和铜级（5万美元）。
然而，金级捐赠者具体捐赠了多少金额仍是未知的，捐赠额无论是10万美元还是1000万美元，都会被同样记录。考虑到CFR是美国最大的智库之一，2023年报告收入为1.07亿美元，其资金范围分类应当更加详实。
尽管透明度可能不完全，部分透明的智库仍为公众提供了有价值的窗口，帮助理解它们的资金来源模式。公布捐赠者名单本身就是智库迈向建立公众信任的关键一步，即使它们在某些方面仍需改进。
3）暗钱智库
在本文分析的50家智库中，有18家几乎完全不披露捐赠者信息，得分为零。根据联邦法规的要求，智库在其990表格中会披露一些信息，这是美国国税局要求所有非营利组织填写的表格，例如收入来源的分类（如捐赠、资产销售或投资的比例）。然而，智库无义务公开捐赠者的具体来源，而这些捐赠者通常占其资金的大部分。
这种“暗钱”使得我们几乎无法了解智库的资金来源，也无法识别其中是否存在利益冲突。虽然很少有公开的黑暗资金来源报告，智库有时会不经意间透露这些信息。例如，在一次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的活动中，主持人提到，美国国防承包商资助了该智库，并表示：“如果我们不提到洛克希德·马丁和诺斯罗普·格鲁门为AEI提供的慈善支持，那就不够周到了。我们感谢他们的支持。” 然而，AEI并未在其网站或年度报告中披露任何捐赠者信息，这表明它在透明度方面存在不足。
一些暗钱资金智库，如美国企业研究所，是最著名的智库之一，常常在国会作证。2021年，昆西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高级顾问艾利·克利夫顿（Eli Clifton）报道，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HFAC）作证的智库证人中，只有不到30%的人完全披露了其捐赠者信息。此趋势至今依然存在。从2021年到2024年，所有在HFAC作证的智库证人中，34%来自资金来源不透明的智库。例如，民主基金会（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派出的11名分析师在这一时期向HFAC作证，但该智库未披露任何捐赠者信息。
虽然资金透明度较低的智库公开表示其学者保持完全的学术独立性、学术自由或类似的免受捐赠者压力的保护，但公众、记者和国会无法验证这些声明。通过公开资金来源，智库可以让公众审查它们关于学术独立性的声明。资金透明度的提升不仅对依赖外部研究的立法者至关重要，而且有助于证明智库是值得信赖的透明信息源。正如下文所详细讨论的，这正是为什么应当要求智库公开披露其捐赠者的原因。
5. 谁是金主：不同类型的资助偏好
1）外国资助的智库
在过去五年里，外国政府及其控股实体向本文分析的智库捐赠了超过1.1亿美元。这些捐款来自54个国家。尽管许多智库已经实施了禁止接受外国政府资助的政策，包括一些黑暗资金智库，如美国企业研究所和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但至少65%（32家智库中的21家）公开捐赠者名单的智库，自2019年以来仍然接受了外国政府的资助，接受外国政府资助的智库数量超过了那些接受国防承包商和美国政府资助的智库数量。
大多数顶级捐赠国家是与美国结盟的民主国家，但也有一些显著的例外，例如阿联酋（UAE）、卡塔尔（Qatar）和沙特阿拉伯（Saudi Arabia）。由于没有法律要求披露这些捐款，智库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将来自非民主国家的捐款匿名化，以避免影响其声誉。因此，这些数据应视为美国顶级智库外国政府资助的最低限度，而非上限。从2021年到2024年，89%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HFAC）作证的智库证人，来自那些接受外国政府资助的组织。
2）美国国防承包商对智库的资助
自2019年以来，五角大楼的顶级承包商向本文研究中的50家美国智库捐赠了超过3470万美元。在公布捐赠者名单的智库中，62%（32家中的20家）接受了这些承包商的资助，尽管实际数字可能更高，因为许多智库虽公布捐赠者名单，但未列出企业捐款。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虽然未公布企业捐赠者名单，但曾接受国防承包商资助，并表示现在不再接受。传统基金会副总裁罗布·布鲁伊（Rob Bluey）表示：“去年，传统基金会决定拒绝来自国防行业的资助，以确保我们能够提供独立分析，避免任何国防承包商产生影响的印象。”
从2021年到2024年，79%的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作证的智库证人，来自那些接受前100大国防承包商捐款的组织。然而，尽管这些分析师的证词涉及的国防政策可能直接惠及这些国防承包商捐赠者，他们并没有义务向立法者披露这一潜在的利益冲突。
3）美国政府资助的智库
从2019年到2023年，美国政府向美国智库提供了至少14.9亿美元的资助。美国国防部遥遥领先，成为最大捐赠者，其中绝大部分流向了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金额超过14亿美元。兰德公司在这些智库中较为特殊，因为它直接为美国政府工作，运营多个由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与开发中心。兰德公司自冷战时期起便成为智库资金关系的典型，并且已建立了完善的利益冲突政策。根据这一政策，兰德公司不接受来自主要为美国国防部提供设备、物资或服务的公司或公司部门的资金（即项目资助或慈善支持）。
除了兰德公司外，约40%的智库接受了来自美国政府的资助，通常是来自国家安全机构的捐款。其他主要受益者包括斯廷森中心、大西洋理事会和阿斯彭研究所。
6. 意料之变：“我们做的不是研究，而是宣传”
智库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中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并且这一作用至今仍在持续。智库最初是为了应对机器政治改革的需求而成立的，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分析和专业建议。布鲁金斯学会的创始人、商人罗伯特·布鲁金斯（Robert Brookings）曾表示，他的新政策研究机构是“第一个致力于基于事实的国家公共政策研究的私人组织”。随后，胡佛研究所和外交关系委员会等智库也纷纷效仿。
正如历史学家斯蒂芬·韦尔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在《明日世界》（Tomorrow the World）一书中所记录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在规划美国引领二战后新国际秩序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布鲁金斯学会则帮助设计了马歇尔计划。后来，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Robert McNamara）马拉在越南战争期间，依赖兰德公司及其“天才小组”们提供的统计数据逻辑和战略。虽然智库研究历来存在主导性的激励结构，但它们的研究更多侧重学术性，且通常依赖长期资金支持，常常来自美国政府本身。几十年来，这一直是美国大多数智库的运作模式。
然而，今天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自20世纪70-80年代开始，智库数量急剧增加，它们变得更加政治化，资金模式也转向了短期资金来源。如今，特定利益集团主导了智库的捐赠者名单，许多智库甚至公开表示，外国政府和私人公司可以通过赞助项目获得巨大影响力。
克约尔夫·埃格兰德（Kjølv Egeland）和贝努瓦·佩洛皮达斯（Benoît Pelopidas）两位学者写道：“最慷慨的资助者通过影响哪些问题被提出、哪些专家群体得到支持，显著塑造了外交政策思想市场。”如果智库依赖国防承包商的资助，并且缺乏制衡声音，这可能导致整个智库行业为那些有利于国防承包商的事务发声，最明显的例子便是不断增加的国防预算和外部冲突。
正如研究人员坎贝尔·克雷格（Campbell Craig）和扬·鲁日卡（Jan Ruzicka）在2022年的一项关于支持核武器的机构的研究中所指出的，支持现行核秩序的机构通常能够获得资金、政治支持和政策相关性，而那些偏离这一秩序的则难以获得相同的支持，这抑制了对现状的替代性观点的提出。在埃格兰德和佩洛皮达斯的后续研究中，他们分析的45家智库都承认，接受了来自核防务承包商或有意继续部署核武器的政府的资助，且发现“此类利益相关者的资助对学术自由有着实质性影响”。尽管难以准确量化，但理解智库与其捐赠者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
埃格兰德和佩洛皮达斯通过对数十名现任和前智库工作人员以及资助经理的采访，发现了有力的证据，表明资金支持可能导致智库自我审查，甚至产生捐赠者主导的审查。“自我审查是西方民主国家面临的最大威胁。许多智库专家以拥有完全的学术自由的专家形象示人，实际并非如此，”一位智库学者在接受采访时说道。
一位向智库提供资助的资助经理则解释了这一运作机制：“受资助者心知肚明，如果他们表现得不忠，他们下次可能就得不到资助。” 一位前智库分析师更进一步告诉埃格兰德和佩洛皮达斯：“我们所做的并不是研究，而是一种宣传。”鉴于受访者的尖锐评论，本研究得出了一个相当直白的结论：“学者、媒体机构和公众应当保持警惕，意识到影响外国政策分析，尤其是核政策分析的利益冲突。”
在某些情况下，资助者甚至向智库提供经济补偿，要求其产出特定报告。例如，2016年，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获得了25万美元的资助，用于撰写一份关于导弹技术控制体系（MTCR）的私人报告。MTCR是一个非正式的国际机制，一直阻碍阿联酋进口某些武器（如无人机）。根据《拦截者》（The Intercept）网站的报道，当时的CNAS首席执行官米歇尔·弗洛诺伊（Michèle Flournoy）给阿联酋大使尤瑟夫·阿尔·奥塔伊巴（Yousef Al Otaiba）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内容为：“尤瑟夫：这是我们讨论过的关于阿联酋加入MTCR的潜在利益和成本的项目提案。请告知我们这是否符合您的预期。”报告完成后，奥塔伊巴将其分发给阿联酋的高级官员，并回信称赞：“我认为这将有助于推动辩论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2020年8月，美国宣布计划向阿联酋出售武装无人机。
虽然这种影响力和为特定研究安排提供“付费研究”资助的情况确实存在，但相对少见。更常见的情况是“观点过滤”现象。卡舒吉（Jamal Khashoggi）被谋杀后，美国进步中心（CAP）最初起草了一份声明，谴责该事件并要求对沙特阿拉伯采取后果。该组织曾从沙特阿拉伯的盟友阿联酋获得每年超过50万美元的资助。然而，在与CAP内部国家安全专家交换电子邮件后，CAP放弃了原来的行动呼吁，仅呼吁美国“采取进一步措施重新评估”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
丹尼尔·W·德雷兹纳（Daniel W. Drezner），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国际政治学教授，指出资助智库“可能与雇佣游说者一样重要”，因为智库的资助监管相对宽松。根据《游说披露法》（LDA），代表公司进行游说的公司需要填写注册声明，披露其政府工作经历，并列出它们所支持的法案。
根据《外国代理人注册法》（FARA），代表外国政府进行游说的公司需要披露它们联系的办公室、政治活动的描述以及它们分发的影响政策的材料。尽管这些规定有时不完美，但它们仍然是受到监管的。据报道，至少有一个外国政府——以色列——曾考虑创建一个类似智库的非营利组织，专门为了避免《外国代理人注册法》和《游说披露法》下的披露要求。
一些智库甚至公开宣传捐赠者所能获得的影响力和接触机会。例如，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尽管未公开披露捐赠者信息，但它公开表示，捐赠2.5万美元或以上的捐赠者将能够接触该机构的工作，并获得参加私人区域活动、晚宴以及参观华盛顿关键政策场所的机会。
威尔逊中心（Wilson Center）则宣传，年度捐赠10万美元即可提供与其领导团队成员的专门联系，捐赠者可与高级项目主管进行私人沙龙讨论，并参加每年的全国私人闭门活动。
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则列出了成为“战略合作伙伴”的福利，包括私人晚宴、简报、与首席执行官和总裁的年度圆桌会议，以及一个合作经理来监督公司与大西洋理事会的互动。大西洋理事会将与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描述为“深度协作的事业”。
尽管访问和合作本身并无不妥，但它们可能为捐赠者控制研究结果或审查对捐赠者不利的研究提供了条件。泄露的电子邮件显示，大西洋理事会曾给予阿联酋大使阿尔·奥塔伊巴（Al Otaiba）提供有关美国对伊朗政策报告草稿的评论机会。
大西洋理事会国际安全布伦特·斯科克罗夫特中心（Brent Scowcroft Center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负责人巴里·帕维尔（Barry Pavel）提到，该中心的企业合作伙伴计划：“我们与企业合作伙伴、政府合作伙伴以及个人一起解决这些问题，而与基金会的合作较少，基金会不会像这样参与……我们听取他们的意见后，将其交给报告的作者。”根据帕维尔的说法，奥塔伊巴并非唯一审阅报告的捐赠者。报告的作者采纳了奥塔伊巴的一些修改，但坚持了自己的主要论点。“我的理解是，[外国政府]在他们的项目中有其他人做更多有针对性的工作，”帕维尔告诉《拦截者》。
个人研究人员也可能面临潜在的利益冲突。智库专家常常同时担任政府顾问或私营公司董事会成员，或者两者兼任，这些多重身份可能模糊智库研究人员在这些角色之间不断转换的界限。例如，詹姆斯·塔克尔特（James Taiclet）目前担任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公司首席执行官，该公司从五角大楼获得的资金是全球其他公司无法比拟的。塔克尔特还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董事会成员。鉴于塔克尔特的公司和薪酬高度依赖于五角大楼的合同，这可能会与他在指导外交政策智库时发生利益冲突。
一些智库的董事会成员和研究员甚至同时为外国政府工作。例如，詹姆斯·琼斯（James Jones Jr.）曾是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国家安全顾问，并自2011年起担任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董事会成员。2016年，琼斯申请获得授权为沙特阿拉伯工作，并拥有两家咨询公司，为沙特国防部提供咨询服务。
约克镇解决方案（Yorktown Solutions）总裁丹尼尔·维亚迪奇（Daniel Vjadich）在2022年被《政治》（Politico）杂志称为“在华盛顿为乌克兰而战的人”，因他代表乌克兰利益在美国进行游说，并注册了《外国代理人注册法》。同时，维亚迪奇还担任大西洋理事会的非驻地高级研究员。
智库的资助关系复杂。捐赠者可能会选择与自己意识形态相契合的个人和机构，外包特定议题的研究，或鼓励在某些不太被关注的领域开展进一步研究。
7. 走向何处：重建智库公信力的建议
智库在政治决策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政策研究的主要来源，智库专家通过区域经验、专业知识和数据分析等，为立法者提供有价值的见解，帮助塑造美国的公共政策。然而，尽管智库往往声称保持客观，且可能有此努力，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外部资助者。在一些情况下，资助可能附带条件，从而导致自我审查、捐赠者干预，甚至某些情况下，捐赠者直接资助特定研究成果。这一现象促使公众对智库的信任度显著下降。
2018年，Cast from Clay（一家英国传播咨询公司）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仅20%的美国人信任智库的言论。然而，信任并非无法恢复。在当前政府信任度接近历史低点的背景下，智库不仅能够，也应该更加注重服务公众利益。
增强透明度是恢复智库公信力的有效途径。一些记者在采访专家时，已开始提及智库背后的外国政府资助。例如，《纽约时报》在报道时任参议员鲍勃·梅嫩德斯（Bob Menendez）与卡塔尔关系的文章中，采访了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的资深学者侯赛因·伊比什（Hussein Ibish）。文章中提到：“与许多华盛顿智库一样，（伊比什所在的）研究机构也曾接受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资助，显示了海湾国家在美国影响力的深度。”
有一位国会工作人员指出：“如果我们能够在国会解决这一问题，确保听取的证词不受资助方的议程干扰，我们将能够制定出更有效的法律，推动更合适的政策，并开展更加务实的听证会。”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对国会的建议：
1. 国会应通过立法，要求所有希望寻求公共政策的非营利组织公开披露所有来自企业、美国政府及外国政府的捐赠者，特别是那些捐赠金额超过10000美元的捐赠者。此提案延续了《智库透明法案》和两党共同支持的《反击外国影响法案》等提案，旨在要求智库披露外国政府资助情况。司法部应有权对未按要求披露此类信息的智库施加民事罚款。对司法部的建议：
2. 在相关立法通过之前，行政部门应正式要求所有智库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开披露相关信息。2020年，时任美国国务卿曾发布声明，要求希望与国务院合作的智库和其他外交政策组织，在其网站上显著披露所有来自外国政府的资助，包括国有或由国家运营的子公司。然而，2023年，拜登政府突然停止了这一要求，且未给出解释。
3. 国会应显著改善证人利益冲突披露的要求。目前，美国参议院委员会的证人无需披露任何潜在的利益冲突信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参议院应采纳类似众议院的《证词真实性表格》，要求证人披露与听证会相关的利益冲突。不幸的是，众议院的表格即使存在，也常常被填写不准确，甚至根本没有提交。因此，推动两院实施强制披露、关闭允许证人在个人身份下作证的漏洞，扩展披露范围至所有重大外国政府资助及私人利益冲突，并对提供不完全或误导性信息的证人实施惩罚，将是至关重要的进展。
4. 委员会领导应更加努力邀请来自透明智库的证人——而非没有披露资金来源的“暗钱”智库——出席国会听证会。过去两届国会中，超过三分之一的智库附属证人来自那些没有公开捐赠者信息的智库，这使得无法验证这些智库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
1. 司法部应就未根据《外国代理人注册法》注册的智库可代表外国捐赠者从事哪些活动提供明确的指导。遗憾的是，《外国代理人注册法》的模糊性曾导致该法案在某些情况下被当作政治武器，针对智库和其他非营利组织。例如，一些国会议员曾指控国家资源保护委员会（Nation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充当某亚洲国家的外国代理人，理由是该委员会与该国官员有着积极的互动。这种指控显然缺乏任何表明主要代理关系的证据，反映出《外国代理人注册法》过度应用的风险。澄清这一表述不仅能更好地保护智库免于遭受不实指控，还能明确告知参与此类活动的智库应遵循《外国代理人注册法》的注册要求。对智库的建议：
1. 智库应停止“付费研究”的做法。捐赠者如果能够决定研究结论，并从中获得经济或直接物质利益，这与智库应坚持的学术独立性相悖。这种做法不仅不利于智库的声誉，还会加深公众对智库行业的疑虑。对媒体的建议：
2. 智库应尽量避免不显著的利益冲突。正如昆西研究所之前的简报所提到的，智库应“主动识别捐赠者可能从研究结果中获得明显利益的情况”。智库应将重心从为利益冲突辩解转移到主动避免并在必要时披露利益冲突上。
1. 来自外国政府资助及五角大楼资助的智库专家主导着媒体舆论。例如，2023年昆西研究所的简报指出，在报道美国军事参与乌克兰的文章中，“媒体引用五角大楼资助的智库的频率为85%，是引用不接受五角大楼资助智库的七倍。”这些潜在的利益冲突几乎未被提及。正如昆西研究所简报所建议：“媒体机构应采纳专业标准，披露所有讨论美国外交政策的来源与其利益冲突之间的关系......这些信息对于评估专家评论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它和评论本身一样重要。”《纽约时报》在某些时候已经采取了这一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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