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懋仁：对“质疑资本逻辑批判”的质疑

这几天，有好几个微信群都转发了一个署名为董德刚的文章，题目是《质疑对所谓“资本逻辑”的批判》（以下简称董文），文中提出了四个主要观点，让我们对此来进行分析。

 

董文提出的第一个观点，说“资本追求赚钱有什么过错吗”? 

 

对此让人产生的一个怀疑就是，不知道有哪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或者后续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有谁说过资本把赚钱作为资本的目的有什么过错？董文提出的根据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一句话：“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请注意，马克思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就是要生产剩余价值，或者赚钱。马克思不过是指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的，或者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所采取的全部方式，从而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在这里，马克思没有做出什么对于赚钱目的本身的对与错的价值判断。董文还硬要把生产剩余价值与赚钱两者截然分开，在他看来，生产剩余价值是一回事，赚钱又是另一回事。他是真的不知道吗？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里，生产剩余价值就完全等同于赚钱。两者在这里没有任何区分。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资本也就不存在赚到钱的全部可能性。

 

对马克思来说，资本要赚钱本身不是罪过。罪过在于赚钱的方式，因为在这种追求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过程中，由于出现了大量产品生产过剩，导致了经济危机的发生，从而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阻碍了社会生产的发展。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导致大量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程中，被迫缩短了他们劳动寿命，也缩短了他们的生理寿命。这同样也是在破坏社会生产力，阻碍社会生产的发展。这才是资本主义追求剩余价值的主要问题。至于资本一出世就是为了赚钱，这本来就是资本的本性，不需要质疑。至于赚钱本身是对是错，也不能抽象地对其做出肯定还是否定的价值判断。关键还是要看这个赚钱的方式，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有利还是不利，是在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还是在阻碍社会生产的发展。历史已经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大部分存在的时期，所发挥的作用都是在破坏社会的生产力，在阻碍社会生产的发展。

 

对这个所谓赚钱目的是对是错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抽象地指责所谓资本追求赚钱就是错误的。马克思批判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是它的赚钱方式，并不是抽象地批判所谓赚钱的目标的对错问题。

 

董文把这个问题作为他质疑所谓资本逻辑的第一条，会让有些人感觉不可思议。因为赚钱目的本身并不是马克思主要批判的对象。然而董文却一定要把这一条放在第一位，而且是以一种莫须有的罪名来硬要安在马克思的头上，这就难免令人产生一种疑问，他是不是要把这个马克思基本没有涉及到的问题，作为否定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这样一个明显系伪命题的话题，他却用以作为指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是不是在他看来，这样就可以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前提，就可以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全部理论呢?

 

董文提出的第二个观点，是质疑“资本一定会无偿占有剩余价值吗”?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绝大多数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一定是肯定的，即资本不是物，而是通过物所体现的一定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要求无偿占有剩余价值，这不存在任何疑问。主要根据就在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工人的劳动时间划分为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只是对他在必要劳动时间所付出劳动力的价格，而对于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里所从事的剩余劳动，资本家没有给付工人任何酬劳。这就是对工人从事剩余劳动所创造价值的无偿占有。这是一个非常清楚明白的道理。董文似乎对此茫然无知。

 

他针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这样一句话，“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就说出了以下他想要说的话。董文说，这句话符合当代世界特别是我国的实际吗？很多类似于比尔·盖茨的企业家的资本是这样吗？许多个体户通过辛勤劳动积攒了部分资金以及向银行借贷进而投资兴办小微企业（历史上这样的事例也很多），他们的资本也不干净吗？成千上万的股票持有者都是剥削者、吸血鬼吗？

 

这里首先需要指出，董文把所谓当代世界的情况与我国的情况混为一谈，这种做法本身就是错误的。我国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这与在当代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显著的不同。董文认为，马克思时代的那种资本主义的血腥在今天的世界中已经是极少数现象了，不具有普遍性。这种判断完全脱离实际。不要说，在今天很多实施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里，这种残酷的血腥劳动依然存在，那里劳动条件极差，劳动时间过长，还有大量的童工。这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最近，在大量美国网友涌入“小红书”的过程中，展示了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中有不少人一天要打两份工，甚至三份工，才能勉强维持温饱。这是不是在延长他们的劳动时间? 这是不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现实? 即使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那种地下黑经济也不缺乏非法雇佣童工，非法雇佣大批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这样的现象。他们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缺乏劳动安全保护，工资收入极低。这样的剥削还不残酷吗？这还不是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吗？还有那个臭名昭著的爱泼斯坦的“萝莉岛”，雇佣着一大批年轻女性，其中还有不少未成年女童，供那些资产阶级政治和经济上的大佬们恣意蹂躏，这是不是残酷的剥削，是不是展示出资产阶级的丑陋、无耻、荒诞和凶残？董文还要为这样的资本主义涂脂抹粉、遮遮掩掩吗？

 

董文还以比尔·盖茨为例，说他就不是这样的资本家。董文的作者真的了解微软公司旗下大多数劳动者的状态吗？他完全是一种想当然。微软旗下有大量的被称为所谓“码农”的程序员。他们劳动时间相当的长，劳动过程相当单调、枯燥和乏味。他们在编程中，大量最简单的语句反反复复，搬来搬去。这和在建筑工地上，建筑工人们来回搬砖的劳动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过去，有一个游戏名为河内塔，游戏的要求就是把三块摞在一起的大小圆盘反复搬动，把最初大盘在下、小盘在上的状态最终搬成小盘在下、大盘在上的状态。这样的搬动非常单调，也非常枯燥，极容易让人心烦意乱。而码农们的编程过程就是在反复移动无数河内塔上的圆盘。程序员的劳动也和马克思所生活时代的在工厂中操作大机器的工人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可能看上去，码农们的劳动强度要比建筑工人小多了，比开车床的工人的劳动强度也要小得多了，然而码农在劳动中不仅要花费体力，更要花费大量的脑力。为此，他们还不得不加班，不得不延长劳动时间，不得不损害自己的健康。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日本，出现的所谓“过劳死”主要不是存在于体力劳动者那里，而是存在于所谓白领中的脑力劳动者那里。面对这些残酷的事实，董文还以为今天的资本主义，包括比尔·盖茨这样的资本家是无比仁慈的吗？比尔·盖茨的财富名列世界前茅，他的财富主要来源于对微软员工的剩余价值的剥削，还有一小部分来自于他的产品所处于的垄断地位。

 

在董文关于资本是否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论述中，有许多混乱的概念。例如他把个体户也纳入到资本的范畴之内，这就完全不合理。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只有劳动力成为商品，资本才有可能获取剩余价值。个体户生产经营总体上不是靠雇佣劳动，其收入主要依靠他们自己的劳动。或许，在某些必要的时候，他们会雇佣少量的劳动者，但这少量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在个体户的全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因此，讨论个体户的所谓资本问题，完全是无稽之谈。

 

当然，在个体劳动者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货币之后，也会想到要扩大再生产，要赚更多的钱。在这种情况下，某些私营企业就会由此而产生。这样的私营企业需要雇佣较多的劳动者。那么这些劳动者就会创造出剩余价值来。对于中国来说，前三十年，国家总体生产力还远称不上发达，国有企业所提供的就业岗位非常有限。特别是在八十年代前后，大批知识青年从农村返城，他们的就业需求就成了更为迫切的问题。当时一部分国有企业尽了最大的力量吸收了一部分知识青年进厂就业。但仍有大批知识青年处于失业（当时称待业）的状态。国家因此鼓励个体户自主就业，是有必要的。由个体户发展到私营企业也有其合理之处。对党和国家来说，劳动力的就业是一个很大的民生问题。而个体户以及私营企业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当然要全力支持。

 

不容否认，在私营企业中，早期的那些制假贩假、偷工减料、坑蒙拐骗的现象也是相当严重的。这就与所谓资本的本性贪婪有着直接的关系。这样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治理，得不到解决，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肯定会产生极大的混乱与失序，广大消费者即人民群众对此也是怨声载道。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加强的相关法制的建设，制定各项法律规定，以便于把我国经济秩序导向正轨。在党的十六大上，中央提出“两个毫不动摇”。一个是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另一个是必须毫无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的发展。这后一个“必须毫不动摇”就是对广大非公有制经济既要给出一条出路，还要让这条出路更宽更平，同时也要进行必要而正确的导向。所谓引导就是规定了必要的要求和限定的区域。所谓引导就是不允许资本盲目扩张，资本的盲目扩张有可能危害国计民生，甚至危及国家安全。但是，正常的、遵纪守法的私营企业是得到国家的支持和保护的。这两个方面的措施，就能确保我们国家的私营经济健康发展，而不至于像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资本大企业那样特别任性、特别狂妄。

 

中国的民营经济或者非公有制企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是有着广阔前景的，是大有前途了。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前途并不稳定，其生存完全可能面临很大的危险，特别是面临西方垄断资本的打压和侵害，甚至会被完全吃掉而不吐骨头。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才有可能得到更大更好的发展，也才能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他们自己的力量。

 

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下的中国私营企业，大部分得到了健康的发展，当然有些小毛病也不可能完全避免，但总的趋势和状态是比较好的。这正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提供的保护与支持。我们很多中小私营企业，勇于创新，大胆创业。有些国计民生所需要的产品，在他们的勇敢创业的精神下，成为满足国家建设与发展需要的关键产品。我们的华为（其实华为只是一个民营企业，由于它把股权加以广泛的稀释，现在已经不能简单称为私营企业了），为国家承担了巨大的压力，这样的民营企业，世界少有。我们的深度求索（Deep Seek）在人工智能方面独辟蹊径，以较快的速度、较低的成本在赶超世界上最先进的人工智能企业。这都是中国民营企业创造的辉煌战果。董文可能看到了这些战果，但是没有看到在战果背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保驾护航，而且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与奉献。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还有我们的毛主席，从来都没有一味地、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资本罪恶。他们都是从实际出发，结合具体的实际情况，对资本在某个特定阶段所起到的作用，无论这些作用是正面还是负面，都会进行客观的评价与判断。

 

例如，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说过，“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欧洲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严厉的打压和限制。因此资本主义为了冲破这些限制，发动了资产阶级革命，最终推翻了欧洲封建制度，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出一条通道来。至少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与恩格斯对资本的评价是客观的。

 

不过，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还一致指出，资产阶级原来针对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也开始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这就是矛盾的转化。在辩证法面前，资本的属性不可能不改变，不可能不从曾经起过的积极作用，走向自身反面的消极作用。

 

1921年，列宁的苏维埃俄国推行新经济政策，其中有一条就是利用俄国的资本主义，通过各种形式将其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使其成为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阶段。在这个时候，苏维埃俄国与布尔什维克党也没有完全限制资本在俄罗斯的存在与发展。

 

列宁在1921年写的《论粮食税》中写道：“……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将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将极其可靠地保证社会主义在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而立于不败之地。”

 

列宁还说，“我可以想象，有人将怎样义愤填膺，怒斥这些话……怎么? 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向国家资本主义过渡意会是一个进步? 这岂不是背叛社会主义吗? ”（《列宁选集》第4卷，1995年版）

 

在列宁看来，过渡这个词的意思，在经济上就是说，在这个制度内有资本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大家可以看一看，列宁当年所说的在实施了新经济政策的苏维埃俄国的情况，和今天中国的情况是不是有点类似？

 

列宁考虑的是根据当时苏维埃俄国面临经济上的巨大困难，必须要采取的一种经济政策。列宁不是从理论出发，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要解决问题，必须而且只能从实际出发。所以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就是一种胜利，因为它可以解决当时苏维埃俄国所存在的经济问题。但列宁并不认为，这种政策是永久性的，不是永恒不变的。它的最终目的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那里。因此，列宁不会因为暂时推行新经济政策，就要在理论上修改对资本主义本质上的认识与观念。而董文似乎就是因为我们今天也在发展私营经济，就要从理论上否认资本本质的负面性，这是非常荒诞的。

 

在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一段时间，我们党也曾推行过一条新民主主义的方针路线。这条方针路线也是为了中国在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之前，需要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包括资本主义企业实施一种鼓励和支持的政策。当时有些城市中的私营企业，国家要保障在那里工作的工人们的就业与收入。如果这些企业都垮掉了，那么失业者就会成为国家的一个巨大的负担。

 

1953年7月，毛主席在全国财经会议的领导小组会议纪要上写了这样一段文字：“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有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蓁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民国家有利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

 

毛主席在当年说过的话，用在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基本也是适用的。还是那句话，在过渡时期，我们需要利用资本，为的是要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但是我们不需要从根本上改变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的本质分析，更不需要为在世界其他地方继续肆虐，侵害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利益的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资本财团曲意逢迎，更不需要美化资本丑陋的本性。在已经确立了必须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这些资本主义的因素和成分只能是一种过渡性的需求，不可能成为永久不变的东西。

 

在五十年代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很多私营企业与国营企业实现了公私合营。后来有人说，有些私营企业的老板不愿意搞公私合营，全家在私下里痛哭流涕。可能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然而还是有很多私营企业自觉主动地欢迎公私合营。因为当时国家为了发展重工业，大量的银行贷款都率先借给国营企业，很多私营企业拿不到银行贷款，这些企业的生存就面临极大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公私合营，也是挽救这些企业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而且，实行公私合营之后，原来的资本家还可以从企业的利润中拿到一部分收入，这就是所谓定息。定息来自企业生产获得的利润中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属于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

 

在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行进中，我们的民营企业或者私营企业是大有可为的。但是也不能否定，某些所谓房地产商的巨头，借着向银行贷款的机会，大肆套现，将国家贷款纳为己有。如恒大许家印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们对国家资产的侵吞，同样也是资本贪婪本性的体现。这样的资本，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在本性上没有区别。董文似乎不知道许家印之流的恶行，在他看来，中国的私营资本与西方的私营资本完全不一样。要知道，如果有所谓不一样，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要求的。而许家印这一类私人资本，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私人资本就是一丘之貉。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最有效地管控私人资本，才能最有效地促使中国的私人资本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才能参与到提高中国民生的经济建设的队伍中来。我们有相当一批民营企业家，他们有一种家国情怀，在个人富裕起来之后，愿意投入更多的力量和资源，帮助家乡的父老乡亲走上富裕的道路。这样的企业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里是看不到的。

 

董文还把资本家参与管理，也说成是创造价值的一部分必要工作。在马克思那里，管理劳动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它是社会生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提高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管理劳动往往成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工具，其本质在于维护并扩大资本家的利益。简单地说，如果没有工人的生产劳动，资本家坐在办公室里打电话、看报表，四处联系客户，制定什么纪律和规定，或者与客户应酬、酒宴不断，都不可能创造出价值来。董文在这里东拉西扯，似乎总想浑水摸鱼。

 

董文中提到的第三点，是质疑“资本会导致‘通吃一切’的霸权吗”？

 

显然，董文对所谓通吃一切的霸权论断是否认的。他难道看不今天的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吗？今天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财团，不就在世界上通吃一切吗？国际金融垄断财团四处割韭菜、剪羊毛，全世界都被美国收割了好几遍，这还不叫通吃一切吗？美国非常想收割中国，因为目前的通吃一切还没有在中国完全达到目的，至少在中国身上有太多的羊肉还没吃到、有更多的韭菜还没割到。这个明显的事实，连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都已经深切地感受到了，一个北溪管道，在美国的指使下被炸断，欧洲不得不购买美国高价的液化天然气，这还不叫通吃一切吗? 董文看不到这样明显的事实，到底他都看到了什么？他算是睁眼说瞎话，还是闭眼说瞎话？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了。

 

董文还把自然资源也要纳入了创造价值的源头之内。对这一点，马克思也早就说得清清楚楚。如果没有劳动，如果自然资源没有进入生产领域，那么自然资源什么也不是。只有自然资源进入生产领域，它才具有了价格的属性，但仍然不具备创造价值的能力，更不可能创造价值。

 

关于第四点，是对“一些学者批判所谓‘资本逻辑’的追根溯源”

 

这里不做具体分析了，因为没有多少关注的价值。但有一点需要指出，董文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论断并不全面，“包含难以避免的某些偏差和局限”，这种表述是太客气了。他本来一定是想说，马克思恩格斯那些论断都是错误的，而像他现在的认识才是面对现实、接近真理。其实，这不过体现了他的肤浅与无知。真理还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里，也在列宁的手里，还在毛主席的手里。可笑的是，往往认知水平越低的人，越是自以为是，他们既不懂唯物论，也不懂辩证法，难免沉醉于井底之蛙的世界中。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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