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从上海京剧院获悉，12月2日下午，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京剧杨子荣扮演者童祥苓因病在瑞金医院去世，享年89岁。
本公号摘录由童祥苓口述冯绍霆撰稿的《童祥苓口述历史》一书片段发表于此，作为对童祥苓，这位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的深深敬意和怀念。
他以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杨子荣”扮演者而名满天下，这种特别的身份和经历，造就了现代中国京剧发展的特殊价值，诸如以艺宗名师南麒北马的经历和体会，写照了周信芳、马连良等一代大师艺德双馨的风范和创作思想;以三进三出“威虎山”的具体过程和所见所闻，揭示出纷纭众说背后的种种脉络和历史真相。
他从新剧创作的尝试、兼收并蓄的实践，表演戏路的取向等多个角度，为“童家班”的艺术追求和实践留下了不少第一手资料。顺利时的奋斗、欢乐，逆境中的艰辛、坚韧，豁达的人生态度，时不时幽上一默，充满了当下需要的正能量。
2014年8月，童祥苓先生（右二）在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接受口述访谈后与撰稿人冯绍霆先生合影，左一为上海书店出版社责任编辑王璇，右一为本文作者。
2015年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童祥苓口述历史(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由童祥苓口述冯绍霆撰稿。
文章披露了“四人帮”倒台之后, 能不能演样板戏, 唱不唱《智取威虎山》, 童祥苓心里十分纠结。更何况, 在不少人心目中他还是江青“嫡系”, 虽然重新获得登上舞台的机会, 在这件事上就更要小心谨慎了。现将有关内容摘录如下，以飨读者：
童祥苓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也是备受看重的。
童祥苓老师曾经在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扮演主角“杨子荣”并且非常成功。
1976年第一次演出, 是由当时上海市领导彭冲领队到南京慰问演出。那时候不让唱《智取威虎山》, 只唱传统段子。头天唱完, 第二天南京军区廖汉生政委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去了, 问为什么不唱《智取威虎山》? 自己的作品怎么不想唱, 可真是一言难尽, 搞不明白对与错、是与非了, 一时我找不出合适的话来回答。
廖政委看我不吱声, 就说了他的看法: 是不是因为是江青领导的, 就都成了江青搞的。她有那么大的本事? 这不是你们文艺工作者的血汗吗? 他说你们怎么那么笨, 干嘛把她抬得那么高, 难道不是你们演员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嘛!
给战士不唱杨子荣怎么行, 到我这来唱《甘露寺》, 你看看战士都没有反应。从明天起唱《智取威虎山》。第二天演出, 战士们听到 “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 情绪非常高涨,很明显非常喜爱这部戏。廖政委的话既实事求是又有道理, 可惜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理解。
还有一次, 也是去慰问解放军, 带队的是黄菊。这是我第一次见黄菊，当时他自我介绍说: “我是黄菊, 这次由我来带队。” 当时慰问空军, 宣传部副部长丁锡满也是不让唱《智取威虎山》, 唱的是《甘露寺》, 唱完之后毫无反应。领导都坐在台上,底下都是空军, 一眼望去都是大校、上校。我刚转身想下场, 后头轰一声, 吓我一跳,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啊。回头一看,下面军官们都站起来了, 齐声喊: “《智取威虎山》,《智取威虎山》!” 我没辙了，转身就冲领导站着了, 那意思就是请领导们来决定吧, 该唱呢还是不该唱，该下去呢还是不该下去呢? 一位老领导说, 还是唱一段吧, 我就唱了。
童祥苓在《智取威虎山》中扮演杨子荣。
浙江军区司令熊应堂住华东医院, 人家带我去看他。熊老当时坐在一个专门的病人用的凳子上, 一进去熊老站起来了, 我赶紧说您别站起来, 他冲我竖大拇哥:“角儿!” 我说我不是角儿, 是普通的演员。他说你的戏是受毛主席、周恩来肯定的呀。
1977年,上海京剧院一面清查“四人帮”余孽, 一面仍创作新戏。《智取威虎山》剧组决定排演新编历史剧《甲午海战》, 来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刚排不久, 中央的意见是让我们演《智取威虎山》来纪念《讲话》。大伙儿开会, 你看我, 我看你, 不知所措, 说现在能演, 还搞不清楚啊, 除非中央有红头文件拿来给我们看。结果, 中央意见来了: 你们开会, 编导演各一个组, 从头到尾详细谈谈这个戏到底是怎么出来的, 要具体到创作的细节。
编剧、作曲、舞美、演员全参加了讨论, 大伙儿一谈, 领导干多少, 演员干多少。我才知道这个戏, 毛主席和周总理提过修改意见, 元帅将军们也提出过。贺龙元帅提出,杨子荣改扮饲马副官为什么不骑马, 许大马棒的青鬃马就是身份证明, 在京剧中骑了马就可以舞起来了, 后来就在第五场《打虎上山》里加了马舞。第三场《深山问苦》,也是根据将军们的意见创作出来的。他们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会光听了土匪的交待就冒险上山, 总要通过侦察员深人群众, 掌握了第一手情报, 才可能深入敌巢。他们还提出，加个女孩来丰富人物和声乐形象。
连外国人的意见也吸收了。德国大使看完戏说, 一枪打不死老虎, 杨子荣用的驳壳枪得是德国造的连发枪, 才能打死老虎, 后来戏里就改放排枪了。谈完之后一总结, 认为《智取威虎山》的成功, 是上至毛主席、周总理、贺龙元帅和将军们, 下至广大文艺工作者以及广大观众共同的智慧结晶。送到中央, 还真来了一个红头文件。
根据这个红头文件,这个戏基本上是大家共同努力做出来的, 演, 就演三天吧。大家不知道效果, 怕没人看。结果广告一出, 三小时之内戏票就被抢购一空。人民大舞台给我们来电话, 说你们知道吗, 买完票, 我们扫地, 光钢笔就扫了一大堆。大伙儿挤啊, 挤掉的。大家知道了,这是最后一次原版《智取》, 之后就看不到了。
2016年京剧名家齐聚为党庆生，82岁童祥苓再唱《智取威虎山》那段家喻户晓的“今日痛饮庆功酒”。
虽然有此盛况,但我们并不兴奋,因为都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演出《智取威虎山》了。
剧组一百多人, 花了五年时间辛勤创作的《智取威虎山》, 将要成为历史。因为剧组在这之后就要解散了, 演员会各奔东西。这个剧组解散, 我们离开的时候大家都很难过, 因为从文化局的领导来看好像是一个政治团体。
但是, 不管是导演、演员, 还是创作, 经过了五六年的时间, 形成这么一个很默契的团体, 很不容易。我们要求过, 能不能再考虑考虑, 保留下来。因为解散容易, 只要下一个命令。但是将来有朝一日后悔了, 想再组织起来就不行了。这个剧组, 除了乐队, 大部分都是上海京剧院的。解散了以后, 乐队各自回到了原来的单位, 交响乐团、音乐学院之类的。原来乐队的回各自单位了,演员们也四分五裂了, 相当一部分演员和乐队都到国外了, 很可惜。
实际上, 从社会上说, 对唱不唱样板戏一直有争论, 好像不赞成唱的有段时间还占了上风。后来有几件事我就一直觉得别扭。我记得在共舞台演出, 那是京剧院自己安排的, 一人一段清唱, 李炳淑来段《龙江颂》, 李丽芳来段《海港》, 我来段《智取威虎山》。
等我到了后台, 电视台的女主持人跟我说, 童老师,《智取威虎山》您不能唱。我问为什么? 这位女同志说, 您唱可以, 他们不给录音。这肯定不是她个人的想法, 我也不愿再为这些事争论了, 就只唱了传统戏。从那开始,我就不再唱现代戏了, 免得老让人家说长道短, 评头论足。
1985年,我记得在鞍山, 中央电视台邓在军导演搞了一个节目叫《古今戏曲大汇唱》。她打电话跟我说, 想搞个戏曲大汇唱, 你来唱《智取威虎山》, 我吓了一跳。我说, 这么大动静到中央去演, 能演吗? 她说, 祥苓同志，我让你来你就来嘛, 肯定能唱的。我说那就来吧。
那是第一次开放, 我有录像的。这一次, 红得不得了。结果山崩地裂, 观众反应太热烈了。那天样板戏就我和杨春霞, 我们两个唱了两山,《威虎山》和《杜鹃山》, 其他都是各地的地方剧种, 有新编的, 也有传统的。那一次, 体委的荣高棠跟邓在军说, 你这次谁也没有找对, 就是童祥苓找对了。那时候我还在鞍山, 所以报幕的时候问我, 说你从哪来,我说从鞍山来。那是“文革”后第一次在电视台演出《智取威虎山》, 也是第一次我知道群众对我们作品认可的程度。
李先念主席到上海来。当时江泽民当书记、朱镕基当市长。我和南云已经回上海了, 在一次晚会上为他演了出《武家坡》。李主席上台和演员握手时跟我说, 咱们很久没见了。我心里说, 咱们也见不着啊。他又问, 你现在《智取威虎山》还唱不唱啊? 我很难回答, 因为自己都不知道是对是错。李先念说: “为什么? 有几段蛮好听的嘛! 为什么不唱, 可以唱唱嘛!” 大家都听见了,国家主席都说可以唱唱了。
童祥苓、张南云夫妇。
开始唱的时候,有两次我非常感动。
一次是到山东演出, 在大体育场里, 人多得不得了。那时候没有大乐队伴奏,没有准备啊, 就一把胡琴在那吱吱咕咕地拉。当时我也没想, 就一把胡琴唱吧，反正不好听啊。结果, 我唱完离场的时候许多观众起立了! 这个我很感动, 这是对我的尊敬和肯定。
还有一次跟着《红灯记》, 跟着袁世海先生和浩亮组成的《红灯记》清唱表演小组合一块。那天《红灯记》演出小组用的是对口形, 但是他们很老实, 就跟观众说了, 观众也认可。结果他们唱完《红灯记》之后, 我还没出场呢,观众就齐声喊: “ 童祥苓出来, 童祥苓出来!” 反正那次非常之轰轰烈烈。
来源：新华路时光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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