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正在着手忙着一件大事，就是筹组未来自己的政府。
那么筹组未来政府的第一件事就是选择未来政府的工作人员，据《环球时报》报道，继任命白宫办公厅主任后，特朗普又宣布新的提名，涉及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边境事务负责人、环境保护署署长等职。同时，安全、外交等关键岗位也传出热门人选。
我们从目前所公布的多项人事提名来看，特朗普在选人用人方面，确实展现出了一种极大的“不拘一格”。
而这种“不拘一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提名对象的年龄结构相对非常年轻，有很大部分出生于上世纪80后甚至于90后。第二，提名对象之前所从事的工作与将要履新的职务比较而言，行业的跨度非常之大，有的甚至可以说毫无关联。
在特朗普未来的“内阁成员”中，除了与其竞选搭档并一同当选的出生于1984年的副总统詹姆斯·戴维·万斯之外，还有以下与万斯年龄相近的提名人。
李·泽尔丁，提名环境保护署署长，44岁，前纽约州众议员。
爱丽丝·斯蒂芬尼克，提名常驻联合国代表，40岁，众议院共和党三号人物。
皮特·海格塞斯，提名国防部长，44岁，目前为福克斯新闻电视主持人。
维维克·拉马斯瓦米，提名“政府效率部”负责人，39岁，印度移民后代，制药公司创始人。
塔尔西·加巴德，提名国家情报总监，43岁，前民主党国会众议员。
马特·盖茨，提名司法部长，42岁，佛罗里达州国会议员。
卡罗琳·莱维特，提名总统新闻秘书，出生于1997年，年仅27岁，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
对于以上这些人的提名，我们中国的很多专家和舆论的解读主要集中在特朗普的任人唯亲和任人唯“忠”方面，以及为自己所在的共和党在下一届美国总统大选中留下一批年富力强以及可接班的人才梯队。
当然，以上这些解读确实有其部分的合理性。因为《贞观政要》记载了唐太宗李世民的一句名言：“为政之要，惟在得人”。
正是基于在上个任期和卸任后近四年以来发生在特朗普身上的因为用人方面的“惨痛教训”，不得不让这位年近八旬的当选总统认真的对其反思。
其次，因为年龄原因和自己的政治生涯的“来日不多”，这位想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身负雄心壮志且自信的候任总统，特朗普必须要努力为将来的美国规划出一条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路线”。
基于以上这两个方面的考虑，对于未来政府将要出任要职的提名对象，年龄和忠诚度当然就是很重要的一项“硬核”指标。
但是，如果仅仅只是从这两方面来解读特朗普的选人用人，可能并不全面。
因为相比较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和现任拜登政府的内阁成员来看，特朗普未来新政府的“准内阁”成员不乏一些“草根逆袭”的成功范例。
我们仅以他的竞选搭档，即将出任副总统的詹姆斯·戴维·万斯为例，这位1984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其家庭背景十分类似于中国下岗职工的子弟，从小生活的贫苦使他对“铁锈地带”有了其深刻的了解和体会。其个人回忆录《乡下人的悲歌》就是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回忆和讲述。
如此贫寒与低微的出身和身份，能够一跃逆袭成为美国政坛的二号人物(根据美国政治的历史传承不排除还有更上一层楼的可能),特朗普选择他作为竞选搭档是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他想说明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仍然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与开放性，上层和底层并不是固化的而是流动的，上层和底层依然可以畅通的对话。这是不是在向外展示了美国制度的优越性呢？
我们不能忽视与小看这样的一种展示，因为任何社会制度下的国家，都需要一个具有朝气与活力的社会氛围，都需要有一个开放性与包容性的制度体现，都需要有一个自身基础与向上奋进的沟通渠道。
作为一位年近八旬，历经了第一个四年任期的风风雨雨以及这四年以来的复杂斗争，并且怀揣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报负。此时的特朗普已经是相当成熟的资产阶级政治家，这种残酷的“历练”让这位资产阶级政治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这句来自中国的古训。
所以，此次特朗普关于出任未来美国政府要职的提名对象的选择，绝不是仅仅建立在个人喜好以及“唯亲”或是“唯忠”的基础上，而是有着其深沉的考量之后的决策。
咸丰初年，时任礼部右侍郎的曾国藩在给咸丰帝进呈的《应诏陈言疏》中曾写道：“道光以来，官场“以畏葸为慎，以柔摩为恭”，“人才循循规矩准绳之中”，“守者”多而“有为者”少。如今“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对此，曾国藩充满忧虑地发出警告：“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曾国藩痛陈的“乏才之患”，表面上看是“畏葸为慎，柔摩为恭”这种“习俗相沿”所致，但本质上却是一种上层与底层之间利益藩篱固化的结果。这不仅是造成国家出现“乏才之患”的原因，也是造成黄炎培先生所谓的“历史周期律”的一个重要因素。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特别是政治人才放在中国来说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治国理政的人才。
中国共产党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取得的胜利，这种胜利不仅是军事斗争的胜利，更是一种先进文化和先进思想进而是一种先进制度的胜利。而人才的培养和选择就是这种文化、思想和制度的集中体现。
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和人民解放军的战史。甲午海战中装备先进的北洋水师不敌弱小的日本而割地赔款，抗日战争中，用现代化武器装备和武士道精神武装起来的日军曾经不可一世，让拥有数百万大军和国际军援的蒋介石退无可退。而无枪无粮人数极少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干部却能迎敌而上，以先进的思想动员组织民众，将日军团团包围。而此时近一半具有“高学历”的国民党中央委员集体和汪精卫主动投敌当了汉奸。
而中国共产党这种先进的思想力量和组织力量的基础在哪里呢？
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仍然在干部队伍中不断地强调和实践这种结合。比如鞍钢宪法中的“两参一改三结合”中的“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1967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中要求，九大代表要体现三个“三结合”，即：军队、革命干部、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工、农、兵三结合；老、中，青三结合。
1964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南昌对当时负责同志说：“死读书本，不从事工、农、商、学、兵的实际工作，造就不了人才。”而“知识分子脱离了群众就没有什么用。”
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最后的政治实践告诉我们，政治权力的交替并不代表政治水平、政治能力和政治经验的交替。
如今我们又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阶段需要我们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未来中国如何防止出现苏联式的“功败垂成”的结局？如何能跳出黄炎培先生所说的“历史周期律”？我们在第一个答案“民主”和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的基础上，做好治国理政人才的培养和选择将是及其迫切和重要的一项工作。
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五四运动” 2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了《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他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是真革命、不革命或假革命，就看你是不是和广大工农结合在一起”。
今天我们重新认识这种结合的意义，不仅是一般的党群和干群关系的意义，而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服务和赢得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意义，也是保证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征途中我们中国共产党不能回避的“时代问题”。
（作者：任光禹；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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