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解局：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学校，变成“教育集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

 

身边的中小学越来越多地变成了“某某教育集团附属学校”？

 

一副“做大做强、再创辉煌”的样子。

 

可以说，这背后有教育领域正在下的一盘大棋，但事实情况其实远比我们所看到的更复杂。

 

今天我们聊聊这件事。

 

 

河北的保定市到北京的直线距离大约是140公里。

 

保定的文化很发达，三百多年直隶总督署在这里，古代文人众多，1896年诞生了直隶省（河北省）第一所新式小学堂——保定蒙养学堂。

 

100多年后，这所学堂的名字叫“河北保定师范附属学校”，简称“保师附校”。

 

保定市再往西140公里，就进到了峰峦叠嶂的太行山区。

 

2017年4月，保师附校将贫困地区阜平县的龙泉关学校、白河学校、阜东小学纳入集团化管理。

 

正是在这个月，保师附校教育集团正式成立，集团辖市区内三所分校，地市内阜平、涞水、顺平、雄安新区七所分校。

 

 

在很多人还没搞明白“教育集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它就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在漫延了。

 

比如在北京，一个朝阳区就已经组建21个中小学教育集团，实现了公办中小学资源全覆盖。

 

作为教育界的宇宙中心，海淀区是北京市基础教育阶段规模最大的区，全区有中小学178所，幼儿园223所，中小幼职在校生超过41万人。

 

到今年年初，海淀区已形成42个教育集团、覆盖近150所中小学，全区中小学生实现全部在集团校或优质学校、特色学校就读。

 

海淀区设立集团化办学专项支持经费，每年将拿出2亿多专项资金支持集团化发展。

 

大背景是北京市教委在2018年发布《关于推进中小学集团化办学的指导意见》，明确鼓励中小学跨区集团化办学。

 

就在上个月，广东省教育厅公示了第一批广东省优质基础教育集团名单，总共70个，其中来自深圳的教育集团就有18个之多。

 

放眼到全国，教育部在今年年初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基本情况，其中就提到，全国共有1.6万个义务教育阶段教育集团和1.5万个城乡学校共同体。

 

教育集团化办学，似乎成了势不可挡的潮流，究竟有怎样的背景和内涵？

 

 

1999年，张艺谋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上映。

 

这部作品，让张艺谋斩获国内外电影大奖，也引发全社会对农村教育的关注。

 

故事讲述了在河北贫困农村里，水泉小学的高老师要回家看望病重的母亲，十三岁的女孩魏敏芝被田村长从邻村找来代一个月课。

 

高老师千叮咛万嘱咐，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让魏敏芝每天准确点清人数，一个都不能少，等他回来。

 

不料学生张慧科为了挣钱给家里还债，跑进城里打工了。

 

魏敏芝得知情况后，独自一人踏 上了进城寻人之路。

 

是的，一个都不能少。

 

 

《一个都不能少》剧照

 

从1980年到2000年，国家对教育的发展有一个基本的认定，叫作“穷国办大教育”。

 

那时的工作目标只有两件事——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简称“两基”任务。

 

史诗级的事业真的不容易，彼时政府的财力照顾不到所有的学校。

 

用很多地方校长总结的话来讲就是：“城市教育政府办，农村教育农民自己办。”

 

1980年代，农民基本都要缴纳一项“教育费附加”，钱上交到村里，只是用来给“村小”聘请民办教师。

 

很多村小就是在这个阶段兴办起来的，农民家里有钱就出钱，有力就出力，算是让农村的基础教育勉强没落下。

 

公元2001年1月1日，中国宣布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

 

当然，教育水平参差不齐的程度难以想象，但只能先集中精力解决“有没有”的问题。

 

其实一直到现在，“控辍保学”都是教育界第一政治任务，也就是要保证每一个义务教育阶段的适龄儿童，必须人人都要上学，不能有一个辍学的。

 

高中阶段的学生要求是不能有因贫困原因、上不起学而辍学的。

 

集团化之后的保师附校教育集团龙泉关分校执行校长杨俊芳，上任后第一件事，也还是要去走遍每一条沟，每一个村，到每一个建档立卡的学生家里家访，也是出于这个要求——600多个孩子，一个都不能少。

 

1986年通过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了义务教育的分级管理体系。

 

2001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要求义务教育“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

 

这使得县一级政府作为基础教育管理的责任主体、资源中心得以确定。

 

这里要提下大背景。

 

到2023年，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5.7%，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有没有的问题，基本是解决了。

 

 

随着国家整体实力和社会富裕程度的提升，新的教育目标变成“大国办强教育”。

 

还是县级政府扛大梁，但在差距巨大的县域经济面前，虽然都是县级单位，但山里的阜平和江边的昆山比起来，不能说是差距很大吧，至少也是天壤之别。

 

距离省会石家庄直线只有95公里的阜平山区县城，2023年地区生产总值只有64.1亿元，排全省倒数前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29101元，农村方面只有14436元。

 

过去，中小学校中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还是软件系统、教学方式，基本上没有跨区域流动的。

 

当一县之内无法满足人们对优质基础教育的需求时，县域之间、县市之间甚至跨省的行政辖区之间，演变成内部竞争市场，上演“人往高处走”的戏码。

 

太行山里的人，根本挡不住旁边城市的虹吸。

 

再举个例子，北大教育学院副教授林小英在调研时发现，某地处发达省份但县里经济相对落后的P县中学，生源大部分来自农村，可市里高中和外地的民办学校不断从P县吸纳优质初中毕业生生源，让P县师生集体流失，常住人口进而跟着出走。

 

2016年，P县中考前100名学生中仅有15人留在本县就读高中。

 

这就成了一个严重的民生问题。

 

公立教育的集团化制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就是要解决教育不均衡，解决“好不好”的问题。

 

所谓集团化办学，主要是靠行政力量的推动，兼顾双方学校的意愿，将一所名校和若干所学校组成学校共同体（名校集团）的办学体制。

 

特点是以名校为龙头，在教育理念、学校管理、教育科研、信息技术、教育评价、校产管理等方面统一管理，实现管理、师资、设备等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

 

目标就是促进优质均衡、实现共同发展、坚持资源共享和激发办学活力等。

 

某种程度上有点像日本的“老师轮岗制度”。

 

当年也是为了解决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日本政府让中小学教师不会在一个地方待太久。

 

到20世纪末，他们中小学教师每年的流动率接近20%，同一行政区域内流动的教师占55%左右，在偏远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双向流动的教师占18%左右。

 

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的统计，平均而言日本教师大概每6年流动一次，而校长的流动较为频繁，每所学校3-5年就更换一次校长。

 

这使得日本人对教育质量差异方面的担忧，似乎不那么严重了。

 

反过来看咱们。

 

北京的《指导意见》也明确提到，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积极有序支持优质教育资源到津冀等地区开展集团化办学。

 

截止到2024年9月，河北省已经引入246所京津优质中小学幼儿园与该省370所学校开展跨省办学合作，5所部属院校对口帮扶该省10所县域高中。

 

另外，河北先后组织250名中小学校长教师到京津优质学校跟岗学习。

 

 

京津冀部分学校合作信息

 

这样的事情，做了就比不做强。

 

今年3月份教育部的新闻发布会上，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教育集团总校长刘希娅提到一个重点。

 

他们在国家级贫困县重庆市丰都县办了一所小学，全方位地输出了谢家湾学校的课程、管理和教育教学理念。

 

一年多后，家长及社会各界满意率达100%，丰都县教育的民调满意度在重庆市提升了26个位次，人口流失率降低了70%。

 

没错，人口是一切发展的根本，是弱势地方政府积极拥抱名校集团的关键原因。

 

 

不过，高中阶段就有些特殊了，因为它不是义务教育阶段，有着完全不同的逻辑。

 

2021年修订实施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更加清晰地划定了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教育的边界，对各类民办教育加强了严格的分类管理。

 

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办学，就完全不能碰义务教育系统了。

 

相比K9义务教育阶段，高中距离监管更远，距离资本更近。

 

因为没有《义务教育法》的强力保障，高中的办学水准纯粹依赖县域经济条件，不同地区的财政资源投入差别比义务教育更是悬殊得可怕。

 

但在事情的另一面，因为高中少了硬约束，社会化办学、公立民办、资本入局等方式也就应运而生。

 

在强劲的多元升学需求下，高中学校集团化的背后，是对高考绩效的追求和产业化的驱动。

 

这是不同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另一种景象。

 

高中通常是一县之内最高学府，又被当作升读大学的过渡和预备，极容易用高考升学率来证明品牌实力，争取上级资源，保证合作履约。

 

最著名的就是衡水中学。

 

衡水中学始建于1951年，公办性质，是“衡水模式”的主要缔造者。

 

衡水第一中学在2014年8月正式使用，是由衡水中学与河北泰华锦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作投建的民办高中，现在叫做“衡水泰华中学”。

 

虽然《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规定“（义务教育外）其他公办学校不得举办或者参与举办营利性民办学校”，但因为“衡水模式”名气太大，在外界看来他们两家似乎是一回事，他们在各地开的民办分校也是一回事——都是“衡水模式”的翻版。

 

 

衡水中学/一中外部分校（2017年） 来源：新学说传媒

 

另一个是已经成功资本化的例子，是起源于四川泸州，2018年就登陆港股的天立国际控股公司。

 

2020年时，这家民办教育公司就已经实现收入12.98亿元、归母净利润3.79亿元，创上市以来新高，其中K12学校学费、住宿费是核心创收来源，合计运营着K12学校32所、学生人数超5.7万人。

 

2021年《民促法》及《实施条例》落地后，K9板块不能通过关联交易形式并入上市公司，这家公司就把小初学校从财务报表中剥离，重点开拓营利性高中教育。

 

2023财年，天立实现收入23.03亿元，归母净利润3.34亿元。

 

公司创始团队同样也是地产背景，是从地产切入教育赛道，顺理成章。

 

妥妥一门好生意。

 

根据国信证券的分析，民办高中学校行业体现出玩家众多、格局分散、长尾效应明显的特点。

 

在证券分析师的眼里，中国高中入读适龄人群未来5-10年还会继续走高，得益于市场规模体量庞大，龙头公司在细分赛道上有错位，竞争比较温和，远没有进入存量竞争阶段，发展空间还很大。

 

 

基础教育各阶段适龄人口数量（万人）

 

这几年来，我们也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单纯从算账的角度来看，只要某个阶段的教育事业能搞成产业，还是很受企业资本所追捧的。

 

泸州天立高中招生简章中，学费+住宿费约为3万元，考虑物价的变化，资本市场还预测了每年约5%增速。

 

所以，民办高中本来服务的就是有需要的家庭客户，这样的家庭，至少在心态上对教育的要求更高。

 

 

教育公司估值表 东吴证券，2024年2月总结

 

 

这几年全社会对教育的讨论非常多。

 

调研发现，有些地区操之过急，教育集团化带来了发展目标单一、教育理念同质化、消灭了传统和严重的教育内卷等问题，还有的名校只是形式上的集团化，管理缺失，并没有真正把先进理念带到弱势地区。

 

近期的社会事件也让人担忧，把学校食堂的问题归咎于民办教育的资本逐利，其实也没有触及本质。

 

优质的民办教育其实不应该被简单地否定。

 

在世界范围内，私立学校提供高质量服务同时获取营收回报，本质上都不是问题，重要的可能还是事前的规则确定和严密的监管体系。

 

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内部不只有经济因素的差异，还有思想观念、历史传统、民俗文化、治理水平等等的不同。

 

新中国成立75年了，我们已经努力实现了“人人有学上”，但对“人人上好学”的追求可能会一直在路上。

 

我们既不能不顾历史谈未来，也不能抛开代价讲收益。

 

不管是义务教育阶段还是非义务教育阶段，背景和现实远比我们看到的要复杂。

 

来源:正解局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