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被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放眼当时的世界格局，中国不过是英国利益扩张中的一个环节，除了中国，日本、南美洲、中东等地区，都在英国的扩张势利之中。
早在美国独立前后，就有人提出殖民地与母国之间应该实行“自由贸易”，挑战了传统的重商主义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宗师亚当·斯密则认为：母国对于殖民地的贸易垄断，不仅对殖民地的发展不利，而且对母国自身也不利，他主张向各国商人开放殖民地市场，最终实现贸易自由。斯密的学生大卫·李嘉图也认为应该使进出口贸易尽可能处于自由状态，如果“可以自由出口或进口而不加限制，那么国家……所享受到的将是举世无双和简直难以想象的繁荣和幸福”。这种“自由贸易”理论反映了工商业集团要求废除殖民地贸易垄断的强烈愿望，在1815-1849年间，自由贸易理论渐渐获胜，英国走进全面的“自由贸易”时代。
按照这种理论，英国在殖民地问题上应更关注海外贸易航线的建设与安全，占据并保护交通要塞、战略要地、关键的基地与海岛，以确保帝国贸易航道的畅通。随着自由贸易理论大行其道，英国逐渐放弃了贸易垄断政策，“贸易优先于统治”成为新的殖民政策。于是在19世纪英国海外殖民地的保有或占领中，就表现出明显的“贸易优先”原则。1808年，英属新斯科舍（New Scotia）和新不伦瑞克（New Brunswick）总督宣布，允许英国或美国船只把某些商品转运到西印度，突破了100多年来《航海条例》（Navigation Acts）的限制。1811年，英国允许除法国之外的任何国家的船只装载某些重要产品，如小麦、面包、饼干、树脂、沥青等进入英属哈利法克斯、圣安德鲁斯、圣约翰（St.John）等港口。
印度也逐步放开了自由贸易，瓦解了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从1793年起，一定吨位的英国个体商人的商品被允许进入印度；到1813年，英国政府废止了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垄断资格，在印度初步确立起“自由贸易”原则。1840年代，自由贸易在英国臻至顶峰，英国废除了《谷物法》（Corn Laws）和《航海条例》，变贸易保护主义为自由贸易政策；它开放了英国自身的市场，也用种种方式使其他国家开放市场。
这样，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英国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新一轮的殖民扩张，不过，这一时期的重点在争夺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而不是扩大帝国版图，“贸易优先”主宰了英国扩张的新思路，在世界各地，它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第一种形式是以贸易为目标，用商品和资本打开落后国家的市场。帕默斯顿就宣称：“我们所要的是贸易，土地对于贸易并非必须，在属于其他人民的土地上，我们能很好地开展商业。”英国对那些愿意接受“自由贸易”的地区不使用武力，也不占领土地，它更愿意采用欺骗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即便像帕默斯顿那样的帝国强硬派也是如此，他在1839年议会辩论土耳其问题时说，他主张“用和平手段从物质上支持大不列颠的商业，没有和平，就不能指望有繁荣的商业”。这番话虽然有一点矫揉造作，但确实体现了当时英国的“贸易优先”政策。
第二种形式是通过施加政治影响，来诱使弱小地区就范。因此，帕默斯顿拒绝拿破仑三世瓜分埃及的建议，就一点也不奇怪，他说英国的动机是“我们想要与埃及的贸易，想要穿越埃及的通道，但我们不想要统治埃及的责任与负担，让我们用商业的影响来改进所有这些国家，让我们避免一次十字军东征”。对中亚，虽然这个地区是介于俄罗斯和印度之间的重要缓冲地带，有助于保卫印度，但只要有可能，英国就通过政治影响来贯彻它的意旨，因此它分别在1836年和1857年与伊朗签约，1838年和1861年与土耳其签约，得到了贸易、投资等方面的特权，如开设工厂、减免关税等。
第三种形式是“炮舰政策”。英国以海军的力量强制推行“自由贸易”，强迫全世界为英国的商品打开大门，在这种政策下，领土扩张并不是首要目标，重要的是贸易“自由”。对于公开抵制“自由贸易”、不服从英国意愿的国家，英国用武力进行打击，强迫对方接受贸易。理查德·科布登、约翰·布莱特等自由贸易的吹鼓手曾指出：英国……只乐意在迫使非欧洲国家打开市场时才诉诸武力。帕默斯顿是推行炮舰政策的主要人物，在他主导下的两次鸦片战争，就是炮舰政策的典型案例。英国战胜后，通商和赔款是和约中的主要内容，中国因此被迫打开国门，让英国制造品无限制地涌进国内，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很快被冲垮了，中国由此而深陷在越来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英国让鸦片这种罪恶的商品在中国市场上“自由”地贸易，“自由贸易”的道德合法性具有极大的讽刺性。
英国对日本也实行炮舰政策。1858年，美国“黑船”打开了日本的大门，英国人便很顺利地搭上美国人这趟便车，达到了与日本通商的目标。但1863年8月，英国以使馆人员被杀为由发动“萨英战争”，炮击鹿儿岛（Kagoshima），索取巨额赔款；次年又发动下关（Shimonoseki）战争，再次索取大量赔款。两次战争的目的都是保护英国的商业利益，迫使日本作出更大的让步。
在美洲，1845年英国用炮舰封锁普拉特河（River Plate），打击阿根廷的贸易垄断，后来它改用劝诱手段促使其改变经济政策，而放弃了兼并普拉特河口的计划，“贸易优先”跃然可见。在西非，炮舰政策以阿散蒂战争最典型。英国从17世纪起侵入西非，先后占领冈比亚（Gambia）、塞拉里昴（Sierra Leone）、尼日利亚（Nigeria）、黄金海岸（Gold Coast）等地，奴隶贸易曾经在这些地方盛行不衰。后来英国放弃了奴隶贸易，但西非仍然是英国的殖民地，为英国提供咖啡、矿产等工业原料。
到19世纪中叶，以阿克拉（Accra）为中心的盛产黄金的沿海地带“黄金海岸”是英国的“保护地”，但内陆土著部落组成的阿散蒂联邦不屈服，英国于是多次发动侵略战争，企图征服阿散蒂。在1806和1821年的两次战争中英军被打败，1821年英国总督甚至战败自杀；但是在1826-1831年和1873年的两次战争中，英军获胜，并且在1896年攻占阿散蒂首都库马西（Kumasi）。1901年阿散蒂发动起义，失败后被并入英国的黄金海岸殖民地。
最后一种形式是占领重要的贸易据点，建立要塞，以保证“贸易优先”。在第二帝国时期，英国政府首先考虑的是保卫英国与印度之间的海上通道，为此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将荷兰在锡兰和开普的海军基地占为己有，后来又占领亚丁、新加坡、塞浦路斯等地，并与俄国划分在伊朗的势力范围，建立起从好望角到印度洋的通畅的海上通道。苏伊士运河开通后，占领埃及也属于这种情况。占领殖民地也是为了贸易，这在印度表现得很明显。在第二帝国时期，印度是“帝国王冠上最珍贵的宝石”，是帝国财富的最大源泉，是英国最重要的原料产地与工业品销售市场。统计表明，1757-1815年间，东印度公司从印度攫取的财富高达10亿英镑；1830年《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写道：“我们在东方海域的势力应当维持；不能设想任何针对我们伟大商业的致命打击，能比放弃这些有价值的属地更为有效。”英国工业化过程中，市场广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印度为英国提供了大量原料和广阔的市场，英国棉布曾大量涌入印度，挤垮了当地传统的手工纺织业，摧毁了土著经济，又为英国的棉纺织业开辟了用之不竭的消费市场。殖民当局引导农民种植英国所需要的工业原料，包括棉花、蔗糖、靛青、鸦片等，除鸦片主要输往中国之外，其他基本上面向英国出口。通过这样的一进一出，一种依附性的商业经济体系在印度形成。
通过“贸易优先”的政策主导，大大小小的殖民地、通商口岸、势力范围或租借地成为英国构筑世界贸易网络的大小支点，难怪有人骄傲地宣称：“英国是每一片海洋的主人，殖民地人控制着每一块海岸，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角落没有我们的工业产品。”通过“贸易优先”的政策，英国变得更加强大了。自由贸易发展到极度，就出现了“无形帝国”的倾向。
作者：慢老师 ；来源：和您聊语文微信号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