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笔者在收集研究有关四渡赤水史料时，无意之中在一本很专业的军事期刊上发现了一篇名为《桐遵之战研究》的“学术研究文章”（刊于《军事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一读之下，十分震惊。据说作者还是经常出没于各种媒体大谈特谈“四渡赤水”乃至“长征”的“专家”，这可就大大让笔者吃了一惊：如果“专家学者”们都这样热衷于这般耐不住寂寞地去抖猛料，甚至连地图都不屑于一看，连史料都懒得于一析，只会根据别人泊来的货色去察颜观色望风捕影地寻找猛料，乃至仅仅凭“揣测圣意”来做学问，刻意去迎合“非毛”、“贬毛”风潮，那能把这门学问做成什么样子呢？

好在现如今已公布的各种文献原件内容已具相当的完备性，要弄明白好些事儿也并不困难——只要舍得下功夫从细微处做起便是！于是笔者把这篇文章引来，逐段与作者作一分析探讨商榷，也顺便求教于诸多有关的方家。

一、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后，龙云的部署很周密吗？

1934年12月18日，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在黎平会议上对根据地建立的地区作出了这样的决议：“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移至遵义西北地区。”黎平会议由周恩来主持，1943年11月27日，他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回忆说：“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

但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改变了这一决定，“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根据这一决定，红军一渡赤水开始北上。敌军蜂拥而至，层层拦截，红军连日苦战难以北进，只好向西朝云南边境的扎西转移以决定下一步行动。

2月6日，龙云就任“剿匪第二路军总司令”，薛岳任前敌总指挥，下辖吴奇伟、周浑元、孙渡、王家烈四个纵队。2月7日，龙云向所辖各部发出关于第二路军作战方略的密电。龙云认为红军有“西窜渡横江之势”，决定要把红军“压迫而聚歼于长江南岸及永宁以西，横江以东之地区内”。为此，龙云命令其第一、二纵队分别向红军的右、左侧背追击，第三纵队在西面“迎头堵截，勿使敌渡过横江”。并要求三个纵队之间密切联络相互照应。第四纵队则“大部为总预备队，在一、二纵队后方跟进”。

龙云布置虽然周密，却独独疏忽了东面，更没有想到电码会被破译。黔军作为预备队属于“跟进”之列，自然也处于松懈状态，决计想不到会遭到红军的长途奔袭。 

二、中央红军抵达扎西准备由黔西向东发展，却没明确主要打击对象为谁吗？

敌变我变，当晚7时，军委在了解了龙云的部署后立即针对敌军弱点向各军团发出指示：“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这一指示有点模糊，只强调“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却未指明谁是红军的主要打击对象。 

三、中央红军二渡赤水的决策，是“由黔西向东发展”的“进一步细化”吗？

按照这一决定和相关情报，2月9日毛泽东在扎西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进一步细化了目标，他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主张。这表明红军在放弃了北渡长江的计划后对下一步的行动——建立黔北根据地形成了共识。但会议对红军究竟着重打击薛岳兵团还是地方军阀并无明确表示。

四、中央红军从扎西回师东进之时，有过“打击对象”之争吗？

（一）“娄山关”还是“雪山关”，差以毫厘，谬以千里

2月10日，从破译的电报中得知敌军正从南北两面逼近扎西，军委下令部队立即“转移到娄山关及其以西地域，争取渡河先机，并准备与薛岳兵团及黔敌为主要作战目标”。这封电报首次表明当时军委中重视薛岳兵团的意见占了上风。这完全合乎情理，因为不打掉一直紧随尾后的敌军主力周浑元部，红军难保安全，更别说建立根据地。

（二）军委改变了原来主意吗？

2月11日，红军分三路由扎西秘密回师东进。就在当天，龙云还在致电南京，说红军“窜往滇东，已入死地。不久即可一网打尽。”孙渡也于同日致电龙云，说红军“向镇雄溃退”，并催促王家烈与薛岳加快行动。川军总司令刘湘则在同日致各部队的“综合本日情报”的电报中说红军“由威信窜入滇境，经洛表、王场、三岔河向滇境洛木连日窜去”。

根据对手这些与红军实际行动南辕北辙的密电，军委在当晚的敌情通报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据此判断：四川追敌几全部向西，滇敌则堵我入滇，黔敌尚未参加‘追剿’而薛敌追我行动亦不迅速。”这些情况说明敌军被蒙在鼓里根本不了解红军已经掉头东进。

为从敌人的空隙间穿插出来，既把追敌甩在侧后，又给黔军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军委在2月11日20时发出命令：“我野战军为准备与黔敌王家烈及周浑元部队作战，并争取向赤水河东发展，决定向古蔺及其以南地域前进，并争取渡河先机。”还特别指出：“川黔边为红军要赤化的地方，一切道路不可破坏，以便往复运动战。”这表明红军已决心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却同时把2月10日命令中打击重点的先后作了个对调，把打击弱敌放在了首位。军委显然改变了原来的主意。

（三）朱德签署的命令，就一定代表朱德的个人意见吗？

2月15日20时，朱德发出二渡赤水的行动计划，特别指出：“我野战军以东渡赤水河消灭黔敌王家烈为主要的作战目标。”这说明军委经过五天的讨论考虑，全力打击弱敌的意见最终占了上风。

军委在制定作战计划时如此犹豫和反复，实在和1935年元旦猴场会议的决议有密切关系。因为猴场会议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一规定当时主要是为了防止李德和博古在军事上的专权，却不料这一民主程序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为后来的军事决策带来了障碍，因为政治局大多数成员毕竟不懂军事。

2月18日，红军开始渡河。可笑的是薛岳在当天发出的军情综述中竟然称“朱、毛有化装逃走说”。

五、治史治学者，唯书，唯上，还是唯实？

（一）有重量级政治人物作序，就成了“权威性无可置疑”？

2月21日，红军全部渡过赤水，此时的王家烈正在桐梓小水老家为其母做寿。军委命令一、三军团应日行70里左右，用4天行程逼近桐梓县城，准备于25日攻城。一军团先头部队监听掌握了桐梓守敌的活动规律，于2月25日清晨利用桐梓与松坎敌军换防交班之际发动突然攻击，迅速占领了桐梓县城。三军团从俘虏的黔军那里得知，守备娄山关要塞的只有柏辉章的三个团，又从电话中监听到，离娄山关南5华里的黑神庙一带是其指挥所，驻有黔军杜肇华的一个旅部，能参战的兵力共四个团。“我们立刻向军委报告：‘拟以迅速动作歼灭此敌’。并和一军团协同向黑神庙之敌发起攻击。当天午夜，朱总司令复电同意我们的建议，命令坚决消灭娄山关的守敌。”

攻克娄山关后，“一军团在黑神庙偷听敌人电话，得知遵义只有敌军约一个营，其他是娄山关溃退下去的部队，敌师长命令他们在遵义城外各处整顿，不准入城。”获知如此重要的情报，林彪与聂荣臻顿觉机不可失，立刻给其正在追击溃敌的前锋部队第一、二师下令：“如三军团部队在你们前面追击时，你们则随其后跟进；如三军团停止未追击时，你们应超过他们迅速追击。”

彭德怀则得知吴奇伟的增援部队即将赶到遵义，因此严令部队不怕疲劳，必须在27日晚占领遵义，结果三军团在28日凌晨完成了任务。

吴奇伟在27日傍晚赶到遵义南郊忠庄铺，却没有立即投入战斗，而先会见了刚从城里逃出来王家烈，商议的结果是决定次日晨趁红军立脚未稳发起反攻。结果这一切又尽被红军掌握，军委决定针锋相对，趁敌军长途跋涉喘息未定之际先声夺人，发扬红军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特长，主动出击，把吴奇伟打得落花流水。

这次战役，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长征中红军的通讯技术人员除了利用无线电侦听与破译敌军电报，还充分利用有线电监听敌人的电话而获得长途奔袭进行运动战成功的一个范例。

在长途奔袭和持续多天的激战中，红军战士不仅极度疲劳，而且损失也很严重，当时彭德怀以沉重的心情向中央打了份三军团的伤亡报告：“三军团在娄山关、遵义城和老鸭山诸战斗中，减员很多。现在只有一个团能维持原编制，每连也只有五六十人。其余各团，每连仅编四、五个班。只有大量补充才能维持4个团的编制。”还说“两位团长负伤，六位营长伤亡，十团参谋长钟伟剑和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现在各团部及军团参谋处一空如洗，希望军委能够即刻派一位军团参谋长和其他指挥人员，以便继续战斗。”

在桐遵战役中究竟谁起了主要作用？在以往的各种著述中都习惯地归功于毛泽东，但有一本重要著作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周恩来根据中央在川滇黔开展新根据地的决定，和毛泽东、朱德等人一起筹划了遵义战役。2月18日，周恩来和朱德命令红军‘迅速渡赤水，争取有利阵势，以便集中全力消灭黔军一部，开展战局。’”然后“周恩来和朱德命令红军以奇袭的手段，夺取桐梓县城，并乘胜攻占娄山关。”接着“周恩来、朱德决心乘黔军刚败，仓惶混乱之机，抢在敌军增援部队到达之前再次夺取遵义，打开黔北地区的局面，以利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最后作了这样明确的总结：“这一战役在周恩来、朱德的正确指挥下，共歼灭和击溃敌军2个师又8个团，俘虏近3000人，缴枪1000余枝，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还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章的标题也耐人寻味：“全面认识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正确性与科学性”。

很明显，文章认为桐遵大捷是军委集体智慧的结晶，但主要指挥者是周恩来和朱德，毛泽东是重要参与者但不是主角。这一结论改变了以往几乎所有著述的约定俗成，实在是非同小可，更何况桐遵大捷又是四渡赤水期间唯一的一次大胜仗。那么，这一持不同观点的究竟是一本怎样的书呢？

“《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一书，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八五’规划重点课题。课题组的同志请我为之作序，我欣然应允。”这是军委主席江泽民为这本书所作序言的开场白。序言中写道：“周恩来同志为党的军事工作建立了丰功伟绩，但人们对他的军事建树知之不多。陆军指挥学院的同志们经过多年深入研究，写出了《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这本书的出版，为全国人民更加全面地了解和学习周恩来同志提供了新的教材。”

在该书的后记中作了这样的说明：“本书依据的资料，主要是中央档案馆、解放军档案馆保存的新中国成立前周恩来的数千件文稿、电报、书信、讲话记录和大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常委会议记录，还有许多同周恩来有过直接接触的同志的回忆录、访问记录等等。在调研、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总参谋部领导机关、军事科学院有关部门、解放军档案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

从上述说明中完全可以看出这本书的权威性是无可置疑的，其科学性和严肃性也是其他同类书籍无法比拟的，其结论显然也是最为可靠和可信的。

（二）子之矛，陷子之盾——“毛泽东事先不同意发动桐遵战役？”

桐遵大捷沉重地打击了敌军的气焰，极大地提高了红军的士气，但仅靠一次胜利并不足以使红军站稳脚跟建立根据地，从而停止战略退却。

从目前能见到的史料来分析，毛泽东事先应该是不同意发动桐遵战役的。前面提到，建立黔北根据地是毛泽东最早建议的，中间又经过了反复。扎西会议以后，由于军事决策集体讨论会的不同意见，使得军委在发布的各项命令中一直对先打强敌还是先打弱敌举棋不定。

（三）用证据说话，还是凭揣测说话？

目前虽然见不到这两种不同意见究竟谁是代表者的史料，但结合桐遵战役结束后就发生的究竟先打中央军还是先打地方军阀部队的风波来分析，毛泽东应该是前者。其中理由也非常简单，如果不打垮周浑元纵队，建立黔北根据地就根本无从谈起。而打王家烈虽然能鼓舞士气，但也会损伤红军宝贵的实力，从而直接影响战略目标的实现。事实上毛泽东的担心在随即发生的鲁班场之战中就立刻得到了应验。抓主要矛盾是毛泽东一贯的指导思想和工作作风，因此，毛泽东为了实现他的战略目标，完全有理由反对当时主要打击弱敌的作战计划。

六、战争中的“打击对象”，可以不因敌变化而任意选择吗？

此外，在打鼓新场的风波一结束，前敌司令部就立刻于3月13日颁发了《关于我野战军战略方针的指示》，决定“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为主要作战对象。对川敌、滇敌须在有利而又急需的情况下才应与之作战，求得全歼或歼其一部。”强调打击中央军为建立根据地服务。更明显的是毛泽东完全反对政治局集体讨论民主表决的指挥方式，所以以后又提出成立军事指挥小组全权负责军事行动。在目前所能见到的各种史料中，似乎都未发现毛泽东在扎西会议后表示过要以黔敌为重点打击目标的观点。这种战略思考确实反映了毛泽东是帅才而不是将才，可惜的是当时的毛泽东还缺乏帅才的地位，而且还是少数派。因此，完全可以推断毛泽东是不主张打桐遵之战的。

七、看清了态势再说话，这是战史研究者最起码的素养

1955年春天，长征中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的陈伯钧在作关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历史情况的报告中，对桐遵大捷进行了这样的评价：“从娄山关一直打到乌江边，确是一个很漂亮的仗，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个胜利。王家烈的部队不是被我们‘个个击破’，而是‘个个碰破’的。”“那时我们开会，洛甫同志讲话说：我们现在不是逃命了，有希望了，有办法了。”

但陈伯钧紧接着又说道：“那时战略指导很困难，因为要建设根据地就必须打仗。我们的老规矩是：打一仗，消灭敌人后，就分兵发动群众，补充自己，创造战场，敌人再来就再打。所以，要打两仗、三仗才能打出个名堂来，才能站住脚，建立起根据地。而那时建立根据地是很不容易的，虽然打了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也不解决问题，吴（奇伟）纵队还有两个师，周（浑元）纵队又来了；而就红军本身来说，有很大的削弱，到贵州后才扩军，但新扩的部队也不容易巩固。真正打起来，还是靠红军的老骨头，把老骨头消耗了就划不来。”

桐遵大捷后不久，由于周浑元纵队坚守阵地不肯出战，红军无法用运动战达到目的。为了实现回师东进建立黔北根据地的计划，红军于3月15日发起鲁班场攻坚战，但血战一整天未能如愿。鲁班场之战之所以失利，红军在桐遵战役中的重大伤亡而无法集中优势兵力和红军战士的极度疲劳显然是两个重要的原因。建立黔北根据地的计划受挫，红军无法在贵州立脚，于是三渡赤水以另谋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