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基于万里回忆对中国去公社化改革的思考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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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今朝：基于万里回忆对中国去公社化改革的思考
2024-08-19
【万里同志在安徽农村考察】
笔者主要从事经济理论、方法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发展模式研究，相对许多资深学者，对农村、农民问题了解不深。但笔者出身农村，也看过一些文献，做过一些调查，接触过至少两位对农村极有研究的比我年长的同志。一位是最近刚逝世的北京的张文茂同志。看了他写的文章和所做的报告，我认为，他是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中国最顶级的中国农村农业农民专家。一位是湖北的叶星同志。他原来是军人，后来的身份是记者，但是基于自己对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最好的农村调研，已经撰写出版一本很厚的调查研究报告。他们比我更了解中国农村，而我非常赞同他们的观点。我看，就爱国爱党爱人民而言，他们是非常突出的榜样。我虽然不大懂得农村问题，但我本科在武汉大学所受的数学专业的教育，使得我非常重视逻辑。我是主要靠逻辑进行研究的。这种逻辑不仅包括推理，而且包括如何看待所谓的事实。我也曾经写过两篇关于农业生产制度的文章。在写这两篇文章过程中，深刻体会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高度复杂性。近期，看到了微信公众号“当代农政”发表了题为《万里：农村改革的头一个回合》的文章（下称《回合》；以下引文凡不加另外说明，均引自该文）。这篇文章节选自《改革开放口述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又做了一些搜索，发现这篇文章应该来自《中国经验：改革开放30年高层决策回忆》（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两本著作实际上都是对历史当事人的回忆的记录。万里同志曾经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本文只是作为一个名党员，依据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万里同志追忆中国农村联产改革历史的部分内容，也是《回合》的前面部分的内容所做的逻辑分析。这种逻辑分析的必要性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然而，只有充分理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产生的主观逻辑，特别是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才能有效推动乡村振兴，才能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获得一个稳固的农业农村农民基础。而万里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重要推动者之一和“主要当事人之一”。他的回忆或许是我们所能得到的能够最好反映中国农村去公社化改革的主观逻辑的材料。笔者并不认为本文所谈都完全正确，因为完全可能有笔者所未能考虑的因素。但是，就笔者所了解的毛泽东主席、邓小平以及张文茂、温铁军、贺雪峰等学者的理论而言，笔者的观点与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基本一致的。所以，笔者相信，本文所谈的观点应该是有利于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有利于农民利益的改善的，或许会对推动新时代的农村制度改革起到某种积极的参考作用，还可能会对我们整体思考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具有重要作用。《回合》是万里同志1997年10月10日接受有关单位、学者、记者的联合访问所发表的部分谈话内容。本文则主要聚焦于《回合》的前面部分的内容。作为曾经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他的叙述，应该能够让我们对中国去公社化运动有某种正确的认识。实际上，万里破例同意接受联合访问，也是因为“包产到户是农村改革的起点，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段历史中的一件大事。仔细研究这一段历史，写清楚这一段历史，具有重大意义”。万里接受访问，使我们对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形成的过程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然而，万里的谈话似乎也显示，其主观逻辑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似乎还没有学者加以挖掘。而挖掘这些问题可能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具有重大学术和政治价值。实际上，我们国家有关部门出版高级领导的传记、回忆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让后人更好地理解、研究、反思历史。这也是我国高度重视历史的传统形成的一个原因。我想，在万里看来，《回合》是谈及了农村改革的原因的。《回合》一方面说，“回想一下改革以前，要什么没什么，只能凭证凭票供应，什么粮票、布票，这个票那个票的，连买块肥皂也要票。至于水果，什么香蕉、橘子呀，见也见不到。什么都缺，人们把这种状况叫短缺经济”。我想，《回合》这里表达的就是，“要什么没什么”、“凭票供应”、“短缺经济”的事实就是农村去公社化改革的依据了。而且，我认为，“短缺经济”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污名化处理。因为假设那时的经济可以叫“短缺经济”，今天的经济是否可以叫“过剩经济”呢？孔子说，过犹不及。中国人翻译出版科尔奈的作品，很显然许多人并没有真正认识他的作品的问题。在我看来，科尔耐的短缺经济理论根本就是缺乏逻辑的。《回合》另一方面又说，“现在完全变了，短缺变为充足，甚至变为饱和。什么票证也不要了，只要一个票，就是人民币。有了人民币，什么都可以买得到。按总量计算，我们不少农产品名列前茅，甚至世界第一，但一看‘人均’就成了后列。这是大国的好处，也是大国的难处。要保证这么一大家子人有饭吃，而且要逐渐逐渐地吃得稍为好一点，是很不容易的”。我想，这里的叙述是矛盾的。从1978年到1997年，过去了19年时间，万里认识到“要逐渐逐渐地吃得稍为好一点，是很不容易的”。那么，在1949-1976时期的27年，中国人“逐渐地吃得稍为好一点”就容易吗？考虑到三四十年代中国曾经的饿殍遍野景象（在斯诺的《西行漫记》中有记载），究竟应该如何评价1949-1976时期的中国农业发展成就呢？我想，就不能用“要什么没什么”、“凭票供应”、“短缺经济”来评价了，而应该用取得了伟大成就来评价了。已有许多作者论证了这个伟大成就。我这里就不展开了（但是，对于这种成就的认识需要深化）。当然，你不能把取得了伟大成就，等于中国人过上了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生活，等于中国人过上今天所过上的令外国人羡慕的生活。但是，既然取得了伟大成就，“要什么没什么”、“凭票供应”、“短缺经济”的事实就不是进行去公社化改革的依据了。因为既然在集体化基础上的公社化取得了那么伟大的历史成就，下一步的改革就不应该是对它的否定，而只能是对它的完善。这才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不是根据某种事实就做决定。而仅仅根据某种事实就做决定，在最好情况下也只能是思维的简单化。《回合》说，“包产到户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产品丰富了，这对保证物价稳定，进而保证社会稳定、政治稳定，是个根本性的因素。因此，从人民公社到包产到户不是个小变化，而是个大变化，体制的变化，时代的变化”。我想，说“从人民公社到包产到户不是个小变化，而是个大变化，体制的变化，时代的变化”确属事实，“包产到户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也有合理之处。“农产品丰富”确实对“对保证物价稳定，进而保证社会稳定、政治稳定，是个根本性的因素”。但如果仅仅说“包产到户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产品丰富了”就是极为片面了。从生产形式上看，包产到户就是恢复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个体经济。两千年甚至更长时间中的中国自耕农生产就是家庭生产。两千多年的家庭生产有没有积极性？产出又怎样呢？所以，有同志针对联产承包保证了中国农业增产的观点讲，毛主席时代进行的水利建设、种子改良、化肥生产等等都是包产到户后中国农产品丰富的原因。从学理上讲，你不能把包产到户后农产品丰富就归结为农民积极性提高一个原因。基于以上，《回合》的上述表述实际上并没有揭示中国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真正原因。那么，中国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回合》接着说，“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现在要翻过来，搞包产到户，把农民的积极性再提起来，提得比过去更高，这当然不可能那么容易，要有一个历史过程”。我想，《回合》在这里至少是认为，毛泽东主席搞人民公社是“左”的表现了，不然，就不用动公社体制了，也不用说这句话了。因此，万里推动中国农村改革是因为他把公社体制作为“左”的表现。他还认为，去公社化“这个历史过程，是同‘左’倾错误斗争的过程，应当把纠正‘左’倾错误作为主线来考虑”。这样，《回合》就把1949-1976年时期的一个主要特征定位为“左”倾错误了，而反对者则是实事求是派和正确路线的代表了。对于这个看法是否成立，有兴趣的同志可以进一步加以研究。对于1978年后中国农村改革的真正原因，也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万里说，“农村第一步改革过程中怎样同‘左’的错误做斗争，大体有三个回合。头一个回合是突破学大寨的框框，坚持以生产为中心”。《回合》承认，“大寨本来是个好典型。特别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应当认真学习，发扬光大”。我们理解，既然是好典型，就应该树立。树立好典型，是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应有之为。毛主席正是这样做的。我看到，有材料说，当时，有比大寨还好的典型。我想，这可能是这种更好的典型所在的省的领导人没有及时上报吧。但大寨的典型已经足够好了。如果比较陈永贵与这些更好的典型的领导人的各方面的素质（比如，有的农村书记并不一定善于讲话），也许，推出大寨是最好的选择。毛主席也可能是综合了各方面的考虑确定的这个典型。叶星同志让我了解到，今天中国已经有许多农村的集体经济发展也具有典型性。然而，新时代还未能树立一个新的典型。即使现在很难树立一个固定的典型，也可以将这些典型抽象出共性来制定更好的农村发展文件，指导全国农村发展。《回合》却又说，“‘文化大革命’时期，毛主席号召全国学大寨，要树这面红旗，事情就走到反面去了。中国这么大，农村的条件千差万别，只学一个典型，只念大寨‘一本经’，这本身就不科学，就不实事求是”。我想，这种观念是站不住的。第一，改革开放后，中国依然大，农村条件依然千差万别，同样只树立了小岗村一个典型。而万里同志在推出这个典型中至少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你不能只允许自己做，不允许毛主席这样做吧？第二，“毛主席号召全国学大寨，要树这面红旗”，与“事情走到反面去了”并没有必然联系。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当然深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毛主席当然不是说全国一刀切，大家都完全比照大寨模式来搞，而必然是允许因地制宜的。不可能是毛主席要一个地方没事找事，先人为破坏自己的家园，再不要国家一分钱地重建。毛主席是抓方向和确定总路线的。具体执行，需要许多机关、领导、干部和群众介入的。陈云知道“不唯上”，怎么我们许多领导、干部不知道呢？即使一时不知道，发现问题，总结教训，是领导、干部的应有之责。“毛主席号召全国学大寨，要树这面红旗”还不是要中国农村发展好吗？第三，即使如《回合》所说“何况这时学大寨，并不是学它如何搞农业生产，搞山区建设，而主要是学它如何把阶级斗争的弦绷紧，如何‘大批促大干’”，也不是说，“把阶级斗争的弦绷紧”就完全没有必要。即使有过头，也有反和平演变的大功。大寨自身即使“自我膨胀，以为自己事事正确”，也没有不重视生产吧？我想，很多同志会认为，大寨处理生产和革命的关系即使有偏颇，也不是完全错误，也不能说“把‘左’倾错误恶性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的工具”吧？就算“四人帮”把大寨作为了推行路线的工具，总比被资本大佬作为自己赚钱的工具好吧？在我党历史上，谁与谁走得近是产生了很多问题的，但很多情况下也是势所必然。如果谁跟谁都不走得近，我们的党不就成了一盘散沙了吗？受林彪牵连的许多同志，不是后来都表示自己至少是有点儿冤枉吗？第四，万里同志强调“以生产为中心”，我的理解，也不能说大寨没有“以生产为中心”吧？“以生产为中心”不是永恒成立的命题。比如，在革命战争年代里，你只能以革命为中心，而不能以生产为中心。在革命年代里，生产只能是保障性的，因为根本没有“以生产为中心”的条件。大寨不要国家一分钱，重建了家园，提高了粮食产量，为国家交了大量公粮，党组织在群众中很有威信，这不是很好吗？不是证明了“抓革命促生产”是正确的吗？陈永贵也没有因为当了副总理，就失去了农民本色啊！改革开放后中国私有制的大发展，不是正好证明了“抓革命促生产”所具有的极强的针对性吗？回头一看，陈永贵一介农民，不是真正深刻理解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真谛了吗？第五，万里同志说，“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看法呢？并不是因为我对大寨有什么成见，而是我到安徽工作以后，从农村的实际中逐渐体会到的”。我想，万里同志对大寨的否定性意见确实不是出于对大寨有成见，但应该也不完全是“到安徽工作以后，从农村的实际中逐渐体会到的”。否则，为什么其他省市长期接触农村实际的领导同志以及中央许多领导同志就没有这样强烈的否定意见呢？难道这些其他同志都体会不到什么吗？难道这些其他同志体会到了但就是不说吗？即使有些同志没有体会，或者体会到了不说，但总是会有不少同志会说的。为什么却很少听说这样的对大寨全盘否定性的意见呢？第六，把“左”倾视为1949-1976年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会导致什么结果呢？是否会导致虚无历史、虚无毛主席呢？当然会。不然，就不会有黄克诚发表《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这个重要讲话，来扭转这个错误倾向。而在我们党内高级干部中间居然出现这么严重的倾向，不值得思考吗？黄克诚认为，否定毛主席，就会否定我们的党，就会否定我们的国家，就会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否定马克思主义。邓小平也是同意黄克诚的观点的。而《回合》所持观点，与黄克诚、邓小平对毛主席的理解是否在同一个频率上呢？1977年6月，党中央派万里到安徽去当第一书记。万里承认自己“不熟悉农村工作”。《回合》说，“我又不熟悉农村工作，所以一到任就先下去看农业、看农民，用三四个月的时间把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跑到了。我这个长期在城市工作的干部，虽然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毫无所闻，但是到农村一具体接触，还是非常受刺激。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上述谈话当然反映了万里同志忧国忧民的精神，但是，里面还是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第一，即使1977年安徽的农村很穷，可以想见，那些农民已经世代那样居住了，已经习以为常了。万里同志在心理上非常受刺激，除了对农民命运的真正关切之外，是否还有一个比较的标准问题呢？如果拿城市的标准，当然是非常惊讶了。但据人民网介绍，万里“1916年12月出生于山东省东平县一个贫民家庭，早年在家乡接受小学和初中教育”（见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723/c1001-27346577.html）。按道理，1920年代的山东贫民生活应该也是不好的，对1977年的安徽农村的贫穷应该不是太出乎意料的。毕竟，中国1927-1949年打了22年的仗，死了很多人，没有条件做大的建设。而且，作为1936年即参加革命的干部，领导了地方军民反“扫荡”、反“蚕食”（见上述人民网网址文章），又应该走南闯北，对农村的贫困应该是很有了解的。即使我们国家到1977年已经建设了28年，由于底子薄、重工业优先发展等原因，一些农村的贫穷很难得到改善，应该是可以预料的。大约在2000年前后，我听有博士生说，她在西南山区调研，还看到了一家人没有足够的被子、衣服，兄弟姊妹几个人合穿一件衣服（谁出门谁穿）的情形。第二，追问贫困的原因是正常之举，贫困当然不是社会主义。但像中国这样的在经济非常落后的基础上，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国家，难免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贫穷，社会主义创业阶段与贫穷共存必然是常态。我记得我小时候，还穿打补丁的衣服，即使在高中阶段（20世纪90年代）所穿的衣服也不是那么合心合意。但是，能用我们学生时代没有穿上自己满意的衣服，就否定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吗？能用北方的学生还没有多少大米饭吃，就否定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吗？20世纪80年代，我在《参考消息》报上多次看到报道西方人来到中国，发现中国女人的服装样式非常单一，颜色是灰色的，结论是中国还是多么的落后。毛主席1972年接见尼克松，里面穿的是打补丁的衣服。毛主席会因为自己在1972年穿的还是打补丁的衣服，就否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吗？大跃进时期中国出现饥荒，毛主席不吃肉，腿上一按一个坑，高度营养不良。毛主席会因此而否认中国是社会主义社会吗？所以，怎能在1977年的安徽农村看到贫穷就发问“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这样简单的发问，反映了一个主观思维缺乏客观的历史辩证法。第三，1964年12月，周总理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发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号召，并把大寨精神概括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1977年距离这次号召已经过去了13年。万里同志视察的安徽农村的资源禀赋是否与大寨的资源禀赋有天壤之别呢？如果不是，那么，既然大寨能够发展生产、改变贫穷面貌，即使有些地方把大寨精神理解偏了，想必也有许多地方正确理解和学习大寨精神，为什么万里同志视察的安徽的那些农村（不知范围到底有多大）就没有学点大寨发展生产的精神呢？安徽的那些农村是因为学习了大寨的“极左”、搞阶级斗争才贫穷的吗？朱元璋出自安徽凤阳，刘邦出自沛县，两个地方相距不远。出了两个皇帝的地方，按道理，教化水平、聪明程度应该是不低的。为什么不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呢？大家都知道，既然有组织，就必然有斗争。有斗争，就应该有革命。而且，即使毛主席树立了大寨这个典型，也没有说，只学大寨啊！毛主席周总理号召“全国学人民解放军”。1964-1977年安徽的那些农村学习了人民解放军吗？怎样学习的呢？大家可以想想，如果安徽那些农村学了人民解放军，生产会怎样？——人民解放军是革命的武装集团啊！为什么不这样思考问题，反而去思考贫穷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了？第四，毛主席为什么决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因为社会主义道路可以比较迅速地改变中国的贫穷面貌。怎么能把贫穷作为质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依据了呢？中国整体上是社会主义，并且正在迅速地解决贫穷问题，但贫穷问题不可能一夜之间得到解决。这才是正确的结论。如果因为1977年的安徽某些农村贫穷就可以试图对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整体进行否定，进行解构，那么，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将不复存在。按照这个逻辑，那么，既然改革开放后，中国已出现两极分化现象，人们是否可以质疑中国已经不在走社会主义道路了？关于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解决中国的贫穷问题，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有大量的文献做了回答，也有中央的论断。在这里，我们就不用展开了。第五，万里同志因为安徽一些农村贫穷而发问“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难道毛主席不正是基于广大人民搞公社的积极性而提出“人民公社就是好”的命题吗？这个命题在理论上不对吗？它当然是对的。因为它符合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原理。它在农业生产组织这个问题上，把政治与经济紧密地结合了起来。将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正是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表现。当然，在工作实践中，人民公社会不会存在问题？当然会。但即使存在问题，也比分田单干好。邓小平都承认，从长远看，农民分田单干没有出路。而且，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也会在发展中得到逐步解决。人民公社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能因为人民公社有细节上的、执行中的问题而根本否定人民公社。否则，人们可以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没有问题？它不是产生了一系列“三农”问题吗？不是过于强调“分”而忽视了“统”吗？不是迫使中央提出了乡村振兴吗？不是迫使中国大量进口粮食吗？广大农民家庭的子弟不是上学难、就业难吗？广大的农民工不是在城市落户吗？不是出现了大量土地的抛荒和转租吗？赫鲁晓夫说斯大林有问题，不是导致苏联解体了吗？这样看来，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瞎问的。万里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参见上述人民网网址文章）。我想，万里同志一定具有超越于我的见识，是他没有讲明中国去公社化的根本原因，还是他想要通过这个回忆给我们留下进一步研究的资料，寄托希望于后人呢？这个问题的回答将会深刻影响中国当下农村发展改革决策，也会对中国全局产生影响。一个客观事实是，正是有了万里同志的回忆，本文才能做出一些逻辑的分析。这种逻辑的分析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基于本文的分析，既然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改革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那么，在新时代，农村改革能否成为中国深化改革的一个契机呢？我们应该确立怎样的战略方向呢？怎样解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统的不够”的问题呢？什么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呢？怎样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呢？等等。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明确的。（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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