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一些人或通过追问“有何深意”曲解“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两个毫不动摇”、“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现实，或思考“下一步的全面深化改革将往何处去”，或反对“打工人”、“被算法操控的人”等民间舆论热词，或打着“理论创新”的旗号复活庸俗经济学的理论，实质是试图在未来的中国建立资产阶级的统治。姚洋教授不仅推出“稳定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提出“
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有25年，我们要做好理论准备”
（原文见【附录】，下称《准备》），而且把二者结合了起来，成为上述情况的集大成者。在一些人眼里，姚洋教授是可以借助的权威专家学者了。姚洋教授也甘于被借助。
一
姚洋教授单纯得可爱。在《准备》一文中，他片面地鼓吹“中央不断强调两个不动摇”，而不讲中央不断强调社会主义，强调公有制为主体，以此诱导不明真相的人们相信，他的观点是对当下中央意图的科学解读；他煞有介事地宣称自己“是国营企业子弟，知道这些年国营企业是怎么走过来的”，“也曾经在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工作过”，以此诱导不明真相的人们相信他对于国有企业的认识也是真理。在铺设了这两大诱导管道之后，他话题一转，说“另一方面也看到，在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民营企业突飞猛进，已经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熟悉语法和中国某些人行文手法的人一下子就可以明白，姚洋教授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继续打击国有企业，主张继续做大做强所谓民营企业（实际是指私营企业）。
《准备》通篇贯穿着这种诱导式逻辑。比如，他一方面说“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前30年’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打下了雄厚的基础，创造了机遇，培养了人才。在很大程度上而言，民营企业的腾飞正是在国有企业‘前30年’创造的知识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又说，“到如今，可以看到，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是纯国有的，或者纯私有的”。姚洋教授没有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前30年’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后，他们有的转制了，有的‘瘦身’了”，并且导致“民营企业的腾飞”呢？既然“民营企业的腾飞正是在国有企业‘前30年’创造的知识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为什么就不设想若干年后，比如到2035年或2050年，国有企业的再次腾飞正是建立在民营企业1978-2012的34年中创造的什么基础之上呢？因为这样一设想，姚洋教授的理论就要破产，甚至胎死腹中了。姚洋教授这里还用“到如今”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混合所有制状况，为他即将提出的谬论做心理暗示的铺陈。
姚洋教授一方面说，“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中，民营和国有都很重要。民营经济有创新的活力，国有企业可以实施国家战略政策，并且在一些民企不愿意干的、外部性比较强的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说，“在中国我们一直说民营企业的贡献‘56789’，即民营企业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就业，以及90%的企业数量”，“不仅如此，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估算，2010-2019年间，中国居民财富占国家总财富平均占比为75.2%，而政府净资产只占不到30%。很明显，我们的经济既有国有的成分，也有民营的成分，而且从规模上讲，民营的成分反而更大”。姚洋教授所引述的数据表明，中国在对待民营和国有问题上，已经不是简单的“都很重要”，而是“民营”更为重要了。不仅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是如此，而且影响了中国的改革，不然，就不会形成今天这样的“民营”更为重要的现实了。而姚洋教授的理论的目的是什么呢？首先是巩固这种现实，试图把它作为中国不可撼动的现实。而这就是姚洋教授理解“两个毫不动摇”的基调。这是对“两个毫不动摇”的上下其手。
姚洋教授这里绝不是简单地做学术探讨。姚洋教授的学术探讨是为了使中国宪法与资本主义宪法趋同的颠覆性修宪做理论准备。姚洋教授说，“既然这样，该如何去理解基本经济制度所说的‘公有制为主体’，需要理论上的澄清，因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写入宪法的，必须是准确无误的。中央为什么反复提‘两个毫不动摇’，正是因为其背后的理论不能充分解释现实问题，给市场造成了一些困惑。……那些水平比较高的民营企业家，会问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宪法里写公有制占主体，也即是国有占主体，那么怎么理解国有占主体？”（注：宪法规定是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
在这里被姚洋教授偷换成“即是国有占主体”。）姚洋教授不敢公开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于是，他借他人之口攻击“公有制为主体”这个宪法原则背后的理论。所谓“其背后的理论不能充分解释现实问题”，就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不能解释“现实问题”；而其所谓“现实问题”，按照姚洋教授所引用的上述数据，就是公有制早就不占主体了。于是，姚洋教授就得出“我们需要推动理论创新，更加清晰地阐释我们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这个阐释要能够反映我们的现实，缓解市场主体的‘所有制焦虑’”的前提性结论了。
姚洋教授为了进一步
炮制谬论，推出了“‘退场论’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命题，而且把“退场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描述联系了起来。他说，“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描述，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那么随着我们社会主义的发展，从初级阶段到中级阶段，再到高级阶段，是不是国有的成份要越来越大，如果这样的话，民营企业（实际指私营企业）是不是该退场了？”做了这种联系之后，姚洋教授又做了进一步的因果联系安排：“所以，时不时有一些人就跳出来，说所谓民营企业职责完结了，可以退场了”。首先，姚洋教授这里建立的第一个联系是错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只要是社会主义，就不管社会主义所处的阶段如何，就必须实行公有化，而不是等到中级阶段、高级阶段再公有化。在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都迅速地实现了近乎100%的公有化。这种公有化会不会带来问题呢？它当然会带来问题。人家资本家的金饭碗被你共产党打破了，难道人家就心甘情愿地接受吗？有一部分人看得开，能够心甘情愿地接受。但是，许多人甚至大部分人是否心甘情愿呢？而其中少数人是否会怀有对共产党的刻骨铭心的仇恨呢？是否更有极少数人终其一生都想着怎样反攻倒算呢？我想，对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分别是否定、肯定、肯定。这种公有化必然带来问题，就如搞革命必然死人一样。人死了，问题不大吗？有的死去的是革命者，有的死去的是反动派。无论是站在革命者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反动派的立场上，都可以得出革命存在问题的结论。但是，他们对于问题的性质的看法截然不同。革命者认为，牺牲是不可避免的。没有牺牲，哪里来自己的政权？所以，他们明知有死亡的可能，仍然昂首前行。他们认为，为革命而死，重于泰山。反动派认为，问题是自己的剥削压迫阶级的地位丧失了，不能像过去一样剥削压迫他人了，过不上原来的那种生活了。为了一己私利而死，可说是轻于鸿毛了。同样道理，公有化给绝大多数老百姓提供了铁饭碗。而要给大多数老百姓提供饭碗，只能打破少数人的金饭碗。只有永远不要让少数人拥有金饭碗，才能有广大老百姓的铁饭碗。姚洋教授连这个道理都不懂，所以，他的逻辑错误就一个连着一个了。堂堂的中国著名经济学教授，其对马克思主义、国有企业的看法表现出他连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最基本的逻辑都不懂！可见，为什么中国社会常常称这些专家为“砖家”了。这些“砖家”是要把老百姓的铁饭碗打碎的，是要把老百姓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的。而如果严格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和苏联、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做法，也就根本不会存在“从初级阶段到中级阶段，再到高级阶段，是不是国有的成份要越来越大”以及所谓“民营企业”（实际指私营企业）退场的问题了。
其次，人们知道，“退场论”在中国不过是一个莫名其妙冒出来的枝节泡沫，只是一个不知名的人躲在角落里突然发出的一种本来无人理睬的小声音，有没有必要被姚洋这样的大专家大权威们抓住奋起反击、口诛笔伐呢？而且此人后来观点与此前截然相反，令人生疑！这是否为当时有人故意树起的一个稻草人，为达成某种企图而有意设立的一个靶子呢？我们共产党就那么怕人说话吗？对私营经济“退场论”不许有一点声音，对国有企业“退场论”即所谓“国退民进论”，咋就不见大加挞伐呢？中国老百姓怎么就没有见过姚洋教授们口诛笔伐
“国退民进论”呢？啊哦！我们明白了，原来搞“双标”的人可能在是立场上存在着根本的对立呀！
第三，姚洋教授主张的“
国退民进论”代表着什么人的立场呢？姚洋教授说，他“跟一些民营企业家交流的时候，他们说，我都准备好了，这全是国家的，我现在只不过是替国家掌管一下这些资产，国家想要我随时拱手相让”。我也见过这样的企业家，更是听说过这样的企业家。这些企业家是在毛泽东时代培养出来的。所以，中国当下的企业家有红色企业家、黑色企业家。那么，姚洋教授是站在红色企业家的立场上，还是站在黑色企业家的立场上呢？姚洋教授其实是打着红色企业家的大旗而站在黑色企业家的立场上。只要思考如下问题就清楚了：中国红色企业家与黑色企业家的比例是多少？中国红色企业家与黑色企业家的资产比例是多少？假设中国按照姚洋教授所捍卫的现实以及基于这种所谓现实所设计的逻辑走下去，未来中国红色企业家与黑色企业家在人数比例、资产比例上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而中国是否应该设计机制防止发生不利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变化呢？姚杨教授是否拿着红色企业家的牌子为黑色企业家的存在和发展摇旗呐喊呢？我看，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姚洋教授拿着“替国家掌管一下资产”的红色企业家，却得出了“如果民营企业家有这种心态，就会影响他们的投资意愿”的普遍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呢？这个结论就是，认为中国的投资应该主要是依靠黑色的私营企业家的投资，中国的国家发展也应该主要依靠这些投资。可是，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中国内需不足了，就有人说刺激消费，可是，消费一直没有刺激起来；中国增速下降了，就有人说刺激投资，就有人把投资不足归结为企业家的信心，可是，投资也没有刺激起来。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曾经屡试屡验的刺激不灵了。实际上，中央已经做出判断，不能再搞大规模的刺激了。为什么？因为中国的生产力已经足够发达了。国内缺乏必要的市场了。再刺激下去，财政承受不了，金融承受不了，社会也承受不了。在这种条件下，姚洋教授为什么非要炮制“非公市场主体困惑”话语，并把“一些理论工作者也说，当前的经济制度，即公私混合所有制是过渡性安排，将来中国必定要回到公有制”作为“造成非公市场主体困惑的一个原因”呢？这真是原因吗？我看有的企业家就没有关心这件事。即便是一个原因，它是主要原因吗？曾几何时，马克思主义者说的一些话就被当成了阻碍企业家投资的主因了呢？它是剑指几位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剑指马克思主义、剑指宪法、剑指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呢？明白了这些，我就请问：如姚洋教授这样的权威专家学者鹦鹉学舌凯恩斯所提出和所看重的稳预期、稳信心，对于中国有用吗？难道中国的著名学者就只有这样的水平？这样的学者能够提出什么高水平的理论呢？姚洋教授是西方经济学的教授，却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认为“这种‘当前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过渡性安排’言论，理论上其实是对马克思的歪曲”。请问，到底是那些言论者歪曲马克思主义，还是姚洋教授歪曲马克思主义呢？
二
姚洋教授为了让人以为他很懂马克思主义，就追溯了马克思的人类社会的“五阶段论”。他说，“事实上人类社会的‘五阶段论’不是马克思的首创，是苏格兰一位启蒙运动思想家、大法官凯姆斯勋爵
（Lord Kames）提出来的。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四阶段理论。这四个阶段是：狩猎阶段、游牧阶段、农业阶段和商业阶段。第四个商业社会阶段，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马克思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共产主义阶段”。请问，马克思是在那四个阶段基础上增加的共产主义阶段吗？我们所了解的马克思的五阶段论的前四阶段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难道不是原始社会，农业就开始发展了吗？从中国的历史看，游牧阶段何曾是一个独立的人类社会形态呢？即使马克思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也不会采用一个大法官的提法。而只有如姚洋教授这样的傻白甜才会认为“人类社会四阶段、五阶段论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本质上是一回事儿”。好嘛！中国著名经济学教授把马克思降低到福山那样的低水平了，把福山抬高到马克思那样的高水平了。这还是中国顶级学府里的院长哩！
这位院长教授说，“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不相信有终极真理。这就是为什么有‘两个结合’的创新来指导中国的发展，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是用中国的文化吸纳甚至改造了西方的文化，别忘了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之一，它带有西方的烙印”。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任何真理都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所谓“终极真理”即绝对真理里包含着相对性，所谓相对真理里也包含着绝对性。中国传统文化里可能确实没有姚洋教授所采信的“终极真理”话语，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客观普遍存在的真理是有敬畏之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因为有对真理的敬畏之心，所以才孜孜不断地加以追求，并且可以说得出了一些具有客观真理性的东西。比如，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儒家是否信奉孔子学说代表着至少说是接近客观真理的学说呢？当然是。孔子也确实得出了一些真理性的认识。天下能够没有“礼”吗？当然不能。就连《道德经》虽然与儒家不同，但其所揭示的辩证发展观难道不是一种客观真理吗？姚洋教授不认可这些是“终极真理”，那只能说明他对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没有理解清楚。到了现代，中国文化中有了强大的普遍真理的概念。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当然，这个普遍真理用于指导各国实践，要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成功。这不但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相反恰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普遍真理的强大威力。而姚洋教授不知从哪里采信了一个“终极真理”的概念，把马克思主义这个普遍真理推到极端，判定其不可能是“终极真理”，进而他居然说出“马克思是一个伟大的人，他揭示了资本主义很多规律，但没有人是圣人，不可能预测未来”这种歇斯底里的话来，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人家马克思本人也没有说自己是“算命先生”。但是，难道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和未来历史发展趋势的科学揭示，你否定得了吗？难道排斥马克思的姚洋教授，你的思想、观点、理论就代表着今天对中国现实的真理性认识，就有利于“改革实践”，就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推进”吗？在我们共产党人的传统里，从来没有把马克思当作“西方人”看待。我们当然知道马克思是德国人，但我们说“西方”的时候，是以感情、立场、观点、方法来划线的，“西方”是一个属于资本主义的政治概念。而马克思是属于世界的，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导师和领袖。现在，姚洋教授非要根据马克思的出身来划线，强调马克思是“西方人”，这难道不是一种“出身论”吗？难道是要中国人与马克思划清界限？姚洋教授颇有些“文革”遗风哩！同样，人所共知，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
是属于全世界、全人类的科学真理。而姚洋教授却同样以“出身论”判定“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这是要让中国人怀疑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在中国的适用性吗？可谓费心了！
姚洋教授说，“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体制改革，否定了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正统’制度安排，创造性地肯定了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作用，我们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确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体地位”。姚洋教授这里在玩弄以偏概全的花招。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体制改革确实否定了苏联式社会主义的一些制度安排，但没有否定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正统”制度安排。只有列宁、斯大林的公有制为主体的制度安排才是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正统”制度安排。而赫鲁晓夫之流的制度安排是非正统的。姚洋教授是用中国的改革开放把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正统”制度安排一棍子打死，认为它们根本地、全部地对中国没有意义，这不是既否定了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又否定了后三十年我们党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吗？可是，稍微懂得历史的人都知道，或都可以理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十月革命的延续，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援，改革开放如果否定了苏联式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制度安排，那不就是丢掉列宁主义、丢掉十月革命、丢掉至今仍在中国发挥作用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吗？这不就是最大的历史虚无主义吗？这不就是由姚洋之流的学者所能想到的最好的瓦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中指导地位的方法吗？这不就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吗？
三
姚洋教授的理论不是坐而论道，不是空谈，而是要应用的。所以，他要“回到当下”，主张“还需要继续理论创新，寻求新的解释对于当前团结国企和民企很重要，因为渲染国企和民企的对立，不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要通过理论创新来解决根本性的问题”，而把社会主义仅仅等同于“要消除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他说，“社会主义就是要消除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可是，姚洋教授根本不懂什么是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他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就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律：那就是市场经济会出现人的异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理论创新”。他还用他学到的新古典经济学诠释马克思所说的异化。他一方面说，“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雇员处于市场的长边，长边没有什么权力，一位雇员如果不想干，有一大堆人等着进来；而资本家位于市场的短边，因而拥有了权力，可以去挑劳动者，干得不好，还可以开除员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的收入被压到最低，这就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另一方面又说，“在新古典理论里面，市场经济不存在权力关系，因为这都是双方自愿交易。”既然在新古典经济学中都是双方自愿交易，不存在权力关系了，又何谈“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雇员处于市场的长边，长边没有什么权力”呢？而且，新古典经济学可是出现在现实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中啊，而姚洋教授承认，“无论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只要有市场的交易，就会存在这样的一种权力关系”。也就是说，新古典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典型的现实之一给抽象掉了。姚洋教授在炮制他的资本中性时，把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权力关系也给抽象掉了，只看只论上面那些“56789”的数据了。姚洋教授真是西方某些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孝子贤孙啊！他惊诧于自己去美国读书，发现美国的教授，他的导师Michael Carter那么重视马克思。姚洋教授说，他的“合作者北大习研院的董彪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哲学研究》上，非常了不起。文章说，资本主义条件下之所以存在剥削，是因为在劳资关系中资本拥有对劳动者的权力”。从《准备》一文看，姚洋教授也根本不懂董彪写的到底是什么。姚洋教授认为，“《劳动法》是社会主义国家保护劳动者权益、消除资本权力关系的重要工具”。《劳动法》当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保护劳动者权益的重要工具，可是，它是“消除资本权力关系的重要工具”吗？如果出台一部法律，就可以消除资本权力关系，社会主义就太好建成了，一部法律就可以解决社会形态问题了。姚洋教授说他赞同《劳动法》，这固然很好。但是，姚洋教授理解中国那些为出台《劳动法》做出贡献的专家学者的心血和无奈吗？
姚洋教授一方面宣称“我们搞社会主义，……就是要保护劳动者”，一方面又认为，“信息时代，资本已成为中性生产要素”，“分析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演变，来论证我们要放弃剥削理论”。首先，真正中性的资本就不成其为资本了。那么，资本中性论的概念还能成立吗？在信息时代，资本根本没有成为中性生产要素，而是具有了实施更残酷剥削的潜能。在信息时代，中国出现了那么多的平台垄断，没有人认为它们是中性的。电子商务已经把中国的线下商店打垮了。当一个资本在武汉推出“萝卜快跑”的时候，广大的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感受到了巨大压力。本来，出租车司机的压力是由出租车公司的资本带来的，有了网约车平台后，又给了出租车司机新的压力。现在，资本所推动的无人驾驶不仅给原来的出租车无产阶级带来了更进一步的压力，而且对网约车司机无产阶级也带来了压力，现在他们的利益也要被无视了。信息时代出现的无人工厂也将迅速排斥劳动力了。只要资本不需要劳动力，劳动力就不再是劳动力了。可是，劳动力是人，人是要生活的。没有工作，怎么生活？看似是没有剥削了，可是，人怎样活呢？在资本的世界，劳动者要活着，就得给资本创造价值，因为他们生活所需要的许多物品依然需要从市场上购得。怎么办？是炮制“资本中性论”，还是承认资本的剥削本性，进而限制资本，最终消灭资本？
姚洋教授是著名的经济学教授，按道理应该是懂经济学方法论的。可是，他拿了马斯克、任正非、张瑞敏这样的少数与典型的资本家不同的企业家来论证资本已经中性了。这是怎样的一个逻辑呢？张之洞当年从英国购买炼制钢铁的炉子，英国的资本家还劝张之洞要搞清楚自己所买的炉子是否适合要冶炼的矿石呢！这位英国的资本家是不是跟马斯克、任正非、张瑞敏同样具有不唯利是图的共性？而在清末、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不是也有地主和资本家抛妻弃子、抛资弃产为国纾难吗？可是，英国有这样的资本家，中国有这样的地主和资本家，有任正非、张瑞敏这样的企业家存在，能够否定中国还有大量的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存在的事实吗？能够否定今天的西方还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吗？如果姚洋教授认为，中国的资本家都变性了，都不唯利是图了，那不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吗？因为如果不唯利是图，资本就不再是资本了，而世界百年未遇之大变局早就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也早就完成了，共产党也不用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了。姚洋教授说，任正非、张瑞敏这样的企业家“也是劳动者，只不过是高级劳动者。因为他们对行业的敏锐判断和企业家精神，他们的劳动反而成为稀缺品，资本都抢着给他们投钱”。然而姚洋教授没有指出，即使是这样的高级劳动者拿到的钱也比年薪约百万的姚洋教授这样的高级劳动者多得多；姚洋教授没有指出，我们国家至今还有几亿人每个月只有一两千元的收入；姚洋教授没有指出，十八大前乃至到了今天，中国的物价还高得很；姚洋教授没有指出，在这样的高物价的时代，中国大量的本科生、研究生找不到“体面”的工作。姚洋教授说“资本演化至今，今天的信息时代，已经不再是资本雇佣劳动的天下。……很明显，现在早已经不是马克思所处的资本独大的社会了。劳动和资本的对立也不是绝对的了，资本已经成为一个中性词”。但是，请问姚洋教授，到今天的信息时代，如果“已经不再是资本雇佣劳动的天下”，那么，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天下吗？是无产阶级的天下吗？这样一问，姚洋教授估计就傻眼了，因为姚洋教授也知道这是未来的事情。他说，“我们还可以想象未来，如果资本全民所有，资本的权力基本上就消失掉了，因为每个人都是股东。更具体一点，如果将来出现一个全民持股的股票市场，每个老百姓都是参与者，都是股东，没有谁掌握了更多的资本，权力关系也就消失了。”姚洋教授又数典忘祖了。1949-1976年时期中国建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实际上就是每个人都是“股东”，没有谁掌握了更多股权，只不过没有用资产阶级的股票、股权的说法而已。我们国家本来实现过这种制度安排，姚洋教授非要用股票、资本设想一个虚无缥缈的未来，并把未来当成了现实。姚洋教授说，“在当前和未来的信息科技社会，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在弱化，加之社会主义对资本权力的限制，资本已经成为中性的生产要素。所以，我们应该放弃劳资剥削理论，因为这不利于凝聚全国各阶层，不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姚洋教授怎么从“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在弱化”得出“资本已经成为中性的生产要素”的结论来呢？姚洋教授似乎是那个问“何不食肉糜”的“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皇帝，哪像无产阶级的子弟？
四
姚洋教授在《论中国社会主义》这篇文章中提出的“稳定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告诉大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任务已经大致完成。姚洋教授明确说，他“认真对比了这个阐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定义后发现，现阶段除了还没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余的都已经完成了”。在这里，不禁要为姚洋教授叫好！为什么？因为我写过一篇文章，论证中国可以宣布在2035年结束初级阶段。我感觉，初级阶段这个理论给我们造成太多问题了。当然，我不否认其也有一定的好处。而姚洋教授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任务已经大致完成的观点，甚至超越了我的观点。在中国一些教授学者还在试图把中国初级阶段结束推迟到2050年之后的情况下，姚洋教授的这个观点可以说还是很有实事求是的精神的。朋友们可能很奇怪：你批评姚洋教授那么狠，怎么在这里得到相同或相似的结论呢？也有朋友发现，现在，在中国，左翼学者和右翼学者有时竟然得出同样的结论。朋友们，这一点儿不奇怪！蒋介石相比汪精卫还是倾向于更能维护中国主权的。在这点上，共产党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是有一致性的。如果没有丝毫的一致性，怎么可能对立统一呢？蒋介石在大陆时，虽然是四大家族的头头，但也主张用国有企业。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大量国有企业。
个别观点的一致当然是好事，但也是不够的，因为从一个观点出发，完全可能引申出不同的其它观点。姚洋教授之后的逻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任务完成之后，我们往何处去？离2049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还有25年时间，这就需要做好理论上的准备，对现有的理论框架有所突破”。对于做好理论准备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但姚洋教授要突破的“现有的理论框架”究竟是什么呢？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现有的基本理论框架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而其突出的一点就是“公有制为主体”。按照姚洋教授引用的数据，现实已经突破了这一点。那对“现有的理论框架有所突破”是否就是更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理论和宪法规定，在理论上和政策上都承认这种突破，并给这种突破炮制一种理论背书呢？
姚洋教授走的就是这条路线。这条路线就是在资本客观存在的情况下借助“资本中性论”提出资本不存在。而这实质是什么呢？这实质就是稳定中国已有的既得利益格局，而不是稳定社会主义。这就像在毛泽东主席做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有人依然提出并致力于发展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一样。因为在姚洋教授“这个‘稳定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框架下，公私混合所有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常态，而不是过渡性的”。姚洋教授显然以为，在资本客观存在的情况下，只要以“资本中性论”为基础提出一个“稳定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就可以“从根本上缓解公私二元对立、劳资对立的社会焦虑”了。这又是多么荒诞的唯心主义见识啊！这种稳定只能出现在姚洋教授的白日梦里。
表面上，《准备》通篇支持共产党的领导，可是，共产党的领导的一个集中体现就是在对待资本的态度上。既然资本是中性了，共产党的领导的一个依据就没有了。既然资本是中性了，姚洋教授怎么又说“首先是政治上，必须要有一个政治力量，即中国共产党，把共产主义的理念作为她的旗帜，也就是把《共产党宣言》里说的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作为执政目标。她领导的政府来规制市场，消除市场的权力关系，特别是消除资本拥有的权力”呢？这不是前后矛盾吗？
什么是“稳定的中国社会主义”？按照姚洋教授所受教育的西方经济学的话语，所谓稳定，就是均衡。任何一个有着一定功底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任何市场都处于不均衡的动态之中，西方学者还推出了不均衡理论。姚洋教授所提出的“稳定的中国社会主义”却试图让中国在1978-2012年时期所形成的所有制结构在高水平社会主义阶段长期稳定。姚洋教授说，他们认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个‘稳定的中国社会主义’阶段”。朋友们，请想一下，高水平社会主义的时期会有多长？恐怕50年不止吧！姚洋教授试图让“56789”的格局至少稳定50年！朋友们，请想一下，这是给中国开药方吗？这恐怕是美国佐利克伙同中国一些人制造的“2035年的中国”的翻版和改进版。如果真有这样的联系，我们想想都是感觉后怕的。因为佐利克之流在中国找到了理论和政策的继承人。奇怪吗？不奇怪！因为姚先生是在美国接受经济学教育的。
五
有朋友可能会说，王教授，你说得不对。人家姚洋教授还说了：“在这个阶段，我们要吸取共产主义社会的某些图景，将其落实到社会主义目标任务之中。马克思主义描述的共产主义图景之一，就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高水平社会主义即‘稳定的中国社会主义阶段’，应当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作为社会目标”。朋友们，就算这是好话，好话谁都会说。不说些好话，怎么骗得了别人呢？就算这是好话，可是，你看到下面的话，还认为这是好话吗？
姚洋教授说，“在经济领域，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成功案例，经济体制改革的主导目标就是创造微观主体，建立市场经济、改进效率。在新时代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就必须吸收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放弃剥削理论”。姚洋教授把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归结为“放弃剥削理论”了。剥削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姚洋教授拿了“信息时代”作为了进一步明确“放弃剥削理论”的现实依据。而“放弃剥削理论”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放弃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基本原理。在稳定的社会主义中，既要“吸取共产主义社会的某些图景”，又要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这就是典型的阉割马克思主义！姚洋教授在这里“放弃剥削理论”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肢解马克思主义，就是把中国目前的既得利益格局稳定下来，就是违背“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的论断。在这里，我们只能期望，姚洋教授在未来的研究中，把自己所提出的“取共产主义社会的某些图景，将其落实到社会主义目标任务之中”切实落实，提高地位了。但对此，我们是没有信心的。
姚洋教授的理论是一套一套的。姚洋教授不仅提出了要“放弃剥削理论”，而且给出了“放弃剥削理论”的进一步的理由。他说，“剥削理论是不利于凝聚全国各阶层的理论，不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所有制的讨论，应该把效率作为主要标准。因为一个没有效率的社会，它最终就会在竞争的格局下被淘汰了”。只可惜，姚洋教授没有看到这个理由的逻辑漏洞。
首先，要凝聚全国各阶层，首先要分清你我和敌友。中国共产党起家是依靠20世纪初最贫困的农民阶级。今天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应该首先代表最贫困的阶级，而不是代表有钱人。如任正非等人都知道，企业的成功靠大家，赚的钱要分下去。中国古代伟大的将军、皇帝都知道这一点。我想，任正非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而同意把自己的股权限制得少少的。任正非不会认为，抛弃剥削理论对华为是一件好事，即使华为对人工的使用是高强度的，甚至整个中国对人工的使用也是高强度的。所以，有人说，任正非把毛泽东、邓小平的理论综合了。如果广大的企业家向任正非学习，就不仅不会惧怕剥削理论，而且喜欢剥削理论了，也就至少很好地凝聚全国各阶层了。如果只允许你剥削，不允许人家意识到被剥削，不允许人家造反，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
其次，什么是效率？在经济学和现实世界中，效率概念可复杂了。这里没空说。就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放弃了剥削理论，就有效率吗？当然不是。毛泽东主席时代，正是因为承认剥削的存在，彻底地反剥削，才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间奇迹。而改革开放后，在许多领域放弃了剥削理论，中国自己的燃油车本来在计划经济时期造出来了，却没有发展；中国自己的飞机本来在计划经济时期造出来了，却没有发展；中国自己的计算机本来在计划经济时期造出来了，却没有发展。这就是姚洋教授所推崇的效率嘛？剥削真的会产生效率吗？如果产生效率，在21世纪的中国，再次复活了“剥削有功论”了。这是理论上的创新还是倒退呢？
第三，姚洋教授又借助一个极端化的概念“一个没有效率的社会”来恐吓中国人，达到兜售其理论的目的。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社会没有效率，而只有效率高低和效率方法的不同。姚洋教授受西方经济学的帕累托无效概念的毒害太深了，把这个仅仅用于学术分析的概念去掉帕累托后用于分析中国的重大问题了。中国人那么聪明，那么勤奋，由他们所构成的所有正常社会都不可能是没有效率的。现在，反而是西方国家的无效率的事实越来越清楚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还要怎么讲究效率呢？
第四，姚洋教授为什么设想一个从来没有过的“没有效率的社会”的概念呢？原因就在于他要攻击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制度安排，从而也就是攻击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他炮制了那么多的概念，无非就是做这件事。
六
姚洋教授在做出一些承认公有制的某些作用的理论让步之后，进而主张“就当前中国而言，确保共有的边界、保护私有产权、增进市场活力是中国在世界竞争中取胜的不二法则”。这是什么话？这就是为资本背书。姚洋教授设想，既然铺垫了资本中性论之后，为资本背书也就可以欺骗中国的老百姓了。姚洋教授还下了一个重要论断，“由于中国社会主义的长期性，我们就不存在增进公有成份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动力。新时代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纠正过去几十年一些领域存在的乱象，如腐败、官商勾结和两极分化，但这不意味着回到一大二公的时代，而是在纠偏之后，确保有为政府发挥好市场监督作用，让市场在更加规范的层次实现良性运行。”可是，我的调研怎么让我发现，中国农村有强大的增进集体经济成分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动力呢？我对城市的接触怎么也让我发现，中国城市也有增进公有成分的客观条件、主观动力呢？如果城市、农村都没有增进公有成分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动力，姚洋教授煞费苦心地炮制“稳定的社会主义理论”干什么呢？不就成了无的放矢了吗？而中国一些人又何必追问公有制为主体的问题呢？难道马克思主义、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我国的宪法都是建立在空想基础上的吗？
姚洋教授一方面大谈特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党领导，另一方面又无比坚定地认为，“在经济上，得讲效率；怎么讲效率，当然要市场来推动。这是人类经过痛苦的实践证明了的：市场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手段”。姚洋教授一方面主张“社会主义的政府要投资于民，为民众提供福利”，另一方面又认为，“要推动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政府就得从底层做起，提高每个人的能力，或者说给每个人发挥自己能力提供条件，使得他们有平等的机会到市场上去打拼，之后凭个人能力愿赌输赢，这是中国人能够接受的”。姚洋教授以为手段和结果是可以割裂的。在他看来，只要政府发挥一些作用之后，所有人在市场经济这个大赌场中就应该认赌服输。他还认为，“在中国儒家精英文化里，我们想要的平等是机会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在他眼里，人们的生活只是一次性博弈。一次性博弈确实只有一个过程，一个结果。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博弈不知道已经经历几世几劫，前一个博弈的结果必然影响下一个博弈的机会和过程。如果没有前一次博弈的结果的平等，怎么可能会有下一次博弈的机会的平等呢？中国儒家精英没有那么笨蛋。如果中国人不信佛教，不相信来世，姚洋教授的理论不是会催生中国再次发生革命吗？
当然，姚洋教授应该是看到了他的理论会促使中国发生革命的。但他提出了这样的一种主张：“要建立一套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理论，必须要让中国老百姓能接受，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不是均贫富，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托底。”这里，姚洋教授又允诺了一句空话。他说，“托底就是给每个人创造条件，让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能力。就像中专生姜萍，如果真是人才，社会就应该给她创造条件，让她有机会深造，不能把人才埋没了。”come on！既然已经让人们认赌服输了，又怎么可能“给每个人创造条件，让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能力”呢？既然“不是均贫富，不是搞平均主义”，那么，托底是什么？托底就是不断试探中国老百姓对两极分化的心理底线，继续维系两极分化的既得利益格局。托底就是认为，中国有一大批人是贱民，是不配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这就是西方所谓橄榄型社会的实质。他们知道，哑铃型社会不稳定，而他们所有的智慧只是想到了橄榄。按照姚洋教授的设计，中国社会的托底最多不过是把中国社会底层的人捞上来几个而已，这不过是美国的“人人都可以做总统”的美国梦的拙劣翻版而已。
姚洋教授表面上大谈共产党的领导，而他又说，“‘稳定的中国社会主义’常态下，社会主义应该体现在政治层面，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对于市场的规制”。实际上，这种让社会主义与经济无关的割裂经济与政治的观点不过是亚当·斯密守夜人理论的翻版，限制共产党的权力的伎俩而已。他要共产党不要干预资本，是为资本家争取权力，是要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的革命。经济可是一个社会的物质基础所在啊！如果中国共产党不管经济基础了，政治上的领导还能实现吗？
在《准备》一文的倒数第三段，姚洋教授说，“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其中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就是：公私对立、社资对立的二元思维仍时不时冒出来干扰党的方针和政策。如果还简单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资本和市场，难以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牢固的理论基础”。姚洋教授要把他的理论与当前中国一个突出问题联系起来，要用他的理论来解决这个问题。表面上看起来仿佛很有些问题导向的研究意识呢！可是，姚洋教授错了。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不是“公私对立、社资对立的二元思维”，而是公私对立、社资对立的客观现实。只有解决了这个客观现实，才能解决“公私对立、社资对立的二元思维”。而《准备》一文和姚洋教授的“稳定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是要巩固和发展这个客观现实，因而会让“公私对立、社资对立的二元思维”在更大范围内扩散。朋友们！不是“公私对立、社资对立的二元思维仍时不时冒出来干扰党的方针和政策”，而是改革开放以来此伏彼起的姚洋们时不时冒出来干扰党的方针和政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资本和市场”，而是姚洋们以新古典宗教神学的态度对待资本和市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为社会主义经济建立牢固的理论基础，而是姚洋们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引入了歧途，导致今天我们不得不提出建立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姚洋们自视正确，自然就倒打一耙了。姚洋说他的理论是“一个兼有马克思主义学说、新古典经济学和政治哲学的跨学科研究”。可是，上面的分析表明，姚洋教授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学说，也不真正懂得新古典经济学，更不懂哲学。本文上述的分析，甚至证明姚洋不懂事实、文法和逻辑，甚至没有区分出观点与事实。当然了，这也不难理解。年纪轻轻就成为著名学府的教授，没有经历真正的学术拼打，锻炼不出来学术能力，是不足为奇的。
最后，让我做出一个盖棺定论式的判断：姚洋教授之流是“扶不起的阿斗”！——这里，我们可能侮辱了阿斗。据一些资料分析，阿斗本人可能还是很有智慧的。好像凯恩斯说过人到了50岁就学不到什么新东西了。姚洋教授恐怕已经60岁左右了吧？60岁左右还写出这样水平低劣的文章，还能进步吗？统计规律告诉我们，可能性很低了。要不然，中国古人就不会劝我们惜取少年时了。奉劝中国一些人不要推出姚洋之流吧，并不是海外留学归来都是可靠的理论家，并不是在中国大学占据一定位置就能为中国诊断开方。中国一些大学给了一些海外留学者以极好的平台，却没有料到他们成为了大学平台上的跳梁小丑。愿这些人有些自知之明吧！学一学一些老先生，做个教书匠，或许后人还能有所怀念。也愿中国一些媒体，提高一些理论水平，不要因为某些人有博士、教授、院长头衔，就误以为他们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理论家吧。否则，最后的结果是害人害己！
【附录】
姚洋：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有25年，我们要做好理论准备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
【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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