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三中全会突然以“国内转移”否定产业外迁的背后逻辑

 

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写明：“完善产业在国内梯度有序转移的协作机制，推动转出地和承接地利益共享。”这是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所没有的。

 

早在2012-2013年，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就照搬西方经济学片面比较优势教条，宣扬当时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应该外迁到非洲，反对向国内中西部进行产业转移。

 

 

然而2023年中国人均GDP已达12614.1美元，相比2012年的6300.6美元已经翻倍，但中国却反而在2024年明文强调“产业在国内梯度有序转移”，只字不提产业外迁有利转型升级，显然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误导性政策建议被彻底否定了。

 

同时，这也意味着黄人天提出的产业协同发展战略被采纳，该战略建议中国应保留低投资、低风险的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为高投资、高风险的资本密集型创新产业提供资金支持和风险对冲，实现两者协同发展共同繁荣。

 

如果看看黄人天2024年5月委托“红二代”老前辈上书最高层的政策建议报告内容，就会明白。

 

 

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写明“完善产业在国内梯度有序转移的协作机制，推动转出地和承接地利益共享。”其含义就是转出产业的沿海地区和承接产业的中西部地区合作进行国内梯度有序转移，并在转移之后实现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国内的互补繁荣。承接地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增加了收入，应该有一部分用于支持转出地发展高投资、高风险的新质生产力。同时，承接地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增加的有效需求也应该为转出地新质生产力提供国内市场需求。如果形成这种利益共享机制，就可以促使沿海地区产生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国内转移的动力，而不是放任乃至鼓励外迁。而且，国内产业转移不仅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包括其他逐渐失去片面比较优势的产业。这样，产业将尽可能留在国内，以全产业链对冲国民经济可能因为转型升级不顺利而发生的系统性风险。

 

在7月20日发表的《三中全会公报揭晓经济学者竞争结果，谁的建议被采纳了？（点题可读）》这篇文章的评论区，有人认为黄人天不应自己站出来说这件事。

 

其实，黄人天这样做并非“自吹自擂”，而是必需的工作：

 

第一，解决中国经济史逻辑矛盾的必需工作。

 

如果不公布这些事实，就没有公众知道中国经济政策在此刻陡然从放任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片面追求产业升级转向强调国内转移实现产业协同的真实原因，中国经济史在此转折就缺乏合理的历史逻辑，正如2013年底中国经济政策同样从放任产业外迁突变为扶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正常情况下，发展战略转向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理论探讨和舆论准备，不会是毫无征兆地突然自我否定。

 

在二十届三中全会之前，网络搜索就可以看到，不仅是林毅夫在今年3月的重大新闻发布会上公开宣扬产业外迁“影响不大”“有利于转型升级”“迟早都要转移出去的”，还有多位高职位经济学者通过主流媒体发表类似观点，例如有人说“应对产业转移持开放态度”，有人说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东南亚“是好事情”。

 

显然，中国学术界主流是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有利于转型升级，认为国内产业转移已经失去合理性，这与2013年18届三中全会前的情况一模一样。当时和现在，黄人天都是唯一直接公开批评林毅夫误导中国产业外迁的学者，而且是无权无势的民间学者，只能在自媒体发声，且在一些平台受到限制。而黄人天的对立面是众多的高职位经济学者及其庞大的学术利益集团，他们占据着主流媒体和重大会议的话语权。

 

在这种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条件下，决策层采纳主流学术界的建议本应顺理成章，然而决策层却毫无征兆地突然反其道而行之，这就需要解释其逻辑。而黄人天在极端势单力薄的条件下，要想以弱胜强影响发展战略，唯一方法就是直接向决策层上书，正如历史上的民间学者一样。而原本相信主流学者的决策层面对失业潮和经济困境其实是困惑的，黄人天此时上书恰好为决策层提供了反主流的改革理论依据，这就是发展战略突变反常现象的背后逻辑。

 

第二，促进改革政策贯彻实施的必需工作。

 

由于林毅夫们对于公共媒体、学术界和政界资源的调动能力是民间学者黄人天难以比拟的，他们并不会因为三中全会决定的一句话而放弃自己的观点，仍然会利用话语权宣扬。

 

如果黄人天不公开这些信息以引起公众关注和讨论，各级各地的人们就不会理解这项政策转变的重大意义，就不能“兼听则明”，就仍然会受到林毅夫们误导放任乃至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进而通过产业链上下游联动效应带动相关资本密集型产业外迁，最终使中国重蹈西方产业空心化覆辙的歧途得不到逆转。

 

例如，很多中国人片面认定工资上涨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是“大势所趋”，部分人还称不遵循西方经济学片面比较优势理论就是“不懂经济学常识”。

 

然而，事实上中国的产业链配套能力、政治稳定性、国民企业家精神、国家市场规模、国家内部发展水平梯度、政府产业政策合理性、劳动力素质、民族文化与工业化适配性、本币汇率稳定性、基础设施、社会治安、营商环境等多方面比较优势能够克服工资上涨带来的片面比较劣势，从而保持相对全面比较优势，也能够部分克服贸易战的影响，因此可以继续保留大多数劳动密集型产业。最近，苹果手机生产从印度回归中国就是一例。

 

这种取代西方经济学片面比较优势理论的相对全面比较优势理论是黄人天在2013、2024两次政策建议报告中向决策层提出的，应该宣传普及以便抵御林毅夫等照搬的西方经济学片面比较优势理论的误导。

 

在此背景下，已孤军奋战12年的民间学者黄人天自己不发声，难道指望主流学阀治下万马齐喑的学术界能发声吗？

 

 

 

辩论背景介绍：

黄人天，本名黄伟，50人独立经济学家论坛副秘书长，中国共生智库国际研究院副院长，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财富时间栏目副总编辑。2011年出版《富国阳谋》，提出主张产业协同发展的相对全面化经济学框架。2012年原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出版《新结构经济学》，同年黄人天开始批判林毅夫照搬西方经济学比较优势教条误导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

 

作者：黄人天 ；来源：财经辩论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