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余来:有动力才有压力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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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余来:有动力才有压力
2024-07-31
《世说新语·排调》《晋书·孙楚传》都记载:孙楚(字子荆)年轻时想做个隐士,他本来要对王武子说“要枕石漱流”(头枕着石头,用山泉洗漱),却因为口误说成“漱石枕流”。王武子说:“流水可以枕,石头可以漱口吗?”孙子荆说:“枕流水是想要洗干净自己的耳朵,漱石头是想要磨练自己的牙齿。”
孙子荆因受到嘲笑而即兴反击,却将“枕石漱流”的普通隐居生活升华到了更奇崛的状态。
务虚会上,一位同志发言时口误,说“有动力才有压力”,引得大家哄笑。然仔细一想,“有动力才有压力”,也并非没有道理。鸡蛋,从外部打破是食物,从内部打破则是新生。较诸因“压力”而生“动力”,因“动力”而生“压力”焕发的干劲更为积极持久。
虽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其“勇”并非冲着事业,而只是冲着物质功利,终属“匹夫之勇”。粟裕曾回忆当年在苏区与地方反动民团交战的经历:别看那些民团兵嗷嗷叫地往前冲,只要用竹叉摁住其脖颈,浸入稻田的冷水里,他们立马跪地求饶。原来他们冲锋前服用了朱砂,嗷嗷叫的腾腾杀气,不是战斗豪情,而只是动物式的生理本能。物质激励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使命和责任感牵引的动力才是持久的、不断强化的。一支队伍,如果到了靠现大洋、大烟土甚至朱砂激励士气的地步,基本上就已山穷水尽,丧失了战斗力。
如果说“要我做”属于“有压力才有动力”,那么“我要做”则是因为“有动力才有压力”。解放战争中,许多解放军战士奋勇前进,为的是保卫家乡的土改果实;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战士舍生忘死,是因为他们明白,经过20多年浴血奋战,刚刚拼出光明的新中国,决不能容忍“天下再变了”。从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支“穷人的队伍”从来都知道自己为什么打仗。“背炸药包是共产党员才有的特权”这样的高度革命自觉,不是迫于“弟兄们,给我冲!”的外在压力,而是“同志们,跟我上!”召唤出的内生动力。
鲁相公孙仪因爱食鱼而拒鱼,虽也不失其廉,但毕竟还是功利算计,其境界远低于范仲淹的“先忧后乐”。曾有“算账式”廉政教育,说贪官如果老实工作,每年工资、奖金几何……这种逻辑的“廉政教育”,终没有绕过“当官只为稻粱谋”的赵恒式圈圈。吴佩孚与北伐军交战后感叹:“都说我的士兵不怕死,哪知北伐军竟然‘不知死’。”“畏法度者最快活”终还囿于“不敢腐”的层次,距离“不能腐”“不想腐”“不知腐”还差得远。某种意义上而言,“出淤泥而不染”难,“濯清涟而不妖”更难。“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是因为有外在的凶险压力存焉。而“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炮弹的攻击”,正是因为外在压力消失而致自我放逐。“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如果没有理想信念垫底,环境稍有放松,贪念还会随时复燃。“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马多如簇,书中自有颜如玉”虽也能催生出“头悬梁、锥刺股”“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奋发,但其与“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焕发出的动力,相比何啻云泥。
孔子解释“素以为绚兮”,说绘画先有白底,然后再用色彩绘画。子夏于是认为“礼是在有了仁德之心之后才产生的”,深得孔子赞赏。有仁德之心的原动力,才会有“克己复礼”的自我加压。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词中写道:“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一》:“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2010年10月,一位学者写下这样的话:“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一个人如果能够深刻地认识到这些,自然会迸发出强大的内生动力。“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枹鼓之急则忘其身”,平常时刻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靠的正是保家卫国、献身建设的高度使命自觉。
或许有人以为,说出“我在这里吃雪,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雪。”“我在那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呀。”(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话语的志愿军战士,也是迫于美国人要让中国人吃雪、要让中国人蹲防空洞的压力才焕发的动力。其实,真正有理想信念的革命者,即使没有美国人要让中国人吃雪、让中国人蹲防空洞的压力,也自然会一心想着为人民服务。因为这缘于其内心真正的信仰。
若把“压力变动力”比作“核裂变”,那么“动力变压力”则是当量更大的“核聚变”。纯靠压力产生动力,终不免有“以雇工的心态对待工作”之嫌;只有靠理想信念这一人生“总开关”产生原动力,才能广泛深入持久激发出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作者:陶余来,常州大学红色文化研究院(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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