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中科院要学术自信呀！——月壤中发现分子水，成果首发国外》的文章，颇有点听闻司马衷说出“何不食肉糜”的悲哀。
中科院何尝不想“学术自信”呢？但当我们（至少目前）确实还没有如英国的《自然》美国的《科学》（还有新闻类刊物----美国《时代》周刊）之类世界顶级刊物（作者明德先生也承认《自然》是“顶级外文期刊”）时，连明德先生也不得不承认，“我懂，在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下，在《Nature》上发表学术成果，那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我也懂，用英文在世界顶级杂志上发表我们的学术成果，能够让中国的科研成果，更好更快地传达至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这就如，当我们没有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时，面对美国的GPS系统，我们再要“自信”，又能如何？
明德先生既然懂得这样的道理，又怎么还会生发“我之所以感到哀叹，是因为我们的月壤资源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我们守着这个‘聚宝盆’，而我们的科研成果不是首先发表在中国的中文学术期刊上，而是通过《Nature》来获得一种证明，这到底是不是一种学术自信？”“我很是诧异，难道我们的学术自信，就是必须得到他人认可吗？难道首先发表在中文期刊上，这个学术影响力，就不能传达至全世界吗？”这样的疑问？
明德先生举例，“60年代，中国科学家在全世界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这个成果首先发表在我们的中文期刊上；70年代，屠呦呦发现青蒿素，并以此获得诺贝尔奖，这个成果也是首先发表在我们的中文期刊上。”这是不是说明那时的《自然》不如今天的牛以致于我们看不上，或那时中国有不比《自然》差的世界顶级杂志呢？估计不是。唯一可能合理的解释是，那时尚不开放，使我们不屑于投稿《自然》之类杂志，甚至也缺少投稿《自然》之类杂志的路径（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当年的牛胰岛素、青蒿素等成果也没因刊发在中文期刊而受太多拖累）。
就如抢注商标或发明专利一样，一个重大科学发明（发现），如果不能第一时间最大程度公开出去，而被较迟发明（发现）的人抢了先，损失往往是重大的，而且历史上也不乏这样的例子。所以，只有选择公信力最强、知名度最广、最有学术权威的平台，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才是对自己研究成果的最大程度肯定和保护。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这就需要我们尽快填补我们缺少国际顶级期刊的空白。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方面，“月壤中发现分子水”这样的成果，不发表在《自然》上，就难有理想的传播效果；另一方面，中文期刊如果长期没有机会刊发这样的一流成果，则永远没有机会成为世界顶级期刊。如此便构成了“刀口砍不着刀把”的悖论，任其下去只会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
世上不总是有“刀打豆腐两面光”的美事，任何事都需要付出代价。解决这一难题，没有更好的办法，必须国家立即出台法规：从现在开始，改变唯洋人刊物马首是瞻的学术评价体系；由国家科技部等有关部门牵头，成立专家审核机构，确定一两个、至多两三个（千万不能太多）国内知名期刊予以重点建设；一旦发现“月壤中发现分子水”一类重大科研成果，必须要求在这样的中文期刊首发-----哪怕为此付出一时传播不远的代价，也算是一种不得不为之的必要牺牲。这样的顶级成果刊发多了，才有希望渐渐累积起公信力、知名度和权威性，为成为顶级期刊打下一定的基础。
这还只是必要条件，欲成为国际公认的世界顶级期刊，制约的因素还有很多，包括必须有国际一流科学家组成的各领域的编审队伍等。
当然，我们一旦首发后，《自然》等杂志一定不会转载，因为他们不习惯“嚼别人吃过的馒头”。只有等我们的期刊名气渐渐大起来响起来后，他们没有办法再压我们一头，或许，他们才会有勉强转载的兴趣。
这就如我们的空间站和比亚迪出口车型，现在一律中文，时间长了，外国人也会慢慢习惯。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化需要时光的沉淀。这方面，我们必须要有耐心。要知道，《自然》《科学》等期刊的“顶级”性也不是凭空而降，也是多年磨一剑、小火慢炖慢慢煨熬出来的。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好在今天的中国科研实力强大，我们的顶级科研成果如果都能首发于少数几个中文期刊，相信不会用太久（至少不必像《自然》《科学》旧时成名路径那么漫长），我们也会有我们自己的“自然”“科学”“时代”……而这也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标配。
(作者：陶余来，常州大学红色文化研究院（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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