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志夫：《道德经》被篡改700多处，居心何在？

 

 

近日，笔者刷到一个小视频《道家文化——是谁篡改了历史》，介绍了长沙马王堆汉墓的考古发现，出土的帛书总共有12万字之多，可分为42本古籍。后来被翻译整理成7本书，这其中就有一本是我们熟知的传世宝典《道德经》，这是目前公认的版本最早、保存最完整、最接近原貌的古本。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专家学者通过对马王堆出土的帛书版《道德经》与当今最流行的通行版《道德经》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帛书版的《道德经》竟然有700多处被后人篡改，160多句发生重大变化。

 

笔者很是惊奇，也很想弄个明白。立马购买了一套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帛书道德经》（附诵读本），李楠编译；一套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帛书老子校注(上下)》，高明编译繁体竖排版。内容很完整，最重要的是，每一章都有篡改前后的对比，还有翻译。

 

笔者进行了认真研读，并查阅了大量相关文献资料。《道德经》的作者是老子，老子（约公元前571年～前471年），姓李，名耳，字聃，春秋末期楚国苦县人，曾担任周王室守藏室（周朝的国家图书馆）史官。后来周室衰微，老子决心隐居。过函谷关时，受关令尹喜之请著《道德经》。然后骑青牛出关而去，莫知所踪。

 

老子《道德经》大约成书于公元前485年，5000余字，祖本已失。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版甲、乙本《道德经》，甲本为篆书抄写，共5344字，抄写于公元前206年以前；乙本为隶书抄写，共5342字，抄写于公元前179年左右；当今传世的通行版《道德经》为三国时魏人王弼（227年～249年）注本。

 

可以肯定地说，篡改《道德经》是1775年之前的事情，与今人无关。

人们很是不解：《道德经》这样一部“圣经”级的宝典，为何被肆意篡改呢？还有，老子这样一位知识渊博、受人敬仰、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人物，居然在各种史料中见不着踪影？尤其，老子与孔子是同时代的“风云人物”，而且传孔子多次向老子问学，孔子地位至尊而老子默默无闻，为何历史如此不公、厚此薄彼？

 

笔者以为，如果细读了《道德经》的内容之后，也许会明白几分个中缘由。

 

 

帛书《道德经》实物片段

 

●一看“写了啥”？《道德经》直指社会问题的要害为统治者不容

 

《道德经》的内容共计81篇，有学者把它归纳为三类：一类为对“道”的诠释，共15章；二类为对个人的修身立命之言，共26章；三类为对执政者的治世规劝，共40章。可见近一半内容是直接对话统治阶级。据统计，《道德经》中“民”字出现了33次，“王”字或者指代统治者的代名词出现了15次，几乎就是一篇“为民请命”的正言直谏。

 

第四十章：老子揭示了万事万物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事物都是独立统一的，既相辅相成，又循环往复。道的作用是不断推翻和颠覆，以维持万物平衡。弱小的力量是道的变化因素，微弱也能形成翻天覆地的力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深刻揭示了万事万物从无中生有，再被推翻重建的常态。

 

原文：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译文：

循环往复，是大道的运动形式；柔弱，是道展现出来的功用。天下万物产生于“有”，而“有”又产生于“无”。

 

第四十二章：老子正告统治者，道的运动有发展和转化两方面，矛盾双方是相互依存的，事物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物极必反。他甚至诅咒统治者“强梁者不得其死”，意思是横行霸道之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不得好死，死无葬身之地。

 

原文：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人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

 

译文：

道是独一无二的，道本身包含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相交而形成一种适匀的状态，万物在这种状态中产生。万物背阴而向阳，并且阴阳二气互相激荡而成为新的和谐体。人们最厌恶的就是“孤”、“寡”、“不谷”，但王公却用这些字来称呼自己。所以一切事物，如果减损它却反而得到增加；如果增加它却反而得到减损。别人这样教导我，我也这样去教导别人。强暴的人死无其所。我把这句话当作施教的宗旨。

 

第五十三章：老子严肃地批评“朝政腐败至极”，搜刮民脂民膏，简直就是“强盗头子”。

 

原文：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人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

 

译文：

假如我稍微地有了认识，在大道上行走，唯一担心的是害怕走了邪路。大道虽然平坦，但人君却喜欢走邪径。朝政腐败已极，弄得农田荒芜，粮仓十分空虚，而人君仍穿着锦绣的衣服，佩带着锋利的宝剑，饱餐精美的饮食，搜刮占有富余的财货，这就叫做强盗头子。这是多么无道啊！

 

第七十五章：老子一针见血地指出，人民的艰难困苦都是源自统治者的贪婪。

 

原文：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译文：

人民所以遭受饥荒，就是由于统治者吞吃赋税太多，所以人民才陷于饥饿；人民之所以难于统治，是由于统治者政令繁苛、肆意妄为，所以人民就难于统治；人民之所以把死亡看得很轻，是由于统治者为了奉养自己把民脂民膏都搜刮干净了，所以人民觉得死了不算什么。只有不去追求生活享受的人，才比过分看重自己生命的人高明。

 

从以上四个章节的内容可以看出，老子直言不讳，针砭时弊，而且文笔老辣，犀利，尖刻，激进，甚至“大不敬”，别说封建帝王会非常忌惮，就是一般的领导干部听了都会浑身不舒服。所以必须予以“封杀”，如果老子不是“跑得快”，请喝茶、请喝咖啡是少不了的。

 

由此想到，笔者的老夫子杂货铺因为发表了一篇《扩大开放没有错，但不能没有底线》的文章而被“永久封号”，其实也算不了什么。

 

●二看“改了啥”？每一处篡改无不打上“政治利益”的烙印

 

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一言一行都拥有动机目的。根据笔者的“政治利益说”理论，一切政治主张、行为、活动无不与利益相关。对比《道德经》的帛书版与通行版，你会惊奇地发现，每一处篡改无不打上“政治利益”的烙印。

 

 

 

第八章

 

通行版是：“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可是帛书版是：“上善治水，水利万物而有静。居众之所恶，故几于道矣。”原来老子的意思根本就和不争、逃避没有任何关系。想一想，谁最希望老百姓柔弱似水而与世无争呢？

 

根据有关学者的点拨，笔者理解老子的本意应该是以“大禹治水”为例，告诉人们，最善于治水的方式，是遵从“道法自然”的根本规律，顺应水和地理的自然运行方式，使水滋润万物而保持平静，不至泛滥成灾而为祸一方，所以这种治水方式最接近于“道”。

 

 

 

第十四章

 

通行版为“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而帛书版是“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原来老子可没有说什么以史为鉴，而讲的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想一想，谁最希望老百姓遵从“三纲五常”、“三从四德”那套古老的儒家传统道德呢？

 

老子的本意是：运用现在运行的“道”，来驾驭今天存在的具体事物。

 

 

 

第二十二章

 

通行版是“曲则全，枉则直”，而帛书版是“曲则金，枉则定”，原来老子不是让我们“委曲求全”，而是让我们勇敢地去面对。想一想，谁最希望老百姓忍气吞声、委曲求全呢？

 

关于老子的本意，笔者倾向于解读为：曲折才显得可贵，扭曲才容易稳定。还有学者解读为：能够做到弯曲自己，才是最金贵的思想和行为；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能够改变自己的主观意识，天下就可安定。

 

《道德经》之所以被篡改，显然是为维护统治阶级政治利益服务的。历代统治者都不希望底层的民众拥有大智慧，而是用儒家的思想来愚民，以固化民众思想。愚民政策彻底封杀了墨家思想，让“人人平等”彻底消失，再把老子的“道”篡改成“无为不争”，遵循天道这种思想，来固化底层民众。儒家的思想，讲的是人要分三六九等，构建等级社会，士、农、工、商，男尊女卑。然后又提出什么“君子固穷”，贫穷你也要安贫乐道，不失节操，贫苦百姓家出生的孩子，永远都别想着翻身，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是穷苦百姓，而贵族出生的孩子就永远都是贵族。

 

笔者发现，最近多个视频号所发布的有关《道家文化——是谁篡改了历史》的内容都被删除，其个中缘由不言而喻。

 

●三看“危害性”？篡改《道德经》固化思想阻碍社会进步

 

根据笔者的“政治利益说”理论，一切政治主张、行为、活动无不服从于统治者的政治利益。因此，《道德经》也经历了从“重视”到“篡改”再到“弃之”的演变过程。

 

西汉初年，黄老学说受到重视，讲究政治上无为而治；经济上轻徭薄赋；思想上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

 

汉武帝即位时，历经文景之治，社会经济已得到很大的发展。与此同时，随着地主阶级及其力量的强大，从政治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此时，儒家的大一统、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与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

 

于是，思想领域，儒家开始取代道家的统治地位。太尉窦婴、丞相田蚡荐举儒生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褒扬儒术，贬斥道家，实行改革。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成为汉武帝的统治政策和治国思想。

 

此时，封建帝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即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如何处置和缓和这一矛盾，是封建统治者选择和确立统治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对于如何统治人民的问题，汉代统治者认真总结了秦亡的教训，认为秦统治者在取天下时是成功的，但在守天下、治天下时却是失败的，这是由于不懂得逆取顺守的道理。

 

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历史事件。这一政策几乎为以后各代统治者所遵奉，长达两千多年之久，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独尊儒术以后，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发展，成为此后两千多年间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在当时有益于专制制度的加强和国家的统一。

 

有学者认为，儒家思想像一把枷锁，彻底禁锢了华夏子民的自然天真思想，桎梏了民族思维，使学术自由从此成为后代士子的奢望，中华民族为此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

 

篡改《道德经》后，特别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以此来教化民众，让底层人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贫穷是与生俱来的天道，无为不争是做人的大道。所以从汉朝到民国这2000多年的历史，根本无法调动底层百姓的积极性，荒废生产，无法创新，而贵族士大夫阶层则在贪图享乐。这才是千百年来历史无法进步的一个根本原因。

 

在1971年马王堆汉墓被挖开时，不仅有着失传的技术和思想，还隐藏着惊天的秘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女尸，刚出土的一瞬间，栩栩如生，就跟活人一样，千年不坏。出土的漆盒，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发掘时还和新的一样，有食盒里装着藕汤，刚打开时，藕片甚至还在汤中晃动，但瞬间就化成了泥水。另外有2件素纱禅衣，一件重48克，一件49克，这2件衣服叠起来，甚至可以装进一个火柴盒里。

 

 

马王堆出土素纱禅衣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2000多年前的这些工艺技术，即便是我们今天最先进的工艺都做不到。这是为什么？

 

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过一次新文化运动，这就是“百家争鸣”。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各种思想学术流派的成就，与同期古希腊文明交相辉映；以孔子、老子、墨子为代表的三大哲学体系，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现于这个时代，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和基础，影响了之后2000多年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三观行为和思考方式。

毫无疑问，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开放、言论自由、学术独立，极大地增强了人的自信心，极大地调动了人的积极性，极大地发挥了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如天文学、数学、光学、声学、力学、医学等方面在当时均领先世界。墨子创立了以数学的几何学，物理学的力学、光学、声学等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领先世界1000多年；墨子率先提出了数学、物理学的一系列概念命题和定义；墨子还完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小孔成像实验，证明了光的直线传播；墨子的辩学，与古希腊的逻辑学、古印度的因明学并立；墨家学派还把时间和空间做了定义，这和2000多年后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非常接近。

 

然而，春秋战国之后的2000多年的时间里，中华文明为何不断走向衰落？我们有理由怀疑，历史上因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导致的思想固化，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导致了社会科技发展的“断层”甚至“历史倒退”。由此可见，人民的思想一旦被禁锢，其后果是何等可怕，人们就像不会思考的低等动物甚至是行尸走肉一样，只知道服从与下跪。不可否定，这也是当代中国难以出诺贝尔奖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此笔者认为，作为伟大的统治者，不应该狭隘地站在维护个人或者小集团利益角度思考问题，而应该豁达地站在维护占绝大多数的人民利益和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角度思考问题，应该吸取《道德经》的精髓，“无为而治”，“道法自然”，解放思想，放飞自由，激活人的潜能，使国家治理与社会、科技进步同步向前发展。

 

（原创首发，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