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董：上海打响剿灭“裸官”第一枪，这是全国人民的声音！（深刻揭露）

 

一个大时代开始了。

 

上海最新规定，如果配偶和子女加入外国国籍或获得永久居留权，将不得担任市区两级党政领导和重要部门班子成员职务。

 

这条规定一出，代表部分贪腐“裸官”们的好日子到头了。

 

在古代，裸官是一个褒义词，指的是一个官员上外地就职，不带任何亲属和子女，不会有利益关系牵扯，做事才公正。现在却变成了一个贬义词，指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国（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国国籍，或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的国家公职人员。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说过：“裸官就是外逃贪官的预备队”。

 

他们滥用权力转移资产，逃避国内纪律监察，全家人迁居到国外，钱也转移到了国外，自己一个人留在国内做官，没有任何后顾之忧，随时可以“飞”走。

 

这几年越来越多在国内刮地三尺，却跑去海外做富贵翁的所谓“精英”，基本都是从裸官“进化”而来。

 

裸官未必是贪官，但更容易成为贪官

 

裸官是怎么形成的？

 

这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说起，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萌芽期：上世纪80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当时"文革"结束不久，很多贪官担心改革开放政策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利用作假账、贪污单位小金库、打白条等行政渠道和方式贪污。这时候的"裸官"多是无意识规划，属于"不自觉"的个别现象。

 

发育期：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启动市场经济，多种所有制成份并存，国企转制廉价转给民营、私营企业，产生了巨额贪腐，贪官开始有意识向境外转移财产，这时候的"裸官"就是自觉行为了，但还不普遍。

 

成熟期：本世纪初十年，市场经济逐步确立。贪官开始利用公权力占有、支配资源，进行权钱交易，事先谋划将老婆、孩子、财产转移到境外，"裸官"现象在贪官中逐步走向普遍。

 

顶峰期：也就是2010年左右，国企负责人、中资驻外机构负责人、政府官员、金融行业内负责人或主管人员等，特别是金融企业官员成为贪官外逃重灾区。

 

贪污数额动辄几千万甚至数以亿计，贪腐案发官员中“裸官”的比例一路飙升，且级别越来越大。据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称，至2013年已有118万左右的“裸官”。

 

至此，"裸官"成为了一种严重的腐败现象，也引起了中央和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可能有人会问，裸官就一定是贪官吗？

 

国家税务总局芜湖市税务局一级主任科员周蓬安说过，理由有三：

 

第一，“裸官”亲属移居境外后，庞大的开支仅靠官员工资是供不起的，需要吃“夜草”；

 

例如广东省东莞市委原副秘书长吴湛辉，在把待产的妻子移居香港后，就开始了大肆收受贿赂，通过地下钱庄疯狂洗钱，案发前一共向境外转移了9200万元港币，用来买房供妻子女儿居住。

 

第二，“裸官”一人在国内，一定会把贪腐的资金转移到境外，因为更安全，也更容易操作。

 

 

第三，数据表明，被发现的“裸官”中95%都有问题。

 

据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和中国建设银行过对2011年和2012年两年的调研，中国富人向海外转移的资产，仅两年就达到了2.8万亿元，约相当于中国2011年GDP的3％，超过当年中国教育经费和社保的总投入。

 

而转移的资产中，绝大部分是房产、债券和股票，实业投资仅占14％。这里面，企业家仅占56%，剩下的除了明星，专业人士外，是些什么人，我们可想而知。

 

对比2000年至2003年、2007年和2012年境内外追赃和追逃的数字可见：2000年至2003年，归案的潜逃境内外的贪官人均携款约430万元；2007年，人均携款约540万元；2012年，人均携款约480万元。这里面，仅追回的赃款就达到了540亿元左右，人均约480万元。

 

种种数据告诉我们，“裸官”虽不等于贪官，但外逃贪官多为“裸官”。

 

引用一句光明网曾评价过的话：“裸官”不等于腐败分子，却是腐败分子的“标配”。

 

 

今天的裸官，明天的卖国贼

 

“裸官”是贪官实现目的的一种方式和手段，因为裸了，才方便把以权谋私到手的财物留下来。

 

他们通过妻儿亲属将财产转移到国外，本人在国内贪腐，一旦事发，一人托底保整个家族，这也是裸官最油滑和无所顾忌之处。

 

即使自己身陷囹圄，贪腐的财产却仍然能由家属在海外享用，少了这份后顾之忧后，腐败起来就更加肆无忌惮。

 

近年来，中国海外留学生猛增，其中不少就是国内官员子女，一旦官员失势，尚留根在海外，既有良好教育，又有遗留的巨额资金，一辈子锦衣玉食。

 

此外，裸官还会通过一些灰色渠道洗白黑钱，比如一些全球大赌场，堂而皇之完成家族海外财富漂白之路，很多来自内地的豪客就是贪腐官员的家属。

 

 

内蒙古自治区国防科工办原主任、经信委原副主任文民就是通过地下钱庄转移资金，给他在澳大利亚留学的女儿在墨尔本买房。同时还以女儿的名义将人民币兑换成美元存在新加坡华侨银行，用以规避名下财产。

 

中国银行广东开平分行前行长许超凡的妻子，也是因为在拉斯维加维洗钱被美国警方通缉。

 

这些裸官不仅在恶化中国的官场生态，影响国家金融稳定，还把中国万民创造的财富，变成欧美国家的钱，变相成为最大的卖国贼。

 

他们中有些人在台上人模狗样装领导，鼓吹民间仇美，台下却把子女送去美国留学，移民欧美国家，通过亲属在海外洗贪腐的不义之财，洗官倒房倒矿倒的不义之财。

 

此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裸官送出去的子女，跟古时候的“质子”没太大区别。

 

 

特别是虎视眈眈的老美，中国的这些裸官裸商，天然就成为了美国挟持中国的人质，是美国打败中国的筹码。

 

因为他们的三寸都被美国拿捏着，美国可以通过爆雷裸官海外资产，发动颜色革命，配合金融总攻击。之前特朗普为什么能挥舞乱拳对中国极限打压？就是这个原因。众所周知，中美之间的对峙本来就是一项能量消耗战，看谁的能量先耗尽，这是国运之战，双方都不能掉以轻心。但这些中国裸商和裸官，却为了自保以妥协求苟安，选择把祖国推向两难境地。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欲灭其国，先去其史，欲控其国，先裸其官。影响之深，危害之大，居安思危，不可不察。

 

根治裸官之祸，必有霹雳手段

 

以“裸”治裸

 

为什么产生了那么多裸官，因为出现了这种情况：生，有人管；死，有人管。但是生与死之间的过程，没人管。

 

升迁提拔有组织部门来管，出事了有纪检监察机关来管，但是生与死之间相当长的过程，却没人管。比如官员的配偶子女出国出境了，比如官员的婚姻变化，组织上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不清楚的，特别是去了境外海外的情况。

 

在缺乏权力制衡，没有搞家庭财产申报、经济交往活动实名制的情况下，总会有隐蔽的财产，总会用隐蔽的手段将财产转移出去。加上财产申报漏洞，官方无法核实“裸官”是否净身出户，这是最大的问题症结。

 

 

最大的制约因素，就是尽快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同时大范围推广“退出制”，形成制度体系，增强对“裸官”涉腐构筑的法纪规制，将对“裸官”的治理收束到法治大盘子中。

 

例如香港官员定期的财产申报、有关部门定期查阅和监督相关家属的利益冲突等，就把裸官存在的可能降到最低。

 

以“裸”治裸，才是揭下裸官遮羞布的制胜之道。

 

贪腐“连坐”制

 

对于贪腐官员，不仅要追究本人的刑事责任，其家属如果不限期交出贪腐所得，应视为共谋，起码应视为不当得利，可向其移民所在国发布公函，以协助调查。

 

不能让裸官家族“牺牲我一个，幸福一家人”，而应该是“如有一人贪腐，全家不得安宁”。

 

扩大海外“追杀”范围

 

 

“裸官”的要害在于，“庙”先跑了，最后“和尚”也跑了。治理“裸官”，既要防止“裸官”外逃，也要把跑出去的“庙”弄回来。

 

但从反腐全球化的角度来看，解决“裸官”问题，不是一个单位、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可以根治的问题。

 

目前与中国建立引渡条约的国家不多，客观上助长了贪官及其家属逃匿的机会。同时，一些贪官和家属往往以“政治避难“为借口，在一些比较注重个人人权的国家逗留，不仅对国内广大勤劳民众不公，对海外国同样不公。

 

对此，反腐制度专家李永忠曾撰文呼吁，中国政府应向联合国建议建立全球反腐战线。扩大引渡国范围，必要时可派遣“海外追杀团”，通过外交途径归国。

 

海瑞的那句话说得好：“为官不过民之器”。

 

中国是一个信“官”而不信“教”的民族，因为我们的政权和儒教是合一的。即使老百姓读不起书，也会通过官员的传播来信仰儒家学说。

 

因为信“官”，中国老百姓是最容易治理的老百姓。

 

“父母官”是老百姓最为信任、最为信赖，并且管理和治理我的人。但如今这些“裸官”不但离家出走，还把家里的资财都卷跑了，跑到国外享福去了，谁能不愤怒？

 

既然当了官，那便是人民公仆。如果掌握社会公器、主政一方的是这样的人，老百姓如何放心？

 

必须采取强力措施给妄图外逃的腐败分子以震慑，才能打破贪官外逃避责的幻想。同时积极堵塞漏洞，阻止国家财产流失海外，斩断裸官国外残留势力，最大限度保护国家和公众利益不受损失。

 

中央本次下猛药，既是大势所趋，更是大势所迫。既廓清天下，还万民公正，亦保全国家财富，留为万民所用！

 

来源：赵董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