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从《杜鹃花落》说到“汉奸文艺”

“汉奸文艺有一个特点，就是以亡国奴的身份，寻找和征服者的共同点，以此来建构对征服者的认同，在此基础上心安理得地做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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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小说《杜鹃花落》引发的风波，令我想起了“汉奸文艺”这个话题。

 

鸦片战争以来，有100多年的时间，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又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占领了大半个中国。

沦陷的时间既长，投靠帝国主义的无耻文人就比较多，他们在附逆期间搞出来的东西，基本上都属于汉奸文艺。

 

这些无耻文人中，名气比较大的有周作人、胡兰成、张资平、吴菊痴、王揖唐等。

 

 

王揖唐是前清进士，诗文修养不错。他当了汉奸后，曾去日本参拜“靖国神社”，叩谒日酋裕仁，归国后又恬不知耻地写诗：

“八纮一宇浴仁风，

旭日萦辉递藐躬。

春殿从容温语慰，

外臣感激此心同。”

 

这首诗，是百分之百的汉奸文艺。王揖唐写这样的诗，就把他自己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也使他的家族永远蒙羞。

 

有人问，张爱玲在上海沦陷期间，写的那些小说，算不算汉奸文艺呢？

 

孤立的来看，当然不算，因为她的小说，毕竟没有像王揖唐的诗文那样，直接替日本侵略者“颂圣”。

 

但是，我们要知道，那是什么年代啊？

 

那个时候，正是中华民族用血肉筑长城的年代。

 

 

日军占领下的沦陷区人民啼饥号寒，水深火热，抗日军民都在浴血奋战，死不旋踵，到处尸山血海，张爱玲对这一切全不关心，只顾自己吟风弄月，与胡兰成打情骂俏，争风吃醋，叫着“出名要趁早”，用自己奇瑰艳丽的文字，装点日军刺刀下的“新秩序”——

 

如果这都不算汉奸文艺，那说得过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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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文艺有一个特点，就是以亡国奴的身份，寻找和征服者的共同点，以此来建构对征服者的认同，在此基础上心安理得地做汉奸。

 

 

1945年3月5日下午，在日军占领下的上海，外滩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为侵略者举行了一次演唱会。

 

今天被一些人奉为“歌仙”的音乐家陈歌辛，亲自指挥演唱了他为日本神风特攻队创作的“神鹫歌”。

 

歌词是这样的——

“神风神风兮我武维扬，

百战百胜兮太平洋。

美虏束手兮战力强，

威加天南兮黄人之光。

神鹫振翼兮每发必中，

摧枯拉朽兮战血红。

协力同心兮海陆空，

健儿身手兮个个英雄。”

 

这里，除了直接恭维为日本军国主义做炮灰的神风飞行员“个个英雄”外，“黄人之光”是一个关键词。

 

“黄人”，即“黄种人”。

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为了欺骗占领区的中国、东南亚人民，把他们正在进行侵略战争，说成是“黄种人对白种人的战争”。

 

但事实是，日本虽然是黄种人国家，但其侵略、残害起中国来，一点都不比欧美的老牌帝国主义手软。

 

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时间之长、为祸之重，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牺牲之惨烈，都远超“白种人”帝国主义。

 

但汉奸是不管这么多的，既然和日本一样都是“黄人”，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当汉奸了。

 

行文至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网友会把《杜鹃花落》定性为十足的汉奸文艺。

 

 

因为和陈歌辛一样，作者李佳前找到了“人性”这个共同点——正如某前总编辑为之背书时所言“日军大佐心疼儿子，要为儿子报仇，人性挺正常的呀”——力图让我们相信，日寇和我们是一样的人，他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

 

问题在于，在岗田大佐指挥日军疯狂“扫荡”八路军的时候，他们根本就没有把中国人当人。

 

他们在南京搞大屠杀的时候，在解放区搞“烧光、杀光、抢光”的时候，在七三一部队拿中国人做活体实验的时候……他们拿中国人当人了吗？没有！

 

 

日寇不拿中国人当人，中国人却应该相信日寇也有人性，要与他们共情，认同他们——这是一切汉奸的基本逻辑，也是小说《杜鹃花落》的基本逻辑。

 

说起来，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这么长，出现个把汉奸并不奇怪，只要允许人民群众口诛笔伐就可以了。但汉奸又是校长、又是书记，汉奸文艺进了教材，还有前总编为之站台，这就是问题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然来临，不解决汉奸问题，迟早会出大麻烦，吃大亏！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独立评论员郭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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