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国明：为了给诺贝尔文学奖正名，他们开启了疯狂抹黑模式 - 昆仑策
-
尹国明：为了给诺贝尔文学奖正名，他们开启了疯狂抹黑模式
2024-03-09
莫言的粉丝为了给莫言“辩护”，最近加大了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抹黑力度。
现在形成了这样一种关系：只有否定前三十年，莫言的作品才能正名。他们需要的否定还不是部分否定，而是全面否定。不肯承认前三十年有任何成就，有任何进步，有任何发展。他们甚至要让人们相信，新中国的前三十年还不如民国的三十年代。他们可以把历史颠倒为，民国是黄金时代，而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只有饥饿和灾难。因为他们要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走错了路。这几乎成为文艺界一些人的彼此心照不宣但又实际执行的政治正确。所以，《繁花》把九十年代的上海拍出了三十年代上海的味道。用文艺实现政治目的，靠的就是政治隐喻。莫言的作品就是在政治隐喻方面做到了极致，最肆无忌惮，所以才被诺贝尔文学奖看上。
这一次给莫言辩护的，我们也看明白了，是以买办文人和网络伪军为主体。所以，他们既反对新中国选择的道路，又贬低和丑化中国人。既反对社会主义，又敌视爱国主义。所以中国的思想防线只能是两个而不是一个，即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突破了其中一个，就很容易突破另一个。否定对社会主义的认同，就能找到办法瓦解中国的民族主义。“月薪3000元”的梗就是这么来的。否定社会主义的合理性，把中国引向全面的资本主义，就能够在中国制造拉美经济危机，日本金融危机，类似俄罗斯的经济倒退，总有一款会用在中国身上，从而阻断中国的民族复兴进程。只要否定中国的前三十年，他们就能否定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基础，因为新中国的基本框架，就是那个时代建立的。怎么否定前三十年呢？光靠发明历史，是很难的。历史毕竟要求严谨，太过荒诞的历史发明，很容易被揭穿。所以，就要靠文学，因为文学允许虚构，给了他们巨大的发挥空间。莫言的作品在这方面做了示范。用极具夸张的方式，虚构情节，把中国的前三十年写成荒诞的年代。前三十年被否定了，那么建立新中国的合理性就自然被否定了，创建新中国的英雄先烈，也就没有功而只有过了。解放战争的政治意义也就变成了胜者为王败者贼的内战，人民解放的意义就不见了。所以，莫言的小说虽然被认为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但并不是真的魔幻，而是始终围绕着如何颠倒现实而去使用魔幻手法。莫言的作品里面，八路军和搞土改的干部，人物设计成极具负面形象，把国民党和还乡团喜欢干的事，张冠李戴给了他们。
地主的形象站起来了，自然支持土改的农民形象就好不到哪里去。
莫言这哪是在写小说，他是根据政治需要构建一个完全不同于真实历史的“历史”，在那些荒诞情节背后，隐藏着严谨的历史虚无主义逻辑贯穿其中。莫言通过作品，既体现出鲜明的民族立场，又有鲜明的阶级立场。既丑化中国人，更丑化人民的军队和领导人民搞土地改革的干部。一些人总是要抹杀阶级的观点，以为这样就不存在阶级之分了，看看莫言的作品，阶级立场多么鲜明。他们引导劳动者抹掉了阶级意识，而他们的阶级意识从来没有淡化。新中国的立国之基就是工农的主体地位，劳动人民翻身当家作主就是新中国的政治合法性来源。莫言的作品为地主说话，如此敌视新中国，你想想他可能是“只为苍生说人话”？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否定前三十年的劳动者地位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以至于很多劳动者一时都很不习惯，毕竟之前几千年都是被各方压榨的最下层，对政治更没有话语权。伟人那一代人，才是真正的只为苍生打江山，只为人民的解放而奋斗。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志愿军，这支英雄的队伍，为什么能够得到当时民众的衷心拥护，就是因为他们是在为穷人打天下。所以，他们为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让“粗黑的手 掌大印”，还做到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们不怕牺牲，甘愿献出青春和生命。
【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热闹非常的成立大会现场（油画）】
我们国家以往的历史上有过这样的军队吗？没有。有过这样的政治组织吗？没有。所以，近代百年，只有他们才能够完成民族救亡的使命。通过解放人民的方式，找到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于危亡时刻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华民族命运，这在当时是唯一可以走得通的道路。即便历史再倒回去，也是这样。再给国民党一次机会，他们还是会变成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这些看似与个人利益无关的宏大叙事，才是与个人利益息息相关。一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凝结了多少人的努力和牺牲，付出了多少试错成本，才逐渐凝聚起来的政治共识。而莫言们的作品就是要瓦解我们的这种政治共识，要让我们相信，那代拯救中国于水火的人，为我们选择的道路是错的，应该走欧美的道路。他们的重要依据是亚洲的日韩都是走欧美道路，成为了发达国家，但他们绝对不会告诉你，菲律宾的模式和美国几乎一样，却成为一个内乱频繁的贫穷国家。日本在二战之前就已经是工业化国家。韩国是二战之后成为工业国的，所以韩国对他们的证据支持作用似乎更大。但即便是现在的韩国，都成为发达国家了，十大财阀控制70%的GDP，内卷到极致的韩国社会底层，老年人退休了还需要做各种工作才能养活自己，女人为了生存而出卖肉体的比比皆是，外媒保守估计韩国色情产业占4%的GDP。不走社会主义，即便进入发达国家，普通老百姓依然会是这样的生存方式。普通的韩国人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在哪里，他们国家也没有教员这样的人物，所以，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宗教。韩国人信仰基督教的比例特别高，把希望寄托给了死后可以升到“天国”。印度教让印度人把受苦当成此生的修行，结果就被人称为一亿人口加十亿牲口。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又如何？至今都是高度饥饿的国家。和阿根廷一样，有那么优越的农业条件，却解决不了饥饿问题。这不是体制问题，又是什么？为什么东亚国家都普遍内卷严重？因为东亚国家人口多，密度大，而资源相对又匮乏。如果搞资本主义，就会出现社会贫富悬殊，就必然有人要被迫挣扎在温饱线上。何况，大多数搞资本主义的国家，并不能成为日韩。尤其是中国这样有超大人口的国家，走欧美道路，更不会被允许成为发达国家。奥巴马已经说得很明白，如果中国过上发达国家的生活，就是地球的灾难。美国联合盟友打压中国，不就是中国的产业升级，正在让中国走向发达国家吗？他们的意图已经如此明显，所以亲美西方的，和美西方站在一起的，都不可能是为了中国的苍生而说话的。而这些人就构成了支持莫言的群体的基本盘。他们支持莫言，不是因为喜欢莫言的作品，是因为符合他们的利益。看看这些人习惯的污言秽语，习惯的扣帽子打棍子，就知道他们的文化水平在整体上是远不如批判莫言的广大网民的。如果会讲道理，能讲出道理，谁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方式代替辩论？就跟美西方一样，要不是家里逐渐没有余粮，把几百年抢劫的财富都快消耗空了，谁愿意放弃文明绅士风度，再次暴露出强盗的嘴脸来？谁代表文明，不能继续由他们说了算。如果这样的人掌握了对文明的定义权，人类就会始终走不出丛林社会，大多数人就会继续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受害者。这就是话语权的重要性。在大多数时候，笔杆子比枪杆子重要，思想比利剑厉害。所以拿破仑那句名言对我们是有启发的：“世上只有两种力量：利剑和思想。从长而论，利剑总是败在思想手下”。完成对莫言作品的批判，是我们拿回话语权的重要步骤。因为莫言的作品被加持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光环，背后是西方的话语权。整个文化买办就依附在西方的话语权上，成为西方话语权的延伸。西方就是用奖项设置的巨大光环，引导和批量制造文化买办的。他们利用资本和传媒机器，给奖项赋予荣誉和经济的双重利益。在文学方面有诺贝尔文学奖，在电影方面有三大奖。这些都是中国搞文艺的人特别推崇的，谁得到了这些奖项，谁就有了江湖地位，自然也就伴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为了获得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就会有人去迎合西方的政治正确，丑化中国人，否定中国的制度，否定中国的革命，这都是最容易让西方人看重的三个点。西方的大奖都能让清华美院放弃中国人的传统审美标准，把“眯眯眼”这种丑化中国人的恶臭审美当成自己的标准。久而久之，中国的这帮文化“精英”就变成了文化买办，以丑化中国人作为投名状。文艺界如此，学术界、媒体圈也是如此，学术圈又可以影响教育。这样，几个对意识形态影响最大的领域，就被高度渗透，变成了我们的最大短板。文科就是因为这些人而走向堕落，在生产精神产品方面，跟着西方的指挥棒走。中国在硬实力方面已经很强，制造业的增加值已经相当于第二到第十名的总和，但因为这些人的存在，并且这些人掌握了很大的话语权，我们在软实力方面依然很弱，而且还存在着因为软实力的短板，而让我们有功亏一篑的风险。因为舆论战的功能更加强大，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掌握了现代社会的制空权，就能通过第四权影响乃至决定社会的方向。拿回话语权，对中国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中国老百姓现在通过批判莫言，就能完成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批判。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的光环都消失了，电影界的三大奖也就光芒不在。通过丑化中国人求得西方人设置的文学和艺术奖项，不再是荣耀，而是耻辱，才能切断西方对中国文人的遥控指挥。由此及彼，除了意识形态色彩很淡的科技界奖项，人文社科领域的那些西方奖项，对中国文人也就失去了价值，谁拿谁觉得烫手。这样，中国的文艺界才能正气压倒邪气，中国的文化自信才能在文化精英中树立起来。这还仅仅是批判莫言的成果之一部分，更关键的是通过批判莫言们以文学为载体，颠倒中国人历史认知的做法，廓清和坚定中国人对于未来的方向和道路选择，道路选择是关系国运的关键。我们正是因为选择了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工业化，建立完整的农业体系，奠定农业丰收的基础。而印度因为选择了被西方人认可的道路，才至今都无法实现工业化，耕地比我们更多，农业条件比我们更为优越，却至今无法告别饥饿。这样的对比，才最有说服力。但我们的舆论战对手，一直在回避这样的对比，他们不肯让中国去跟人口规模差不多，起步条件还比我们更好的印度比较，而是要通过中国跟二战之前就实行工业化的日本作比较，跟只需要发展几个产业就能起飞的“亚洲四小龙”作比较，才能得出中国前三十年经济失败的结论。中国的经济学家在这方面也喜欢引用世界银行的数据，竟然相信1978年，已经基本完成工业化的中国，比世界最穷，至今都没有多少工业的南非洲穷国还穷，因此作为中国前三十年经济失败的证据。他们的办法就是要用西方的GDP体系进行转换，故意压低中国在1978年之前的经济数据，得出挑战基本常识的结论。中国前三十年的经济成就，就是这么被虚无不见的。经济圈、文艺圈、媒体圈在这方面通力合作，做到了默契配合。中国那一代人，吃了三代人的苦，干了五代人的活，在用西方工业化道路已经不可能实现工业化的条件下，用社会主义的模式实现了工业化，打造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从而奠定了中国富起来和强起来的基础，就被这些人说成是失败。不但抹黑社会主义模式，而且他们还要抹黑那个时代为了后代人少吃苦而自己多吃苦的前辈是懒汉。莫言这样的人，对中国完成工业化，没有尺寸之功，但他们却有脸抹黑我们的前辈实现工业化的艰苦卓绝的努力。错过了那个工业化的时机，中国就再也没有机会工业化。而且这个时机，还是那代人硬生生创造出来的。二战之后，本来已经没有超大人口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外部环境。没有工业化，中国现在能依靠什么崛起？指望西方的产业转移帮中国实现工业化？超大国家的工业化必须有完整的工业体系，靠几个行业是无法支撑起来的，也很容易会被西方锁死上升空间，连产业升级的机会都不会有。现在美国不就想方设法把中国的产业锁死在中低端吗？美国以举国之力制裁华为，不就是因为华为冲刺在产业升级的前面吗？这些跟着莫言抹黑中国前三十年的人，他们无视实现工业化的地狱级难度，他们也不承认在几乎一穷二白基础上实现工业化，本身就是从0到1阶段最艰巨的任务之一。曾经一只手摸到发达国家门槛的阿根廷巴西，都因为没有完成工业化，而跌落回发展中国家。并不是他们国家的人不知道工业化很重要，而是他们用的那套西方模式，已经不允许。很多人不知道韩国实现工业化，一方面有美国的外援，另一方面还是因为学习社会主义国家搞经济计划，突出了政府的作用，才能集中不多的经济盈余，用于实现工业化所必须的初始积累。很多人自然也不知道，韩国人为了实现工业化吃了多少苦，他们的政府甚至为了创汇，鼓励本国的女人卖淫，向外国人出卖肉体。实现工业化没有轻松的，中国前三十年实现工业化的代价已经是最小的了。劳动者特别是女性不需要放弃尊严，社会风气也没有出现黄赌毒泛滥和黑社会滋生。我们对外还打赢了几场关键的战争。还未实现工业化的时候，外部环境会异常险恶，因为没有工业化，也不可能有强大的国防工业，我们就还会因为以农业国面对工业国，而承受着巨大的外部威胁和国防压力。给那些抹黑中国前三十年的人这样的内外部条件，他们能做得更好？中国前三十年是在很长时间内没有解决吃饱的问题，但这是新中国独有的问题吗？1949年之前、他们津津乐道的三十年代普通老百姓吃饱了吗？除了建国前被侵略、掠夺、战争造成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一穷二白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还是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农业无法改变靠天吃饭的局面，即便是用小农经济模式，也没有办法提高单位粮食产量。所以，那个时代用集体经济模式建造了九万座水库，农田水利的条件具备了。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化肥厂，这才有了化肥使用。水和肥是粮食单产提高最重要的条件。另一个重要的条件是改善粮食种子，杂交水稻和杂交小麦就出现了，还是依靠的农业集体协作模式。我们吃饱饭不能忽略那代人的努力，否则就是没有良心。我分析一个人是否有良知和基本的判断力，就看他对前三十年的评价。如果只知道抹黑，我就能确定这个人不光是判断力有问题，而且可能良知也有问题。判断一个经济学家的水平，也可以用这个标准，基本是不会失误的。西方经济学为什么更像是神学而非科学，看看他们如何为了西方经济学不破产而默契地在前三十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上集体撒谎，就知道了。依靠谎言才能维持的学说，跟科学有几毛钱的关系？他们是这样，莫言也是这样。莫言和胡锡进一样，也曾经是一个军人，但他们都用各自的方式抹黑我们的军队，也是从立场出发。莫言和胡锡进他们也是跟着风向而变化的。有一个莫言的讲座视频，反对妖魔化毛主席，与莫言之前对毛主席的态度有很大的变化。有人以此来反对批判莫言，但他们忽略了这个讲座的时间，是在十八大之后领导人提出前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是在理解毛主席的人越来越多之后。
当然，有人也会解释为莫言的思想有了积极的变化，就跟很多网友一样，但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如果是从内心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完全可以一纸声明跟自己以前的作品做切割，但他没有。莫言曾经写那样的作品抹黑前三十年，抹黑八路军，美化地主，抹黑抗日队伍，美化日本鬼子，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当时写这样的作品，能够迎合一些人，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莫言在本质上跟何祚庥是一样的。何祚庥在毛时代就表现特别极左，他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于物理，发明了“层子”理论，还争先恐后地写文章给梁思成反对拆除北京城墙定性为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能把三个代表与物理学结合，用“先进的形容词”论证了三个代表理论。有人揭露，他在中科院期间，还用“八荣八耻”与学术结合。所以，用风骨评价他们，实在是对风骨的最大侮辱。他们只是善于跟风，所以能够成为不同时代的获益者。这样的人不管是写小说还是搞学术，其实都是在搞政治，进行政治上的投机。当然，我们跟莫言们没有个人恩怨。要不是莫言用文学形式，否定前辈们用辛苦和牺牲找到的社会主义道路，抹黑中国人，并且跟诺贝尔文学奖结合，对中国人进行精神PUA，我们也懒得关心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因为他的作品承载了这样的政治功能，我们跟他们的矛盾就具有了民族和阶级的性质。我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后代的利益而捍卫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不被瓦解，而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去瓦解我们的意识形态。这个矛盾自然无法化解。除非莫言做一声明，说他之前错了。不能只允许莫言有抹黑中国人的自由，而中国人却没有批判他、起诉他的自由。一些人习惯了以自由之名，享受单方面的自由，剥夺别人的自由。我们的这些对手虽然目的卑劣，但又足够狡猾。他们用小说等形式从反社会主义到抹黑人民的军队，用虚构的方式解构历史，虚无历史，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在战术上又可以做到进可攻退可守，进攻的时候就明示或暗示自己反映的是历史的实情，防守的时候就说自己的作品只是文学的虚构。所以，对这些人，我们要从战略上藐视，但战术上还是要重视。他们的力量足够强大，浮在水面上跟我们进行舆论战的还不是真正的主力。这场围绕莫言被起诉而爆发的大论战，之所以具有又一场舆论决战的意义，就是因为其影响重大而深远。起诉能否成功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场网民自发开启的批判，对促进更广大民众的觉醒、全面彻底去掉精神枷锁的推动作用。只要完成了这场批判，并且举一反三，我们就可以宣布：西方人和文化买办，企图用西方的几个奖项就能影响和控制中国人头脑的时代，从此一去而不复返了。由此，我们的软实力短板可以得到极大的弥补。决定我们能够成功的关键，不是看我们的长板有多长，而是我们的短板有多短。这样我们的民族复兴，就可以摆脱最大的精神包袱而成为不可阻挡和无法逆转的潮流。舆论战是最难打的战争，当主流媒体不能给以配合，我们只能依靠网络人民战争，用小米加步枪的手段，面对对方的飞机大炮，打赢舆论战。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也是时代给予我们的责任。人民推动历史的发展，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明显。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要见证百年大变局，就需要完成这样的使命，承担起这样的责任。（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明人明理”）
【昆仑策研究院】作为综合性战略研究和咨询服务机构，遵循国家宪法和法律，秉持对国家、对社会、对客户负责，讲真话、讲实话的信条，追崇研究价值的客观性、公正性，旨在聚贤才、集民智、析实情、献明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欢迎您积极参与和投稿。
相关文章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