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伪中产”生活陷阱：城乡生活迭代的进与退
——2024年春节微博家乡问卷调查报告
吕德文 龚为纲
处于城乡融合时代的中国是互联网大国。根据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3年6月，我国城镇网民规模达7.77亿人，占网民整体的72.1%；农村网民规模达3.01亿人，占网民整体的27.9%。通过网民的家乡观察来呈现城乡中国图景，具有可操作性。2024年春节期间，微博、新浪新闻联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传播调查研究中心，开展了家乡问卷调查。该调查共收集有效问卷数据115867份，受访者中家乡位于地级市市区的有44781份，位于县城（含县级市市区）的有36333份，位于村镇的有34753份。70%的受访者来自城市，剩余30%的受访者来自村镇。包括港澳台地区在内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划都有受访者接受调查。各省的受访者人数排名与全国各省人口排名相类似，广东、山东、河南是前三名，其他地区的排名也大体吻合，只有西南地区的云、贵、川等省参与调查的人数比预期的要少，但整体上较为符合全国各省人口分布的。总体而言，本问卷的被访者的城乡和地区占比情况与互联网发展和地区人口分布状况具有高度匹配性。问卷调查的结果，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真实情况。调查表明，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既表现为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住房、教育城镇化，同时也表现为数字生活牵引的城乡生活方式革命。调查显示，中国社会在昂扬迈进城乡融合发展时代的同时，底层社会逻辑遭遇挑战，如村庄空心化导致老年人陷入孤立无援的风险中，家庭破碎化导致家庭再生产能力急剧下降。
二、城乡生活方式迭代
调查显示，城乡生活方式正处于迭代过程中。一方面，农民生活方式正在市民化转型，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买房，拥有小汽车等交通工具，农民的生活方式都市化。另一方面，数字生活催动了城乡生活方式迭代，使得城乡生活方式逐渐趋同。随着城乡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各类数字平台向农村下沉，城乡居民数字生活的代差逐渐减缩，同步经历了数字生活革命。
近年来，得益于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农民城镇化的速度一直保持较高水平。县城的生活便利度和娱乐丰富度与省城/地级市的差距在逐渐减少。有34.37%的城市受访者表示县城与省城/地级市的差距有明显缩小，越来越好，还有44.51%的受访者表示差距有缩小，但依然有较大差距，只有6.49%的受访者表示差距没缩小，反而变差了。这说明整体上我国各个城市/县城的生活水平仍然处于高速提高当中，是共同富裕理念的一定体现。
农民生活的城镇化程度正在快速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买房，同时具备城市生活必备的交通工具。调查结果显示，网民反映本村农民在县城买房比较多和非常多的村庄占比接近38%，还有40%的村庄农民进城买房的占比在30%-50%之间。同时，有55%的网民反映本村村民购买小汽车的占比在50%以上。有车有房是城市化生活方式的两个基本条件，如果从这些基本的硬件来看，当前农民城镇化程度已经不低了。
城乡生活方式迭代的重要表现是数字生活的普及，尤其表现为网络购物在日常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问卷数据来看，网络购物的普及程度在城市和村镇之间虽然还有一定的差别，但已经差距不大。在城市当中，网购可以说已经是完全融入生活当中，选择比较少和几乎没有的受访者加一块只占整体的2.41%。同时，接近82%的村镇网民反映，村里的亲朋好友通过网络购物的情况已经很普遍或比较普遍，这充分说明网络购物的情况在当前的乡村社会确实已经非常流行了。
网络平台提供的商品种类多样品牌丰富，可以说是包含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意味着，城乡居民消费渠道和商品都渐渐趋同。本问卷主要询问了淘宝、京东、拼多多、天猫、抖音电商和快手电商这六个平台的使用情况，网民反映的城乡居民对网购平台的使用大体上相似，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淘宝和拼多多都占据第一梯队，抖音电商和京东则是第二梯队，天猫和快手电商则是第三梯队。
【图5 各大平台在乡村网络购物中的流行程度】
对于城市受访者来说，购买的商品种类排名顺序是生活用品、衣服化妆品、休闲食品酒水、瓜果蔬菜/粮油副食、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和进口食品/物品；对于村镇受访者来说，购买的商品种类的排名顺序是生活用品、衣服化妆品、瓜果蔬菜/粮油副食、家用电器/电子产品、休闲食品酒水、农用物资和进口食品/物品。城市和村镇受访者网购商品种类的情况大体一致，生活用品的网购流行度都非常之高，衣服化妆品、瓜果蔬菜/粮油副食、休闲食品酒水等消费品也有相当网购流行度。
进一步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网络购物和数字平台在全国已经呈现出普遍化流行的态势。网络购物的流行和数字购物平台下乡背后，是在城乡之间高度融通的物流体系。高速发展的的农村物流体系和快递系统则将网络购物方便地送到家门口，越来越多的村庄出现了送货上门，甚至是在自然村快递点就可以取快递。34%的受访者表示村里没有快递点，24%的受访者表示村里只有1个网点，村里有2个和3个网点的分别占15%和10%，有17%的村镇受访者表示自己所在的村庄有4个或以上的快递网点。调查显示，60%的受访者都是通过乡镇超市或快递点获取快递的，30%的受访者则是通过本村超市或快递点取快递，剩下的县城快递点和送货上门各占5%和4%。
以上两组数据有一定冲突之处，即村庄有快递点的比例是66%左右，但村民反映在本村超市或快递点取快递的比例只有31%。根据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县乡村寄递网络逐步完善，目前已累计建成990个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27.8万个村级快递服务站点，全国95%的建制村实现快递服务覆盖。出现真正矛盾的原因可能是，现有村镇快递网点设置的不合理，大多数村镇快递网点并没有被居民所感知到，自然也意味着没有被真正高效地利用起来。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是，问卷的回答者混淆了自然村和建制村的差异。很多地方都进行了合村，建制村的区域广大，本村的快递点并没有办法覆盖所有自然村，导致部分村民宁愿去乡镇快递点取快递，也不到行政村的快递点取快递。
【图9 取快递的方式与网络购物的流行程度的桑基图】
另外，村落的快递点的个数与网络购物的流行程度之间也密切相关。在没有快递点的村庄，网络购物比较少和几乎没有，而村庄内部如果存在一个快递点，则很快就会改变情况，网络购物的流行程度变成比较普遍和很普遍；当然，如果村落的快递点的个数在2个或以上，则网络购物要更加普遍。
【图10 村落快递点的个数与网络购物的流行程度的桑基图】
三、警惕“伪中产”生活陷阱
城乡生活方式迭代，是都市化生活方式扩散和升级的过程。对于大多数进城农民而言，其生活方式的迭代既是享有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过程，也是践行“中产”生活方式的过程。相较于传统乡村生活，迭代后的城乡生活方式，需要建立在“有房有车”的物质基础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消费主义洗礼。但我们的调查发现，由于家庭收入和消费支出不匹配，城乡生活方式迭代面临了进退失据的伪中产生活陷阱。
“伪中产”生活陷阱的一面是，农村已经很难支撑高质量生活。村落空心化日益突出，村落空心化引发村落共同体的瓦解，村庄正常的治理功能、自治功能弱化，文化公共空间萎缩。调查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有30%的调查对象反映所在自然村为高度空心化的状态，44%的调查对象反映所在自然村为中度空心化的态势，高度空心化和中度空心化的村庄占比高达73.8%，而低度空心化和非空心化的村庄占比只有27%左右。这充分说明，当代中国乡村社会，面临着严重的村落空心化的问题。
村落空心化，尤其是当常年有人在家的户数低于总户数的30%的状态时，就意味着一个自然村内，大量的农户是常年大门紧锁，无人在家，主要劳动力在外务工，小孩在外求学，老人已经去世，这些农户常年不在家，只有春节期间或有重要紧急事情回乡。当村落处于一种这样的状态时，就意味着村落社会已经解体，正常的人情往来、社会交往和村落作为一种维系人的群体性社会需求的机制已经基本消失或者面临严峻挑战，村庄治理面临社会基础的缺乏问题，农业生产则面临劳动力不足、集体行动难以达成和公共性的农田水利设施难以维系的问题，村落共同体的运作已经基本停止，村落社会规范的维系和再生产机制已经不再，简而言之 村庄的正常的社会生活、村庄治理和农业生产面临严峻挑战。
【图12 空心村（常住人口低于30%）的分布情况】
进一步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村落高度空心化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的黄淮海，江西，闽西，两湖、川渝、贵州以及两广的非发达地区，另外，东北的高纬度地区，村落空心化程度也比较严重。而除了黄淮海地区的华北地区、长三角、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村落空心化的程度则相对较轻。“伪中产”生活陷阱的另一面是，城市也很难成为安居乐业之所。农民城镇化之后，务工收入就成为了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数据分析结果显示，43%的调查对象反映，2023年外出务工比较难。没有非农就业和相应收入，实际上就没有真正的农民城镇化。并且，由于不能本地就业，农民的城镇化步履艰难，或者说农民的城镇化是一种伪城镇化。农民尽管在县城买房，却不能在此长期居住，而是在县城买房，但是却在大城市务工，县城房屋的空置率高企。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在县城买房的农民中只有1/3左右的农民在本县市就业，剩余的70%都不能够在本县市就业，只能到外省市或者发达地区去寻求工作。这就带来一个结果，农民即便在县城买房子，但是长期入住的只占34%，更多的情况是偶尔入住一下，甚至是长期空置。
【图13 已经在县城买房的农民的入住情况】
从我们的田野调查情况看，相当部分农民家庭哪怕是常住城市，也主要是服务于小孩的中小学教育。农村老人在家务农、年轻男劳动力在大城市务工、年轻妈妈在县城陪读的“一家三制”格局，在农村地区并不罕见。问卷数据也在侧面印证了这一格局。从本问卷收集的数据来看，乡镇学校仍然是村镇学生就读的主要选择，其在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占比分别是52.78%和59.89%。除此之外，村小和县城学校补充了小学阶段的教育需求，分别占比26.45%和14.94%。而在初中阶段，县城学校填补了32.06%。
在询问到家长回乡陪读的情况是否普遍这一问题时，有20.17%的受访者表示较为普遍，有52.85%的受访者则表示不普遍，还有26.99%的受访者表示不清楚。可以说，回乡陪读已经是不少进城务工人员不得不面临的问题了。结合中小学教育分布的数据，相当部分有小学生的家庭在上初中后，从乡村进入了县城就读，其家长也开始了进城陪读阶段。
“伪中产”生活陷阱的一个后果是，家庭危机凸显。农民家庭日益脆弱，在城镇化生活方式的高额成本下，家庭生活压力加大，农民家庭动荡不安。离婚率日趋增长，家庭的完整性越来越低。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数据显示，离婚率自2002年起就从0.09%开始逐年上涨，直到2019年达到最高点0.34%。最新数据的2022年离婚率有所下跌，但仍有0.2%。但问卷数据所反映的情况仍然能说明一些问题。有41.83%的城市受访者和32.24%的村镇受访者都表示自己身边离婚的家庭有增多的趋势。
家庭养老功能面临挑战，高龄老年人的养老状况堪忧。在问卷中提及的四类养老方式的占比先后上，城市与村镇受访者的顺序都是一样的，从高到低分别是子女照顾、自我照料、养老机构和请保姆。但是在子女照顾和自我照料这两类主流养老方式的具体占比上，城市与村镇有着极大的区别。在城市中，子女照顾仍然是绝对的主流，占61.56%，自我照顾的占比仅有18.31%；而在村镇，子女照顾的比例降低到了50.33%，而自我照料的占比提高到了38.30%。不只是养老方式，在对养老情况的评价中，城市的反馈也远高于村镇。在排除12180份选择不清楚的城市受访者后，城市中选择很好的受访者占比29.21%，比村镇的13.28%高出一倍有余。选择较差和非常差的村镇受访者数量分别是15.24%和5.87%，也都远高于城市受访者的7.72%和1.89%。
家庭危机凸显的另外一个表征是年轻人在巨大的生活压力下不再愿意生育小孩，或者说尽量选择少生育，人口再生产的危机加剧。2023年春节期间的返乡问卷调查显示，无生育意愿或者说只愿意生一胎的占比接近60%左右，这是典型的低生育状态，对乡村社会人口再生产构成严峻挑战。
此外，网络借贷的流行，也侧面说明通过透支维持中产生活是一种社会现象。城市中22.17%和村镇中19.66%的受访者都反映，自己和家乡亲人有网络借贷的经历，这个数量占比并不低。与传统贷款方式相比，这些网络借贷平台往往无抵押，高利率，并且面临更大的信用风险。更重要的是，它可能预示着人们的生活逻辑发生了改变，从“量入为出”转变为透支生活。
四、农村是大后方
高质量生活建立在一套可持续的生计模式和生活方式基础之上。目前城乡生活方式迭代现象，仍然存在城乡之间和代际之间的差异。比如，问卷询问了彩礼情况。城市受访者中反馈在10万以内的有33.58%，10-20万的有34.18%；村镇受访者中反馈在10万以内的有40.29%，10-20万的有36.15%。可以说目前彩礼的主流金额仍然在20万以内，无金额要求和要求在20万以上的都是少数。彩礼和嫁妆在传统上都是父代家庭补偿新生家庭的方式，在有些农村地区，随着城镇化的驱动而出现了高额彩礼现象。相反，由于城市居民较早为子女提供稳定的住房和车辆等生活条件，无金额要求的彩礼比例更高。
在养老方式的城乡差异上，在子女照顾和自我照料这两类主流养老方式的具体占比上表现突出。在城市中，子女照顾仍然是绝对的主流，占61.56%，自我照顾的占比仅有18.31%；而在村镇，子女照顾的比例降低到了50.33%，而自我照料的占比提高到了38.30%。
总体上，相较于年轻人，农村老年人处于城乡生活方式迭代的边缘，且很难践行中产生活。相较于城市老人，农村老年人的养老资源比较有限，但他们却更依赖于自我照顾。这意味着，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数量庞大的农村老年人可能还需要自食其力。由此，保证其居住条件，尤其是为其提供稳定的农业收入，就极其关键。在城乡生活方式迭代的进与退的过程中，农村成了大后方，土地成了农民最后的保障。城市生活压力与风险必然会反映到农民对耕地所有权的态度上。数据调查结果显示，有57.49%的受访者希望继续保持耕地使用权，只有21.65%受访者表示愿意有偿退出。这充分说明，耕地所有权依然被一半以上的农户视为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城市化失败的退路。进一步，正是因为耕地所有权依然被一半以上的农户视为城市化失败的退路，他们对耕地产权如何配置依然非常关注，有45.72%的受访者表示，在新的一轮耕地延包开展的背景下，希望耕地使用权能根据人口变动有所调整，以解决新生人口没有耕地使用权的问题；另外还有54.28%的受访者则希望保持耕地使用权不变。微博问卷的填写者多数是中青年人，但对于一些两项关于耕地的问题，回答结果却很值得重视。Q1：新的一轮耕地延包正在开展试点，您家人对耕地延包的态度是？有45.72%的受访者表示希望耕地使用权能根据人口变动有所调整，54.28%的受访者则希望保持耕地使用权不变，可以看到两种观点的支持人数差别不是特别大，说明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实际上还没形成统一的观念，思想尚在博弈之中。这提醒我们，在城乡融合发展还没有真正完成的情况下，土地二轮延包政策需要稳健为主。Q2：在耕地适合种植的情况下，您觉得本地村民对耕地的普遍态度是？57.49%的受访者希望继续保持耕地使用权，只有21.65%的受访者表示愿意有偿退出，剩下的20.86%则表示不清楚。这说明，当前社会上普遍担心的“无人种地”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目前希望保持耕地使用权的村民仍然占据主流，但前提是要让耕地更适合耕种。尽管城乡融合发展已经取得非常大的进展，但也处处隐藏风险。因此，有效应对“伪中产”生活陷阱，除了继续加大城乡融合发展力度，为城乡居民提供更加便捷、公平的公共服务，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外，还要稳住农村，保持耕地制度的稳定性，为老年人以及在城市无法扎根的中青年人提供经济社会支持。（作者：吕德文，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龚为纲，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新乡土”，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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