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伟｜社会主义“瓦解的资本”——执行“瓦解资本”的社会主义职能【读书笔记】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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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光伟｜社会主义“瓦解的资本”——执行“瓦解资本”的社会主义职能【读书笔记】
2024-02-21
【作者按】从社会主义“瓦解的资本”实践提炼出“资本的瓦解”理论范畴。这是一个特别的“文献综述”。一元论即主体论。世人皆追问何者为主体？主体即是无对。由无对而有对，而有主客的社会历史斗争、实践斗争、生产斗争和经济斗争。一切思想斗争皆源于主客分治的阶级斗争。《资本论》由“阶级职能一般”的探究始，由对于“阶级一般”的学理探究终。社会主义担负起对“阶级职能一般”的再探究使命：这就是由“资本一般”转向“资本一般的瓦解”。《资本论》贵在用，贵在时代之用。《资本论》具有强大的主体论语境，这就是把唯物史观作为“阶级者原理”予以书写的工作规定。《资本论》是伟大史书，是书写无产者主体反抗阶级意识的特殊历史书。“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资产阶级辩护经济学显示为解释学。然而，劳动价值论本质上是生产决定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所预想的按劳分配，不是实践中社会主义的操作方案，乃是理论原则。按劳分配与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不是原则的让步，而在于寻求社会主义阶级者的利益整合机制。说按要素分配是市场经济中收入分配的一般机制，那是对“收入拜物教”进行了理论点赞。事实真相是，要素报酬并不总是由要素所有者获取，劳动者不应满足于劳动要素的理论假说，而应在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指导下，依照对资本进行扬弃和批判的原则，挣得自己的“社会主义工资”。此外，做主体论者，起码我们自己不能老是跪着。“修正主义往往表现为唯生产力论。生产力究竟是成为为广大群众服务的工具，还是成为更加残酷剥削工人的屠刀，取决于它究竟掌握在那个阶级手中。”社会生产力需要主体标准，不仅仅是物质标准，而生产要素标准说到底是资产阶级法权意识的经济实现。可见，这就是“资本的瓦解”之社会主义生产原则。同时，这也是“特定的生产”“特定的分配”：对资本执行“特定的瓦解”。
序幕：市场主义之滥觞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理论思考》一文的非国有化思路。“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实现非国有化？我曾提出如下思路：第一步，将一部分国有企业变为非国有企业。我这里主要是指国有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第二步，将大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变为股份有限公司，使其由国有企业变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其余小部分大中型企业变为有限责任公司。……第三步，将国家所有制形式改变为人民所有制形式，与政府机关完全脱钩，改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管理。” 何新的“金融决定论”只是揭示了市场经济的一种真实的规律，而不是在价值上赞同这种规律。恰恰相反，他是要对之进行批判的。而这个规律也恰恰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极力要进行掩盖甚至美化的。何新一贯地批判新自由主义，实际上就是批判它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推崇，以及对这种规律的放任。他认为，放任这种规律，必然会放任资本的掠夺，放任两极分化，践踏公平正义，引发危机和灾难。他认为，食利阶层的兴起和金融资本寡头的坐大，是导致中国经济社会一系列问题，如经济脱实向虚、社会两极分化的重大根源。所以，他揭露这一点，就是要主张：对市场经济要有管理有干预，对金融资本要有限制有约束。谁来做这些？只能是国家机器、上层建筑。何新疾呼：“国家主权承担着制约内外炒家，捍卫民族整体经济利益，保护社会中弱者和百姓利益的天然责任。”这就是新国家主义的路向。强势大政府的兴起非但解决不了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且限制个人自由，窒息了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发动机——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政府占用了本来可供民间使用的资源，压缩了个人发挥的空间；政府干预扭曲了民间的激励机制，社会停滞，企业和个人逐渐退化。
第一场：对生产资本职能的瓦解
“社会主义社会要建设发达的商品经济，要求把各种基本生产要素首先是劳动力纳入市场运行轨道。就是说，企业作为劳动力的使用者、劳动者作为劳动力的所有者，要根据商品等价原则发生一种交换买卖关系。在这个关系中，企业要向劳动者支付大体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报酬，而劳动者也正是通过劳动力被企业的使用才能要求得到这样的报酬，以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这样在企业和劳动者进行了平等的劳动力商品交换之后，就会形成一个余额，即超出维持劳动力本身所需费用以后所剩余的价值。它形成一个企业的发展后备基金以及用于其它方面的开支。但这样一来，社会主义企业便不可避免地具有带来剩余价值的性质，而这也就恰恰使它和资本概念连在了一起，形成了社会主义资本。”在理论高度上，“应当说‘社会主义资本’的提法是全新的，从经典作家那里是找不见这样原封不动的范畴和概念的。但是‘社会主义资本’范畴的提出和使用，却不能说和经典作家无关。‘社会主义资本’范畴中使用的‘资本’是马克思科学阐明了的资本，它以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石，用劳动力的使用，去解释社会全部财富的真正来源；而‘社会主义’更是马克思在科学地批判了英、法等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后的理论结晶。社会主义是定语、是旗帜，规定、统领着被马克思已经科学阐明了的‘资本’，构成当今社会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然则，“许多人把当前现实生活中存在收入差别过大等不合理现象和‘剥削’联系起来,并且进一步把这种现象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现实’甚至和‘社会主义资本’等一系列范畴和概念联系起来，这是不恰当的。” “荣文”认为：“马克思是在对他那个年代的资本主义现实中观察到的个别资本和特殊资本中抽象出资本一般概念，在马克思的范畴体系中，与资本一般概念相对应的特殊资本形态是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因此，“马克思不可能超越自己的历史时代去概括一个包括了私有资本、公有资本以及混合资本在内的资本一般概念。这一理论抽象的任务只能由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来完成”。然而就资本的内容规定性而言，“荣文”认为：“资本总是承载着某种特定的社会阶级关系，由此可以辨别资本特殊。”因为，“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区别，资本所代表的劳动占有关系，即经济权力和利益结构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具体而言，“私有制经济的资本归私人资本家所有，表现为资本家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与此不同，“社会主义的公有资本表现为劳动者阶级内部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对立统一，表现为劳动者集体意志对个人意志的管理性强制”。在此，撇开对价值增殖与阶级剥削关系的割裂（没有价值增殖何来资本剥削？）不说，“荣文”对生产关系与阶级关系之关系的理解、对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理解均值得商榷。就前者而言，阶级关系源于生产关系，如果说后者是前者的客体存在，那么，前者就是后者的主体存在。换言之，它们是同一种关系的不同存在形式，宛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并不存在“荣文”所说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即阶级关系作为内容包含在生产关系中。就后者而言，在公有制经济中，哪里存在着阶级关系呢？阶级关系只存在于阶级社会中，是阶级社会中具有对抗性的生产关系的产物，这种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的奴隶主私有制、封建地主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如果像“荣文”所说的“资本总是承载着某种特定的社会阶级关系”，那么，公有制经济中就不存在资本关系，“公有资本”就是子虚乌有的虚构；反之，如果说存在着资本关系和阶级关系，那么，它就决不是公有制经济，决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而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资本恶是“价值象”，需要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象”与之对应，以主体瓦解结构，针对价值形式的统治场域进行有效克服。为了达成新时代的以党的领导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形式构造，需要内在结合“历史辩证法”和“实践辩证法”，同时坚持政治经济学批判原则不放松。（1）坚持由自然历史过程的矛盾主体出发，把握经济的社会形态通史规定的发展规律。坚持从历史主体高度看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将之作为幽灵主体，由国家主导的生产方式逐步引导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发育成熟，——这是国家要素论建构的根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处于运营状态的不同所有制形式的财产关系属于“各种资本”，而非“各类资本”。它们的阶级肉身是贯通的，可以说都属于“社会主义资本”的形态范畴。应该用国家要素论而非资本要素论，尺度这些流通要素概念：把公有资本还原为实现在市场中的公有制生产条件（公有财产形式），把国有资本还原为实现在市场中的国家生产条件（国家所有制的财产形式），把集体资本还原为实现在市场中的集体生产条件（集体所有制的财产形式），以及把民营资本还原为实现在市场中的民间生产条件（社会的私有财产形式），等等。（2）坚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肉身出发，把握经济基础的社会结构形成。彻底的要素肉身论者认为：“历史是意义生成和积淀的过程，尽管现在的历史包含着比以往历史更为丰富的历史意义，但这些历史意义之间并没有高级和低级之分。”然而，单纯的生产要素的国家形式纽结仅仅指示生产方式由“国家”主导。只有和社会主义所有制结合的主体关系纽结规定，才能彻底置换总资本权力。公有制社会主义能否在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中继续自我孵化、巩固自身，取决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主体逻辑发展方向不迷失。幽灵总在“幽灵的历史对抗中”诞生，物质条件同样如是。一个总的原则是：幽灵的诞生与新的物质条件成长同步。所谓“生产力发展足够”，既指物质生产力发展的足够充分，也包括劳动过程“主体器官”“精神器官”的充分发育。这意味着党的领导特别的在场方式。（3）坚持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象批判出发，瓦解现象学和解释学。由于拒绝“自然历史过程——现代化原理——现代化进程——现代化策略”路径，资本经济学必定要将历史形态的生产力仿真为“效率”，实施纯数量策略意义的分析，并拒绝任何的理论自我批判。其引发的真实后果是：“为了正视这种不是借助于神秘的‘看不见的手’，或者黑格尔就整个世界历史对它进行的系统表述，而是借助于有意识的和自我决定的人类的行动——它是一种能够这样行动的行为，以致对拜物教的再生产秩序所具有的粗略地强加的工具性来说，它的意图都不是一种邪恶的和自我欺骗的掩饰——所达成的社会新陈代谢控制，必然要在资本的结构框架之外采取行动，并放弃其只适宜于某种失控的控制方式之构成的关键的物质基础。这恰恰是赋予社会主义设计以意义的东西。”
第二场：对流通资本职能的瓦解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这一范畴同工资、利润等经济范畴一样，如果抽去其所带有的资本主义关系的性质，把它融进社会主义的实践，演绎出“社会主义资本”这一经济范畴，这对于最终确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疑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社会主义资本除具有资本的一般特征外，还有许多与别的资本显著不同的特点，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一是它带有很强的公有性质……人人参与管理，调动每一个人的生产积极性，而不是同旧资本那样，把工人只当作一种被加油的机器或被添加饲料的牲口，这始终是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则性界限之一。我们只能力求在尽可能的条件下，尽量鼓励这种积极性而绝不能去压抑和消灭它。二是它能够合理而现实地实现按劳分配原则。按劳分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直推崇的个人消费品分配原则。社会主义应当努力实现这一伟大原则。然而应该注意，现实的社会和马、恩设想的不同，其重要之处首先在于这个社会还存在商品经济，进一步说还存在资本。由于商品经济存在的缘故，按劳分配就必须带上商品经济的色彩，通过等价交换的原则来实现；而由于还存在资本的缘故,按劳分配就必须在保证社会剩余价值不被全部吃掉的前提下进行。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总产品价值的C、V、M三个部分中，C、M是不能用作个人生活消费的。否则，一个社会的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以及社会公共福利事业的建设将不能进行。可以用作个人消费的，显然只有相当于V的部分。这个V即相当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劳动力价值。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必须在V的限度内进行。这一点使得它同资本主义社会的‘按资分配’区别开来；又同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中的‘按需分配’区别开来，因而成为社会主义资本的基本特征之一。” 退一步讲，假设存在“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或原理”。我们要问：这种“一般规律或原理”是否能够脱离具体的经济制度而发挥“普遍真理”的神奇功效?是否真的不带有“阶级属性”而通用任何社会1857年8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总之，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做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狭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社会生产的科学。《资本论》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广义政治经济学则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因此，马克思在这里关于生产的一般条件和特殊条件，分别讲的就是社会生产的一般经济规律和特殊规律。所谓社会生产的一般规律，也就是恩格斯讲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所要揭示的经济关系，所谓社会生产的特殊规律也就是恩格斯讲的狭义政治经济学所要揭示的经济关系。按照马克思这里的说明，社会生产的一般经济规律是存在的。但是，揭示现实的经济规律，我们不能指望用这个社会生产的一般规律来说明。现实的经济规律，是由社会生产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两个方面构成的。按照《矛盾论》，矛盾的特殊性决定事物的本质。因此，揭示一个社会的经济规律，困难不在于说明这个社会生产的一般规律，而在于揭示这个社会生产的特殊规律。因此，即使我们承认存在生产的一般规律或者“生产一般”，那么我们说这种一般规律也没有那种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以一般规律发挥作用的神奇功效。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要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否定矛盾的特殊性。洪永淼正是这样说的，他抱怨：“在讨论借鉴西方经济学时，一些人总是强调中国经济的特色。”“除了所有制等制度因素外，中国经济确实还存在很多特色……但是，以上所列举的中国特色或特点，并不能意味着一般市场基本原理就不适用于分析中国经济。”可见，洪永淼教授所坚持的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那些庸俗经济学家的观点，“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 经济学家应当避免或者少犯“经济学形式上”的错误：在这里，应该着重提到的一点是，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努力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为现实的经济发展服务的过程中，也要注意学会正确地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不要带上一些貌似正确的先入之见。否则，即使有了良好的动机和愿望，即使自己的主张在实践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在经济学的形式上，也可能会陷入误区。因为在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确实也曾经出现过这样的现象：即便某种主张在世界历史上是正确的，并且它所依据的理论本身也是正确的，但在把两者相结合的时候，却出现了“经济学形式上”的错误。正如恩格斯在谈到从李嘉图劳动价值论出发的英国社会主义者的主张时所说的，“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可以是正确的。”这句话其实也可以倒过来说，即：“在世界历史上可能是正确的东西，在经济学的形式上却可能是错误的”。就恩格斯所提到的这个例子来说，无论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还是这些英国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张，这两个方面应该说基本上都没有错。但是，当着这些社会主义者把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仅仅当做一种从道德上判断“公平”与否的标准，并且试图从中直接得出他们的社会主义主张时，这种做法却成了错误的，甚至被马克思称作“臆想的结论”。所以在今天，当我们在把马克思的资本理论用于指导我们进行我国资本理论研究的时候，就不仅要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去下功夫，而且还应当在结合的方法上去努力。
第三场：对竞争资本职能的瓦解
我国现阶段的各种非公有资本也是大量存在的。这些资本一方面带有马克思所说的那种“资本一般”的属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非社会主义因素，是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还不发达、不太合格、还处在它的初级阶段”造成的；另一方面它们毕竟又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活动的，因而也就不能不受到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本质规定的制约。就像在上层建筑领域内，宗教也必须与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也必须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一样。所以，如果一定要在我国公有和私有两大类资本中，探寻出它们共同的一般规定来的话，那么我认为就必须回到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根本规定上来。然则我国当前资本问题的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迫切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近年来，由于认识不足、监管缺位，我国一些领域出现资本无序扩张，肆意操纵，牟取暴利。这就要求规范资本行为，趋利避害，既不让‘资本大鳄’恣意妄为，又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政治和经济问题。”而在实际工作中，就是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使“各类资本都不能横冲直撞。要防止有些资本野蛮生长。要反垄断、反暴利、反天价、反恶意炒作、反不正当竞争。要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同时，遏制资本无序扩张，也不是不要资本，“而是要资本有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涉及到究竟如何认识资本的问题，如何认识资本与社会的关系的问题（到底是资本主导社会还是社会控制资本），如何评价我国引入资本的合理性和可持续性的问题，如何解决我国今天的资本理论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资本理论的衔接的问题。等等。很显然，承认资本所起到的历史作用并不蕴含对资本的全面肯定。 ——马克思也承认资本所起到的历史作用，却并没有全面肯定资本。今天的中国如果有谁认为自己可以颠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著作中表达的关于资本的基本观点，那就是拿历史、学术和我国的前途命运开玩笑。我院高级研究员、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今朝对此进行了系列研究，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资本的社会化本质理论，即资本要赚钱必然依赖于一系列条件，而不是仅仅依赖资本家本身，也就是说，资本根本不是一种独立可以赚钱的要素；并在另一篇文章中论述了经济与社会的关系，主张在当下的中国，经济必须受到社会的控制。这与习近平总书记所引用的毛主席的观点“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观点是一致的。“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收入分配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要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合理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劳动报酬及其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规范劳动关系，健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防止资本凭借所有权优势形成强势议价能力压低劳动者的工资福利。要调节资本要素所有者取得合理利润，要确保工资水平有助于劳动者实现高质量的劳动力再生产，要确保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相一致。要防止同一生产部门内少数资本通过垄断限制其他资本获利，防止不同部门之间利润率差异过大导致经济结构失调。要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探索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参与分配的实现形式。”与此同时，“规范和引导资本行为，要着力加强市场秩序建设。要履行好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调节收入分配、维护市场秩序、开展宏观经济治理等作用，健全反垄断法律规则体系，加快推动修改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要破除平台企业数据垄断等问题，防止利用数据、算法、技术手段等方式排除、限制竞争。要加强对金融、传媒、科技、民生等领域和涉及初创企业、新业态、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经营者的集中审查，提高审查质量和效率，强化垄断风险识别、预警、防范。要加强对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领域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整治网络黑灰产业链条，治理新型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
尾声：人民主体之新时代雄起
要之，与《资本论》书写商品历史世界不同，新时代社会主义着眼于走出经济肉身羁绊的“人的世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谋划主体发展，重建世俗世界，存续市民社会“伟大的文明作用”。人民主体，而不是市民主体，成为生产实践和社会主义经济工作的出发点，深入解决由价值形式引发的商品拜物教问题。——厥初生民，载生载育；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褎；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主体观的集中体现。——走出资本恶，坚持自主劳动，以社会主义国家和党的领导为本位，人民经济学将“共同体价值”视为走出价值幽灵的工作规定。这样就有了和商品价值不一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范畴，有了经济形式的新的对象性规定——人民主体的“幽灵证成”。——试想，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作为共同体价值的时代应用，人民主体思想“直挂云帆济沧海”，树立了“党的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新时代主体革命的大前提。只有尊重并切实采取走出价值规律的计划理性行动，谋求主体发展，才能全面稳妥推进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根本制度上确保发展利益、发展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理论逻辑的根本问题是，劳动者是劳动过程中通过对自己创造或利用的劳动资料的驾驭，为满足自己生产生活的需要，而有目的地改造劳动对象的主体。而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数字经济表现为资本生产力，劳动者颠倒地成了被压榨的客体，成为资本剥削劳动的新技术手段。在社会实践中，需要把颠倒的劳工史再颠倒回来！——华为推动社会主义新质生产力的成功经验，需要认真总结。——须知，世上不存在无人占有的“中性”生产力。社会化生产的劳动创新主体是从事联合生产的工人阶级，市场经济以极端异化形式剥夺了他们对新质生产力的占有享用权力。（作者系江西财经大学教授、博导；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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