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老胡表现得很不淡定，当然，他的不淡定一如既往是间歇性的。只是，最近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这种不淡定是来自他日益严重的焦虑感，因为他感觉网民越来越像他定义的“极左”。光是从12.24到12.26这三天，他就表现得特别躁动不安。12.24他不开心，是因为很多中国的年轻人不爱过“圣”诞节（应该跟香港那样翻译为耶诞节）了，而且还赋予这个日子以新的纪念意义。12.24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长津湖包美国大兵饺子的纪念日。
这让他感觉严重不适，开始小作文虚构对立，虚空打靶，给这些纪念志愿军的胜利却不过西方的“平安夜”的网民扣上一个违反国家宗教政策的帽子。12.25这一天，老胡可能也不是很开心。因为中国的年轻人越来越对耶诞节这个节日无感了，今年的耶诞节气氛是最冷的。我看有一篇文章题目为《今年的圣诞节太反常了，安静到可怕；中国的社会风气真的变了》谈到：“今年平安夜（12月24日）、圣诞节（12月25日），气氛特别冷清。和往年（三五年前），大有不同。”作者称今年身边，几乎无人谈论耶诞节。商场、电商大促销的劲头也少了。这一点跟“没人谈论”高度相关。早些年，胡是每年这一天都要用大量笔墨大谈伟人错误的。明眼人都知道，老胡的所谓纪念，重点甚至目的跟我们都不一样，我们是为了缅怀，他更像是借纪念之名搞点小动作，让大家心里添堵。任何人都不是完人，但胡为什么只喜欢盯着一个人的错误不放？这种选择性双标，就不是实事求是。
最近老胡表现越来越不“中肯”了。因为中国的舆论场的形势越来越不向着老胡希望的方向发展了。网民越来越有民族自信，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人重建共产主义信仰，有人就担心了，着急了。老胡可是在2018年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之后说过：“我的最大担心已经不是中国会受多少经济损失了，而是中国千万别被来自外部的压力逼保守了，逼左了。”最近在老胡看来中国左的人越来越多了，符合他定义的“极左”标准的人越来越多了。他的评论区现在支持他的大都是当年抨击他“极左”的恨国党。昔日把他当成对手，现在发现他是自己的队友。老胡当年也被比他的“表现”更右的人贴上“极左”的标签，是因为他当时是以民族主义立人设的。关于他的这个人设，其实是有很大水分的。这一点，现在很多人都看明白了。他的民族主义起码有一部分只是形式，骨子里是自由主义。自由派大致就是我们说的恨国党。因为自由派认为恨国有理、爱国有错的理论基础就是自由主义。我不是马后炮，我最晚从2014年就指出他民族主义有表演之嫌。自由主义者是伪自由派，打着自由的旗号，对不同的观点容忍度最低。真正追求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因为马克思预言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另一个定义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主义运动就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民族主义者里面也有伪民族派，以民族主义为皮，自由主义为骨。平时看着还挺正常的，突然在关键时候就从背后给你来一下。在中国的政治光谱里面，从左到右主要有三大群体，一是社会主义者，或者共产主义者，二是民族主义者，三是自由主义者。其中的自由主义者有两个特点：一是恨国党含量特别高，二是特别喜欢用“极左”帽子打击对手。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谈“极左”以及什么人喜欢用“极左”这个政治标签。我们今天争取把这个问题谈清楚。最近“极左”帽子漫天飞，与这个叫老胡的大V高频使用有很大关系，他在两篇小作文里用了几十个“极左”，用于攻击那些批评以张桂梅为原型的那部电影“用人性代替党性”、消解张桂梅共产主义信仰的观众和网民。老胡给人定义“极左”标准是什么呢？其实没有标准，主打一个随心所欲，按需定义，实际就是以他为参照系，标准他说了算。“极左”是最近几十年被最频繁使用的政治标签之一，因为政治杀伤力强，也是最被滥用，最泛化的政治帽子。根据中国的政治光谱，观点越右的人，就越喜欢用这顶帽子攻击对手。老胡说的自由派，也就是我们说的恨国党，最喜欢用这个帽子，狠起来，连老胡都被他们贴过“极左”标签。那还是互联网意识形态斗争一线的公知话语权特别强，老胡还不需要从二线冲到一线的时候，彼时他以及他任职的报纸还以民族主义立人设，所以，在当时的恨国党看来，老胡就是极左。这也说明，只要立场右到了自由派这个程度，民族主义在他们眼里也是“极左”。老胡的词汇里，是没有恨国党、买办、汉奸这些概念的。他喜欢用自由派称呼这个群体。虽然这个群体早些年对他的攻击最多，但他并不恨这个群体，也从来不会说这个群体是极右。当时的左边很少批评老胡的，很多人觉得他还是以正能量为主，但老胡对社会主义者却没少恶心，比如他每年纪念毛主席诞辰的那些小动作。方方写小说否定土改，等于否定我党领导的革命正当性，在抗击疫情最艰难的时期，写日记抹黑中国的抗疫行动，在老胡眼里，这依然是“自由派”，是社会应该宽容的声音。但随着公知的没落，老胡的公开表现（不是指实际立场，）越来越贴近自由派，自由派(恨国党）对他“极左”的政治指控越来越少了。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那些反对他的人现在看他越来越顺眼，越来越不觉得他是对手了。他的自媒体评论区，那些曾经因为把他当成民族主义的代表而恨他骂他的人，现在成了支持他的基本盘，经常喊“老胡中肯”的就是这部分人。方方被千夫所指、人人喊打的时候，是他站出来给方方说话。house辱军事件引发公众愤怒，是他呼吁说应该选择原谅。这种事多了，他们自然会发现，虽然老胡以前和他们不太一样，但到了关键的时候，说的都是他们特别爱听的话。他们立即就明白了：这特喵不是敌人，这分明是友军。随着一线的公知失去了舆论影响力，老胡无法再跟过去那样，用民族主义的皮掩盖自由主义的骨。自由派也需要有人扛旗。公知战五渣的时候，就需要原来在二线的人多出面了。比如，国家完成反间谍法的修订，那些恨国党都开始瑟瑟发抖时，但又不敢公开反对，这个时候，就是老胡站出来，对我国开始加强反间谍力度说三道四。老胡就这样做着他说的自由派想做，但有时候做不到或不方便做的事，这种“雪中送炭”的事情，做了不少。而且，人家不求名，还经常背着墙头草的恶名，不被老胡极力维护的“自由派”所理解，比如，当年，老胡给方方雪中送炭的时候，方方就对老胡一脸的鄙视、羞于与之为伍。随着这些恨国党攻击老胡的声音越来越小，赞扬“老胡中肯”的声音越来越大，老胡使用“极左”的频率也高了起来。在老胡之前，使用“极左”标签最频繁，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老胡给以其帮助的那个作家方方。2020年那场舆论大战，很多人还记忆犹新。面对批评者，方方是“极左”不离口的。凡是让方方看不顺眼，都可以领到一顶“极左”帽子。与老胡一样，方方也是以自己为参照系，自己定标准，自由决定谁是“极左”的，而且，一边给别人批发政治标签，一边还控诉别人，把“双标”拉满：我可以放火，你不能点灯。方方的这个特点，在老胡那里也能看得到，前几天的微博还说”现在互联网上有种很不好的风气，就是对于自己观点不一样的人一点都不包容......扣政治大帽子,把一个人朝着死里整。”言犹在耳，话音还在绕梁，老胡就捡起来了方方久久不使用的“极左”大帽子，搞起了批发。但有一点方方不及老胡，老胡在攻击别人的时候，更加注重自我形象的维护。在扣政治大帽子给别人的时候，还要标榜一下自己的与众不同，他不针对特定的人，意思是针对特定的人搞“零售”是错的，而他只搞“批发”不做“零售”，所以，他是正当的、合理的。一边自我标榜我不准备给任何人贴标签，一边说你们都是极左。方方和老胡比，最多算一个左冷禅，功力还是差点意思。方方已经被时代的洪流抛弃，边缘化了，而老胡现在还能如日中天，做弄潮儿，但方方也大可不用那么着急了，因为她没有完成的事情，老胡替她来做，“极左”帽子的批发业务不会停止。
讲到这里，我们就需要搞清楚几个与极左有关的概念了。因为，当下以及之前，极左与“左”倾、极右与右倾这几个概念，经常被混淆。借这个机会做一下简单的梳理。不管欧美怎么定义，在中国左右的划分标准很简单，拥护社会主义的就是左，支持资本主义的就是右。左右派的话语被解构了，很多人一看到就感觉眼睛不适，所以也有人改称左翼和右翼，政治色彩稍微柔和一点。但其实没必要对这些概念条件反射一般产生抵触心理，这种心理本来就来自别人给你植入的思想钢印。伟人说得有道理：有人的地方就分左中右。这是分析社会非常好用的三分法。你换个概念，三分法一样好用。比如，好，坏，不好不坏。有人就分左中右， 所以可以用来对每个群体做细分的。比如国民党虽然是右派政党，但内部也分左中右，比如廖仲恺就是国民党里面著名的左派代表，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可惜被国民党右派给暗杀了。国民党的右派就是暗杀廖仲恺的那帮人，以及有名的“西山会议派”，后来的代表就变成蒋介石了。但“左”倾和右倾这两个概念，通常被共产主义组织用来做内部的细分。“左”倾就是不具备条件非要强行去干。右倾就是条件已经具备了，还在犹豫。对此，伟人有一个特别通俗的分类：“什么叫左倾？什么叫右倾？好像妇女生娃娃，七个月就压出来，就是左了。过了九个月不准出来，就是右了。”共产主义组织内的“左”倾和右倾主要是方法论的问题，基本不涉及到立场问题，有人急躁，有人保守，但立场还是革命同志。比如博古，“左”倾代表，给党和红军造成那么严重的损失，但他的错误是方法论的错误，不是立场的问题。所以，对“左”倾政治路线进行批判和清算之后，并没有清算那些“左”倾的政治代表。博古在党的七大上还是中委。总之一句话，我们经常听到的“左”倾就是共产主义组织里面的激进派，右倾就是共产主义组织里面的保守派。“左”倾盲动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就是这么来的。如果右倾，不只是方法论上的保守，而是变成立场上的右了。那就从左翼组织里面的右倾机会主义，变成真正的右翼了，从支持社会主义，改为拥抱资本主义了。
理解极左和极右需要抓住一个关键点：是极左和极右两极连通，形式虽对立，性质未必真的对立，很容易从极左变成极右，反之亦然。取决于社会的趋势偏向哪边。如果社会整体向左，他们就会变成极左。如果社会向右，他们很多就会摇身一变成极右。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多到让我们怀疑极左和极右，就是一部分人的AB两面，或者是他们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的表现。比如那几年最著名的武斗组织LD分子，在当时比谁都左，很多坏事都是他们带头干的，但那十年被否定之后，他们中一部分就变成控诉那场运动最积极的群体了，右得不行。给我印象最深就是一个姓秦的，曾经做过招商局高层的，十年前在政治上很活跃，要搞宪 政。此人就是当年LD组织里面的大人物。这样的典型有一大把，只是他们的善变被人为掩盖了。其中，人称“吴市场”的就特别典型，就多说几句。1950年代，狄超白任经济研究所的所长，林里夫任支部委员。此二人在1958年被打成“狄超白、林里夫反党集团”，至1985年被平反。1958年孙冶方调任经济研究所接替工作，那场运动期间定为“招降纳叛”。林里夫的老友顾准也再次“挨整”。经济学家，最近几十年被消费得特别多的两个经济学家，一个是孙治方，一个是顾准。吴市场就是通过消费他们增强自己学界“中国市场经济第一人”江湖地位的代表。曾做过吴市场助理的柳红，在一封公开信中直接质问吴的历史问题：有受访经济学家指出您在几次重大历史关头的表现，这些历史关头是：1956年“向科学进军”，1957年反右，1960年代批孙冶方......在1956-1958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向科学进军”中，团支部和党支部争论之后，“狄(超白)、林(里夫)反党集团”牵扯了多少人，或者说使多少人受难?团支部中有几人？团员青年有谁？是谁向上级党委告的状？是谁联系的《中国青年》杂志？狄超白和林里夫平反后，很多人向林里夫表示了道歉，您是否道过歉，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林里夫家人写过一篇文章《也说林里夫与顾准》（羊城晚报2003年12月28日），认为您在林里夫与顾准的关系上说了假话，污蔑了林里夫（该文在报纸发表时，您的名字被删去）。对此，除了您已经说过的话和写过的文章外，您还有其他什么需要补充的？经济所有一张大字报，内容是《孙冶方招降纳叛的罪行》，它是您写的吗？有一种说法是，这篇大字报的内容，导致孙冶方七年牢狱之灾，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吗？您怎么看？关于顾准与吴市场，顾准女儿顾秀林也在2015年前后公开质问过吴市场：
“因为今年是先父百年，他们正在把这个吴营造的市场经济‘圣人’顾准抬出来，掩盖他们扔的一地鸡毛。”。此后，顾秀林又进一步追问：“……吴敬琏利用我父亲树立自己‘市场经济第一徒’的光辉地位，把顾准的‘计划经济也可以利用市场调节’扭成‘市场经济’第一人，他对于计划经济市场调节猛打猛批，对市场经济第一人又吹又捧，这如何解读呢？”在与网友的互动中，顾秀林进一步揭露说，“去问问吴敬琏，从1957年开始批判顾准的，是谁？”“消费顾准，成了你们的时尚啦。似乎他说的每一句话你们都能消费……”主流媒体的宣传，一直不断强化吴是孙治方和顾准的学生人设的。比如有篇文章就这么写：“1983年2月22日下午，孙冶方在北京去世。当周南在电话里把这个消息告诉大洋彼岸的吴敬琏时，他紧紧地握着话筒，闭着薄薄的嘴唇，久久说不出话来。这是继顾准去世之后，他又失去了一位精神上的导师。”吴敬琏还给《顾准日记》写序，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娜拉走以后怎样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吴敬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是主张计划经济的，人称“吴计划”，到了九十年代，政策变化了，他也摇身一变，成为了“吴市场”。什么是真正的极左和极右？没有那么复杂。看明白其中一个典型，就可以明白他们这类人的特点。他们的特点就是擅长投机，喜欢激进、走极端。看到社会向左，他们就成为极左。看到社会向右，他们就变成极右。有人把他们成为“风派”，也就是“墙头草”的意思。就是这类人不管社会向左还是向右，他们都要做极端的弄潮儿。
现在也有一个人物，符合这个特点，他就是我们的胡编。老胡激进起来，我们一般人是比不了的。最著名的那次，就是叫嚣击落美国众议长洛佩西的专机。就他的信息渠道，他本人其实是知道当时我国不可能这么做，但他依然要这么写，大家以为他掌握了内幕信息，所以都信了，期望值被他煽动起来了。罗佩西的飞机落地台北机场，网络上一片叹息声。蔓延着失望、悲观、不满和不信任情绪。再比如，在疫情最悲观的时候，他提出是攻台的“最佳窗口期”。这都是明知道不可能的事而非要制造这样的话题，让大家产生高预期，然后预期实现不了，就产生失望。他是不是有时候看起来很鹰派，很像一个特别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但他转过来，就对方方这样的逆向民族主义者无限宽容。老胡的从激进到保守的横跳，振幅很大，能够从最激进跳到最保守。如果老胡经历过从社会整体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的大转折，他大概率就会从极左跳到极右，或者从右的极端跳到“左”的极端，比我们前面说的那几个人物跳跃功夫甚至更强。所以，为什么总有人感觉奇怪，这些人对那场运动否定得最积极，自己却表现得最有那个时代极左的特征。他们扣帽子打棍子，技术异常娴熟。他们嘴上说一套行动上做一套，最反对别人谈斗争，但他们最善于对别人搞斗争。他们只是习惯了双标，认为这是他们理所应当的特权。他们把自己的错误都推给时代，从来不会反思自己。现在，还有一个人在这方面可以跟老胡并驾齐驱，有人叫他政工院士。同样，喜欢用极左帽子抡倒一大片。攻击别人的那些内容，其实特别像自己给自己画像。这样的人在那个他控诉的时代和后来的时代，都做到了政治常青树。他和普通老百姓可不一样，当时深处政治漩涡，他是怎么做到和吴敬琏一样毫发无损的？所以，老胡以自己作为参照物，满眼都是极左。网民早就发现了：只要他们足够右，看谁都是极左。聪明的网民还给他做了一张图，说明老胡的极左范围覆盖面有多大。
越往后，这些人会越来越极端地使用政治扣帽子的方式，打击他们心中的异己，而且打击面会越来越大，因为观点不被他们相容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也会因为越来越焦虑而越来越暴露出自己极端的本性。观察他们的真实立场，就看他们双标的选择性和倾向性。看他们对谁宽容，对谁严苛？比如，对网民12.24不过耶诞节，而是要纪念志愿军在长津湖的胜利，就要拿出宪法，维护宗教信仰自由。但最近有一些经济学者，打着为民营企业正名的名义，以“不再区分所有制”和“国有企业是民营的补充”等主张，无视宪法关于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要求取消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严重违宪做法，他就装着看不见了。他制造议题的做法，也被其他人看明白了，总结得明明白白。打赢思想战舆论战不容易，不但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谎言，还要面对这样的人以及他们给我们准备的帽子。我们是讲规则，有底线，但我们的对手不会受任何规则和底线限制。他们的本性不会变，方式方法也不会变。我们需要把这类人看透彻，因为我们要了解对手是什么样的人。无论是思想战还是舆论战，我们都要依靠每个网民的主动自发参与，通过互联网人民战争的形式，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这是时代赋予我们每个有责任心的中国人的使命，我们除了胜利，没有选择。（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明人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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