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余来：为什么我们很少“猜想”？

 

 

徐霞客先祖徐锢在北宋时是开封府尹，相当于今天的首都市长，这可是经常有机会面圣的大领导；徐霞客九世祖徐麟是穿过一品朝服的大人物，曾受朱元璋之命，出使西域。徐霞客高祖徐经和唐伯虎二人一起进京赶考，因为年轻多金，过于招摇，被人陷害，说他们贿赂考官。尽管后来查无此事，但二人的官运也彻底受阻。徐霞客的太祖和祖父也没好哪儿去，二十多年光景，连考六七次都不中。等到徐霞客父亲的时候，也就不费劲了，基本没准备科举考试。徐霞客倒是参加过一次乡试，但因为不喜欢，也没考过，然后就放弃了。

 

徐霞客高祖徐经尽管官运不太行，但行商、教育后代都是一把好手，连着四代都有文集传世。徐家有世代相传的“绛云楼”，里面不但有万卷藏书，还有各种大咖的诗画手迹，价值连城。

 

徐霞客的母亲是位女强人，鼎鼎大名的“徐家布”就出自她手。她对子女的教育同样方式特别。按说，一个男人，天天不回家，就在外面玩，放到大多数家庭，应该被狠揍才对。且明朝正是科举兴盛的时候，徐霞客又出生于江苏，有名的科举大省。但徐霞客母亲可不稀罕孩子为了出人头地每天死读书。都说“父母在，不远游”，可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母亲对徐霞客的期待却是云游四方，她多次鼓励徐霞客出去见见世面。在徐霞客22岁的时候，母亲帮他张罗完婚事，特意给他做了一顶远游冠（帽），为他壮行。母亲和他约定，在春草萌动时出游，在秋叶染霜时归来。徐霞客的母亲也是爱旅游之人，但苦于生意缠身，再加上小脚，出行没那么方便。等年纪大时，母亲终于有钱有闲，在80岁的时候，让徐霞客陪着，去了一趟荆溪、句曲。母亲对徐霞客只有一个小要求，就是把路上的见闻都记下来，回来讲给她听。这也是《徐霞客游记》的初衷。

 

鲁迅曾作《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徐母虽为女性，却颇能给我们怎样做父母以启示。

 

与徐母不重科举类似，青年毛泽东同样敢于粪土传统教学。青年毛泽东之所以没有报考北大预科班，经济拮据是一个客观原因，而最关键的是他压根儿没有报考北大的主观意愿。当时罗章龙考入了北大，兴奋地劝说毛泽东也去考试，毛泽东却说，自己在北大上了一些旁听课后，感觉当时一些北大课程太陈旧，太腐朽，不值得花费时间去考北大。毛泽东崇尚自学，认为在混乱、贫困、艰苦的环境里，也会不受干扰，能够坚守自己的目标。他珍惜当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每月只有8块大洋的工作（当时北大教授月工资三四百大洋），认为与学校那种“规则繁琐”、“课程”太少相比，在图书馆自学更有益于求知欲极盛的他。毛泽东后来曾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李小龙放弃做大学助教的机会，选择退学，还劝说未婚妻也退学，说是创办武馆刻不容缓；乔布斯从里德学院退学；有人总结比尔•盖茨和戴尔的传奇经历后，发现他们成功的秘诀都是大学中途辍学……最近全球最令人瞩目的重大创新事件是一个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模型ChatGPT的诞生，这可能是工业革命以来最了不起的发明之一，它由OpenAI（开放式人工智能公司）研发，且在最初并未得到美国政府的特别关注。OpenAI的四位领导人都是三四十岁的年纪，首席执行官山姆·阿尔特曼在斯坦福大学学过计算机专业，中途退学；首席技术官米拉·穆拉蒂是一位年轻女性，父母是阿尔巴尼亚移民；总裁格雷格·布罗克曼上过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但最终都退学了；首席科学家伊利亚·苏茨科弗原本是俄罗斯人，小时候跟随父母先移民到以色列，后又移民到加拿大，最后来到美国。两位没有学位的美国人和两位外国移民，领着几十位研发人员组成了一家小公司，采用了一个当初包括谷歌在内的大公司都不看好的技术路线，搞出了最震撼的科技。

 

指望什么都学会再干是不可能的，“干前学”面临“知也无涯”的困惑，“干后学”“干中学”，缺什么补什么，才好有针对性。人常说饭只能吃七成饱，某种程度上，上大学也是这样的道理----不上大学不行，可对于有些天才而言，按部就班上完大学反而不一定好使。

 

敢于质疑、挑战传统教育，这种精神对于今天的中国人依然重要。

 

我们的父母总喜欢问孩子：“今天上课认真听讲了吗？回家后作业做完了吗？”而犹太父母经常问孩子：“今天你在学校有没有问出一个问题，让老师回答不上来？”如果说“学到什么”有助于孩子增强对现成知识的记忆和理解，那么“有没有提问”则在提醒孩子发现问题所在，主动思考知识与生活的联系。“今天你提问了吗？”是犹太人与孩子交流的“标准用语”，甚至以色列几乎所有家庭都在用这句话迎接放学归家的孩子。以色列人认为学习不是一种模仿，学习应该以思考为基础，随时怀疑、随时发问。

 

为什么我们总是“轰轰烈烈搞素质教育，扎扎实实抓应试教育”？为什么国家明令禁止补课，可各种补习班却屡禁不止？因为许多家长自身热衷于应试教育、热衷于给孩子补课。

 

许多人一提魏晋玄学，总喜欢指责其口谈玄虚坐而论道空谈误国。我们通常评价一个人的好，总喜欢说“那个人默默无闻只知道埋头干事”，一个人要是喜欢多说话、爱发表意见，总会被人讥笑-----“那家伙成天夸夸其谈”……不妨看看一篇题为《别夸我“清谈误国”》中的一段话：“清谈就是口无遮拦，畅所欲言，甚至能捕捉灵感的火花，所以，也有现代学者高度评价，认为玄学冲破了儒家思想的桎梏，开创了中国哲学的第二个高峰。如果说先秦是黄金时代，魏晋就是白银时代，从思想史的角度说，什么强汉盛唐，都及不上这一时期。”

 

为什么国际科学界那么多“猜想”，而很少中国人的？陈景润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在许多国人眼中，他一定比哥德巴赫还伟大。因为照很多中国人的思维，猜想谁不会？比“七步成诗”还容易，无非是“指兔子给人撵”罢了。殊不知犹太人爱因斯坦曾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只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巧问题。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看旧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这才是科学的真正进步。”可见科学“猜想”是引领科学发展之母，绝不是异想天开胡思乱想。

 

我们太喜欢指责敢于想象敢于发表质疑意见的人，或充其量也只容忍证明“猜想”的人，而把发现和提出“猜想”当成好高骛远夸夸其谈。“猜想”落后，被人家的“猜想”牵着鼻子走，在人家的“猜想”后面亦步亦趋，正是钱学森“大师之问”、中国缺少重大颠覆性原创科学成果的重要原因。

 

我们固然仍需要孺子牛、老黄牛，但面对当今世界的激烈竞争，我们更需要拓荒牛。

 

（作者：陶余来  合肥市包河区总工会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