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新富阶层财富伦理问题，多少有一点风险，因为可能会被误解为对他们抱有幻想。其实，关于新富阶层的命运会遵循什么样的历史必然性，和他们在存续期间应该按照什么样的伦理规范管理自己掌控的财富，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不必混为一谈。比如在建国初期，即便民族资产阶级必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但我们还是赞成陈嘉庚那样的爱国资本家，憎恶王康年那样丧尽天良，卖假药给志愿军的不法资本家。
许家印事件表明，中国晚近三、四十年出现的新富阶层，在财富伦理方面，还是一片荒芜，是暴发户+土财主的混合物，比如，作为一种醒目且外在的标识，许家印酷爱炫耀他的爱M仕腰带，土财主则喜欢炫耀他们的大金牙，这都同样肤浅而恶俗。由于财富伦理的荒芜，许家印们有了钱，就沉溺于纸醉金迷的生活，玩游艇，买飞机，建“后宫”，或者千方百计地把财富向国外转移，如同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这和土财主们有了钱就开始抽大烟、讨小老婆、把金银财宝装进罐子里埋在大树下的行为如出一辙。
这种处理财富的方式，看上去很“爽”，且绝顶聪明，但事实上却损害了他们自己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存在的正当性，无论主流经济学家如何巧舌如簧，替他们洗地、辩护，他们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形象都是丑恶的，更多的是遭人憎恨而不是爱戴。这里，必须强调指出，已经在中国历史上消失的地主阶级，就是首先丧失了其存在的道义合法性，然后才丧失了政治合法性——殷鉴不远，希望新富阶层以此为戒。
最根本的，就是要把自己定位为社会财富、民族财富的看守者、管理者。新富阶层要把善用自己名下的财富，推动中国的现代化，推动民族复兴大业，视为责无旁贷的义务，而把挥霍浪费，为了私利向国外转移财产等行为，视为一种耻辱。以西方为参照系，我们就会发现，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欧美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专制，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也由此确立了自己的主导地位。但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完成的。中国的新富阶层是在这场革命胜利三十多年后，在“党的富民政策”感召、引导下才逐渐出现的，他们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无微劳，却免费享受了这一革命的基本成果；
在新富阶层出现之前，中国有过一段长达三十多年的公有制与计划经济“前史”，在这段整整一代人的漫长历史阶段中，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以高积累，低消费方式，从牙缝里硬挤出钱来，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掌握了“两弹一星”，并极大改善了中国的交通、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在此期间，还胜利进行了六次规模不等的保家卫国战争，为中国赢得了长期和平。在所有这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新富阶层开始出现了，他们同样免费享受了“前史”时代遗留下来基建红利、和平红利，并在国企改制过程中，获得了天文数字的原本属于全民的财富（公平地说，并不是所有的新富阶层都参与了国企改制），迅速“改革开放富起来”了。这里，我暂且不使用“原罪”这个敏感词汇，但是，新富阶层极大地受惠于祖国的社会主义“前史”，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难道连最基本的感恩与报国之心都没有吗？
第三，虽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赶走了帝国主义，实现了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可是，中国仍然受到美国与西方的围堵，于今尤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果新富阶层仅仅出于极端自私的“子子孙孙永享富贵”心理，向欧美中心国家大量转移财富，这难道不是对祖国的一种背叛吗？当然，正常的商业投资或国际贸易活动所导致的财富流转，不在此例，只是许家印和许家印们许许多多已经被揭露的转移财富行为，显然不属于这种情况。迄今为止，新富阶层中，在运用自己的掌握的技术与财富，参与推进中国现代化方面，华为说得最少，做得最多、最好，这一点有目共睹，不展开了，历史和民族都会记住的。但是，大部分许家印们还处于浑浑噩噩却自鸣得意的状态，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新富阶层的命运和民族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确立新的财富伦理，就能与国家和民族一起走向强盛，反之，如许家印的所作所为那样，新富阶层就会最终重蹈地主阶级的覆辙。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独立评论员郭松民”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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