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跨国联合行动打击缅北诈骗大快人心，祖国永远是你的保护神
据悉，根据公安部和云南省公安厅的组织部署，9月3日这天，西双版纳公安机关利用边境警务执法合作机制，与缅甸相关地方执法部门展开了联合打击行动。这次行动成功摧毁了缅北地区的11个电信网络诈骗窝点，共抓获了269名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嫌疑人。其中，中国籍嫌疑人186名，缅甸籍嫌疑人66名，越南籍嫌疑人15名，马来西亚籍嫌疑人2名。此外，还成功抓获了21名幕后“金主”、组织头目和骨干成员，以及13名在网上逃亡的犯罪嫌疑人，其中包括一名潜逃了19年的命案在逃人员。这次联合行动的成功打击了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彰显了中缅两国执法机关在打击犯罪方面的密切合作。这不仅有助于保护两国公民的财产安全，也为维护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安宁作出了重要贡献。公安机关将继续加强与缅甸等国的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为两国人民的安全和福祉做出更大努力。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合法程序下对我们接管的犯罪嫌疑人进行审查和调查。对于那些涉嫌诈骗、非法越境等违法行为的个体，公安机关将全面调查他们的犯罪行为，并按法律予以严厉惩处。对于那些家属报案，反映他们的亲人被困在境外的情况，公安机关将认真展开调查。如果发现他们在境外受到非法拘禁等侵害，我们将敦促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执法部门依法打击犯罪分子，坚决保护我国公民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公安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境外并不是法外之地，犯罪行为必将受到严惩。公安机关将坚定以人民为中心，进一步加强边境警务执法合作，持续组织打击缅北地区与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有关的犯罪行动。我们的决心不会动摇，力度不会减弱，将持续清剿诈骗活动的基地，根据法律逮捕涉嫌诈骗的人员，坚决遏制这类犯罪的高发态势。
不要再讽刺国家没有“战狼”保护国人。跨国行动不是在国内办事，此间难处稍有常识者都能详查。另外，一些不怀好意说噶腰子是为了供应国内某某，此类言论，应该被国安部门详查。国家一直在你身后提供着最有力的保护！
二、东南亚一些国家存在诈骗及相关产业是铁一般的事实，无法洗白，但“噶腰子”情况与民间言谈不符
联合国人权办在2023年的相关报告证实了以下事情都是真实发生的，活动在东南亚的诈骗集团根本没得洗：把人从第三国骗向最终目的地、对人进行残酷虐待和奴役、虚假诱人广告、勒索被骗者家属的赎金、不断转卖等。但唯独频繁出现在中文媒体中“噶腰子”在联合国相关的报告中并未被提及。东南亚地区赌场和在线赌博活动的兴起是在线诈骗活动的根源。不仅中国严厉打击赌博，实际上，柬埔寨、泰国和老挝等国家，官方都在不同程度上禁止赌博，尤其是网络赌博。自2016年以来，这些国家努力打击在线赌博行业，但因为腐败、策略不利等各种原因，往往不能除尽，反而让在线赌博的犯罪集团通过转移地点、进一步伪装和隐蔽来逃脱法律的惩罚，反而还增加了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影响力。例如，从2014年到2019年，柬埔寨赌场的数量增加了163%，从57家增加到150家。菲律宾境外赌博运营商（POGO）系统成立于2016年，专门为菲律宾境外的玩家提供在线博彩服务，雇佣了数万名外国人和少量菲律宾人。与这些业务相关的犯罪活动，特别是绑架和非法拘禁雇员的案件，一直备受关注。诈骗活动在该地区也存在已久；有组织犯罪集团在柬埔寨从事诈骗活动已有十多年，而自2016年以来，诈骗活动急剧增加。在缅甸，有组织犯罪分子在该国活动已有多年，但据报道，自2021年2月军事政变以来，情况有所恶化，特别是与这些诈骗活动有关的人口贩运和中国大陆屡屡谈及的“噶腰子”问题。
新冠疫情和相关的管控措施对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的网络骗局等非法活动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公共卫生措施关闭了许多赌场，所以赌场老板们将业务移到了监管较松的地方，以及利润日益丰厚的网络空间。犯罪团伙也越来越多地把目标对准了因边境关闭和企业停业而失业的外来移民，让他们参与并为网络骗局而工作。与此同时，由于疫情期间的一些管控政策，很多人被限制在家中，上网时间增加，成为网络骗局的潜在受害者。2021-22 年期间，东南亚各国逐渐放弃了严格的疾病管控措施，但经济没能再恢复到往日的繁荣，疫情造成的经济困境让很多人急需挣钱，这也正好让诈骗集团的更好做局。人贩子利用许多国家缺乏体面工作的机会、新冠期间企业倒闭、缺乏社会保护，特别是年轻毕业生就业机会减少的情况，打着提供真实工作的幌子，轻而易举地以欺诈手段招募人员参与犯罪活动。数字平台极大地扩展了从事网络欺诈的有组织犯罪分子的活动范围，使他们能够以不同国家和不同语言群体的人为招募目标。例如，越南的在线赌博需求增加，需要会说越南语的人来从事诈骗。值得注意的是，网络诈骗行业在疫情开始后不仅有了大幅增长，而且还卷入了侵犯人权的事件，如贩卖人口和对儿童的性剥削。诈骗行业在全球范围内都非常赚钱。根据美国区块链数据分析公司Chainalysis的报告，2021年全球诈骗收入高达78亿美元，被盗的加密货币价值也达到了78亿美元。报告显示，诈骗创造的收入并不比贩毒低。由于网络诈骗的隐秘性和官方应对措施的漏洞，东南亚成为网络诈骗的高发地，受害者人数非常庞大。在缅甸，可能至少有12万人被迫从事网络诈骗活动，而在柬埔寨，报告也显示至少有10万人被迫卷入网络诈骗活动。东南亚记录在案的这些人口贩运案件，一般来说被拐的都是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或者收入很低的人，但是随着诈骗集团的精心发展，越来越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高学历的人也被卷入。受害者往往来自东盟国家、中国（含港澳台）、南亚国家、东非、土耳其和巴西。虽然大多数受害者是成年人，但也有报告显示存在青少年受害者。在东南亚这些地区，强迫拐卖人口过去从事犯罪是非常难以处理的难题，因为有三个特殊的、相互交织的挑战使得以权利为基础的有效对策复杂化，很难应对人口贩运进入网络诈骗活动和相关的人权伤害。这些挑战包括：首先是将涉及跨国有组织犯罪的个体绳之以法的挑战；其次是在数字平台和领域保护人权的挑战；以及在治理和监管薄弱的司法管辖区打击诈骗活动的挑战。
从有组织犯罪的挑战来说，贩运人口是一种难以查明和起诉的罪行。根据国际法律标准，特别是在新的数字领域，调查和起诉涉及侵犯人权的有组织犯罪和跨境行动背景下的指控，是需要各种复杂而先进的调查技术的，但相当多的东南亚国家可能不具备这些必要的能力或经验。在这些电信诈骗和人口拐卖猖獗的东南亚国家中，一线官员，如边防警卫、警察或劳动监察员，往往缺乏培训和能力，无法在从这些中心获救或返回的人群中识别贩运受害者。其他障碍包括语言障碍以及执法机构和其他机构之间跨境合作的复杂性。此外，对整个犯罪网络进行调查、起诉和定罪所需的调查程序的规模可能对一些国家的刑事司法机关构成挑战。与此相关的还有腐败问题，据报道，腐败问题在这些利润丰厚的网络诈骗活动中蔓延并根深蒂固——一些当地的官员和军阀实际上是这些非法产业的保护伞。从数字平台的挑战来说，社交媒体和其他数字平台在这些网络诈骗活动中扮演了固有和显著的角色。近年来，东南亚的数字技术、商业和电子商务呈指数级增长，特别是加密货币和在线游戏，以及该地区日益增长的数字化和应用化。后者体现在数字支付和二维码的广泛使用，而新冠大流行则加速了这一趋势。东南亚人民高度信任社交媒体平台，但与此同时，保护用户在线和数字领域权利的法规却十分有限。数字平台在该地区的核心作用是在公民空间受限、机构薄弱、网络言论和内容被广泛监管和定罪的背景下产生的。在此背景下，人贩子利用主要数字平台，以虚假招聘广告欺骗东南亚及更远地区的人们，招募他们参与诈骗活动。在这些行动中，数字平台被用来诈骗世界各地的人们，包括通过一系列平台和应用程序，如 Boo、Facebook、Grindr、Hinge、Instagram、Lazada、Line、LinkedIn、MeetMe、Muslima、OkCupid、Omi、Shopee、Skout、Telegram、TikTok、Tinder、微信、WhatsApp 和 Wink。在将诈骗目标引向 Meta Trader、Binance、Coinbase 和 Trust Wallet 等平台进行实际上是欺诈性的加密货币交易时，骗子通常会向受害者列举这些应用程序在主要的苹果和谷歌应用程序商店中都有销售这一事实来证明其合法性。据报道，人贩子还利用 Telegram 等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将被贩运者卖给其他犯罪活动。从治理薄弱的挑战来说，许多人们被迫参与网络犯罪活动的中心，实际上都位于治理和法治薄弱、权威受到质疑的司法管辖区。缅甸的军事政变、持续的暴力和武装冲突，以及由此导致的法治崩溃，为犯罪活动的急剧上升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政变之后，跨国有组织犯罪分子能够通过与缅军内部各派和各种民地武的武装合作，扩大其在缅甸各地区的诈骗。缅甸的许多诈骗中心都位于监管薄弱的边境地区，这些地区的特点是缺乏正式的执法结构、监督和问责制。这些地区的冲突局势通常与若干情况有关，使情况进一步恶化。这些因素包括严重依赖犯罪的扭曲经济、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存在，以及缺位的司法和保护体系，使有罪不罚现象永久化。
三、诈骗者中，中国人数量最多也是事实，但这并非什么“中国人劣根性”，系统性腐败和相关势力的支持是背后更根本的原因
从本次的跨国联合扫荡诈骗组织的作战可以看出，中国籍的嫌疑人是数量最多的。一方面，东南亚国家存电诈土壤，但另一方面，相当多的中国籍嫌疑人并非都是被坑蒙拐骗过去的，有相当大比例是知道怎么回事还要过去的。所以“中国人骗中国人”并非空穴来风。所以一直有人说中国人骗中国人，中国人坑中国人，中国人害中国人，在世界是出了名的。把自己的同胞骗到缅甸、柬埔寨进行敲诈勒索，实施非人性折磨的是中国人；把基地和网站设置在国外，对国内的普通老百姓实施网络诈骗的是中国人；在中国赚了大钱的人，很多带着巨额财富全家移民美国及西方国家的是中国人；把地沟油当食用油、把苏丹红添加入食品、把瘦肉精加入饲料中，把三聚氰胺加入婴幼儿奶粉中，为富不仁的是中国人；同样的商品，对外销售的质量安全标准高于对内销售的质量安全标准。因此，有人试图用这个来说明，这是中国人的劣根性。事实存在，但这个论断是站不住脚的。其实世界各国的骗子都主要在骗自己民族的人，因为语言、文化习惯等相似，成本最低。尤其一些高端骗局，需要复杂的沟通和语言往来，骗子如果能够掌握这么精神的外语，就有很大概率找到其他工作了。这就是为什么在海外，诈骗中国人的，往往正是中国人，并不是因为什么“国民劣根性”、“爱内斗”，而是因为外语不好，只能用中文骗骗同胞算了。用外语骗洋人，不是他不想，而是他做不到。另外，海外中国籍骗子之所以常常针对同胞，并非因为中国人天生“好内斗”或者“劣根性”如此，而是由于一系列复杂原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的社交圈相对狭小。中国人在海外生活，通常成为当地的少数族裔，处于社会的边缘地带，与主流社会有一定距离。这些移民往往难以融入当地的文化圈，尤其是那些不擅长外语的人，更加难以融入当地的社交圈。因此，大部分中国移民在国外仍然与中国人为伍。由于社交圈主要由中国人组成，如果他们选择从事犯罪活动，自然而然地更容易选择针对同胞，因为这降低了犯罪成本，这一现象在逻辑上是合理的。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交圈的局限性，而不是其他。海外的中国骗子喜欢以中国人为目标，其实根本还在于中国人相对更倾向于忍气吞声，这背后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内敛，更倾向于忍受困难，避免冲突，尽量维持和平。其次，如果是在海外被骗，中国人通常不太流利于当地语言，因此难以报警、打官司或进行投诉，语言障碍成为了一大困难，在东南亚某些国家是被绑架过去的，就更是叫天天不灵。因此，相当多的中国人往往会选择忍受。正因如此，海外的中国骗子知道这一点，便有了针对同胞下手的底气。当然，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会忍气吞声，也有坚决维权、不妥协的人，只是相对于其他族群，这种中国人的比例相对较低。除了“语言不通”这一因素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地人毕竟对当地情况了如指掌，因此，要欺骗当地人，难度通常相当大。然而欺骗国内的中国人或者是刚出国不久的中国移民，情况就有所不同。他们通常对当地环境不太熟悉，再加上同胞之间的情感纽带，可能会较为轻信，因此更容易成为骗子的目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骗子更容易选择同胞作为下手对象。
实际上，欺骗同胞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不仅限于中国人，而是人类的一种共同特征。如果我们将视野扩大一些，就会发现，虽然在海外，中国籍骗子似乎更倾向于以同胞为目标，但这并不是中国人的“特性”。实际上，在世界各国，几乎所有族群的骗子都更愿意选择自己国家的同胞作为诈骗对象，中国人并非孤例。举个例子，在海外的印度移民通常也以印度人为目标进行欺骗，在海外的越南移民也倾向于欺骗其他越南人，以此类推。这种现象的背后原因大同小异：针对同胞进行欺骗，作案成本较低，成功率较高。我们常说“人性相通”，世界上并没有太多新鲜事。因此，我们无需过度强调所谓的“国民性”或太过一概而论。反而，我们要认识到，如果没有某些地方军阀乃至地方政府的支持，电诈产业也绝不可能如此猖獗——一个巴掌拍不响。
四、中国受害者：被拐卖、自愿还是被哄骗？
去缅北搞诈骗的人，实际上有多少是被欺骗，多少是自愿的呢？2020年，中国公安部组织了名为“长城2号行动”的行动，主要针对在境外从事网络诈骗，也就是俗称的“杀猪盘”和网络赌博的人，进行“劝返”。所谓“劝返”，就是通过在之前进行严格调查，列出长期在境外从事非法活动的人员名单，然后向这些人本人和家人发布通知书，要求他们在限定时间内自愿返回国内并投案自首。这个行动不仅表明了中国政府打击境外诈骗犯罪分子的决心，对于那些涉及诈骗的人来说，也是一次改过自新的重要机会。因此，自从这个行动开始以来，越来越多的地方也纷纷推出了各自的“劝返”政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自愿返回。据不完全统计，自2020年以来，每年的“劝返”行动都劝返了数十万人，而这些人都是自愿返回的，因为如果被关押或者限制人身自由，他们是无法主动返回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网络上还有那么多令人恐慌的诈骗故事呢？其实，很多令人恐慌的“拐卖到境外”的故事源自那些需要吸引关注度的网红。众所周知，谣言是满天飞的，而辟谣却难以传开。可以想象，一个人心怀发财梦想，主动去东南亚从事诈骗活动。这个人在外面受尽了苦，却未能挣到钱，最终被迫返回国内。某天，他的邻居好奇地询问：“你前阵子去国外了吧，去干嘛了？”这时，他会怎么回答呢？他是否会坦诚地承认自己原本计划从事诈骗，但最终失败了，被逼返回？这么说可能会破坏他与邻居的友好关系。因此，他可能会选择按照流行的说法，声称自己是被骗到国外，经历了许多苦难才回来。如果他具有表达能力，还可能拍摄视频，生动地描述自己被骗的经历，制造出一些在网络上传播的故事，甚至有机会成为网红。
此外，我们还需要了解，前往境外的人不仅仅是加入电信诈骗组织的成员，还包括做生意的人，他们在境外提供各种服务，服务对象通常也是涉及诈骗的人。由于“劝返”行动大规模削弱了诈骗组织的人力，导致用工短缺，因此后来，电诈组织在招聘和管理上越来越采取更加不择手段，包括体罚、虐待和非法拘禁。所以说，大多数前往缅北的涉诈人员都是自愿出去的并不完全客观，因为其中有许多配套产业人员在内。劝返行动同时也给诈骗组织带来了巨大损失，使得他们人手不足，产生用工危机，因此在招聘和管理上也变得更加不择手段，包括体罚、虐待和非法拘禁等。所以，说大部分去缅北的涉诈人员是自愿出去的，需要理解里面的复杂性。前期被劝返的人多了，自然后面招人和用工手段就变得强硬了，因为利益摆在那，和传销前期被囚禁和后期敞开是一个道理。所以，实际上是许多人就是被哄骗出去的，诈骗头目利用了一些人想发财或改变困境的愿望，诱骗他们前往，相当于成为了助推器和催化剂。
五、对诈骗的打击要形成长效机制，但是全面污名化东南亚绝不可取
东南亚是全世界最复杂的地区。这里有全世界的发达国家，也有全世界最欠发达的国家。缅北和缅甸南部的情况差异极大。这几年，我们中的一些人曾经对西方的辱华电影感到愤怒，因为这些电影情节来源于虚假，充满了东方主义视角的施舍和怜悯，混合着恶意与敌视的幻象。然而，当一系列国产电影带着赤裸裸的“恶意与傲慢”出现时，当同样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东南亚国家”被集体污名抹黑、刻板印象、文化霸权之后，我们的文化公知却选择保持沉默。他们一方面继续维护着西方的偏见审视，一方面不假思索地将东南亚全部与负面形象等同起来，公然成为了原型偏见传播中的承上启下者。这种态度既维持了西方的偏见，又毫不犹豫地将东南亚国家与负面刻板印象等同起来，实际上成为了偏见传播的推波助澜者。无论是《消失的她》上映后，媒体对东南亚犯罪率的夸张描述，打击旅游信心，还是近几年多数影片中，对于东南亚国家的标签化处理，都只是把东南亚当成了一个可以在电影银幕上讲故事的“法外之地”。当国产电影或主动或被动地“辱”东南亚越来越上瘾之后，真正的中国故事也距离我们越来越远了。面对一个可能存在危险的地方，适当提醒当然是必要的，但过度渲染并非明智之举。我们所听到的关于缅甸的各种说法，就像是身后火光投射的影子，我们并不能完全了解其真实面貌。然而，对于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们应该以更多元的视角审视，而不是草率地下定义、贴上简单的标签，这对于我们和被定义的一方都毫无益处。为什么我们只愿意看到诈骗的一面，而不愿意看到正常的一面？或许这是因为危险对人的刺激更大，但也可能是一些人“妖魔化”的结果。在污名化东南亚的潮流中，东南亚的一切都是负面的，连博士学位也不假思索成为最劣等（尽管有一些私立大学很水，但东南亚国家相当部分的公立高校学风严谨，其毕业难度并不低）。一些网友共同制造出“缅甸语专业就是从事诈骗”的印象，本身就是一种“妖魔化”的过程，似乎只要和缅甸有关，就会被与诈骗联系在一起。这样做不就是让大众对真正的缅甸产生错误认知，增加人们的恐惧感吗？当然，如今对境外诈骗保持谨慎非常重要，但是“谈缅色变”，甚至对某个专业进行攻击的行为是毫无必要的。这种污名化行为不会改善当前的情况，反而会给选择学习缅甸语的学生和与缅甸有正常交往的广大群体带来不必要的伤害。实际的是，这种过于简单的且不符合完整事实的粗糙描绘不仅剥夺了东南亚国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更让人忘却了缅甸在一带一路中对中国的重要性。全盘污名化缅甸会让我们忽略这个国家在地缘政治、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等方面的与我方的重要作用。最希望看到中缅关系破裂的毫无疑问就是美西方。如果发展到大多数甚至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假思索地认为缅甸全国都是诈骗之国、简约化缅甸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性，那么，美西方的离间计就会更快得逞。由于各种历史原因的累积和叠加，我们往往对近在咫尺的东南亚国家并不了解，却同时对美西方的细枝末节充满神圣敬意。这两种极端不平衡的外向审视急需平衡。我们应该以客观、全面的态度看待缅甸，促进双方的合作与交流，就像9月3号这样，多一点联合行动共同打击诈骗犯罪，也更多一点对周边国家的全面了解，真正实现互利共赢的目标。（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万邦图治区域国别学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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