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树军：下一个中美竞争的焦点，钱学森67年前就预见了

 

（1998年，87岁的钱学森的短文《用“灵境”是实事求是的》 图片来源：新华网）

 

从“美丽新世界”到“数字割据”，再到钱学森提出的“信息灵境”，人类对互联网技术发展的认识经历了一波三折。在这样一个一言一行都受网络监控、都无法离开网络的信息时代，我们该如何保护自身权利不受平台侵害？由信息平台构建起来的“虚拟国家”，又对传统的国家权威和治理带来了哪些挑战？中美竞争的下一个焦点，会在信息领域吗？

 

观察者网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学院教授欧树军，解读以上问题。

 

观察者网：互联网曾被认为是一个“美丽新世界”，是一个更人道、更公平、更合理的“思维文明”，但最终走向了数字利维坦、高科技封建。能否请您分别谈谈，互联网发展对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带来了哪些挑战？

 

欧树军：互联网带来的新可能性，首先是值得肯定的。它为每个普通人提供了新的信息传播方式、交流方式和沟通方式，因此也产生了全新的生存、生产和生活方式，人们也对这种数字化未来产生了新的期待。

 

这种新的可能性有助于人们从一种比较僵化的信息环境走向更美好的信息环境，也就是钱学森先生对信息环境的独特理解，我觉得这个理解可能更具有中国智慧，也更符合我们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现实的和长远的需要。在这个理解中，互联网的确在某种意义上赋予人们全新的选择，有可能缔造出一个“美丽新世界”。钱老用一个更有中国味儿的术语来理解这个“美丽新世界”，就是所谓信息灵境。

 

在信息灵境中，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它为每个人提供了全新的生产、生活和工作条件，大大提升了普通劳动者的生产力，同时也大大缩减了过去由于时间和空间所造成的交流障碍。

 

在信息技术刚刚起步的第一个乃至第二个十年中，我们对其带来的挑战可能感受的不是那么真切，但在今天就非常明显。这种挑战就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个人隐私的冲击，比如我们日常的交流、行动的轨迹，都可能随时被信息技术所记录、存储、分析。也许这些信息的收集看上去是有所限制的，只是用于推送特定的广告，但它显然也是一个能够时刻记录我们日常生活的信息风险，而且这一风险已经是一个现实的处境。这种数字化的生存方式本身，它既有赋能的一面，同时又有可能存在严重侵犯个人权利的一面。

 

在今天的信息社会环境中，人们对于隐私、自由的需求越来越大，越来越高，不同社会群体都普遍感受到数字化生存的两面性，而我们对于这种两面性也有着自己的处理方式。

 

比如说对于个人生物信息，包括人脸识别、指纹信息，以及日常记录的行动轨迹信息等，这些信息蕴含着某些商业公司所追求的用以建立自身盈利模式的可能性，而作为公共部门的政府则需要对这种可能侵害人们权利的行为施加限制和约束。这种限制和约束可以说是社会性的，来自于不同群体以及各个阶层最朴素的、最直接的对于自我保护和行使自身正当权利的诉求。

 

而信息技术对国家权力的挑战可能更复杂一些，实际上信息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在很多基础层面挑战了传统国家权力的根基，包括构成国家的各种基本要素，比如说它突破了传统国家拥有的固定领土边界，让一个原来拥有固定疆域的国家，能够直接感受到来自外部信息和各种力量的影响，包括价值观念等等。其次它也在技术上给予了国家突破领土限制以及连接不同领土的可能性，形成了由信息巨头演化而成的所谓“虚拟国家”。

 

第二，信息技术把传统的公民变成了一个更抽象的符号——网民。在虚拟国家中，网民首先是一个消费者，同时又因为消费所留下的比如身份信息和购物等行为信息，变成了信息技术服务商盈利模式的支点，所以网民同时也是生产者。

 

第三，信息技术的发展形成了一个新的技术权威，并对传统政治权威的合理性产生了挑战。这个技术权威建立在通过低价甚至免费、然后逐步升级绑定付费的方式，吸引用户进行信息消费和生产的基础之上。信息定价的第一步就是通过免费方式来绑定用户，之后再逐步收费，最终形成一种通过信息服务来让网民生活更便利的商业交换方式，它的合理性来自于商业性的服务交换。

 

互联网对于既有权威的合理性根源构成了新的挑战，实际上互联网的技术规则正在成为一种全新的法律。如果我们用最宽泛的理解来看，主权就是对人们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的定义权。当然，这种定义权的前提是，它能够掌握和使用人们的基本信息，包括行为和身份信息。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看，信息主权危机是虚拟国家对传统政府和国家所发起的最严峻挑战。

 

信息技术突破了传统国家的旧边界，包括领土、人口以及合法权威，如果我们认为国家权力是传统上马克斯·韦伯意义上对于合法暴力的垄断，那么信息技术实际上正在改变这个定义。过去的暴力直接针对的是肉体，但信息所形成的暴力，是一种新的无形暴力。在此意义上，它全方位改变了传统国家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

 

 

（在京举办的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新闻发布会现场 图片来源：新华社）

 

这一点不仅仅是在中国的语境下，在西方世界信息技术兴起的初期，也有很多相关讨论。技术权威塑造出来的就是某种技术中立论，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但技术理性是确定的。由于传统政府在技术上的“无知”，由互联网技术构成的虚拟国家自然应当以技术权威来治理，并且希望将新的信息领地变成某种政府权威不可进入的“保留地”。由于信息技术的扩张性，在对国家权力的挑战上，将可能造就一个全新的全球信息社会和政治架构。

 

这种全球性信息空间的形成，也让我们意识到正在面临着一种新的挑战：既需要在现实中维护我们固有的领土边界，同时又面临一个不断突破传统领土边界的新空间。在这个新的信息空间中，谁拥有主权？如果从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最宽泛的主权定义来说，那就是谁能掌握网络世界或信息环境下人们行为方式的定义权，谁就拥有主权。包括对人们表达方式、交流方式的定义权，这个定义权是基础性的，也是政治性的，因为技术性赋予了这个政治权威某种新的合理性。

 

也就是说政治权威有了驯服技术权威的欲望。因此我觉得可以用发展、治理和安全这三个关键词来分析我们自身和整个世界的信息化进程。实际上对于20世纪中期以来所兴起的信息技术，以及60年代末所产生的互联网新世界，以及90年代中期以来的全球信息环境，这个历程同样可以用这三个关键词作为一个观察和分析的入口。

 

观察者网：谈完了挑战，接下来说治理。互联网治理中，一个很重要的治理对象是“人”，很重要的一步是实名制的建立，打破了“匿名乌托邦”幻想。从这个角度来讲，当公民变成网民时，该如何规范行为体？在治理上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

 

欧树军：随着中国接入美国的国际互联网，窗户打开了，苍蝇蚊子也跟着飞了进来。网络侵权（主要指知识产权）、网络色情、网络赌博、网络诈骗、垃圾邮件、电子病毒等各种网络违法犯罪现象，匿名性更强的暗网甚至成了“线上金三角”。互联网的匿名性所带来的公共安全、社会安全和网络安全困境，成为中国与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

 

美国在其军事网、政务网和学术网时代，就已经将公民身份的现实世界实名制，转化为信息环境的数字身份技术实名制，通过网民的真实身份与其每台信息设备独一无二的互联网数字标识符或地址的交叉比对，驱散了匿名乌托邦的迷雾。无论是公共服务，还是商业服务，都以实名制为基础，以准确乃至实时识别用户身份、标识符、地址为前提，个人的信用也以真实准确可靠的身份认证为基石。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电话实名制，这避开了网络实名制的社会争议，适应了移动互联网崛起的时代需求，将“后台实名、前台自愿”这一中国信息环境下的独特身份认证原则，嵌入到了内容层。

 

没有身份认证，很难识别违法犯罪，就此而言，信息环境和现实世界没有区别。信息服务商出于营利目的，信息用户出于自我保护需要，都要求国家政府将现实世界的身份认证适用于信息环境。

 

人们常常忽略信息技术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可以同时强化“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去规制化”与“再规制化”、“去治理化”与“再治理化”。互联网从不可治理向可治理的转变，正是借助信息技术革命所催生的数字身份认证机制，将现实世界的身份认证嵌入信息环境。

 

观察者网：正如您在书中提到的，互联网平台的权力增长，对国家主权带来了挑战。反映到现实层面，舆论上对于平台扩张和对个人权利的侵蚀是非常反感的，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平台经济带来的整合效应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对平台的治理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就可以了吗？

 

欧树军：首先我们需要去区分，究竟是相信技术决定论还是相信社会决定论？技术决定论意味着技术能够决定人们对于什么是美好生活，什么是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模式的理解。社会决定论意味着，根据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的共同意志和共同意愿来决定技术走向。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之间的矛盾冲突，在今天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变得更加突出。

 

我们看到的信息平台就是新的技术变革，似乎它的基础力量不再是一个天才式的科学家的发明，而是一个信息平台的雇员；换句话说，他是一个公司科学家，他展现出来的这种技术创新往往是在一个信息平台的整体结构当中，所以自然会面临一个问题，即这种新技术所蕴含的人类对更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与信息平台自身对牟取更多利润这一自然内在驱动力之间的矛盾。

 

对于政府来说，就需要在商业需求和群众需求之间进行权衡，要有更具有公共性的政策取向，更能够从整体上把握国家的长远发展方向。当然国家同样也需要发展“高技术、新技术和尖端技术，来保障生存和发展，也需要这些新技术去构建一种更合理的国家治理模式。

 

信息技术所催生的大信息平台，实际上和传统商业巨头——无论是制造业、大商业还是金融集团的内在驱动力是一致的。美国很早就有这样的讨论，比如“高科技封建割据”，或者高科技公司寡头制。这种封建割据体制的内部可能是非常自洽的，包括员工福利也非常好，但这种商业帝国对于整个社会大众来说是不是一件好事？对于政府来说是不是一件好事？这都是需要去深入思考和慎重处理的。

 

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这些问题，实际上可能也并不是我们的特殊问题，如果放在一个比较视野下，在西方、尤其是由美国所引领的西方信息环境下，这种信息化发展所带来的对于信息社会中不同群体自我保护诉求的回应，推动着互联网治理模式的演化。在不同国家之间竞争中，如果政府要在互联网治理中占据优势地位，往往也都是以安全作为抓手。

 

 

（美国及其盟友近年来积极针对我国芯片和信息产业发动制裁）

 

比如美国“大安全观”的提出，就意味着它更越来越多地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处理内部和外部问题。在信息技术领域同样也出现了这一现象，比如半导体供应链、稀土供应链、信息技术和服务供应链，都把国家安全理由嵌入其中，推动这三大关键供应链“去中国化”。而美国谋求的“去中国化”也推动很多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我们自身，去反思我们在整个供应链中的位置，思考我们是不是能够形成一个自主的新供应链，形成自成体系的良性循环的供应链。美国事实上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所谓安全可控的自主供应链的建构，这必然会对我们自身的长远发展和当下发展造成一些影响，这也是我们已经身处其中需要面对的长期国际环境。

 

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再来反思、处理我们自身的信息化和网络安全问题，包括钱老所说的电子计算机革命和灵境技术革命，面对智能化的发展方向，如何去提升发展动力，如何确保信息巨头不侵犯大众利益、不违背公共安全、不损害国家安全。在美国这个相当强的外部“去中国化”力量的刺激下，如何形成一个自主安全的可持续发展和良性循环体系，需要政府、企业和公民等社会各方共同努力。

 

观察者网：正如您所说的，信息技术推动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经济帝国建立，也带来了新的网络霸权。这其中以美国的科技互联网公司为代表，它们建立了新的网络割据，新自由主义理念在互联网时代找到了新的依附。曾经有学者提出过“互联网社会主义”，解决互联网为谁服务的问题。从中美对比的角度来看，在互联网治理领域，中国的出发点和欧美有哪些不同？可以提供哪些不同于欧美的社会主义方案？

 

欧树军：信息技术天然具有为大规模人口服务的能力，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可能性服务，这是我们信息化的主要动力。当我们观察美国的信息化，如果你在美国长时间生活的话，当你订购它的日常服务，尤其是信息服务，美国的信息服务商可以直接定位到你家的电视网络，可以实现一个非常牢固、精确的技术识别。

 

无论是你在网上的一系列浏览和观看记录，还是你订购的网飞节目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用信息技术去追踪追溯的。你的删除权很可能并不存在，它是全方位记录。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信息技术的资本主义特性发挥得非常明显和明确。

 

跟美国模式相比，我认为互联网既可以被用于资本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控制体系和商业模式，同时它也完全有可能去用于建构一个能够为绝大多数普通人服务的共同享用、共同创造、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模式，把它的公共性发挥到最大程度。

 

 

所以，在比较意义上，中国的信息化建设实际上为缩减全球范围内的南北信息鸿沟作出了巨大贡献。全球南方在信息化时代中，各种关键信息资源的分配份额非常小，大概占1%。如果未来使用IPV6分配域名和地址的话，西方也在酝酿一种新的分配方案，还是把大量关键信息资源分配给美国和欧洲，分配给亚洲的比例其实比现在的IPV4还降了大概1/3。

 

如果用美国人的思维来理解这个事情，这种信息基础设施、信息手段的不断延伸和扩展，同时也是人的自由的扩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实信息技术在我们社会主义中国，为人的自由，为人民生活的便利，为人们追求一个更美好的生活方式、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创造了巨大的可能性。

 

新技术创新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具有巨大潜力。因为信息技术的应用依赖大规模的用户数据，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孕育技术长远发展的可能性。当然这又引出了一个问题，其实信息技术诞生之初就有这样的争论，即美国式的服务于经济自由主义的信息技术，和苏联式的电子计划经济之争。在今天，这两种可能性正随着大型商业信息平台的兴起而重新产生争论，我们也正身处其中。

 

我认为在这个层面上，人们的确需要重新认识信息经济的双重性，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整个国家在大国竞争中的前途命运之间的关联，国家的前途命运和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前途命运又是紧密关联的。比如由于美国所推动的经济脱钩和供应链“去中国化”的举动，我们可能会损失大量的外贸订单，我们普通人的生活马上就会受到直接的影响。

 

观察者网：那是不是说现在这样一个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我们又进入了一个数字自由主义和数字社会主义之争？

 

欧树军：今天这两种碰撞越来越激烈了，美国内部也正在酝酿更全面的新冷战战略目标，在信息领域的表现就是，认为将来世界上可能至少出现两个互联网，一个是由美国主导的互联网，一个是由中国、俄罗斯领导加上其他国家包括整个亚非拉组成的互联网，甚至有人想象出了一个“金砖国家互联网”。

 

这些想法实现的前提是重构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能力，包括铺设跨大陆、跨大洋海底光缆乃至更先进的全球通讯设施的技术能力。这种能力实际上一直是英国、美国比较强，因为今天中国可能也有了这种技术能力，所以他们对于我们这个竞争对手产生了恐惧，认为我们挑战了他们，而且这种恐惧越来越强烈。这也表明两种社会形态的斗争，或者说两种社会形态之争，正在愈演愈烈。

 

观察者网：贸易战以来，我们明显看到美国霸权在互联网领域的延伸。从构建全球互联网秩序的角度，作为在互联网技术和治理领域都属于后发力量的中国，如何将世界信息环境从单边霸权的“技术利维坦”变成“信息灵境”？

 

欧树军：美国国家安全局在犹他州沙漠里建了一个庞大的全球信息监控中心，它的宗旨就是探查一切、收集一切、分析一切、利用一切。这个体系是建立在五眼联盟基础上的。

 

而五眼联盟就是传统上的盎格鲁-新教国家，它其实是一个典型的新自由主义国家联盟，他们在美国的对华攻势当中，始终是站在一起的，尽管英国也许有一些差别，但是，如果美国的对华战略竞争策略不转向，这是特朗普确立的政策，然后拜登全盘接受，而且不断加码，那么他们就始终是同一个阵营，并且拜登政府上台后也有意借助欧洲或者所谓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来推行它的大国战略竞争策略。

 

我们将要面临的一个情境是美国很可能很快采取举动，首先限制美国国内数据的跨境流动，然后限制乃至禁止所有与中国有关联的美国信息技术服务商遵守我国法律进行数据本地化。

 

采取这种限制对华数据流动的举措，就是要在信息技术领域形成对中国的战略进攻态势，当前已经有一个新的迹象，美国政府要限制云数据的使用，接下来可能这些步骤会一一落实，这也表明先进技术已经成为中美大国竞争的一大焦点。

 

 

1956年，钱学森回国之后，和一大批科学家合作，共同为新中国制定了12年科技发展规划，他认为应该重点发展的那些技术到今天仍然是关键技术，包括半导体、电子计算机、自动化、无线电、导弹、原子能等技术，今天看来也都和信息技术有密切的关联。

 

我认为数据的本土化和数据的跨境流动，将会成为下一个中美竞争的焦点，而且这种竞争实际上已经展开了，表现为信息技术和服务领域的激烈竞争。那我们怎么应对呢？就是必须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我们今天可能很多领域并不是要主动去脱钩，很多时候是被动去应对，逐个处理关键供应链中的“去中国化”攻势。

 

美国在其特朗普政府时期就已经开始禁止我们的优秀学生到美国的STEM项目中留学，所以我们需要有自己的自主创新体制，在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先进技术和尖端技术上能够形成并保持优势，能够实现较好的军民两用技术融合。当然军民两用技术也是美国试图限制我们的。总之，这我们要保持我们自己的非对称战略安全力量，在这个前提下，加快先进技术的自主创新研发。

 

在新的自主创新体制下，理顺我们的知识生产体系，价值评估体系，以及相应专业人员的职级评估体系，这样才能形成一股合力，既能面对比较强烈而且直接的大国竞争态势，同时又能在内部保持前进的活力，保持作为一个古老文明大国和现代人口大国持续发展的动力。

 

【作者：欧树军；来源： 科工力量，整理/观察者网 吕义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