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小林：反吴敬琏论

 

 

吴敬琏﹐一个冬天的童话

 

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以下简称《教程》）中﹐作者吴敬琏研究员违反历史事实﹐曲解马克思主义﹐杜撰了一系列荒谬绝伦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 企图解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胡锦涛） 的重要原则﹐从根本上来矮化﹑丑化﹑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

 

将吴敬琏这本书和其它作品互相映证着看﹐它们形成了一条证据链﹐说明吴敬琏之所以这样做﹐其制度目标是让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实现他“向往”的“普世价值”的资本主义“欧美模式”。

 

进一步看﹐吴敬琏对“欧美模式”的迷信和追捧﹐也真真切切地告诉人们﹐他所要实现的中国“改革”是为“1％”服务﹐而不是为“99％”服务。这是吴敬琏全部思想的要害之所在。因为﹐恰恰是针对资本主义“欧美模式”为少数富人服务的痼疾﹐早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前﹐美国的著名经济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等就坦承﹕欧美国家的“市场经济加剧不公平”。“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代代相传。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 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美模式”里面“1％和99％”处于对立状态这类话﹐则像被插上了翅膀﹐因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而飞向全世界﹐既使得“欧美模式”“为什么人服务”的要害问题﹐透过危机及不公平﹑缺乏效率的治理﹐再次尖锐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也使吴敬琏采用“欧美模式”来“改革”中国的政策主张﹐到底是“为什么人服务”（即为“1％”服务）的大本大源、大是大非问题昭然若揭﹗

 

结合中国的产业经济实况来说﹐基于目前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基本处于国际分工产业链的低端﹐国内多数工业行业的产业制高点基本为外资企业占领﹐ 且这种占领还在农业和第三产业进行着的特点﹐吴敬琏还以国企与市场经济体制不兼容的伪理论﹐ 主张中国彻底实行包括关键产业领域在内的“国退民（包括外企 — 引者注）进”﹐ 走欧美资本主义道路﹐其私有化和利伯维尔场“伪改革”逻辑的终点和政治恶果﹐就是导致美欧跨国公司彻底控制中国经济的全部战略高地﹐并连累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等的附庸化﹐从而为美利坚第一服务﹐为其“1％”的富人﹑权贵等服务。届时﹐国内的买办阶级和其他大量私人业主则只能继续屈尊就驾﹐处于附庸地位吃“血汗工厂”﹑“残汤剩饭”。在这种大格局下﹐包括工、农、兵、学及普通“中产阶级”大众的中国“99％”之小康梦将完全幻灭。中华民族将被美利坚“民营企业”孟山都彻底“转基因”。

 

要否定这些评论也可以﹐只是需要吴敬琏能够在西方经济学的框架内﹐变戏法似地给出一个能够让“99％”满意的﹑实现“共同富裕”的“欧美模式”资本主义来﹐推翻保罗‧萨缪尔森教授关于美欧市场经济“马太效应”的判断。并且﹐解构美欧跨国公司操控﹑入主﹑掠夺中国经济和分裂中国的“最大化”内生性冲动﹐— 这方面国际案例多多﹐前苏联﹑东欧国家就“殷鉴不远”。 而在2011年﹐美国高调从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重返亚洲”﹑“领导亚洲”时﹐同时要求中国消灭国企﹑全面放开市场的吊诡﹐也不过是故伎重演﹐并与吴敬琏的同样“改革”主张遥相呼应、内外配合﹑非常默契。

 

当然﹐有美国人还提出﹐如果中国有人不同意这样做﹐那么，他就“是改革的坚定反对者﹐是巨型国有企业的支持者”。 所以﹐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这种“改革”﹐即不仅让中国成为对美国不设防的私有化﹑自由化天堂﹐更进一步的是﹐还可以随势而为﹐推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美利坚的逻辑出发点如下﹕

 

毕竟﹐共产党必须保护国有企业这个国家的“公共财产”﹐以维持其政治合法性。

 

吴敬琏对此应当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因为﹐吴敬琏在要求私有化的同时﹐也要求实行“普世价值”的“宪政民主”﹐以消除他说的中国今天仍在实行的“苏联式的专政政权……这种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存在巨大的冲突”。 至此﹐吴敬琏所谓以“宪政民主”为核心的“政改” 是以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为对象的﹐已经是一清二楚的了。“吴市场”此“政改”非党中央彼“政改”﹐其为谁服务﹐可谓是一览无余﹑图穷匕首见了。

 

简言之﹐无论吴敬琏如何挖空心思﹑花枝招展、与时俱进、变化无穷﹐一言以蔽之曰﹐此人不变的核心思想是，中国的国企和基本政治制度“最与市场经济不相称”﹐必须改革成资本主义“欧美模式”。如此观点﹐白纸黑字﹑言之凿凿﹐岂有他哉。而这些东西﹐他改头换面为“新”的“顶顶层设计”后﹐还向中共十八大和“换届”后的“党政领导”提建议﹐ 要“高参”一把。其人的痴心程度和党﹑政﹑财经主流媒体热捧﹐颇显诡异。吴敬琏现象﹐值得一析。

 

本文重点分析的具体问题如下﹕

 

— 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来考证﹐吴敬琏在《教程》中批判和否定的一系列所谓的“社会主义模式”﹐都是杜撰的产物﹐属于“伪说”﹐是理论上的“三聚氰胺奶”。他以这种“伪理论模式”和“伪批判”为由﹐从源头上去否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去反衬搞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毫无说服力﹐且连马克思主义的ABC都不顾了。另外﹐他的手段如此阴损﹐目的能光明正大吗﹖

 

— 吴敬琏的中国“改革顶层设计”是舶来品﹐属于美国“华盛顿共识”的范畴。第一条是全面实现私人“自由企业制度”﹐ 要国企从竞争行业﹑垄断行业（含“关键性领域”）退出﹔ 第二条是建立不“受控的市场”﹔ 第三条是实行“西化”的“宪政民主”。 而他还不时以吴氏定义的“国退民进”﹑“利伯维尔场”和“政治体制改革”冒充党中央的重大改革决策﹐偷梁换柱﹑以势压人﹑混淆视听﹑误导公众。这种位至国务院“智囊”﹑“国家形象”的个人行为﹐在政治上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异动。

 

— 从西方经济学的层面看﹐吴敬琏主张在中国实行“欧美模式”的资本主义和“宪政民主”﹐ 搞不“受控的市场”等等﹐ 在理论上显得漏洞百出﹑不切实际﹐只能祸害国家和人民﹐为“1％”的富人服务﹐且最契合美利坚的私利。而从学术方法角度评论﹐吴敬琏主张“欧美模式”的种种说法﹐也是对西方经济学和欧美现实情况的一种规避性表述﹐非常片面和矫情﹐经不起推敲﹐也属于“伪说”和迷惑性言论﹐且连西方经济学的ABC也都照样不顾了。在美国﹐连一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教授都认为﹐如此主张﹐天方夜谭﹑陈词滥调﹑昨日黄花﹑不合时宜﹑难以置信。

 

—“欧美模式”国家公开表态﹐要维护“既得利益集团”已安排好的“国际秩序”﹐反对中国复制“欧美模式”﹐并不给中国的追随者们一丝一毫的面子﹐ — 这更直接证明中国应搞“欧美模式”的吴氏建议﹐是根本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硬性推销﹐其逻辑结果是让中国重新沦为“不当帝国的帝国主义”的附庸﹐且四分五裂﹑国将不国。不过﹐如果真有这一天﹐某些人假复制“欧美模式”之名乱我中华之时﹐届时欢天喜地的仍是美国政客。因为﹐他们肢解中国已有言在先﹐且在地球上其它地方多次实演﹐必谓言之不预也﹗ 面临这种可能性﹐我们不妨再提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之共产党员吴敬琏﹐你的私有化﹑自由化﹑宪政化“改革”为谁作嫁﹖中国的老一代改革学者﹐如薛暮桥﹑孙冶方﹑顾准等的在天之灵﹐哪一位能认同你这种彻底否定社会主义﹑极力主张投靠资本主义“欧美模式”的“伪改革”取向﹖

 

本文由六部分组成﹕一﹑社会主义重返“乌托邦”﹖二﹑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三﹑资本主义怎么救中国﹖四﹑文武兼施推行资本主义﹖五﹑皈依“欧美模式”﹖六﹑向“十八大”献礼﹖

 

一﹑社会主义重返“乌托邦”﹖

 

在近百年的历史中﹐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搞革命﹑建设和改革﹐艰苦奋斗﹐历经曲折﹐总结正反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相结合﹐提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但在《教程》中﹐吴敬琏却言之凿凿地告诉人们﹐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社会主义在起点上就是一个无理性的“乌托邦”。他在这本集一生最得意的“学术成果”﹑“政策建议”于一体的代表性作品里﹐一棍子重新把科学社会主义打回空想社会主义﹐变幻成“空心菜”﹐釜底抽薪。

 

他的“学术理由”何在﹖

 

吴敬琏最重要的“钢鞭材料”和“学术理由”十分简单﹐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抽出两段话﹐掐头去尾﹑望文生义﹑曲解一通﹐然后就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更具现实可能性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设想”﹕“大工厂”﹗ 并且﹐吴敬琏还将这个所谓的“大工厂”模式绝对化﹐横贯中西一百多年。

 

社会主义等于“大工厂”﹖更不堪言的是﹐恩格斯还说过﹐大工厂是一个取消个人自由的“专制”体制。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简直是胡说八道﹑不堪一击﹑毫无道理和人性﹐实属人类自由社会之异端邪说。阿道夫‧希特勒还是资本主义“宪政民主”﹑“公民社会”和“中产阶级”选举出来的呢﹗

 

不过﹐通过理论上的仔细考证却能发现﹐这个子虚乌有﹑荒诞不经的社会主义“大工厂论”﹐是吴敬琏杜撰并强加于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属于“七月飘雪”﹑“千古奇冤”一类﹐在理论上没有一丝一毫的真凭实据。

 

这里的理由同样简单﹑直截了当﹕

 

第一﹐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提出的社会主义重要原则之一就是﹐“想要使所有国家的运动都采取统一的形式是荒谬的”。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社会主义运动“活的灵魂”。 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先验的﹑普适性的模式可言﹐更何况是“大工厂”的“专制统治”模式了。

 

被吴敬琏口头上尊为“先贤”的顾准也曾这样写道﹕

 

马克思对“未来社会”没有一成不变的看法﹐他确实真心实意地愿意让历史的运动去解决客观条件完全不同的各国的问题……。

 

但是﹐吴敬琏对顾准老师的这段话﹐显然是视而不见﹑弃之如敝屣了。缘由大概是﹐“吾爱吾师﹐更爱普世价值﹑欧美模式”。

 

第二﹐吴敬琏用来证明马克思“社会主义模式”＝“大工厂”的两段关键性引文﹐根本就是曲解和伪说。其一采用了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诡异手法。如在德文版﹑法文版翻译过来的《资本论》第一卷的两个版本中﹐明明都是马克思写道﹐资产阶级辩护士“斥责”说﹕“任何有意识的社会监督和调节”﹐“将把整个社会变成一座工厂”。 但在吴敬琏的笔下﹐这种明明是别人说的话﹐怎么就成了马克思本人说要建立“大工厂”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直接证据了呢﹖!“天日昭昭”﹐马克思成了岳飞哩。其二是拿假设当事实﹐沙上建塔﹐想当然尔。如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批评普鲁东的分工谬论时﹐曾假设“如果”将社会视为“工厂”的情况。 这种假设性质的东西﹐根本就不能成为证明某种事物是否存在的直接证据或间接证据。但吴敬琏却认为﹐它就是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大工厂”的又一个重要直接证据﹗

 

由此可见﹐吴敬琏在否定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出手的第一狠招就是“假冒伪劣”式。但是﹐用鸡蛋冒充阿基米得支点﹐就要撬动杠杆推翻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吴敬琏的结果肯定是不会太美妙的。起码﹐这说明中国“智库”的“国家形象”﹑经济学的“最高境界”者﹐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吴敬琏内荏而色厉。他在歪曲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后﹐在《教程》往后的文字中愈发不可收拾﹐可谓是“飞流直下三千尺﹐几多谣言落九天”了﹕ 老祖宗马克思“大工厂论”荒谬绝伦﹐后来者﹐如列宁﹑斯大林更不堪言﹐一代不如一代。

 

例一﹐按照吴敬琏在《教程》里的描述﹐列宁领导的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开启了“只能是大灾难和大倒退”的社会主义道路。 并且﹐《教程》里的列宁修炼得道﹑五蕴皆空﹑立地成佛﹑超越时空﹐居然在地球上还没有苏联这个国家时﹐就在1918~1920年间﹐依据所谓的马克思“大工厂论”﹐变化出一个“‘战时共产主义’﹕苏联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且是取消了商品货币关系的“世界上第一个计划经济体制”﹗ 或曰﹐苏联“辛迪加”模式社会主义﹐“一家由政府垄断经营的大公司”。

 

而历史真相却是﹐1921年初﹐协约国武装干涉还没有完全停止﹐ 列宁即在俄国用新经济政策取代了被称为“临时的办法”的战时共产主义﹐ 并在1922年底苏联成立后一直实行了十多年。这项政策允许实行多种所有制﹑对外开放和国家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以走向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历史上﹐列宁根本没有搞过吴敬琏连概念都弄错了的“辛迪加”式“社会主义模式”。

 

面对列宁这个有市场经济内容﹐且在苏联成立后仍长期实行过的新经济政策﹐吴敬琏在《教程》中却怎么也不承认它具有“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价值。吴敬琏在临时的苏俄“战时共产主义”和苏联长期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之间﹐扬前抑后﹑厚此薄彼﹑篡改历史﹐是为了刻意强调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只错不对﹐以符合他关于社会主义者一代不如一代﹑1917年“十月革命”“是大灾难和大倒退” 的观点。看来﹐吴敬琏治史的态度非常随意﹐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读者一不留神﹐就会上当﹐五内俱焚﹑心智迷失﹐“梦里不知身是客﹐错把他乡当故乡”。

 

例二﹐斯大林也成为了吴敬琏操纵的“木偶人”﹐思想混乱﹑自相矛盾﹕一方面斯大林继承了所谓的列宁“辛迪加”模式﹐“国家迷信”至高无上﹐搞计划经济﹐且这时“国家所有制更被看作是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在相当长的时期中被不少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 另一方面﹐斯大林居然文攻武卫“大清洗”﹐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把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给废了。

 

虽然﹐历史上的斯大林在1936年底才宣布﹐新经济政策进入了“终结的时期”。 其理由是﹐苏联“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 这之后﹐斯大林仍然一直坚持继续利用新经济政策中的积极因素﹐在苏联基本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实行国民经济计划﹐且对外开放﹑保留部分商品货币关系﹑市场调节和个体所有制的混合经济体制。

 

应该说﹐吴敬琏在《教程》里歪曲﹑否定斯大林的学说和社会主义实践﹐还有其特殊的原因。这就是他说的﹐斯大林建立和发展的国有经济体现了“国家迷信”﹐而国有经济还是否定市场自发调节的计划经济的基础﹐所以﹐国有经济不应当“天经地义”。 更直截了当的话﹐据2011年7月4日香港凤凰财经报道﹐“政府智囊”吴敬琏是这样说的﹕

 

最与市场经济不相称的便是国营部门……。

 

在吴敬琏看来﹐通过歪曲和否定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学说和实践﹐就可以导致直接否定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 — 国有经济﹐并由此而及其它。如此﹐何乐不为呢﹖美国以自由竞争为借口﹐要中国消灭国企。 吴敬琏以否定斯大林和提倡“市场经济”为借口﹐要中国消灭国企。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条条大道通罗马”﹐配合得天衣无缝。

 

一切历史争论都是服务于现实需要的。吴敬琏在《教程》里﹐不厌其烦地对社会主义思想史和实际探索过程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皆缘于此。

 

如上所述﹐吴敬琏既无学术上的正当理由和依据﹐为何还如此这般地歪曲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乃至不惜牵强附会﹑假冒伪劣﹑瞒天过海﹑信口开河﹖

 

道理还是很简单。吴敬琏在《教程》及有关文章中﹐曲解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判决社会主义运动从头到脚都不对﹐是“大灾难和大倒退”﹐ 无非是为了反衬他所“向往”﹑倡导的“欧美模式”的金贵﹐给中国改革灌注欧美品牌的“三聚氰胺奶”﹐制度目标是在中国全面实行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要害是为“1％”的美欧资本主义服务﹐兼顾民族资产阶级啃骨头。吴敬琏的这些作为﹐正应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成语。

 

二﹑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

 

果不其然。吴敬琏在《教程》里结束曲解﹑否定欧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内容之后﹐特别是在结束批判斯大林和苏联体制（捎带东欧各国）以后﹐就从那些虚构的理论和历史逻辑支点出发﹐开始直言国内问题﹐即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鼓吹“普世价值”﹐拿出了他主张中国走“欧美模式”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顶层设计”﹐清楚地表示出他的“改革”价值取向与党中央历来的决定有云泥之别﹑泾渭分明﹑冰炭不容。

 

在中国问题分析上﹐吴敬琏在《教程》和其它有关文章中所表达的基本观点是﹕

 

第一﹐毛泽东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没有合理性。因为毛泽东继承列宁∕斯大林体制﹐“建立了在自己领导下的全能政府”﹐ 且“仿效苏联的榜样……在国有制基础上建立以高度集中的行政协调为特征的计划经济”﹐或称“国家辛迪加”。 岂有此理﹐这简直比斯大林还斯大林﹐这种“政策”使中国陷入“荒谬”﹑“灾难”﹑“危亡”﹐ 当然更是“1871~1917年”的“大灾难和大倒退” 在1949年以降的延续。

 

吴敬琏这种对开国领袖和“前30年”全面否定﹑充满咒怨的观点﹐严重违反历史事实﹐完全否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中央文件的精神。

 

并且﹐吴敬琏也彻底否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起点﹐即中国压根儿就不应当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能救中国﹗

 

由此﹐一个接踵而至的﹑历史的﹑必然的逻辑提问是﹕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99％”受苦受难的旧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共产党成立﹐领导革命。由此﹐中国天翻地覆慨而慷﹐推翻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三座大山。但是﹐按照吴敬琏主张的“大灾难和大倒退”观点﹐难道推翻蒋家王朝﹑消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中国特色的封建势力﹑搞土改﹑没收官僚资本﹑探索建设社会主义﹐以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生活质量比旧中国明显提高﹑实现赶超战略﹑建成现代工业和国防体系﹑空前庞大的农村水利设施﹑“赤脚医生”制度和全国性的教育系统（包括“改革开放”所凭借的全部物质文化基础）﹑自我批评﹑有错就改等等﹐都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解放军和亿万中国大众白忙活啦﹖共产党﹑毛泽东为谁服务﹖他们一天到晚制造“大灾难”﹐连为自己图舒服都搞不来﹐执政合法性＝零蛋﹖但是﹐他们怎么曾领导广大群众﹐把“千古一人”的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赶跑了﹐且在“前30年”的世界上赢得了“99％”和包括美欧帝国主义在内的那么多的承认和尊敬呢﹖且有关国内外文献汗牛充栋﹐难以否认。

 

吴敬琏的逻辑真是非常古怪。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搞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属于“大倒退”。 那么﹐错了就改。但是﹐1949年10月1日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能够改回到哪里去﹖执政的共产党还能够改回到哪里去﹖改成为谁服务﹖腾出空位置给谁﹖

 

第二﹐中国的“后30年”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使“权贵资本主义”泛滥﹐ 是没有前途的。2010年底﹐改革开放33年﹐吴敬琏再次在媒体上提出﹐“权贵资本主义就是官僚资本主义。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2011年8月﹐他又换句话说﹐“国家资本主义趋向就变得十分明显”。

 

2011年12月﹐他又提前向下一届党政领导人建议﹐“关键是需要‘顶顶层’的设计。是要一个能够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的市场经济﹖还是要一个由强势政府控制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这是我们面临的关键性问题。”

 

2012年2月，在政协广东省委员会主办的《同舟共进》和“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2年年会”上，吴敬琏又危言耸听，说不反对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中国可能中断现代化进程”。

 

吴敬琏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无非是指“国进民退”“开倒车”﹑政府干预微观经济多了。“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政府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 而他要求的改革“在经济上﹐主要就是要减少政府﹑国企控制的资源﹐要实现民进国退”﹐ 其具体内涵就是他在2011年12期《中国改革》中亮明的观点﹐国企不仅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更要退出“列宁所说的‘制高点’﹐即‘国民经济命脉’”。 例如﹐目前“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这是“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很不完善的……主要表现”﹐ 等等。如前所述﹐再早一些时候﹐吴敬琏曾更直截了当地说﹕

 

最与市场经济不相称的便是国营部门……。

 

总之﹐吴敬琏就是要否定中国共产党十五大以来关于国企改革和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重大决策﹐主张全面私有化。 否则﹐就是他指责的“斯大林体制”的“国家迷信”依然存在﹐改革开放还是换汤不换药﹐毛泽东时期遗留的“大灾难和大倒退”机制在政治∕经济的重要方面依然故我﹐是“权贵资本主义”。 吴敬琏还信口开河﹐明明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他偏偏说什么中国“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

 

 “权贵资本主义”日益壮大﹐国家“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吴敬琏大嘴巴欲喷黑整个中国不成﹖“新一届政府”之前的历届政府都是“开倒车”﹖“新一届政府”或党政领导人应当听吴敬琏的﹖否则﹐继续骂你们搞“权贵资本主义”﹐狗血喷头。这是主流媒体公认的“政府智囊”说的话吗﹖

 

 “吴智囊”以美国人的话为证﹐自我膨胀﹑胸有成竹﹐继续侃侃而谈﹐指出照这样下去﹐将如鼓吹中国私有化和“政改”的美国诺斯教授说的那样﹐“后果很严重”﹐即可能“发生很大的社会震荡”。

 

当然﹐吴敬琏这样说的时候﹐中东地区的异常情况似乎正在从一个侧面证明他的说法也不是空穴来风。 你看﹐在“国际社会”的搅和下﹐中东一些国家正在大规模游行示威和内战的枪炮声中“震荡”﹐正在欧美国家传播“普世价值”的航空母舰﹑巡航导弹﹑轰炸机﹑地面作战指导和“我出枪炮﹐你出人”的淫威之中“震荡”。就连那些卷旗缴枪的卡扎菲们家破人亡﹑流窜出国之后﹐“99％”也没指望攀上“共同富裕”高峰﹐媒体也不报道他们是不是还享受原来免费医疗﹑免费上学和低价用水等高福利了﹐只是报道爆炸﹑枪击不断﹐基础设施恢复缺钱少料﹐“100％”的人离不开恐怖生活﹑“囚徒困境”。

 

同样的时间背景下﹐2011年5月10日媒体发表的美国国务卿的话更为吴敬琏打气提神﹕

 

希拉里谈论美国如何应对中东革命时主动谈到中国﹐她称﹐“我们并不因为中国人权纪录糟糕就拒绝与其打交道﹐我们不拒绝跟沙特打交道……”希拉里的这番话引发了《大西洋月刊》记者的追问﹕“事实上﹐（中国人）现在表现得非常害怕﹖”希拉里回答说﹕“他们担心。他们试图阻止历史﹐这是‘a fool’s errand’。他们办不到﹐但他们要坚持尽可能长久。”

 

当然﹐我们也知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希拉里说这话不久﹐G7国家经济复苏之“福”还没有真真正正地“潇洒走一回”﹐2011年8月16日媒体就报道了世界银行行长﹑“鹰派”美国人佐利克对欧美国家发出的严重警告﹕

 

对于美国和欧洲等主要经济体经济领导力信心的下降加上经济复苏形势疲弱﹐将市场推到一个新危险区域。

 

此时﹐与这种经济形势相对应﹐欧美国家有的“燃烧”﹑有的“枪杀”﹐更多的是“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大规模游行示威﹑罢工不断﹐社会“震荡”力量在不断释放和加快积累。美国“改革”总统的支持率也下滑到30％多﹐但他却如希拉里所说的﹐“要坚持尽可能长久”﹐争取连任﹐办得到﹐还是“办不到”﹖或者﹐是在办“一个傻瓜的差事”（‘a fool’s errand’）﹖因为﹐2011年9月美国CNN已经报道﹐当前“逾八成美国人认为衰退卷土重来”。他们都是选民哩﹗ 这之后不久﹐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又兴起﹐且传染了欧洲和亚洲。

 

而放眼全球﹐世界银行的佐利克又说了﹐私人经济﹑利伯维尔场为主体的“全球经济进入新危局”。﹐欧洲的债务危机更是成为了欧美及全球经济头上的达摩克利剑。2011年圣诞节前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也再次发出警告﹐世界经济“处境危险”﹐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正增加美国和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风险。 为了防止经济“斩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实行紧缩政策﹐最大多数人的生活福利水平进一步下降。由此﹐全球各式各样的社会“震荡”此起彼伏﹑绵密不断﹐大有长期化的趋势。

 

比较之下﹐社会主义中国情况是不错的。还是佐利克说了﹐“中国的增长是实用的”﹐“中国经验可用于其他国家”﹗ 以此对照﹐吴敬琏在中国形势与前途的问题上以偏概全﹑夸大其辞﹑喋喋不休﹐似乎唯恐中国天下不够乱﹑前途不够黑﹐与一些心怀叵测的美国政客﹑教授唱和﹐背后图个什么呢﹖为美国奥巴马总统﹑希拉里国务卿和诺斯教授服务﹑当“证人”或“橙色高参”﹖

 

第三﹐中国应当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就是吴敬琏的意图所在。针对以上那些按意识形态下诊断的各种各样的“中国问题”﹐吴敬琏提出的对策方案是﹐中国应当“向往”﹑走向“欧美模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在吴敬琏的中国“改革顶层设计”下面﹐一张桌子三条腿﹐第一条是他伪造的党的十五大决策“国退民进”﹐ 即要国企从竞争性领域和垄断行业（包括“关键性领域”）通通退出﹔ 第二条是他歪曲的党的十四大决策﹐要建立不“受控的市场”经济﹔ 第三条是他要帮共产党搞“政治体制改革”﹐实现“西化”的“宪政民主”。简言之 ﹐吴敬琏就是要求在中国全面推行以私人企业为主体的利伯维尔场经济和相应的政治制度﹐或称“欧美模式”的资本主义﹐ — 这就是三条桌腿上顶着的桌面。

 

这种性质的“改革顶层设计”﹐可以归入主张美式私有化﹑自由化﹑民主化的“华盛顿共识”﹐其核心是为美利坚的“1％”服务﹐思想内容全是舶来品﹐或说准确一些﹐是其“中国版”﹔而在学术上评论﹐它则属于美国新自由主义畅想曲﹐甚至很不切合欧美国家的实际情况。例如﹐按照吴敬琏权力不干预市场的谆谆教导﹐金融危机中欧美政府就不应当救市。不过﹐好像美国奥巴马﹑英国卡梅隆一直我行我素，没有闲心听共产党员“吴市场”侃大山。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吴敬琏“改革顶层设计”中制定的资改路线图是咋回事。

 

三﹑资本主义怎么救中国﹖

 

对于非经济学专业的读者来说﹐在《教程》里吴敬琏给出的标准答案有点隐晦。他写道﹕

 

苏联和东欧国家在改革上所走过的历程﹐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经验教训﹕……任何真正的改革都是市场取向的改革﹐建立自由的企业制度和竞争性的市场体系是改革成功的关键。

 

如何诠释这些被西方经济学术语包装得温文尔雅的“真正的改革”的关键词﹖什么才是“改革成功”﹖最权威的答案来自吴敬琏本人。

 

（一）什么是“自由的企业制度”﹖

 

吴敬琏答﹕“欧美模式则为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所向往”。 由此切入﹐“百度百科”的解释非常契合吴敬琏这位“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的本意﹕

 

美国是实行自由企业制度的典型国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其非常著名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指出﹕“用‘自由’来形容‘企业’有什么意义呢﹖在美国﹐‘自由’被理解为每一个人都有自由来建立企业的意思。”这可能是对自由企业制度最好的诠释。

 

一句话﹐“自由的企业制度”就是“美国”（和欧洲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私人企业制度。在吴敬琏眼里﹐在中国全面建立这种私人企业制度﹐“是改革成功的关键”﹗ 因为﹐这样才符合“欧美模式”﹗而从微观看﹐国企无效率是经济学“公理”。所以，“民进国退”实乃替天行道！吴敬琏指出﹕

 

至于国有企业的效率是否高于民营企业﹐则已经有中外研究机构所作的实证分析﹐对它作出了有翔实数据支持的否定性结论。

 

但这种说法是非常片面的。因为﹐事实上还有欧美著名学者和“中外研究机构所作的实证分析”表明﹐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中﹐私有化并不是不容置疑、畅通无阻的“公理”，亦非天道。即使国企＝“权贵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它们也并非是千夫所指、路人侧目、必欲灭之而后快的妖魔鬼怪﹐不会把一个国家推进地狱。相反﹐在“吴市场”向往的G7国家和其他地方普遍存在国家资本主义，它是有好处的。就是英国的《经济学家》也曾刊登报告指出，虽然国家资本主义不完美，但21世纪里全球最强大企业都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践行者，汇集世界四分之三石油储备的十三大石油企业全部为国家所有。“国有企业的成功身影几乎存在于任何产业”。问题来了，这种情况是不是“普世价值”呢？

 

在经济学理论和实证研究方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赫伯特‧西蒙等都非常深刻地批评过吴敬琏伪造的这种经济学“公理”。斯蒂格利茨指出﹐有了竞争﹐加强监管﹐经理资本主义企业和国企都可以发展。天下没有“国企搞不好”的公理﹐只有这样不切实际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观点。斯蒂格利茨写道﹕

 

傻瓜式的经济学理论暗示﹐私有制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私有制毕竟俱足激励﹐而公有制却做不到。

 

无论在公共部门还是在私营部门中﹐高效企业和低效企业并存。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大型国营钢铁企业的效率要高于美国的私有企业。美国最成功的行业之一仍然是高等教育产业﹐而且正如我所指出的﹐美国所有一流的大学都是国有的而且不以盈利为目的。

 

赫伯特‧西蒙因其在“现代企业的实际功能”方面的开创性研究而获得197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曾经指出﹐人们过分夸大了现代资本主义与官办企业之间的差异。在这两种体制下﹐每个人都是在为别人打工。用来刺激经理人与工人的激励机制是完全相同的。……“没有任何先验的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组织中产生的正面激励要比在目标多元化的组织中产生的这种正面激励要容易（或困难）得多。由利益驱动的组织要比其它组织更有效﹐这种结论并不是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组织经济假设的必然结果。如果这一点从经验上看是正确的﹐那么我们还需要寻找支撑这一结论的其它公理假设。

 

不仅如此。这些年来﹐欧美的一些知名经济学家等已经和斯蒂格利茨连手研究﹐再次据实在《私有化﹕成功与失败》的报告集中说明﹐国企通过改革可与市场经济共舞﹑融合﹐且“做得好”。他们的这项内容广泛的研究成果分别显示出﹐在全球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中﹕

 

私有企业‘不胜其任’的例子很多﹐而国有企业做得好的例子却屡见不鲜。

 

如果在垄断行业实现私有化﹐那么﹐“私有部门比政府更擅长玩弄垄断权术﹐结果是总体经济效率并未提升”。

 

萨平顿和斯蒂格利茨……两人的研究表明﹐确保私有化卓有成效地实现社会目标的条件与市场趋于帕累托最优的条件完全相同﹕不存在市场失灵问题﹐包括格林沃尔德和斯蒂格利茨所讨论的信息不对称或其他形式的市场不完备等问题。简言之﹐满足私有化的假想状态是极其脆弱的﹐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

 

私有化问题远比十多年前所形成的意识形态思维要复杂得多﹐也比华盛顿共识支持者们的预想更为纷繁。说得好听一点儿﹐其理论假设远比当初的思维更脆弱﹔而私有化进程中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却比他们的想象更为严重。

 

而在对中国国企改革产生过影响的欧洲国家的私有化﹐其实也是有限的政策行动。

 

欧洲国家似乎并没有完成对战略部门实施全面私有化这一宏伟蓝图。仅仅有几个国家﹐如英国和西班牙﹐完成了对能源﹑电信﹑交通等战略部门的全面私有化。而其他国家﹐除了近期的一些案例外﹐战略部门（尤其是能源部门）的大部分资产仍然由国家控制。

 

私有化的宏观经济效果在西欧国家体现得并不明显。唯一可信的是﹐私有化对公债具有负面影响。……迄今为止﹐那些能正确反映私有化与企业绩效因果关系的研究成果﹐还十分少见。……一个令人很感兴趣的发现是﹐有相当一部分项目（至少有30％）只是将国有企业的少部分资产实现了私有化。政府对私有企业仍然持有较大的份额﹐看来极不情愿失去对国有资产的控制。这是新发现﹐毫无疑问﹐还有待进一步调研。

 

20世纪90年代欧洲出现的私有化浪潮代表了企业产权史的一次巨大转变。然而﹐仍有一种观点挥之不去﹐即认为私有化没有明显改变国有企业的管理方式﹐政府仍在通过直接或间接手段掌控企业。……主要股权的出售并不是避免政府对于私有化企业干预的充分条件。政府能够通过黄金股来赋予自身广泛的自由决定权﹐控制已经进行了部分甚至全面私有化的企业。……黄金股在西欧国家非常普遍。……事实上﹐政府利用黄金股来确保广义上的国家安全﹐防止国防领域的私有化企业被敌方（外国）接管﹐保证公用事业部门提供天然气﹑电力﹑水﹑通信和交通等公共服务。这些服务的提供和重点设施的保卫确有战略意义﹐尤其当私有化不能确保在充分自由和有效管制两方面齐头并进时﹐更是如此。

 

私有化的微观效应并不明显﹐无论在私有化企业绩效还是在企业治理结构方面﹐都是如此。

 

另外，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也从方法论的角度指出，简单地划分公共、私人部门十分粗糙，将它们完全对立起来则不可理喻：

 

现在的制度分析都依赖于十分粗糙的分类﹐把制度安排要么归入公共﹐要么归入私人﹐即作为国家的一部分或市场的一部分。这导致了对市场失败和国家失败的简单诊断﹕要么需要政府的干预﹐要么需要私有化。……私有化不是灵丹妙药。

 

没有各种公共制度作为支持市场的基础﹐任何市场都不能长期存在下去。在现实场景中﹐公共的和私有的制度经常是相互啮合和相互依存的﹐而不是存在于相互隔绝的世界里。

 

在对20世纪80年代英国私有化的分析中，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维克斯和乔治‧亚罗也曾提出，在现实中：

 

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强弱和监管政策效力的大小一般比所有制问题本身对经营业绩的影响更大。……公有制和竞争完全可以相互兼容。

 

由此可见﹐就是在美国或西方经济学的领域中﹐吴敬琏主张全面私有化的观点也不过是苍白无力的一家之言﹐特别是美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拼命推销的一种破绽百出﹑受到广泛批评的意识形态。而在中国国内﹐与吴敬琏相反的观点和分析更是大量存在﹐且言之有理。

 

另外﹐事实上我们刚刚看到的一幕滑稽剧是﹕金融海啸中美国和欧洲政府救市﹐计划经济﹑国有化一起上。当然﹐政府偏爱金融界大公司和银行家贪婪是需要批判﹐但“权力搅买卖”﹑“权贵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也真的派上了用场﹐应当完善运用它的方法。

 

而在亚洲的“四小龙”中﹐国有经济作用也不小。其中的新加坡更是充分发挥了国家调控市场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如此﹐放眼世界﹐“国家迷信”﹑“权贵资本主义”等也功不可没﹐要一分为二。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一亩三分地里，一刀切的“国企无效率公理”=经济学谎言。而到了2011年下半年﹐在欧美经济界一片喧闹﹑惊恐中“二次探底”风险增大﹐欧美政府最担心的就是缺钱救市﹐恐怕“权贵资本主义”也不给力了。“这也使得推行第二批次的私有化成为欧洲政府面对的严峻挑战”。

 

当然﹐实事求是看国企﹐并不否认国企制度需要继续完善﹐一些国企要提高效率，也不否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路线图。但是﹐吴敬琏似乎并不是在这个角度讨论问题﹐他要的是彻底“民进国退”﹐全面否定公有制和国有经济﹐在“向往”“欧美模式”时当“超越哥”﹐置“欧美模式”等国家都存在吴氏定义的“国家迷信”﹑“权贵资本主义”等于不顾。“闭目塞听”﹑“掩耳盗铃”﹑“选择性失明”﹑“城内高髻﹐城外丈余”﹐此之谓也﹗还有理性吗﹖

 

（二）怎么“建立自由的企业制度”﹖

 

吴敬琏答﹕“国退民进”﹐ 或“主要就是要减少政府﹑国企控制的资源﹐要实现民进国退”。 且这种“国退”的含义﹐应当是全面覆盖竞争性行业和垄断性行业﹐包括覆盖国民经济的“关键性领域”。 再有就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实行西式“宪政民主”﹐ 以促进私有化的经济改革。

 

可能是吴敬琏自己都觉得“民进国退”的政策建议广受非议﹑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内部缺乏说服力﹐为了增强其影响力﹐他竟冒天下之大不韪﹐硬将“国退民进”伪装成中共十五大关于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部署”。

 

2011年3月﹐自诩由国务院国家发改委主管的《中国改革》杂志﹐发表吴敬琏〈政府主导重要资源分配使腐败孳生民怨沸腾〉的文章说﹕

 

1997年中共十五大对国有经济布局做出了国退民进的战略部署﹐……最近这些年有所停顿﹐在有的部门和有的地区﹐甚至出现了“开倒车”的现象。

 

其实﹐任何人看看中共十五大报告﹐都会发现﹐其中并没有这个吴敬琏伪造的“国退民进的战略部署”﹐连半个字都没有。

 

相反地﹐为了落实十五大国企改革决策﹐在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企改革和发展的《决定》中﹐还曾明确地指出﹕

 

必须不断促进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国家引导﹑推动﹑调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

 

当然﹐吴敬琏还对十五大报告进行了别的严重歪曲﹐如说它没有再去区分公有和非公有。 其实﹐如果当年真是这样的话﹐现在还需要吴敬琏再说什么“国退民进”或“国进民退”吗﹖

 

那么﹐什么是吴敬琏笔下的“民”或“民营企业”呢﹖

 

当然﹐在吴敬琏眼里﹐早就应当退出﹐但现在还在“开倒车”的全民所有制的﹑管理者和工人也属于人民范围的国企﹐不可能是“民营企业”或“民营经济”﹐不能简称为“民”。

 

在《教程》第五章〈民营经济的发展〉中﹐按吴敬琏的定义﹐“广义的民营企业”是指国企之外的其它企业。“狭义的民营企业﹐则是指私营企业”。从他这一章的主要内容看﹐他笔下的民营经济主要指“私营部门”和“外国投资企业”﹐民营企业主要指私营企业和外企。“民”主要就是指现在的中﹑外资本家。

 

由此可见﹐在吴敬琏的笔下﹐所谓的共产党“国退民进的战略部署”﹐就是说﹐国企与“民”是对立的﹐所以﹐国企必须“退”﹐而代表“中国人民”﹑“外国人民”的私营企业或资本家必须“进”﹐全面取国企而代之。

 

进一步看﹐“十一五”期间的“国退民进”结果显示﹐在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都争取“进”的竞争中﹐还是外资企业﹐特别是颇具实力的欧美跨国公司能够顺利地占据中国各产业的制高点或垄断地位。 这种威胁到产业安全的市场结构﹐是吴敬琏主张的“国退民进”的必然结果﹐即是他的政策建议“服务”的必然结果。

 

另外﹐在吴敬琏的“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中﹐万一国企在竞争中赢了﹐即发展壮大了﹐可以吗﹖

 

吴敬琏答﹕不可以。

 

不仅如此。在这个有关国企发展的大问题上﹐吴敬琏再一次伪造了中共中央的国企改革决策﹐ 并以此为据﹐对国企在改革和竞争中发展壮大给出了根本性的否定。他对香港《凤凰周刊》的记者说﹕

 

十五大以后﹐在所有制结构上提出一个说法叫“有进有退”﹐也就是政府要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这是中央明确了的方针。……到了2004年以后﹐不但没有推动﹐还来了个“国进民退”。

 

在《教程》中﹐吴敬琏也在多处杜撰了中共十五大的国企改革决策。比如﹐他写道﹐十五大关于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的主要内容包括﹕

 

……国有资本从非关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退出。

 

这些也都是吴敬琏凭空捏造的内容。多年来﹐吴敬琏杜撰党中央改革重要决策几乎成为了习惯性动作﹐ 就和他不断地曲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历史一样﹐是抑制不住的内心冲动。

 

2010年以来﹐吴敬琏接二连三杜撰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国企改革重大决策的错误行为不断受到批评。2011年中以来﹐他的宣传策略也做了相应调整﹐就是在新文章或讲话中少提贯彻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国企改革决策了。但旧习难改。在2011年第8期《中国改革》里﹐他又撰文称﹕

 

在1993年11月的中共中央十三届四中全会上﹐通过了题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市场化改革总体规划。……中国开始按照这个规划蓝图进行各方面的改革﹐它们主要是……通过“国退民进”﹐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

 

但是﹐在这一更早期的中央文件中﹐并没有“国退民进”的话或意思。相反地﹐文件中明明白白地写着这样一段话﹕

 

……积极促进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要积极参加市场竞争﹐在市场竞争中壮大和发展。

 

面对党中央历来都表述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国企改革决策﹐ 哪一天吴敬琏才能停止篡改﹑伪造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这个退休党员和国家发改委的《中国改革》杂志﹐就没人管了﹐还有公信力吗﹖“从松治党”＋信口开河＋“新闻自由”＝﹖答案﹐就在老百姓的心中。“你懂的”。而中宣部、新闻出版和互联网的管理部门竟然拿不出来一个治理比一般“网络谣言”危害更大的“政治谣言”的方案﹐实在令人意外。是不是“捡了芝麻﹑丢西瓜”﹖“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2012年2月美国参议员麦凯恩可是说了，“‘阿拉伯之春’应当进入中国。”而在这“春天”里，一大特点就是政治谣言满天飞，迷惑人心，打击执政党的权威和公信力，制造思想混乱和族群分裂，美利坚乱中取胜。

 

当然﹐如前所述，吴敬琏也有自说自话的时候。2011年7月4日﹐胡锦涛“7.1讲话”话音未落﹐吴敬琏就在清华大学出席国际经济学会第16届全球大会时说﹐国企控制国民经济的“关键性领域”“最与市场经济不相称”﹐必欲除之而后快。 接着﹐《中国改革》也发表了吴敬琏的这个观点。

 

联系多年来吴敬琏关于国企改革的种种言论看﹐可以说﹐这里吴敬琏是在公开场合少见地直白表达出了他内心的真实观点﹕国企不适合市场经济。所以﹐中国国企应当全面实行私有化。虽然﹐吴敬琏这样说时﹐又与2010年他在《教程》里说要坚持党的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国企改革决策相矛盾了。 他准备什么时候再修改《教程》﹐淘心淘肺﹑竹筒倒豆子﹑亮出鱼肠剑﹐把心里话全部如实说出来﹐以消弥因“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而形成的自相矛盾呢﹖

 

吴敬琏为了尽快“建立自由的企业制度”﹐还呼吁加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因为﹐目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妨碍了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向前推进”。

 

吴敬琏明确地主张﹐中国的政治改革应当实行“西化”的“宪政民主”。他唯恐读者看不懂本意﹐画龙点睛﹐特别地在《教程》第11章中高高举起了“普世价值”的时尚旗帜﹐明确地写道﹐政治体制改革“它的核心……追求社会公正是一种普世价值观”。“这里需要注意到是﹐现代社会所要的民主﹐是宪政民主。……（如）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后逐步完善起来的宪政民主制”。

 

至此﹐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取向上﹐吴敬琏要中国的政治体制步英国“光荣革命”后尘﹐彻底“西化”的主张﹐已经是跃然纸上了。

 

而吴敬琏搞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办法是﹕第一﹐以私有化促宪政化﹐即在经济上权力退出市场﹐“要减少政府﹑国企控制的资源﹐要实现民进国退”。 第二﹐以宪政化促私有化﹐即消除在政治上“妨碍了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向前推进”的种种难以说出口的因素。 不过﹐在《教程》里面﹐吴敬琏毕竟还是写下了一些露骨的话﹐如在政治上要坚定地反对1949年10月1日以后中国出现的“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即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建立“欧美模式”中的“宪政民主”。 为什么﹖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不符合“吴市场”要求的“民主和法制”﹗

 

吴敬琏的这种“政治体制改革”建议与中共中央有关决定是截然不同的﹐ 且他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1949年美国艾奇逊国务卿企图挑动中国内乱的荒唐言论。对此﹐毛泽东主席早有评论﹕不合中国历史和现实。

 

至此﹐吴敬琏否定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立场﹐其主张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是什么“颜色”﹐应该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了。

 

（三）什么是“竞争性的市场体系”﹖

 

吴敬琏再答﹕“利伯维尔场经济模式（‘欧美模式’）”。

 

他将这种模式的要点表述如下﹕

 

……经济学家往往认为﹐政府的基本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Public Goods）﹐而不是在市场上提供商品和服务﹔过多的政府干预会妨碍市场的有效运作并且产生腐败。因此﹐他们更倾向于欧美类型的市场经济﹐即利伯维尔场经济体制。随着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学者愈来愈多﹐这种思想的影响力也愈来愈大。

 

在这段话中﹐吴敬琏“改革”的“市场取向”表达得淋漓尽致﹑一览无余﹑明白无误﹕

 

“关键”是中国应当走“欧美”资本主义“利伯维尔场经济体制”道路。只有走这条道路﹐才能够保证“真正的改革”成功。

 

如何定义这种欧美类型的利伯维尔场经济﹖如前所述﹐私人企业为主体自然不在话下。稀奇古怪的是﹐在吴敬琏的《教程》里﹐这种“利伯维尔场”中﹐没有“权力搅买卖”。 他引用麦克米兰的话说﹕

 

在存在权力关系的任何情况下﹐比如一方管辖着另一方﹐或者双方都受另一个更高权力机构管辖时﹐所发生的交易都将是其他形式的交易﹐而绝不是“市场交易”。

 

而且﹐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建立的民主和法制。

 

2011年8月4日﹐他自己更透彻地说法是﹕

 

市场交换是独立主体之间自主的交换。受控的市场还叫市场吗﹖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很值得深思。我们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什么叫市场经济﹖十四大说得很清楚﹐市场经济就是一种市场在资源分配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所谓市场起作用就是自由价格起作用。

 

这里﹐对吴敬琏主张的“利伯维尔场理论”提出几点质疑﹕

 

第一﹐就政府与企业﹑市场的一般关系而言﹐从重商主义时期至今﹐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难道企业和市场不都是“在存在权力关系的……情况下”发生交易﹖难道它们不是多少都会受到政府权力的“管辖”﹖例如﹐在历史上先后出现的政府征税﹑劳动法和最低工资制度﹐ 是不是“管辖”﹖

 

大量的经济史和经济学文献证明﹐从西方到东方﹐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不在国家“权力关系”和“管辖”下进行交易和发展的利伯维尔场经济。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不例外。吴敬琏“向往”的当代“欧美模式”市场经济﹐当然也是如此。而且﹐正是欧美著名的经济学家指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表明﹕

 

自发调节的市场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它们的缺陷 — 不仅仅就它们的内在运转而言﹐也包括它们的后果（如﹐对穷人造成的后果）— 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政府干预成为必须﹔……。

 

一个所谓的自发调节市场经济可能会演化为黑手党资本主义 — 以及黑手党政治体系 — 很不幸﹐在这个世界的一些地方﹐这种担心是真实而迫切的。

 

吴敬琏还主张“法制市场经济”。但是﹐难道相对于各种市场主体而言﹐欧美国家的“法制”﹐就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国家权力或“管辖”﹐就不是一种通过“一人一票”﹑多党竞争﹑议会制的“宪政民主”确立起来的可以干预市场的权力﹖

 

第二﹐就欧美的市场经济内部关系而言﹐由于垄断和信息不对称因素的存在﹐以及存在复杂的政企关系等因素﹐“在存在权力关系的任何情况下﹐比如一方管辖着另一方﹐……所发生的交易”﹐实际上随时随地也都可能出现。

 

例一﹐在市场横向垄断的关系中﹐存在少数大企业利用垄断地位进行不平等交易的事实。

 

例二﹐在大中小企业协作关系中﹐存在大企业利用“纵向垄断地位”﹐与中小企业进行不公平交易的事实。

 

例三﹐少数垄断大企业利用“金钱政治”操控政府﹑议员﹑媒体乃至他国政治﹑经济等等﹐以形成有利于自己的市场交易。反过来﹐政府出于安全﹑产业政策﹑公共福利等等政策目的﹐也通过各种方式影响私人企业。

 

例四﹐在一般消费品市场上﹐存在“买的没有卖的精”的事实。

 

例五﹐在劳动力市场上﹐存在“公司给你什么便是什么”的垄断因素。

 

例六﹐欧美国家那些私有化以后的部分国有企业（包括已经100％私有化的企业）﹐迄今为止﹐政府仍然在微观层面控制它们。并且﹐欧洲主要市场经济国家仍然保留着大量的国有股权。这些企业与那些原汁原味的私人企业主在经营﹑交易上也是大有区别﹑市场地位是不平等的。

 

例七﹐欧美国家长期以来都实行产业政策﹐直接用政治﹑金钱手段引导、支持企业发展高科技。这些企业在发展和国内外市场上可谓是得天独厚﹐享有特权。

 

例八，欧美国家还在农业中实行高额补贴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但却要求发展中国家全面开放农产品市场。

 

在这八种场合中的不平等交易﹐实际上都体现了某种形式的、或明或暗的“一方管辖着另一方”的权力。美国经济学家早已经指出﹐实际的市场体制中存在不对称的权力结构。普通人在交易中要受到这种权力结构施予的约束。 如果这种交易因此而“绝不是‘市场交易’”﹐那么﹐世界上还能剩下多少“市场交易”呢﹖

 

另外﹐众所周知﹐外部性也是政府权力干预企业交易活动的重要理由之一。

 

第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控的市场就是市场。市场主体之间的自主交换只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关系﹐而非是绝对化的独立关系。

 

因为﹐西方经济学认为﹐“市场失灵”需要政府﹑社会去控制和弥补。换个角度看﹐市场交易的外部性无处不在。为了控制和治理这种外部性的危害（如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也不能允许交易主体拥有“绝对”的独立性。为此﹐欧美国家有各式各样的政府干预﹑法律干预﹑工会等NGO干预﹑舆论干预等等﹐乃至G7国家还不断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政治中显示自己暴力机器的强大﹐干预全球贸易。哪里有一个不“受控的市场”﹐哪里有一个不“权力搅买卖”的欧美国家﹖

 

再如﹐这些国家的货币发行﹑利率﹑汇率决定和关税﹐都是政府行为或有政府干预。这些高高在上的权力因素个个都在大规模地“搅”动国内外的买卖。

 

美国的产业政策﹑科技政策和贸易保护政策﹐既保证了美国在关键科技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也“搅”了国内外不少买卖。如“搅”得“坚定信仰自由贸易”的中国买不到美利坚的高科技产品干著急﹐大量美元只能去买风险不断增加的美国国债和企业债﹔“搅”得中国亿万农民工没法儿去美国当“帝国主义建设者”﹐只能望眼欲穿﹑望洋兴叹﹐等等。 欧盟又何尝不是这样﹗而且﹐欧美两口子就是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何尝又不是一种大大的权力。欧美主导的WTO机制﹐难道不更是一种带有歧视性﹑非均衡的国际贸易权力结构﹖

 

由此可见﹐“受控的市场”﹑“权力搅买卖”的市场才是真“市场”。与此相反的那种“市场”﹐属于美国人说的那种“黑板经济学”﹐是耍嘴皮子用的﹔或者﹐是欧美的帝国政府在国际贸易中搞“双重标准”时候用的。

 

至于西方经济学界和社会中有关该问题大量争论﹐着重点不是控不控﹑搅不搅﹐而是如何平衡社会行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无控市场”和不“权力搅买卖”的伪问题太虚无缥缈了。

 

另外﹐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不仅古典经济学和新﹑老凯恩斯主义者都强调有必要控制市场﹐即使美国当年“最伟大”的新自由主义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在主张今天已经过气的“小政府”时﹐也为政府保留了实施产权法﹑契约法和提供国防的政府干预权力﹐ 以防止市场彻底失控。而他设计的货币主义政策﹐本身也是以承认政府有宏观调控权力为前提的。

 

当然﹐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吴敬琏在《教程》或有关文章中说需要政府搞宏观调控﹑税收﹑社会福利﹑公司法﹑反垄断法和市场监管等等时﹐是不是认为这些都不是市场“受控”﹑“权力搅买卖”﹑“干预微观经济”﹖如果是的话﹐他是不是又在自相矛盾了呢﹖

 

当然﹐一种可能的辩解说法是﹐这些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不是“干预”和“管辖”。但是﹐这纯粹是搞文字游戏。如果一个进口商不交纳关税﹐海关对他进行执法性质的“公共服务”时﹐这个进口商立马就能够体会到“公共服务”和“权力管辖”是“色空无异”的“不二法门”了。

 

另外﹐我们也不晓得﹐在吴敬琏看来﹐美国“重返亚洲”﹑“领导亚洲”﹑美欧日印等政府在中国东海﹑南海采取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乱搅和﹐合纵连横，是不是“权力搅买卖”﹖

 

第四﹐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更是“受控的市场”。吴敬琏说利伯维尔场问题﹐中共“十四大说得很清楚”。 但是﹐恰恰是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里说﹕

 

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分配起基础性作用﹐……并依据客观规律的要求﹐运用好经济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引导市场健康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

 

难道吴敬琏居然认为﹐这里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说得很清楚”的国家调控的市场就是个不“受控的市场”﹐且还是他说的以“自由企业制度”即私人企业为主体的市场经济﹖

 

再追问吴敬琏一句﹐相对于真正由中共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言﹐你主张的那种利伯维尔场“还叫市场吗﹖”﹐是十四大那个“市场经济体制”的意思吗﹖

 

不仅如此。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还进一步指出﹕

 

必须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我们着力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在资源分配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又注重加强和完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克服市场自身存在的某些缺陷……。……我们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体系……。

 

“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体系”﹐“克服”市场缺陷﹐这里面就包括有国家调控市场﹐即有市场“受控”的意思。这难道不对吗﹖

 

可能﹐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左侧听众席上的吴敬琏﹐心里是反对党中央的这些决策的。如是﹐吴敬琏完全可以不再“挂靠”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而是自说自话﹐直接说把政府赶出经济﹑“自由价格起作用”。

 

当然﹐这种观点在国外也早就被批评为华而不实了。如美国经济学教授斯蒂格利茨就说﹕

 

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鼓吹者强调﹐问题的根源正在于政府的干预﹔转型的关键在于“让价格就位”﹐以及通过私有化和自由化把政府从经济中赶出去。……他们的观点代表了一种对历史的误读﹐……。

 

而在《富国陷阱》一书中﹐英国剑桥博士张夏准也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一些新自由主义药方﹐如“把政府从经济中赶出去”﹑自由贸易等等﹐自己在发展过程中根本就不采用的。这些国家的虚伪性在于﹐要求发展中国家﹕“学习我所说的﹐而不是我所做的”。目的是“踢开梯子”﹐使后发国家的发展水平永远达不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新﹑老帝国主义一样﹐“在天岂容比翼鸟﹐在地剪裁连理枝”。

 

吴敬琏怎么就那么相信发达国家说的﹐不管人家怎么做的﹐也去帮着它们“踢开梯子”﹑“把政府从经济中赶出去”呢﹖

 

当然﹐无论哪种市场经济体制中都会发生“政府失灵”和官员腐败等现象。但是﹐我们不能够因此跳到另外一个极端﹐去要求一个“无控市场”。这就同现在不能因为有“市场失灵”现象﹐有金融危机﹐就去完全否定市场一样。

 

至于吴敬琏说的“所谓市场起作用就是自由价格起作用”﹐ 这在西方经济学中也是一个空洞的教条﹐且在入门的经济学教科书中被反复地说明其严重的局限性。因为﹐由于市场不完全﹑信息不对称等原因的存在﹐这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理论模式”的表达﹐它甚至不能反映欧美市场经济的历史和现实的运行状态。 吴敬琏是应当知道这些基本常识的。但他就是要这么说﹐偏好使然。看来﹐吴敬琏在推销外国的所谓利伯维尔场理论的时候﹐逻辑是比较混乱的﹐忽视了中﹑外市场经济的历史和现实﹐忽视了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均衡原理的约束条件﹐忽视了西方经济学的另一大半是批评“纯粹利伯维尔场”观点的。

 

由此﹐这里也可以看到﹐吴敬琏不“受控的市场”观点﹐不仅脱离了他一心向往的“欧美模式”﹐而且﹐离开所谓他“1992年4月﹐向中共中央提出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我国经济改革目标的建议”是何其遥远﹗ 因为﹐在那个建议中﹐他不可能去主张一个无控制的市场经济。哪里是真﹐哪里是假﹖“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投机取巧﹖变色龙﹖

 

另外﹐吴敬琏说的“政府的基本职能……不是在市场上提供商品和服务”这段话中﹐比较特别的一点是﹐他通过这种精心安排的表述﹐又从一个新的侧面﹐对国企的存在和发展进行了全面否定。因为﹐他知道﹐中国政府机构本来就不提供市场化的商品和服务。如国务院办公厅﹐就从来不做买卖。所以﹐在这里吴敬琏实际上是说﹐政府不应当办国企﹐并经过国企“在市场上提供商品和服务”。无论在竞争性领域的市场﹐还是垄断性领域的市场﹐国企都没有存在的必要。党中央关于国企应当控制战略性﹑关键性等产业领域﹐在竞争性领域有进有退﹐并通过市场向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决策﹐都是不符合利伯维尔场经济要求的。

 

至此﹐我们回过头来看﹐在《教程》中﹐吴敬琏之所以否定所谓的马克思“‘社会大工厂’模式”﹑否定所谓的“列宁的‘国家辛迪加’模式”﹑否定所谓的“斯大林体制”﹐否定所谓的“仿效苏联的榜样”的毛泽东时期的社会主义探索性实践﹐否定中国改革开放后国企发展壮大的必要性﹐都是因为他有了迷信“普世价值”的“欧美模式”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先入之见。而这些迷信观念在他的头脑里面还比较乱﹐理论和实际情况之间时不时就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了。

 

我们知道﹐包含私有化﹑自由化﹑宪政民主等内容的“普世价值”﹐这些年在中国颇为一些著名公众人物和主流媒体欢迎。这引发了“欧美模式”中若干政要的密切关注和支持﹐并裁定中国“普世”派杰出人物可获诺贝尔和平奖。美国总统奥巴马还特地在2010年12月10日发布的一份《公告》中﹐针对中国宣称﹕

 

我们支持在任何地方行使自己普世权利的人。……今天﹐也是在国际人权日（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Day）﹐我们应加倍努力﹐推进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观。

 

吴敬琏也积极宣扬“欧美模式”的“普世价值”﹐契合了美国的政治文化战略意图和国家利益﹐ 是不是也被美国政府纳入了“在任何地方行使自己普世权利的人”员名单中﹐并予以“支持”﹖

 

这种说教就能救中国﹖真行的话﹐一度考虑在大陆使用原子弹实现“普世价值”的美国总统哈利‧斯‧杜鲁门诸公早就救中国了﹐还要等到今天﹖

 

四﹑“政府”文武兼施推行资本主义﹖

 

吴敬琏在充分自由地应用“批判的武器”即“笔杆子”搅和社会主义改革之后﹐按照欧美的普世价值要求﹐还“向往”用其它批判形式来解决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吗﹖

 

对此﹐吴敬琏在《教程》中直言不讳地写道﹕

 

在从传统社会主义到现代社会和从命令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双重转型期间﹐政府的正面作用需要加强而不是削弱。所谓政府的正面作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消除对改革的阻碍和反抗……既要有强制性的﹐也要包括一些诱导性的。……

 

看来﹐在吴敬琏的“改革顶层设计”中﹐为了在中国推行“欧美模式”资本主义制度﹐是需要准备上演文武之道了。第一位的是使用“强制性”国家力量﹐说白了就是准备使用“武器的批判”即“枪杆子”为标志的“强制”。吴敬琏所谓“打破‘两暴怪圈’”﹐名曰反暴君﹑暴民﹐ 但是﹐一旦谁要妨碍他“向往”资本主义“欧美模式”﹐“两暴怪圈”就为我所用。这可真是悟透了美利坚“双重标准”的神髓。

 

以史为镜﹐这也不足为怪。中国的右翼知识界不乏这种“暴力迷信”或“国家迷信”的老传统。今天的吴敬琏又不过是拾人牙慧尔。例如﹐2010年底﹐王小强研究员撰文再揭中国知识界普世价值派老底﹕

 

1927年北大蔡元培为维护国内外资产阶级和国内地主阶级的利益﹐建言国民党镇压共产党和工农大众﹑斩草除根﹐推动了“四一二大屠杀”。当时﹐“共产党人血流成河﹐工农群众尸积如山﹐蔡元培意犹未尽﹐再接再励﹑斩草除根”﹐华丽转身﹐成为著名的政治家。

 

当时直接推动“四一二大屠杀”的力量还有上海资本家的商会和外商。官﹑商﹑学一体化﹐这就是1927年让中国共产党人和工农大众抛头颅﹑洒热血的“铁三角”﹗

 

吴敬琏“向往”这位至今还在北大以铜像彰显万世师表的“中产阶级”前辈吗﹖答案呢﹐就在他“为维护国内外资产阶级和国内地主阶级的利益”的“强制性”的政策建议中。

 

除此之外﹐仅就西方经济学中的暴力传统而言﹐吴敬琏这里也是步人后尘。按下早期的案例不表﹐“一战”结束不久﹐由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建议恢复德国实力﹐遏制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列宁就说他是﹕

 

一个人所共知的资产者﹐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死敌。

 

后来的情况似乎更为严重。2002年美国经济学家E‧K‧亨特教授指出﹐美国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家们﹐曾几乎都支持采用国家暴力摧毁社会主义制度。 另外﹐这位美国教授还指出了一个著名的经典案例﹕

 

美国著名的保守主义发展经济学家W‧阿瑟‧罗斯托坦承﹐他对共产主义的思想攻击曾经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财力上的支持。罗斯托认为﹕“若要阻止和牵制不断膨胀的共产主义力量的推进﹐这样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并且需要新的观念来巩固美国的外交政策”。

 

由此可见﹐国内外的一些经济学家﹐特别是有的著名经济学家﹐为了实现自己的新古典经济学理想和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力﹐为了窃取名利﹐进入“权贵”行列﹐在利用“富人经济学”为资本服务时是不择手段的。这不仅是中国一些表面上豁达民主﹑温文尔雅、声称“兼收并蓄”的右翼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也是“国际经济学界”早有的“国际惯例”之一。而在这些大都属于中产阶级的知识界人士的背后﹐则是国内外的大资产阶级特别是欧美政府策划于密室﹑上下其手﹑挥金如土﹐收买﹑操纵“强制性”力量和“诱导性”力量﹐兴风作怪。这些经济学家﹐实乃富人和政客之区区工具尔。

 

吴敬琏提倡“政府”采取“强制性”手段“消除对改革的阻碍和反抗”﹐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企图蛊惑“政府”采取“强制性”手段消除对他一心向往的“国退民进”﹑利伯维尔场和“宪政改革”的“阻碍和反抗”﹐简言之﹐就是“消除”对“普世价值”和“欧美模式”的“阻碍和反抗”。

 

吴敬琏心念如此﹐真如吹捧《教程》的日本教授青木昌彦评价﹕“前所未有”﹔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评价﹕“不能忽视”﹔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沈联涛评价﹕“指导我们继续前进的灯塔”﹔媒体人胡舒立评价﹕“学术界广泛接受”﹔“中国青年领袖”﹑《吴敬琏传》作者吴晓波评价﹕“从外貌到灵魂都干干净净的人”﹐“由他的思想演进出发﹐可以勾勒出中国经济变革理念的大致曲线。” 登峰造极的是﹐2011年1月﹐国务院新闻办筹办﹐中央人民电视台全球宣传﹐首站美利坚﹕“欧美模式”迷信者吴敬琏＝中国智库的“国家形象”﹐— 负形象﹖

 

国内外一些知识分子﹑新闻人士﹑“权贵”和机构“突出政治”﹑利益结盟﹑言不及义﹑自己给自己挖坑﹐ 由此可见一斑。

 

在《教程》里﹐吴敬琏深揭狠批社会主义者搞国企是“国家迷信”﹐当他要搞“私进国退”时怎么也“国家迷信”﹐且诉诸国家“强制性”力量了﹖如上所述﹐他已然克隆了美利坚自相矛盾的“双重标准”手段﹐且运用自如。

 

不过﹐下面我们将会看到﹐一旦美﹑中有利益矛盾﹐美利坚总统为了美国“1％”富人PK吴敬琏要在中国搞的那个“欧美模式”时﹐还是毫不留情﹑棋高一筹的。2011年利比亚卡扎菲一家的厄运也是例证。虽然﹐大家都是为富人服务﹑为穷人吆喝﹐DV镜头中亲如一家﹐ 但毕竟是美利坚富人第一﹕该拉就拉﹐该杀就杀。以帝国的反革命的两手对付虎头蛇尾的 “绿色反革命”﹐ 理所当然。对中国或吴敬琏要例外﹖

 

五﹑中国皈依“欧美模式”﹖

 

如吴敬琏所倡导﹐不仅搞资本主义改革﹐且还是按照“欧美模式”走资本主义道路﹐“能够救中国”吗﹖

 

答案﹕不能。因为它们是为欧美“1％”服务的。

 

这方面的有关权威评论已经比较多了﹐本文不再重复。我在《为谁作嫁﹖— 经济学﹑市场和改革》中﹐ 也从西方经济学角度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过这种问题。这里根据新情况﹑新文献再说一说。

 

（一）“欧美模式”加剧不公平

 

 “欧美模式”是为“1％”即少数人富人服务的经济体制“模式”﹐不能实现“共同富裕”﹐不能复制来为中国的“99％”即大多数人服务﹐不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价值取向和“模式”。

 

 “欧美模式”对中国多数老百姓有什么好处﹖吴敬琏认为﹐由“向往”而采用“欧美模式”市场经济﹐政府权力﹑国企等退出经济﹐在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实行机会均等﹑发展中产阶级等政策﹐就能够解决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即解决多数人认为的收入不公平问题﹐从而“能够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的市场经济”。 但是﹐仅仅从西方经济学和欧美社会现实的角度评论﹐这些话几乎＝“网络谣言”﹐是一种精心制造的规避性表述和在故意蒙蔽公众。

 

美国著名经济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在与威廉‧诺得豪斯合作发表的《经济学》（第17版）教科书中﹐就给出了与吴敬琏完全相反的经典答案。按照这两位美国教授的观点﹐即使在私人企业为主﹑政府干预经济范围较小的“欧美模式”市场经济中﹐亦即吴敬琏要中国复制的欧美资本主义体制中﹐也根本不可能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吴敬琏的有关言论是信口开河﹑一厢情愿的“卖拐”大忽悠。这两位反对共产主义的教授在《经济学》（第17版）中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写道﹕

 

我们的经济是一种冷酷无情的经济。……美国人收入差距的扩大﹐许多人穷于无出路的工作和困于潦倒的左邻右舍﹐不过是市场经济加剧不公平的一种并非夸张的写照。此外﹐北美﹑西欧﹑东亚一些富国﹐还有世界上其它一些国家的分配也极不公平。

 

自由主义的竞争会带来严重的不平等。……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在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下﹐收入会得到公平的分配﹗

 

他们还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财富分布与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关系﹐认为财富分布的不公平加重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因为﹐更多的财富能够带来更多的利润﹑利息﹑股息﹑红利和地租等。继承权还能够使少数人不劳而获。他们指出﹐“在市场经济中﹐财富分布的不公平远远大于收入分布的不公平”。而且，其趋势就是“财富的分配变得越来越不公平”﹐并加重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目前﹐在排除“革命”和“激进”手段后﹐这种状况是不可治理的。

 

另外﹐与今天的中国社会一样﹐美国社会分层已经固化﹐— 在这种分层固化下﹐穷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少之又少﹐社会分裂的鸿沟加深﹐机会均等效应是极度萎缩的﹐画饼不充饥。

 

而在1976年出版的《经济学》第10版中﹐萨缪尔森也曾写道﹕归根到底﹐在资本主义中“收入的差别最主要是由拥有财富的多寡造成的。……和财产差别相比﹐个人能力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 在这种财富分配格局中﹐机会均等能够实现共同富裕＝宗教的天国教义。

 

在教科书《经济学》（第10版和17版）之前﹑之外﹐西方经济学界的探讨和争论更为热烈﹐以致萨缪尔森关于“市场经济加剧不公平”的观点并不新颖。这里就不多说了。

 

至此﹐一个相关的问题也就非常明白了﹐即私人资本主义利伯维尔场的竞争有利于胜者﹐财富和收入分配向少数胜者高度倾斜。在极端情况下﹐还会形成胜者通吃的局面。萨缪尔森承认﹐在美国﹐“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例如﹐最近30多年中资本主义国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在弱化﹐多数人工资﹑福利“向底线赛跑” 已经成为一种长期性的大趋势。中产阶级收入持续下降﹐并分化瓦解。美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7。经济增长并没有使中产阶级和穷人从中受益。蛋糕越大﹐两极分化越厉害。

 

金融危机爆发﹐欧美（及日本）社会的两极分化更加剧烈。 美国“利伯维尔场”率先“坠落”。2011年8月6日﹐欧洲最自由的市场经济国家 —“堕落的英国” 开始被新﹑老穷人点火“燃烧”。接着﹐欧洲最强大的工业国 — 德国也被点燃。 美国还来不及暗自庆幸﹐“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悄然兴起。其他各种示威游行也在欧美绵密不断。在欧美国家里﹐既然生活质量下降的中产阶级和毫无希望的穷人是金融危机最大的﹑最没有公平可言的“埋单”族﹐他们也就符合政治逻辑地成为了社会动荡﹑要求变革的主力军（或潜在力量）。 用马克思的语言说﹐就是多数人“相对贫困”状况深化了﹐“绝对贫困”人口增加了﹐这些人开始通过合法﹑不合法的多种形式表达不满或“自发的反抗”。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首先是为胜者和富人“作嫁”﹐为“1％”的少数人服务的。而其“法治”的基本点就是维护这种状态。于是﹐穷人被忽视了。中产阶级在瓦解和坠落中也感受到了生存威胁的严重性。所谓的“法治社会”破绽百出﹑偏心眼。所谓的“渗透经济”教义既“得不到历史事实的支持”﹐ 在欧美国家的现实中也黯然失色。

 

（二）美国模式是市场弊端象征

 

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已对“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的“美国模式”不抱幻想﹐不再“向往”。

 

萨缪尔森教授出色的学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全球化及其不满》﹑《喧嚣的90年代》﹑《稳定与增长 — 宏观经济学﹑自由化和发展》﹑《国际间的权衡贸易 — 贸易如何促进发展》和2010年出版的《利伯维尔场的坠落》等书中﹐ 数次明确地从不同角度否定了吴敬琏“向往”的两极分化﹑投机赌博﹑官商一体化﹑操纵国际贸易的“裙带资本主义”的“美国模式”。他的有关理论分析和列举的大量新鲜事实﹐无意中也尖锐地批评了吴敬琏向往的“普世价值”的私有化﹑自由化﹑“宪政民主”、“机会均等﹑程序正义”﹑“中产阶级”等具有的虚伪性﹐并批评了吴敬琏“向往”“欧美模式”的言论﹐确属虚无缥缈﹑“自欺欺人被人欺”﹑误国误民的陈腐之谈。

 

早在2003年﹐斯蒂格利茨在预言美国金融体系将发生更大危机的《喧嚣的90年代》一书中就认为﹐美国是有长处﹐但问题太多。“美国式资本主义胜利”是“神话”。 他写道﹕

 

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成为市场经济问题和弊端的象征。

 

美国开始向其它国家推销美国式的市场经济。……对于美国模式资本主义的大肆推销﹐加深了其它国家的敌意。……弄巧成拙。

 

其它国家……能够选择一条与目前在美国国内流行的所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实现一个更加平等﹑更加安全且具有更好的健康和教育水平 — 特别对于穷人来说 — 的社会。

 

2010年﹐他在《利伯维尔场的坠落》一书中﹐总结美国金融危机的经验﹐指出﹕一方面不应当因此走得太远去否定市场经济本身﹐而是要重新平衡社会行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另一方面﹐必须承认﹐原教旨主义的美国模式必须改革﹐根本不值得再继续向往﹑复制。他写道﹕

 

世界已经对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不抱幻想﹐为什么美国人还要在意这件事呢﹖我们所推崇的意识形态当然已经不那么吸引人了﹐并且﹐这种意识形态失去光泽无法修复可能还是件好事情。……在世界范围内大家曾经共同信奉美国及其教育出来的精英所提倡的价值标准﹐但是现在经济危机已经削弱了人们对于这些精英们的信任﹐这些精英们曾经鼓吹美国模式资本主义。

 

不过﹐文献显示﹐正是在这期间﹐特别是在中国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美国……教育出来的精英”吴敬琏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仍热情洋溢地宣传“向往”“欧美模式”﹐说中国这样的经济学人“愈来愈多”﹑“这种思想的影响力也愈来愈大”。 似乎中国改革30年﹐竟然导致国内经济学界“愈来愈多”的人在逆世界潮流而动﹐乃至引起“友邦诧异”﹕中国的“精英”患热病了﹖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吴敬琏说的“欧美模式”中的“欧洲模式”可能仅是一个幌子。2009年﹐我曾在〈向往“欧美模式”画饼不充饥〉中质疑他关于“欧洲模式”说法﹐指出﹕

 

欧洲各国差异大﹐俄罗斯也在其内。如果说“真理总是具体的”﹐那么﹐谁是代表“欧洲模式”的国家﹖其实﹐这是个伪问题。欧洲和美国一些优秀的经济学家﹐是将欧洲的一些主要国家分成了各具特色的模式﹐并对其中撒切尔的“英国模式”﹑俄罗斯的“黑手党资本主义模式”和东欧“病态＋变态”的资本主义模式投以了更多的批评﹐等等。进一步的问题是﹕可有一个具体的“欧美模式”是中国可以仿效的﹖

 

所以﹐对吴敬琏说的“欧美模式”辩析一下就可以看出﹐他实质上并不真正“向往”说不清﹑道不明的“欧洲模式”﹐而是仅仅对于“美国模式”情有独钟而已矣。在吴敬琏那里﹐“欧洲模式”只是“寄生虫”式的“美国模式”的陪衬物。

 

言归正传。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还在一系列著作和文章中指出﹐在“美国模式”中﹕

 

— 大资产阶级对美国政府和政策享有支配性权力。“金钱政治”＋政企不分“旋转门”。垄断领域“公司福利制度”即“父爱主义”大行其道。“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美国是“腐败”的“裙带资本主义”典型。换个同类的说法﹐美国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国家。大资本和政府情投意合“搅”在一起﹐狼狈为奸“共济会”﹐“搅和”买卖不商量﹐制造金融危机不犯罪﹐最受伤的“小小老百姓”只能叹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吴敬琏的欧美“权利属于人民”的“宪政民主”﹑“法制市场经济”和“机会均等﹑程序正义”的“利伯维尔场经济体制”﹐还是＝他笔下的中国“越来越厉害”的“权贵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

 

— 投机赌博新经济大发展﹐经济结构严重失衡。政府举措不当﹑市场失灵严重﹐资源分配错乱﹐金融危机危害全球。目前﹐欧美经济复苏仍然曲里拐弯﹑困难重重﹐不断加深的债务危机又使欧美经济二次探底的阴影若隐若现。这＝吴敬琏否定社会主义经济计划、产业政策的证据﹐还是＝他迷信的“市场起作用就是自由价格起作用”的“利伯维尔场经济”之完美体现﹖

 

— 经济增长的“渗透效应”不断萎缩甚至消失。 财富和收入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社会分层固化。美国等发达国家紧缩财政且削减公共支出﹐福利制度加速向“底线赛跑”。中产阶级（包括制造业的许多工人）收入长期下降﹐且队伍日益萎缩和贫困化。失业严重。贫困人口增加﹐且生活更加困难。工人罢工权受到更多限制﹐中小企业融资困难重重。资本统治下，“先富带后富是妄想”。一个不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难有一个身腰肥大的中产阶级当“社会稳定器”。这＝吴敬琏眼里的美国人民“机会均等﹑程序正义”的幸福生活﹐还是＝他允诺给美国化以后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和“橄榄型”社会﹖

 

— 政府在“双重标准”下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美国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依托争抢全球战略资源﹑操纵汇率﹑干预别国（包括中国）主权。政府和跨国公司一体化﹐极力控制国际贸易中的主导权。在全球经济贸易规则的制定和实施日程中﹐“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G7国家﹐而美国是领头羊﹗这＝吴敬琏迷信的不“权力搅买卖”﹑WTO和“自由贸易”﹖

 

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有哪一条能够证明﹐在吴敬琏向往的美国模式中﹐私有化﹑“利伯维尔场”﹑“宪政民主”和“机会均等﹑程序正义”等能够实现“普世价值”的美好允诺﹖

 

而在斯蒂格利茨批评吴敬琏奉若神明﹑内容空洞的“机会均等”之前许多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早已认真“解剖麻雀”﹐讥讽在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机会均等”难以在全社会兑现﹐除非进行财富再分配的革命。 因为﹐这里的道理简单明了﹐在一个财富两极分化不断加剧（“马太效应”持续扩大）﹑社会分层固化和公共福利日益加速萎缩的社会里﹐对多数穷人来说不可能在生存﹑教育﹑竞争和发展机会上与富人平等。否则﹐几百年来﹐资本主义早就解决“共同富裕”和“为人民服务”的大是大非问题了﹐哪里还要今天的欧美人民起来吶喊﹕“99％”不满意“1％”﹗当然﹐“富人经济学”对此心知肚明﹐所以﹐拼命以所谓的“机会平等”来掩盖“结果不平等”和反对要求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以保护富人财产和政客的特权﹗

 

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德‧杜思韦特也提供了这方面堪称经典的“撒切尔案例”。这位妇人上台前夕﹐曾热情洋溢﹑滔滔不绝地宣传“机会平等”观点﹐迷惑穷人拉选票。但理查德德‧杜思韦特在《增长的困惑》一书中﹐记录下了讽刺性的历史场景﹕

 

1975年撒切尔以“让我们的儿童长得更高”为题目发表讲演时说﹕“追求机会平等比追求平等更加有意义而且更加可行。只有当允许不平等存在时﹐机会才有意义。”

 

非常遗憾的是﹐后来﹐在她执政时期﹐自由主义政策使成人之中的贫困增加了﹐而且贫困发生了严重的代际传导。儿童生活条件的不平等加剧。英国儿童的死亡率比欧洲其它国家都要高。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儿童一代比一代高的增长趋势停止了﹔父亲失业或者靠津贴生活的家庭中的孩子要明显比那些富裕家庭的孩子矮很多。

 

当然，眼下2012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中，又有大政客祭起了“机会均等”的大旗惑众，拉选票。对此，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网站发文，再次毫不客气地质问道：

 

美国不公平的竞技场（America’s Unleuel Field）。……说到这里，我又要重提号称信奉机会均等的罗姆尼之流。这种说法的证据在哪里？

 

另外﹐其它文献还显示﹐在美国“程序正义”也问题多多﹕“钱权集团”主导程序的制定﹑修改和实施。即使有一时的让步﹐也难免“秋后算账”。斯蒂格利茨向奥巴马总统提意见﹐促成美国金融危机的一些人﹐怎么摇身一变成了治理危机的高级公务员﹐并将纳税人的大把美元装进了危机中始作俑者的银行家的口袋里﹖应当救济的中小企业和中产阶级怎么得不到必要的支持﹖当然﹐政府多年来习以为常的“旋转门”机制没有违反程序﹗——这是不是美国特色的“政企不分”？

 

2007年﹐保罗‧克鲁格曼曾凭着“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著书立说﹐力陈时弊﹐“乌鸦嘴”大声发问《美国怎么了﹖》 金融危机第一波落幕后﹐斯蒂格利茨调查研究﹐奋笔直书﹐2010年发表《利伯维尔场的坠落》时﹐再次痛批“美国模式”祸国殃民﹑危害全球﹐并予以否定。从时间先后看﹐两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歪打正着﹑联成一气﹐形成交叉火力﹐一个据实发问﹐深入批判﹐另一个总结经验给答案。而此时此刻﹐如上所述﹐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境界”吴敬琏正在大声疾呼“向往”“欧美模式”。在这副滑稽的国际对比图片中﹐表面上看﹐时空错乱﹑是非颠倒﹐白皮肤﹑黄皮肤一团乱麻﹐谁对谁错﹐莫衷一是。但在金融海啸祸球殃民的大是大非面前﹐难道真的没有是非界限和责任国﹖难道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还没有“实践出真知”﹐天底下就吴敬琏“手握王爵﹐口含天宪”﹖

 

当然﹐早早就掀开“美国模式”﹑“机会均等”等蛊惑人心言辞红盖头的著名专家学者﹐多是欧美和印度的经济学家。但是﹐怎么中国经济学界一些知名人物﹐在这些俯拾皆是的信息面前﹐就是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装聋作哑﹑三缄其口呢﹖不仅如此。吴敬琏还信誓旦旦地说﹐他提倡的这种“欧美模式”是“有利于多数人的市场经济”﹐ “富裕﹑文明﹑民主﹑和谐”﹗ 真是这样的话﹐德国《明镜》周刊就是在说谎了﹐因为﹐它居然以这种标题发文﹕〈1％大国〉，美国贫富差距史无前例﹗ 西班牙《世界报》也胡说八道﹐竟然发表文章污蔑说〈美国：只有名义上的民主〉﹗ 美国《国家利益》也发了标题醒目的文章﹕〈美国时代的终结〉。 至于“占领华尔街运动”﹐那大概是在拍电影吧﹖

 

当然﹐在批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美国模式”中﹐斯蒂格利茨探索的“第三条道路”的实现形式是有些虚无缥缈。因为﹐实现这种选择的前提﹐是大资本能够约束自己﹑改革美国政治体制以体现大多数民众的要求。而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世界上还能够存在一个以军工∕石油∕金融等集团和“大公司福利”即“1％”为经济核心﹐以“金钱政治”和“旋转门”为政治机制的“裙带美帝国主义”吗﹖多少也有些“美国梦”的斯蒂格利茨在此显得回天乏术﹑信心不足。

 

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斯蒂格利茨“第三条道路”的困惑或困境﹐恰恰反映了自由资本主义制度自我调整的局限﹐从而为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这也是“殷鉴不远”。

 

至此﹐可以说“欧美模式”之于中国的“99％”即绝大多数人而言﹐是不能解决他们感到郁闷的那些国内问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和完善国家调节市场方式中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探索自己的成功道路。所以﹐跟在欧美资本主义后面亦步亦趋有啥子用﹖吴敬琏非说有用。有学者一针见血﹐干脆说出大白话﹕

 

不需绕弯﹐按普世价值﹐无缝对接﹐中国“和平长入”美利坚﹐成为美国第X个州﹐万事大吉﹐皆大欢喜﹐行吗﹖

 

答曰﹕美国不要。美国要的是“不当帝国的帝国主义”。

 

欧美有的政治家和研究者也已指出﹐中国即使匍匐在资本主义普世价值的旗帜下﹐也不应或不能取得欧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因为﹐地球上资源有限。 例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心直口快﹐说“中国领导人应该想出一个新模式﹐不要让地球无法承担。” 换句话说﹐就是美国不同意中国“向往”和搞“欧美模式”﹗如此﹐吴敬琏“向往”的“欧美模式”还能搞吗﹖美利坚都不骗你了﹐难道你还硬要自欺欺人不成﹖

 

当然﹐根据普世的自由竞争规则﹐欧美凭什么不让中国在竞争中去争取改变当今世界的资源分配格局﹐并取得欧美全体国民的“幸福生活”水平﹐— 这难道不是欧美国家在“权力‘搅’买卖”﹐及欧美的“权贵资本主义”蛮不讲理吗﹖如是﹐难道这也是吴敬琏信仰和宣传的普世价值﹖

 

欧美虚假的普世价值﹐让吴敬琏对普世价值的信仰和宣传也显得十足的虚假。向中国鼓吹普世价值的奥巴马并不给中国的信徒们一丝一毫的面子。美利坚是搞“双重标准”老手。有人真想在中国搞“欧美模式”﹐没有后台也不容易哩﹗

 

另外﹐欧﹑美﹑日有精英还说了﹐中国改变颜色后﹐应分裂为若干个小国﹐如前苏联﹑南斯拉夫等等。 显然﹐如此一来﹐今天的中国在所谓欧美式资本主义制度下能否存在也真成了问题。人家给你私有制度﹑利伯维尔场﹐给你国家解体﹐给你0.47的基尼系数﹐给你一批敲骨吸髓的“世界工厂”﹐给你“1％”和“99％”的对立﹐但如上所述﹐就是不能给绝大多数老百姓换回一个镜花水月的欧美式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

 

极而言之﹐我们再推论﹕如果哪一天在这些由“前”社会主义中国分裂形成的若干小国寡民的新资本主义国家中﹐“前”中国人民反过头来﹐再看看今天吴敬琏的一系列主张追随“欧美模式”资本主义的言论﹐就会发现﹐这个经济学人不仅仅是主张为少数资本家和富人服务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且是欧美国家在中国推行分裂政策和新殖民主义最前卫的代言人之一。在这个意义上说﹐吴敬琏确实无愧为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政府智库”里的“国家形象”。通过他的种种言行﹐我们可以看到体制内的“反对派”们在想什么﹑干什么。

 

综上所述﹐吴敬琏关于引导中国进入“欧美模式”资本主义美好天堂的言论﹐在理论上华而不实﹐实际上是误国误民的坏主意。依此乱我中华之后﹐美利坚是第一受益人﹔英德法等是第二受益人﹔国内资产阶级万幸能够回到那个还没有被分裂﹑肢解的“旧社会”﹐就委屈当产业链最低端的“小三”吧。如若不然﹐更惨。

 

再问﹕吴敬琏理论水平如何﹐政策水平如何，道德水平如何﹐为谁服务﹖

 

读者﹐请您说出自己的判断。

 

六﹑“吴顶顶”向“十八大”献礼﹖

 

至此﹐吴敬琏为谁作嫁﹐手段如何﹐方案如何﹐已经水落石出﹑真相大白。我们也就别再希望吴敬琏这一流派的经济学人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历程能够有什么实事求是的公正态度了。漏洞百出的《教程》一书，就是明鉴。几十年来﹐中国向往欧美资本主义模式的经济学人中﹐有哪一位做到了这一点﹖从他们多年来对社会主义指手画脚的批判和谩骂中﹐从他们冒充党中央声音的各式各样的滑稽表演中﹐从他们捏造理论﹑历史和歪曲国内﹑外实况的嚷嚷中﹐从他们呼吁的“宪政改革”声音中﹐从他们已经开始寻求采用“强制”力量支持资改的梦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表现出了令人钦佩的道德水平﹑学术水平﹑民族气节和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相反地﹐他们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顽固不化的特殊利益集团。

 

吴敬琏﹐就是这个阵营里的重要领军人物。多年来﹐他对社会主义理论﹑运动和领袖人物罗织构陷﹐在有关中国改革开放的著作﹑文章和谈话中诡异多变﹐但万变不离其宗﹐要害就是让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做欧美资本主义的附庸﹐以为当今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富人服务为第一要务﹐为美国作嫁。

 

个别政府机构中﹐响应他的声音也时有浮现﹕

 

— 2009年11月5日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司长说﹐“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民本经济是基础和主体”﹐ — 这是违反《宪法》总纲第六条的。

 

— 2010年初国务院法制办发表的《政府投资条例（征求意见稿）》中说﹐应该“明确界定政府投资范围。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 —这显然是企图把一个在美欧也是非常有争议﹑几乎可以无限扩大私人资本发展领域的新古典经济学表达引入了政府的重要文件。

 

— 2010年8月“十二五”经济体制改革研讨会﹐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司长说﹐“应分析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办企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以民争利﹐还是解决外部性问题﹖……如果边界能够这样界定的话﹐国有经济的进退机制就可以设定”﹐ — 这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语境中﹐也是一个从语言到逻辑都具有欺骗性﹑混乱性的关于推进私有化的提法。

 

2011年4月7日新华网报道“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信息﹕“‘十二五’期间﹐国家将加大推进部分行业改革力度。……对电信﹑民航﹑石油等行业﹐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加快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 — 按照产业经济学来理解﹐这就是要求把垄断行业肢解为竞争性行业﹐在学理﹑政策﹑国际经验和历史上都说不通﹐只能有利于欧美跨国公司取得并扩大在中国战略产业的控制权﹐形成外资新垄断。

 

2011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人民网”转发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重要采访报道﹕〈90年﹕我党获得马克思主义“真经”的不寻常之路〉。其中﹐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的发言﹐重复了吴敬琏的观点﹐以“假马克思主义”来反对“农村集体经济制度”和“经济国有化”。北京大学一教授接着表示赞同说﹕“确实如此。……苏联僵化模式和僵化观念﹐它实际上把国有化和社会主义划等号。实际上﹐一切国有化只是走向社会主义过程中紧急过渡时期临时采取的一个非常措施﹐不可能长期通过一切国有化来搞社会主义。列宁当年迫不得已”﹐ — 在纪念中共90周年的宣传中﹐这些党政学机关和媒体的一小群人﹐是故意连手以“假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反对发展公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还是“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东汉班固《汉书‧朱云传》云﹕“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 此亦喻今之某类官员﹑教授﹑媒人所为耶﹖

 

历史是一面镜子。在列宁、斯大林的苏俄﹑苏联时期也有过这样的现象。在著名的政治家活动家﹑理论家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嘴巴中﹐各种各样的歪理层出不穷﹐目的就是要无限制地发展资本主义成分﹑富农﹑外商投资和利伯维尔场﹐党﹑政府内部和社会上也有一批长期的拥护者。

 

当然﹐有自觉或不自觉主张资本主义改革方向的异象﹐就有反对它的强大声音。在中国的改革史上﹐一些重要文献记载如下﹕

 

—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说“一个公有制为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 90年代﹐江泽民反对境内外敌对势力勾结的“和平演变”﹐说“不能搞私有化”。

 

— 21世纪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胡锦涛反对“西化﹑分化图谋”﹐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决不走改旗易帜的歪门邪路”。

 

列宁曾说过﹐“马克思的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 无独有偶。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改革大业﹐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也得“经过战斗”。不可否认﹐党的几代领导人的讲话都明确地指出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时期中﹐中国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种前途之斗争。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警惕“和平演变”﹐反对“改旗易帜”的“西化﹑分化图谋”。

 

另外﹐2008年4月﹐《求是》杂志曾发表习近平文章﹕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到21世纪中叶﹐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2011年6月﹐人民网记者报道﹕

 

习近平强调﹐……90年来﹐我们党紧紧团结和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决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社会主义是为人民服务的制度。吴敬琏欲以改头换面的“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的“欧美模式”取而代之﹐并在媒体上宣传﹐要据此为中共十八大和“换届”后的“党政领导”提供“新”的“顶顶层设计”。其实呢﹐恰如他用《教程》和其他文章﹑谈话所证明的那样﹐他的私有化﹑自由化﹑宪政化改革目标﹐尽管时不时采用了党中央文件语言来乔装打扮﹐不断地改头换面，达蒲松龄“画皮”之水平﹐仍然是与党和政府（包括“下一届”）的基本价值取向南辕北辙﹑水火不容。其偷天换日之私货﹐即因朋党援手﹐ 达于天听﹐也会令人想起来毛泽东主席一句老话﹕

 

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体制内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人“蚂蚁缘槐夸大国”﹐我心翱翔﹑“大话西游”﹔不过﹐“蚍蜉撼树”容易吗﹖

 

如前所述﹐美国希拉里国务卿比较乐观。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培博则是非常乐观。2011年11月﹐他在竞选美国总统时说﹐美国可以扳倒中国﹐依靠“我们在中国内部的盟友和支持者”。 吴敬琏身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国家形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组织一批政府机构的领导干部和博士生帮自己著书立说出《教程》﹐鼓吹﹑“支持”为“1％”服务的美国“普世价值”和资本主义“欧美模式”﹐属于美国的“盟友和支持者”之列﹐还不时利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说三道四﹐可谓组织有方、呼风唤雨的实力派了。但他真有理由如美国政客们那么乐观吗﹖

 

2012年1月1日﹐新年伊始﹐《求实》杂志发表胡锦涛新文章﹕

 

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的背景下﹐谁占据了文化发展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

 

……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吴敬琏作为“西化”﹐诸如“华盛顿共识”﹑“普世价值”﹑“欧美模式”等的共识者﹐以上这些令“99％”振奋的话﹐对于“1％”的他和美国政客们来说﹐是不祥之音。但促其改弦易辙是不可能了。一句老话有理﹐“改也难”。

 

仿马克思的亲密朋友﹑德国诗人亨利希‧海涅之语结束本文﹕

 

吴敬琏﹐一个冬天的童话。

 

作者：夏小林 ；来源：《香港传真》 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