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永清：我所了解的张中行

 

 作者近照

 

我所了解的张中行

作者 田永清

 

张中行先生1909年出生于河北省香河县一个普通农家，1931年毕业于通县师范学校，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教于中学、大学，主编过佛学杂志。1951年2月起任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中学语文教材编写及教学研究工作，历时半个世纪之久，为我国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长期以来张老一直默默无闻。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年已七八十岁的张中行先生的大名和一系列作品，才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各大报纸和杂志上，并在当代文坛上独树一帜，声名鹊起。

 

我喜欢结交老人和文人，张中行正好符合这两条，他既是老人，又是文人。但具体说来，张中行又不同于一般的老人和文人。首先，他身上有光环，这种光环是由他的道德和文章交相辉映而成的；其次，他身上有阴影，这种阴影则是由杨沫那本小说《青春之歌》涂抹上的。张中行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我就是带着仰慕和好奇这样两种心情，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和张老交往的。这一交往就是十几年，我们结成了关系比较密切的忘年交。在这些年里，我既读张老的书，几乎阅读了张老数百万字的全部作品；通过多次接触和交谈，又认真读张老其人，使我不断加深了对于他的了解。

 

今年2月24日，张老在解放军305医院安详地停止了呼吸，享年98岁。张老逝世后，我很快赶到他的家中表示悼念，随后又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3月2日和众多人们一起在八宝山向他的遗体告别。我悲痛的心情难以述说，我从内心里深切地缅怀这位可敬可爱的世纪文化老人。

 

他是一位国学大师

 

冰心老人生前有句名言：“人生从80岁开始”。张中行先生的人生，就是这样的人生。张老是在80岁左右的晚年才“暴得大名”的，人称“文坛老旋风”。

 

张老出名之后，前些年有人把他与季羡林、钱钟书、施哲存并列，称之为当今中国的四位“国学大师”。也有人把他与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并称为北大的“未名四老”。这虽然不是正式评选（老实说也难以评选）的结果，但张老的确是为众多人们所公认的国学大师。

 

季羡林在一篇文章中，称张中行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在谈到张中行的文章时，季先生还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常想，在现代作家中，人们读他们的文章，只需读上几段就能认出作者是谁的人，极为罕见。在我眼中鲁迅是一个，沈从文是一个，中行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与张老密切交往半个多世纪之久的启功先生，称张老既是“哲人”，又是“痴人”，赞他“说现象不拘于一点，谈学理不妄自尊大”。

 

一身傲骨、满腹才华的吴祖光先生说：“我那点学问纯粹是蒙事，张中行先生那才是真学问。”

 

比较年轻而又具有传奇色彩的记者唐师曾（绰号“唐老鸭”）说：“没读张老的书，不知道他的学问有多大；读了张老的书，更不知道他的学问有多大。”

 

上述这些评论，绝非溢美之词。张中行在读师范的时候，就开始接触新文学，博览群书，追求新知。在沙滩红楼的北大四年，他进一步开阔了知识视野，接受了科学、民主思想。他终生孜孜不倦，广泛涉猎，潜心研究国学、逻辑学、哲学，不仅思索老庄、孔孟、佛学，而且研究罗素、培根，这在当代文人中并不多见，其成就令众人仰视。过去说一个人学问大，往往说“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现在说一个人学问大，又往往说“博通古今，学贯中西”。把这些说法用在张老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肚子里有没有墨水是一回事，能不能通过文笔表达出来又是一回事。一个人如果只是堆积了很多知识，但却不能创造性地表达出来，那就无异于鲁迅笔下只会记忆的“两脚书架”。张中行不但学识渊博，而且文笔奇高。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的逐渐清明，已届耄耋之年的张中行亦如老树发新芽，开始了散文随笔的创作。这一写竟如大河开冻，滚滚而下，陆续流出了以《负暄琐话》、《负暄再话》、《负暄三话》、《顺生论》、《禅外说禅》等为代表的数百万文字。一时举国上下，书店书摊，到处摆放着张中行的著作，国人争读，影响巨大。有的地方还有专门阅读和讨论张中行书籍的自发性组织，名曰“张迷协会”，这不能不说是当今出版业和读书生活中的一大奇迹。

 

跨入新世纪以来，“国学热”开始蔓延，各种各样的“大师”也多如牛毛。但是，何谓国学？何谓大师？何谓国学大师？未必人人都能说得清楚，当然我更讲不明白。

 

著名历史学家戴逸在一篇文章中谈到，称得上大师的人物，应具备四个条件：一、学术上博大精深；二、有创造性的思想贡献；三、桃李满天下，学术上薪火相传，有许多追随者、继承者；四、不仅学问高，道德也高。就张老的品德、学识、著作、影响而言，不管从哪个角度讲，我们都可以肯定地说，张中行的确是一位“国学大师”。

 

他首先是一位思想家

 

人一出名，各种各样的称谓也就随之而来。比如对于张中行，除称为国学大师外，还有称之为著名作家、著名学者的，也有称他为杂家的，此外还有什么文学家、散文家、教育家、哲学家、编辑家，等等。的确，对于张老这样的大师，确实很难用一个头衔，比如用一个什么“家”来加以概括的。有人这样问过张老：“总结一生，您认为给你戴一顶什么‘帽子'比较适合？比方文学家、教育家、哲学家，等等。”张老这样回答：“如果硬要戴一顶‘帽子'，我想可能是思想家。这一生中我自认为不糊涂。”张老的这个回答既令人意外，又发人深思。

 

思想之于人的确是最为重要的。去年9月29日，我和《光明日报》的韩小蕙同志去305医院探望张老。小蕙请教了张老几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您觉得对于一个文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他想了想，拼足力气回答：“思想最重要！”并且在小蕙带的本子上郑重地写下了这5个字。

 

张老的这个回答，和古今中外许多大人物的看法是一致的。马克思说：“人是靠思想站立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拿破伦说：“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一种是思想，一种是利剑，而思想最终总是战胜利剑。”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有两句名言：“笑和让别人笑，思考和让别人思考。”美国阿诺德·施瓦辛格说：“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美国哈尼·鲁宾说：“注意你的思想，它们会变成你的言语；注意你的言语，它们会变成你的行动；注意你的行动，它们会变成你的习惯；注意你的习惯，它们会变成你的性格；注意你的性格，它们会决定你的命运。”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是思想，最令人敬佩的“富翁”是思想的富有者。一切大有作为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有思想、善思索。

 

张老是一个有“自己的思想”的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它的社会取向，强调个人服从整体、下面服从上面，从而淹没于整体、淹没于上面。很多有思想、有个性的人才，就这样被埋没甚至被扼杀了。倘若一个人思想平庸，没有独立见解，阻挡者很少；倘若一个人很出色，很有思想，则阻挡者很多。真正敢于亮出“自己的思想”的人，是无私无畏的人。在张老“自己的思想”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存疑”，就是不盲从、不轻信。这种“存疑”，这种“不信”，是建立在渊博的知识和独立思考的基础之上的。一个人没有知识，没有思想，就缺乏判断力，就可能过于轻信。

 

张老的“自己的思想”，有许多是围绕着“人应该怎样生活”这个主题的，因此显得很博大、很整体，也很深刻。他曾经这样回忆说：“主要是两点。其一，是大学毕业前后，忽然有了想明白人生是怎么回事、怎样活才好的相当强烈的求知欲。其二，‘欲'之后必随来‘求'，于是在治学方面就转了方向，改为钻研哲学，尤其是人生哲学。”有人称张老为哲学家，他主要研究的是人生哲学，其结晶就是历经数十年学习、研究最终写作而成的《顺生论》这部书。在张老的“自己的思想”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顺生”。概括地说，所谓“顺生”，第一顺其自然的生命规律，淡泊名利，不跟自己较劲；第二顺从内心的道德律令，不做违背良心的事，不与别人为难。这是他能长寿的重要原因，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张老的“自己的思想”，贯穿于他的一系列著作中。他的一些著作，堪称经典之作，必能传之久远。好的文章不仅是词藻华美、抒情动人，更重要的是能表达思想。有些人的文章，长篇大论，水份很多，看起来说南道北，想起来没有东西。张老不是一般的作家，而是名副其实的大家，他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文采、情感、深思、哲理以及由此产生的无穷余韵，在别的作家那里并不多见。正因为如此，张老的作品对于广大读者有着一种独特而又强大的吸引力。张老是一位思想多于行动、思考多于言谈的人。这样的人一定会拿起笔来宣泄“自己的思想”，而使张老名扬四海的，正是他的许多饱含人生哲理的著作。

 

他是一位大度君子

 

在当代中国文坛，曾经流传过两男两女历史恩怨和感情纠葛的故事。

 

一个是说，关于“张恨水”之名，有传言说是张恨水曾经追求冰心，但始终得不到青睐，失恋失意之余，愤而借用《红楼梦》中贾宝玉说的“女人是水做的”话，引申而成“恨水”。实际上这是根本没有的事儿。他取“恨水”两字为笔名，是借用了“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南唐后主李煜《乌夜啼》句）之本意，为的是时刻勉励、提醒自己珍惜时间。事实上，张恨水的婚姻浪漫而美满，他的妻子小他近20岁，原是北平春明女中的学生，因为特别喜欢张恨水的长篇小说《啼笑因缘》而对他产生爱慕之心，后来两人结为秦晋之好。就冰心这方面而言，我的老战友、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厅主任的李一信同志，曾于上个世纪80年代当面向她询问过这个问题。冰心老人并没有因为一信的唐突而面带愠色，她安详而诙谐地说：“那些小道传言都是没根的事儿，我那时早已跟吴文藻恋爱定婚，他恨哪门子水呀！”

 

另一个传言是，张中行与杨沫年轻时曾经相爱并且同居。这个倒是确有其事，并且由此演绎出了许多故事。

 

大概是在1931年夏至1936年春，也就是张中行在北大中文系读书期间和刚毕业从事中学教育之初，具有初中文化程度、年仅17岁的杨沫因抗婚而离家出走，在走投无路时，请张中行帮她介绍工作。经过一段接触，因互有好感而从热恋到同居，时间大概将近5年。其中的前两年，即由相识到共朝夕的两年，还被张老称之为“婚姻的花期”，到老也是“难得忘却的”。他们还有过两个孩子，一个是男孩，出生不久便夭折了。一个是女孩，是他们离异之后才出生的，至今已是70岁的老人了。新中国成立后，杨沫从解放区回到北京，他们还见过面。对于这些，张老从不隐讳，谁问到他有关情况，他都如实相告。因为这在那个大变动的年代，本来是属于极其正常的事情。

 

问题发生在后面。上个世纪50年代，杨沫写了一部影响极大的小说《青春之歌》。实事求是地说，这部小说突破了当时文艺上的禁锢，把一个本来小资产阶级味道十足的知识女性林道静当作全书的主角，还大胆地描写了作为革命者的她连续不断的爱情，这都是反潮流的、先锋的、叛逆的。后来，这部小说又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改编、拍摄成同名电影，由青春秀丽的谢芳扮演林道静，电影一路绿灯、一片轰动，引起了更加强烈的反响。可以说小说和电影中的人物脍炙人口、家喻户晓。周总理还亲自邀请主创人员到家里看片，邓大姐甚至这样说：小说看到“忘食”，电影看过不止一次。

 

这本来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在小说和电影中，还塑造了另一个叫作余永泽的人物，此人与林道静和其他革命者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是一个自私、落后、庸俗的典型。而这个余永泽，据称影射的就是张中行。在这之前的张老，只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般职员，虽然默默无闻，但还算平安无事。随着《青春之歌》小说和电影引起的轰动效应，张老的生活变得不平静了，他在单位里被弄得灰头土脸，也被社会有些人传得沸沸扬扬。

 

其实，真实的张中行与余永泽根本就不是一种类型的人。他有着中国文人的正直，他不仅作风正派，学识渊博，也从不干告密、打小报告之类的事，更从不乱揭发别人，踩着别人往上爬。尽管杨沫在书中虚构了许多他所没有的毛病，矮化了他，让他戴上了一个落后分子的帽子，但他对杨沫的评价却始终是肯定的、正面的，从没有什么怨言。

 

也有人为他打抱不平，劝他写文章为自己辩解。但张中行说，人家写的是小说，又不是历史回忆录，何必当真呢？就是把余永泽的名字改成张中行，那也是小说，我也不会出面解释。更为感人的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段是非颠倒的日子里，张老自己的日子已经十分难过，他先是被发配到五七干校，几次挨批斗，后来又被赶回农村老家，甚至还停发了工资。与此同时，也有人全面否定杨沫写的《青春之歌》，并且诬蔑她是“假党员”。在这种情况下，杨沫单位来人外调，希望张中行说杨沫的坏话，造反派还对他进行威吓、辱骂，让他按照他们的要求说。张中行写了一份材料，大意是说，那时杨沫比我进步、比我革命，还说杨沫“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思想，真的相信她所信仰的东西，并为之奋斗，比那些口头主义者强多了！”据说后来杨沫看到了这个材料，她很感动，并写信向张中行表示感谢。

 

但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杨沫写文章追述往事时，言及当年与张中行分手之事，又是明说或是暗示，张中行当年负心兼落后，所以她才由幽谷而迁于乔木。闻听此言，张中行笑曰：认定我负心，是人各有见；认定我落后，是人各有道。总之，“道不同不相为谋”，最后只得分手。张老在《流年碎影》中谈到婚姻问题时，把婚姻分为四个等级：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张老与杨沫分手，当年自然是有“不可忍”之处了。杨沫逝世之后，他们的女儿徐然给张老写信，主要意思是说，生时的恩恩怨怨，人已故去，就都谅解吧。张老复信说，人在时，我沉默，人已去，我更不会说什么。

 

有人曾经说过这样四句话：“以德报德是常人，以怨报德是小人，以怨报怨是恶人，以德报怨是伟人。”从张老在困境和屈辱中对杨沫的态度而言，我们不必称他是伟人，但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他的确是一位大度君子。

 

他是一个真正大写的人

 

阅读张老的作品，或与张老直接接触，都给我这样一个深刻的感觉：他是一个真正大写的人，他是中国古典文人的典范。

 

“学问往上看，享受往下看”，这是张老经常说的两句话，他自己的确也是这样做的。张老一生清贫，生活简朴，他85岁时才分到一套普通的小户型三居室，没有进行任何装修，屋里摆设也极为简陋，除了两书柜书几乎别无一物。可张老却从无怨言，他甚至还为自己的住所起了个雅号，叫作“都市柴门”，安于在“柴门”内做他的布衣学者。

 

季羡林先生有个被北大新生当成工人师傅，并请他临时照看行李的故事。张中行也有个被当成看门老头的故事。张老还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时，有一次在楼下，看到传达室的人去买饭了，他就在传达室那里坐着。这时来了一个人，说找人，具体找谁也没说。张老就说你等会儿，中午都休息呢！后来传达室的人回来了，那个人说，我要找张中行，这个老师傅让我等着。传达室的人说，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张中行先生！说完.，那个人特别吃惊，哎呀！这就是我要拜访的张老啊！然后又说了很多尊敬的话。张老回到家里对女儿说，你看这多好，人家把我看成个老师傅。就这样他挺高兴。季羡林、张中行这些著名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心无旁骛，专心治学，淡泊名利，俭朴生活。

 

“言必信，行必果”，是张老终生奉行的信条。张老是“左撇子”，自谓“学书不成”。其实，他的书法很见功力，书论也颇有独见。他曾亲口对我说过，在书画创作上造诣深厚的人，一般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天赋，二是勤奋，三是学识。他还以启功和赵朴初为例说明这个问题。我曾直接观摩张老写字，他握笔较低，运笔舒缓，一笔一划，一丝不苟，属于文人字，书卷气很浓。他曾给我写过“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闻鸡起舞”、“奇石共欣赏”等几帧条幅。在后面这帧条幅上，他还写上了“永清先生有米颠爱石之癖书以奉之”一行小字。

 

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张老知道我喜欢收藏“闻鸡起舞”这四个大字，他就开列了一张名单，放在书桌上，并亲自写条子或打电话，先后给我求来了顾廷龙、梁树年、任继愈、欧阳中石、刘炳森等名家的书法墨宝。我收藏的名家“闻鸡起舞”墨迹多了，曾经打算出一本集子。书名叫什么呢？我一时拿不定主意。张老说：“闻鸡起舞”这个成语，出自西晋时爱国将领祖逖和刘琨年轻时的故事，书名就叫作《祖刘遗韵》吧！我听后连声说好。不仅如此，那时已经90多岁高龄的张老，有一天还带着我、孙健民同志以及张老的三女儿张彩，直奔他的老朋友启功先生家中，让启先生给我们写字。启老当即给我写了《祖刘遗韵》书名，给孙健民同志写了“达观”两个大字，唯独没有给张彩写，张老也根本没有提出让启先生给她写。这件事已经过去多年了，有时我和孙健民同志说起来，还是念念不忘、感慨不已。

 

张老的夫人李芝銮是旧时的大家闺秀，年轻时体态清秀而性格温婉。妻比夫大一个半月，都属猴，他们于1936年结婚，张老一直称夫人为“姐”，两人相濡以沫近70年。李芝銮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平生志洁行芳，任劳任怨地操劳了一辈子，于2003年先张老而逝。两位老人都在时，我每次去探望，他们都十分高兴、热情接待，分别时还步履蹒跚地坚持送到电梯门口，令人十分感动。

 

张老与李芝銮生了四个女儿，大女儿张静，二女儿张文，三女儿张彩，四女儿张莹。张老家风很正，家教很好，四个女儿都受了高等教育，人人既传统又现代，既事业有成又品德端正，颇具乃父遗风。张老一家三代共有8人毕业于北大，除本人外，二女儿、二女婿，四女儿、四女婿，二女儿的女儿、三女儿的女儿、四女儿的女儿都毕业于北大。大女儿张静毕业于河北医学院，一直在张家口工作，经过长期孜孜不倦地学习和钻研，终成名教授、医学家，并且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后代，这样的素质，不能说是绝无仅有，也是极为罕见的吧！

 

张老一生特立独行，卓尔不群，从不趋炎附势，从不攀高结贵。他一辈子没有正式参加过任何党派、任何组织。上个世纪90年代，正是张老掀起的那股“文坛老旋风”席卷全国的时候，中国作家协会托人给他送去了入会申请表。张老考虑再三，决定放弃入会申请。他的解释是，我这一辈子什么组织都没有参加过，现在快成入土的废物了，就不麻烦中国作协了。张老就是这样淡泊名利，他对一切都看得很淡、很透。

 

张老虽然是国宝级的人物，但因为他是“无冕名家”，无官无位，无权无势，所以到了迟暮之年在某些方面也确实遇到了不少困难和问题。有一件事虽然过去几年了，但我想起来一直觉得心里非常难受。那一次是张老到地方某医院看病，我派司机开着车早晨6：30就赶到了张老家里，司机和张老的二女儿张文陪着老人到了医院，挂了专家号，张老坐在轮椅里静静地等着，一直等了四五个小时，那位专家说有别的重要事不再看了，就这样把一位90多岁的国宝级人物甩到了一边，只好白去一趟、叹息而归。司机回来给我说起这件事，我心里觉得又难过又气愤，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在我国，“官本位”的影响还很严重，干什么都讲究级别高低。对此，张老和张文倒显得比较平静，他们没有过多抱怨。张老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能享大福不算真本事，能吃大苦才算真本事。”我想，他们对于这种现象大概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

 

张中行的养生之道和座右铭

 

近10年来，每到1月7日，我都到张老家中给他祝寿。其中印象最深、收获最大的，是2005年1月7日给张老祝贺96岁华诞那一天。我把那天的情况，写成《给张中行先生祝寿》一文，经由韩小蕙同志发表在了《光明日报》的文化副刊上。那天上午，我赶到张老家里，向他表示热烈祝贺。我等了一会儿，张老的三女婿林教授唤醒他：“爸，田政委来看您了！”张老慢慢睁开眼睛，认出是我之后，拱手作揖道：“将军驾到，欢迎、欢迎！”我发现张老的身体和精力的确已大不如从前。家人说他卧床睡眠的时间明显增多，在房间走动也需要手拄拐杖或他人搀扶。但他的气色还好，脸上没有常见的老年斑，也没有多少皱纹。他的思维还比较敏捷，说话也比较流利，而且还像过去那样，与人见面之后喜欢开玩笑、说笑话。

 

张老起来之后，就坐在床上，靠着被子，和我们交谈了起来。我觉得机会难得，就向张老请教了几个问题。

 

我请教的第一个问题是：“张老，您一生历经坎坷，竟然活到如此高龄，请问您有什么养生之道？”

 

张老想了一会儿，回答说：“我没有什么养生之道。要说有的话，就是我这一辈子，一不想做官，二不想发财，只是一门心思读书做学问。除此之外，我别无他求。”

 

我请教的第二个问题是：“张老，指导您一生言行的座右铭是什么？”

 

张老想了一会儿，回答说：“我也没有什么座右铭。要说有还是刚才说的那两句话：我这一辈子，一不想做官，二不想发财，只是一门心思读书做学问。除此之外，我别无他求。”

 

说起张老的座右铭，他的四女儿张莹同志说：“我爸这几句话哪里像什么座右铭呀！不过说实在话，他这一辈子的的确确是这样做的。”

 

我请教的第三个问题是：“张老，您写了那么多大作，您最喜欢、最满意的是哪一部？”

 

张老想了一会儿，回答说：“多年来我涂涂抹抹，写了些杂七杂八的东西，要问我最满意的是哪一部，实在不好说。不过，我花费时间和精力最多、写得比较苦的是《顺生论》这本书。我从上大学开始，至今70余年，一直致力于思考和研究人生哲学问题，这本书算是这方面的一个总结和成果吧！”

 

说到这里，我和张老的三女婿林教授以及前来为张老祝寿的刘德水老师都深有同感。正如有人所讲，如果说张老的《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是中国当代《世说新语》的话，那么张老的《顺生论》就堪称中国当代的《论语》，的确是一本值得人们用心研读的人生哲学教科书。

 

我请教的第四个问题是：“张老，您对后生晚辈有什么希望和嘱咐？”

 

张老想了一会儿，说了八个大字：“多读好书，多做好事。”

 

张老那天言简意赅的谈话，一直牢记我的心中。我认为这既是张老一生为人、治学的经验总结，也是他留赠给我们的珍贵遗言和精神财富。

 

张老逝世后，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紧急赶制了一部专题片，介绍了张老的生平事迹。在选择采访对象时，张老的家人推荐了我。我想，这大概是把我看作军队中张老读者兼友人的一位代表吧。专题片播出时，使用了张老大女儿张静、二女儿张文、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作家刘心武与我的画面和言语。他们谈得较多，都很好，我排在最后，作为结尾，说了这样几句话：“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创造了生命的奇迹，但没有创造学问的奇迹；有的人创造了学问的奇迹，但没有创造生命的奇迹。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既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又创造了学问的奇迹。张老就是这样一个人。”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生前安居“都市柴门”，甘做“布衣学者”，成为“无冕名家”的张中行先生，其道德文章、仁者情怀、智者风范，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2006年4月3日—9日写于北京圆梦园

 

（作者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原兵种部政委、少将；来源：接俸今日头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