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盛刚：大国兴衰的历史周期律——对于美国衰退的五种解析

 

 

美国衰退与中国崛起无疑是当今世界最时髦的话题。那么，美国为什么会衰退呢？对此有不同的解析，而不同的解析自然也决定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归纳起来讲，主要有以下五种解析。

 

第一种解析，认为美国衰退的原因在于全球化，经过得益于全球化的一个世纪之后，美国现在变成了全球化的牺牲品。30多年前，美国与西方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倡导者与推动者，而产业转移被认为是一条“微笑曲线”。曲线两端朝上，在产业链中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两端，设计和销售，处于中间环节的制造附加值最低。微笑曲线中间是制造；左边是研发，属于全球性的竞争；右边是营销，主要是当地性的竞争。显然，在这条微笑曲线中，微笑的是美国与西方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因为它们控制了两头，由此控制了利润，而至于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国家作为制造加工中间环节，实际上是为它们打工而已。所以，当时美国与西方国家大多数人对于产业转移与中国制造不屑一顾。但是，30多年后，“微笑曲线”突然变成了“哭泣曲线”，美国与西方国家认为是中国抢走了他们的饭碗，掏空了他们的制造业，是中国剥削了他们。中国“吃亏”变成了美国“吃亏”，这又是因为什么呢？究其原因，我们不难看出，美国企业是中美贸易的最大赢家，他们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所以对他们来讲中国是机遇，绝对不是威胁。但是，问题是他们在中国获得的利润并没有惠及美国社会，相反是以牺牲美国社会和国家利益为代价的，一方面由于将产业外包或者转移到中国，导致美国自身产业的空洞化，就业机会的流失，中产阶级的贫困化。另一方面随着产业外包与转移到中国，然后又将产品运回美国销售，尽管产品价格是降低了，这有利于消费者，但是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却上升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成了世界工厂，美国变成了能源与农产品出口国，这一变化又进一步加速了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对此就如美国一些政客所讲，如果继续以此下去，那么在不久未来美国将成为中国的藩属国，中国将不费一枪一弹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陀螺仪，就如同历史上美国取代大英帝国那样，而且中国会比美国干的更漂亮。

 

所以，解决方案在于去全球化，采用脱钩，贸易保护，甚至于不惜通过政治与军事手段打乱不利于美国的全球产业链结构，倒逼产业回流美国，唯有如此，美国才能再次伟大，并再次领导世界。对此特朗普曾经口口声声地讲，贸易战很容易打，也很容易赢。因为贸易战，现有全球产业链就会被打乱，资本与产业就会回流美国，中国经济就会崩溃，中国崛起就会被终止，美国就会再次伟大。但是，事情根本就不是这样。目前，拜登不仅继续手持贸易保护大棒，而且试图通过组建“民主国家联盟”，重新塑造以美国和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全球产业链。但是，问题是改变地缘政治结构，真的就能改变全球地缘经济结构吗？30多年前，新自由主义潮流风靡全球，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解释道：理由是“别无选择。”市场掌握全局，那些试图违背历史潮流的国家将会为它们的愚蠢付出代价。是经济，傻瓜。但是，30多年后，人们认为这种认识是肤浅的，因为正是权力决定了权威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除非施展权力和拥有权威的人允许，市场不可能在政治经济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是政治，傻瓜。那么，到底谁是傻瓜呢？

 

第二种解析，认为美国衰退的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上世纪70年代，美国与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被认为是一条通往自由与繁荣之路。正是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催生出了80年代的“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和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然而事实上新自由主义革命，在经济增长方面远远没有实现此前三十多年凯恩斯革命所达到的高水平，反倒是引发了大量触目惊心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就如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桑德斯写道的那样：“1975年以来，美国社会对收入进行了大规模的重新分配，但其方向完全是错误的。过去45年中，最底层的90％民众掏出了50万亿美元，而最富有的的1％却拿走了50万亿美元，这使中位数的工人每年付出了42000美元。”同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其《美国的真相：民众、政府和市场势力的失衡和再平衡》一书中更是详细地分析了美国问题的由来。首先，美国的经济学出错了。人们总是认为不受约束的市场是所有经济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认为金融、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本身就会给所有人带来繁荣，市场本身是具有竞争性的。因此，他们不理解市场势力的威胁性。总是盲目地认为，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将会提高社会的总体效益。其次，美国的政治出错了。太多的人认为选举就是民主的全部。美国人不理解金钱对政治产生的威胁，不明白金钱的集中化将如何瓦解民主，也不明白精英如何利用金钱来塑造经济和政治体制，进而使经济和政治权力进一步集中。美国人也不明白，他们何等轻易地滑入了“一美元一票”的陷阱。实际上，美国的民主制度是被操纵的。其三，美国的价值观出错了。美国人忘记了经济应该服务于人，而不是让人服务于经济。美国混淆了目的和手段。全球化本应创造更强大的经济，以便更好地让经济为人服务。然而，由于全球化影响了经济，美国不得不削减他们的工资和公共项目支出。金融本身从为经济服务的工具变成了经济目标。这导致美国经济更加不稳定，增长更加缓慢，社会不平等加剧，而普通人深受其苦。个人对利润的追求并没有使扭曲的经济得到改善。对资本有利的，并不一定也有利于社会和国家。相反，是以牺牲社会与国家利益为代价的。

 

所以，解决方案在于重建企业，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平衡，对此就如斯蒂格利茨所言，“21世纪，美国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契约来实现和维持社会发展。该视角基于历史责任感和对经济及社会权力的深刻理解，即社会权力塑造了经济，又反过来被经济所影响。”用克林顿的话说：美国必须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资本和利润为本。新的社会契约应包括为子孙后代保护环境，恢复普通人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因为唯有如此，美国才能最终解决其自身问题。否则结果将是美国的分裂与解体。事实上，今天的美国已经“比任何人所想的都更接近爆发内战”。

 

第三种解析，认为美国发展与繁荣的引擎是创造性毁灭，而美国衰退的原因正是这一驱动力的消失。艾伦·格林斯潘在《繁荣与衰退》一书据此分析美国经济史，认为创造性破坏是推动美国经济进步的主要动力，它是“永远存在的飓风”，经常能够把企业连根拔起，但就是在这种破坏的过程中，它能为美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一个生产力更高的经济体。“创造与破坏是一对孪生兄弟。创造性破坏其实就是用更前沿的科技手段，打破了社会中任何一种已经处于平衡的状态，也打乱了任何一种已经沉淀的社会结构”。

 

但是，目前美国能否通过运用创造性破坏的手段，继续保持自己已经拥有的相对优势？现在看来，我们越来越难以给出确定的答案。其原因，一在于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让美国负重前行，企业投资欲望下行；二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的的反对。三在于创造性毁灭自身，因为创造性毁灭具有两面性，既有创造，也有毁灭。这里存在的问题是，任何人在创造新世界的时候，都必然要破坏旧社会的一些组成部分。破坏是创造带来的不可避免的一种副作用，把社会资源投入生产力更高的社会活动，必然会导致旧工作岗位被摧毁，旧工厂被关闭，但同时也会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创造新的企业。由此创造性破坏在发生效应的过程中必然导致民众的不安，创造性破坏的飓风越强烈，民众的不安感就越强烈。这种社会不安情绪的存在，导致即便是在社会状况最好的年代，也很难向民众推广创造性破坏的理念。让这种情况变得更糟糕的现实是，创造性破坏通常都会带来三个重大社会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创造性破坏造成的损失往往比其带来的收益更明显，收益通常分布的领域很广，而且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体现出来，而损失往往集中在个别行业，并且即刻就会产生。创造性破坏的最大受益者是穷人和边缘化群体。但在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中，穷人和边缘化群体也有可能是最大的输家，而且他们的损失往往会比他们的所得更为显眼，人们更容易看到被丝织厂取缔的手工丝织工人，而不会去关注工厂生产的数百万双丝袜。这就引发了第二个问题，创造性破坏可能变成一种自我否定的社会现象，创造性破坏的敌人通常都有自己的情绪，他们可以指出“破坏”显而易见的邪恶之处。人们很容易提出终止不公正的行为或者提升最低工资水平的要求，但很难以触动经济活力为由来为创造性破坏正名。在“破坏” 过程中遭遇危害的受害者会更容易团结在一起，向社会要求改革，而在破坏过程中获得收益的胜利者则很难聚在一起。由此，创造性破坏这场“永远存在的飓风”就遭遇到了政治敌对的另一场“永远存在的飓风”。社会民众会联起手来保护那些受到威胁的岗位，试图挽救那些垂死的行业。他们对资本家无情的贪婪发出各种批判。这么做的后果就是经济滞胀，在试图遏制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中，比如在保存旧式工作岗位或者保持旧式工厂持续营业的过程中，人们实际上扼杀了经济发展的前景。第三个问题是，创造性破坏有时可能带来的全是破坏，没有创造。这在金钱的世界里很常见，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对冲基金，以及类似的金融机构，把整个社会的储蓄资金都引导到被人们认为最具生产力的行业中。在最佳状态下，金融是创造性破坏最纯粹的形式，资金比任何一种生产力要素的流动性都要更强，也更无情。在最坏的状态下，金融纯粹就是破坏。

 

所以，解决方案在于如何应对“创造性破坏”的两面性，在创造与毁灭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做到有序前行，有序撤退。说到底就是在创造性毁灭过程中，如何做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而不是以一部分的利益牺牲大部分人的利益。可以说，这既是美国发展面临的问题，也是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对此恩格斯曾经就写到：“历史大概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了，她引领她那驾胜利战车碾过堆积的尸骨，不仅在战争的年代是如此，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代也是如此。不幸的是，我们这些男人，女人是如此愚蠢，以至于没有鼓起勇气去争取真正的进步，除非当苦难似乎几近不合情理的时候，才会要求进步。”

 

第四种解析， 认为美国衰退的原因在于全球战略的出错，美国正在失去领导世界的合法性，可信度与道德地位受到削弱。对此已故布热津斯基认为，冷战后美国历任总统难辞其咎。1991年12月标志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但是，当美国领导地位总体上受到世人欢迎的时候，美国却缺乏一种更宏大，更雄伟的方向感来领导世界。布热津斯基认为，大国的出现是特定的历史机会与固有的实际能力相结合的结果。这一时机或历史的趋势必须与一个占主导地位的，起催化剂作用的国家的兴旺相适合，这个国家对整个世界至关重要，不论是通过传播文化的使命，或学说上的启示，或令人向往的社会楷模，而其他国家则甘愿接受该国的影响。最后重要的一点是，该国一定要有必要的实力，经济和军事力量。而目前，美国的各种权力应有尽有，但唯独缺少一样：合法性。在当今世界，这是一个致命的缺陷。

 

1991年前苏联解体标志冷战的结束，人们欢呼“历史的终结”。但是，事实上，冷战从来就没有结束过，因为美国从来就没有走出冷战，仍然受制于冷战的思维，美国所有机制都是为冷战而设计的，冷战思维依然盘踞于美国政策制定者的思想中，以至于美国根本就没有冷战后的长期战略，而是在用冷战的机制去处理后冷战的问题。所以，世界依然笼罩在冷战的阴影之下。1993年已故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在《外交事务》季刊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冲突论”。现在看来这只不过是一种冷战新思维，区别只是在于他将冷战时期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代之以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以此来构建所谓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新秩序，而这一新世界秩序的特征依然是分裂，冲突与对抗。之后“9·11”恐袭事件似乎证实了亨廷顿的理论，一时间文明冲突论成为美国外交的主旋律。在中东与欧亚大陆南部，冷战结束后的30年里，发生了两次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成为世界上最为动荡和战乱的地区。而目前对于美国来讲，无论是发动还是退出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都被认为是一种错误。2001年“9·11”事件，曾标志着一个特殊时刻，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达到顶峰。美国准备在全球范围内伸张正义，打击恐怖主义。但其结果是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了代价高昂的入侵战争，这两场入侵及其造成的混乱、暴力和不稳定，粉碎了美国是不可或缺的以及是民主力量的观念，“美国治下的和平”的共识开始消失。美国不仅没有赢得反恐战争。相反，战争播下混乱的种子，最终导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崛起。在20年间，美国咄咄逼人的沙文主义、种族歧视、酷刑、秘密监狱、士兵伤亡、平民遇难和帝国梦想时代的破灭，最终导致自由的退却。美国傲慢地认为发动战争能改造世界，结果被改造的却是自己。在这一过程中，美国花费了大约8万亿美元，付出了无数生命的代价，还搭上了国家的名誉。

 

目前，美国将中国与俄罗斯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并称之为是民主与威权之间的冲突与对抗,号召全球的所谓“民主国家”联合构建一个具有坚韧性的民主联盟，从而避免威权主义或专制政权对民主制度的侵蚀。那么，由此民主与威权的冲突与对抗将形成一种新的两极分化的世界秩序吗？未来世界国际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是民主与威权的冲突，而不是文化的，也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吗？民主与威权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两者间的（在地缘上的）断裂带将成为未来的战线。民主国家与威权国家的冲突与对抗将影响未来国际政治秩序的形成和未来走向。全球政治格局正在以民主与威权为界限重新形成，并呈现出多种复杂趋势，具有不同制度的国家间最可能的是相互疏远和冷淡，也可能是高度敌对的关系，或者更可能是竞争性共处, 即冷战和冷和平。显而易见，所谓民主与威权冲突论实际上是美国冷战新思维的新版本，无非是以所谓民主与威权冲突代替文明冲突，代替冷战时期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

 

布热津斯基曾经引用法国著名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雷蒙•阿隆的话，这样写到：除非美国的国家利益能够同时服从于一种基于权力和法律的国际秩序，否则它既无法击败任何国家，也难以获得任何国家的效忠感。世人有理由喟叹，那种仅仅运用影响和权谋，冷静却毫无道德感的外交年代已经终结。进入20世纪，如果一个大国停止为一种理念服务，其力量势必受到削弱。但是，美国显然不仅没有接受这一诫言，而且更加变本加厉，逆势而动，由此结果只能是美国霸权的自我终结。

 

第五种解析，认为美国衰退的原因在于冷战的结束，因为冷战才是二战后美苏霸权的基础，冷战结束不仅导致了前社会主义阵营与前苏联的解体，同时也动摇了美国与西方主导世界的基础。1991年前苏联的解体被认为是冷战结束的标志，这已是一种共识。但是，事实正相反，前苏联的解体恰恰是冷战结束的结果，冷战结束才是社会主义阵营与前苏联瓦解与解体的直接原因。从战后历史看，正是因为冷战，所以才有了美苏两大阵营的分裂与对峙，当然反之亦然，因为两大阵营的对抗不断升级，才有冷战的形成。两大阵营的形成不仅在政治与军事上导致了世界南北分裂与对峙的两极格局，同时也形成了两大相互隔绝的封闭的地缘经济格局，一个是以前苏联为中心的，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另一个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体。而且，两大阵营的分裂与对抗同时加强了美苏两国对集团内部的领导，巩固了它们在各自集团内部的中心与霸权地位。所以，随着冷战的结束，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崩离析与前苏联的解体，其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

 

同样，对于美国与西方阵营来讲，冷战也是美国霸权与西方主导世界秩序的基础。而冷战的结束，既终结了美苏两大阵营的分裂与对抗的局面，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与前苏联的解体。同时，也动摇了美国霸权与美欧主导世界秩序的基础。另外，共产主义的大失败也并不意味新自由主义的完胜，相反在冷战结束后的30多年里，人们见证了新自由主义的大失败，以及民粹主义在美国与西方的兴起。对此美国已故历史学家沃伦斯坦·伊曼纽尔就曾经讲到：“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据说是赢得了冷战的胜利，其后，我们就处于一个单极世界之中，而美国则是其中最为强大的力量。我以为这是对于现实的极端错误的理解。问题之一，就是苏联解体了。对美国而言，这是个灾难！我知道没人这么说，他们只是说这对美国而言是个巨大的胜利，但它确实是个灾难。”他之所以如此认为，这是因为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峙，就如同相依在一起的两捆稻草堆，谁也离不开谁。而冷战的结束，其中一捆稻草倒塌了，那么另一捆还能屹立不倒吗？首先，没有苏联这一共同敌人，也就没有美欧联盟的必要性，由此结果是美欧关系的渐行渐远。而没有美欧联盟，美国单枪匹马又何以能够领导世界呢？其次，冷战结束，改变了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结构，加速了全球经济中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地区的转移，美国与西方不再是全球的政治与经济中心。曾经的“美国生产，世界消费”的模式变成了“世界生产，美国消费”的模式，或者更准确地讲变成了“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模式，以至于导致美国衰退，中国崛起。而经济中心的转移又进一步加速了全球权力中心的转移。事实证明：全球化等于民主化与市场化，但是不等于世界美国化与西方化。再有，没有冷战，美国的军火又能够卖给谁呢？不错中东是一个市场，但是却相当有限。最后，没有了共同敌人，又何以转嫁国内矛盾，凝聚国内的团结呢？

 

所以，沃伦斯坦·伊曼纽尔认为：虽然许多评论家欢呼1989年是美国统治下和平的开始，但事实正好与之相反，它标志着美国统治下和平的终结。冷战才是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冷战结束了，因此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现在已经终结。目前，种种迹象表明，美国为了再次伟大，再次让世界回到美国治下的和平，正在试图将世界再次推回到冷战，甚至于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问题是历史真的还能回到过去吗？

 

1945年黄炎培先生问毛泽东同志，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同志回答说：行，这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同样，从世界历史发展来看，也存在大国兴衰的历史周期律。对于美国为何衰退，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就有过争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把衰退的原因归于凯恩斯主义，因为它扼杀了企业家创新精神，以至于发展陷入停滞与衰退。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将之归于“过度扩张”，而名噪一时。还有学者将之归于投资政策的错误，认为美国是在重蹈大英帝国的覆辙。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原因在于世界权力结构的变化，由此世界将进入霸权之后的时代。但是，最后结果出人意料，美国不仅走出了衰退，而且不战而胜，取得了冷战的胜利，一超独霸。目前，美国又一次面临衰退。那么，美国还能够走出衰退，再次伟大吗？难道在这个世界上，如俾斯麦所讲，上帝还会只惠顾美国，醉汉和傻瓜吗？

 

作者简介：鲍盛钢

曾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本科国际政治硕士

曾获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比较政治学硕士

任教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政治研究中心，后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国际关系

兴趣：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