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意外，英国外交大臣伊丽莎白·特拉斯5日当选执政党保守党新党首，在获得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批准后将接任英国首相。自撒切尔夫人与特雷莎·梅之后，特拉斯是出任英国首相的第三位女性。
早在半年之前，英国媒体就有意将特拉斯与撒切尔相比，并积极将其塑造成杀伐决断的政治强硬派。然而，英国智库与伦敦工商界对本次选举表现得极为冷静，并没有对这位女政客给予高度期许。这一耐人寻味的政治氛围，充分体现了英国智识界对英国未来政治外交的焦虑与不安。
为什么选择特拉斯？这个问题的答案英国保守党内握有实权的资深大佬内心最为清楚。与其前任约翰逊相比，特拉斯首先是一个没有深厚根基的政治人物。换言之，特拉斯政府未来政策走向很大程度上会受到英国保守党内主流势力的左右。特拉斯本人对此心知肚明，也乐于摆出“非常配合”的姿态。
14年前，金融危机背景下临危受命的卡梅伦政府具有足够的政治资本带领内阁主导英国政治，在外交政策中更是“新意迭出”。然而，自英国“脱欧”以来，英国政界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来去匆匆的政客，他们都成了处于内外交困的英国政治现实的牺牲品。近年来，英国保守党内缺乏政治新思维的顽固势力日益强大，“强议会弱政府”的基本权力架构在未来一定时期内是英国政治的主要特征。因此，早已贴上外交政策强硬派标签的特拉斯在外交政策选择上的腾挪空间将非常有限。
自“脱欧”以来，英国外交政策根本背离了2017年英国政府明确提出的“全球英国”外交战略。与之相反，当前英国外交的意识形态化与“盎格鲁撒克逊化”的倾向日益明显。自美国拜登政府执政以来，英国以极为积极的外交姿态回应配合拜登政府，倡导基于西方价值理念的意识形态外交。借助西方集团内多边外交场合，作为外交大臣的特拉斯不遗余力地将英国塑造成美国外交政策最为坚定的欧洲合伙人，重新回到二战以来英国传统外交熟悉的角色与位置。与此同时，英国充分利用俄乌冲突形成的地缘政治矛盾，为英国在当前西方阵营中赢得了一定的战略空间与特殊的美国盟友地位。
可以预见的是，英美特殊关系在世界格局日益激烈动荡的总体形势下，将得到进一步强化。虽然自卡梅伦时期开始，英国试图在对外政策中尝试一定的转变，但是，英国主流政客始终怀揣着西方文化优越论的颠倒梦想，始终沉浸在旧时代殖民主义的帝国情结之中，依托美国是英国政界在情感与理智上可以接受的唯一外交选择。英国保守党大佬相信特拉斯对美外交立场是“可以被信任的”。
未来的特拉斯政府，极有可能会加剧英欧双边关系的内在矛盾，这是英国国内政治的基本氛围决定的。总体来看，在削弱欧盟内部统一性的问题上，英美两国的原则立场高度一致。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英国积极介入俄乌冲突，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亢奋。特拉斯本人更是在众多外交场合以“极为积极强硬”的言语，在俄乌冲突中强化对立，将欧盟与俄罗斯的矛盾推向极端。更为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新科首相在对待英欧《脱欧协议》遗留问题上的强硬态度，比前首相约翰逊有过之而无不及。近年来，为了掩盖英国“脱欧”的经济损失与社会混乱，约翰逊政府将英国社会经济危机表述为一种为了摆脱对欧盟市场的依赖不得不付出的“代价”，特拉斯在正面解决英欧利益冲突问题上依然会受到来自英国民粹主义政治势力的强大掣肘。
应该看到，在美国拜登政府极力将世界政治格局导向西方与非西方对立冲突的大背景下，中英发展双边关系的空间被压缩，讨论良好互动的双边关系是不现实的。在根本原则问题上追随美国，是当前英国外交的基本特征。美英主导的北约在亚太地区的积极扩张，是压死“全球英国”外交战略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鉴于英国外交还没有完全丧失基本理智与实用主义外交策略，我们也期待，特拉斯主导的英国政府不会走得太远。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主任；来源：“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号，原载“
文汇报”，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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