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主编，推荐阅读年龄为8-15岁的《大语文》丛书《像鹰学会飞翔》分册中，编入被人捧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和“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汪曾祺《受戒》一文的著名“民歌”（小黄诗）。
这位语文教材主编选择作品的偏好，真是别具一格。
2020年4月22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发布的《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推荐中小学生的课外读物，曹文轩均有作品入选该目录，推荐小学5-6年级阅读。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人教版的问题教材插画，要交给一个没有注册的工作室？
这就是现代文人自己划分势力范围内的“小圈子”现象。曹文轩作为主编能够让自己的作品进入教材，还能把自己认可的小黄诗编入大语文，成为人教社教材设计总顾问的吕敬人为什么就不能让自己的学生带着自己的儿子，接下为教材做插画的活呢？
他们都足够自私，这也罢了，但他们也都足够心理变态，要不他们不会选入小黄诗，插画不会有那么多儿童色情明示或暗示。
因为这些都是西方文化富含的东西，他们在认同西方文化价值观的时候，也一股脑接受了。
所以，那些儿童性暗示，性骚扰，这些糟粕中的糟粕，也被他们搬到课本和儿童读物里来了。
这些进入教材编写的文人圈子，他们都在利用权力干了些什么？
屁股歪了，知识越多越反动。
这些人永远活在面对西方自轻自贱的精神世界里，不能自拔，如果只是他们的私事，那也罢了，但他们利用编写教材的机会，把这些他们认可接受的文化糟粕、精神垃圾，放到教材里，毒害我们最天真无邪的孩子。这从任何一个角度都找不到可以被原谅的理由。
二
网上有一篇某大学艺术专业的学生写的文章，可以说明为什么问题教材插画的人物形象会那么丑。
这种以丑为美的思想灌输，在艺术教育阶段（非指全部如此），就开始了。
正常反映中国审美情趣的，正常可爱的画风，得不到高分，还会被老师否定甚至打压。只有把中国人的形象画得怪异丑陋，才符合他们老师的艺术要求，得到认可。
西方的审美解释权，早就在中国的高校艺术专业教育扎了根。
这种艺术审美教育强制熏陶出来的学生，只能靠自己有较强的独立思考能力才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
这个学生反映的问题，其实很严重，严重程度不次于问题教材。西方利用文化霸权、审美解释权，给中国定身打造的审美标准，在中国成了艺术家和学院教授（当然不是全部）执行的标准。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清华美院会出现“眯眯眼”艺术。
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清华大学的教授肖鹰要说：“我不认为这本教材的配图‘很丑’，更不认为这些图画会给小学生的学习和教育产生不良效果”。
在肖鹰看来，人教版数学教材插画，符合他的审美标准，“一是采用了夸张的卡通风格，二是着重表现儿童的天真、稚气”。在肖鹰看来，人教版数学插画，非但不应该被批评整改，反而应该发一个大大的艺术创新奖章。
这么心安理得的颠倒黑白与是非，恐怕不只是嘴硬。我现在真开始相信，这些高度西化的文化“精英”（以下简称西化“精英”）已经从内心接受了这种审美标准。他们在完成了艺术审美的“自欺”之后，就要“欺人”，通过他们影响的教材和控制的讲台，传授给他们的学生。这样一代又一代，他们的标准就成为业内主流了。
文化渗透链条一下子就清晰而完整了：
1、美西方为中国定身设计自我贬低、以丑为美的审美标准。
2、美西方通过学术交流、教育和奖项设置，将审美标准灌输给中国的西化“精英”。
3、通过西化“精英”垄断中国的审美标准界定权，然后通过国内的奖项设计、教育培训、教材编写变成中国的主流审美标准，灌输给中国的孩子，影响一代又一代。
三
中国的文化“精英”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完成从道德到艺术本身全盘西化，并随之堕落的过程。
他们从80年代“告别崇高”的思潮开始，解构前三十年建立起来的真善美标准，为接受庸俗堕落的文化糟粕，扫清了障碍。《河.殇》的上映，在理论上完成了对于中华文明的自我贬低，给西化“精英”安装了理论武器，从此，他们可以毫无心理压力，对中国文化进行自轻自贱的处理。他们在各自专业领域内已无所畏惧，因为他们就是业内权威，他们就代表业内主流，他们就是业内标准。
他们也不怕其中有人出问题，因为团队随时有人可以顶上。
他们组建的这种小圈子，外人很难进入，外来的力量也很难打破，可谓“水泼不进，针插不进。”
这就是教材频频出问题，不仅仅人教社，还有陕西人教等出版社也出现了问题教材的原因。从中可以看出西化“精英”的渗透范围之广，资源控制之强。
学雷锋内容都配上了日本鬼子的宣传图片。还有什么是他们不敢做，又做不出来的呢？
他们甚至不怕更高的政治权力介入，因为他们已经形成福柯说的文化规训权力。政治权力只能击破规训权力的某一部分，但他们可以很快修复。
他们内部抱团取暖，利益共享，互相进行资源互换，结成盘根错节、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
这种结构，要打破，真的很难。
对付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三大法宝：党的领导、统一战线、群众路线。
要相信群众，鼓励和发动群众，发现和并提供问题教材和文化糟粕的线索，以人民战争的方式对付西方通过西化“精英”对中国的价值观渗透。
因为这帮西化“精英”已经在互联网媒体这个意识形态的主战场上失败。西化“精英”在大众舆论面前已经是负面满值的形象，这就给通过人民战争打赢思想文化保卫战，准备了思想条件。
前面提到的那个清华大学教授肖鹰，自以为与众不同，出来发微博给问题教材说话，被自发的网友一顿痛击，删帖遁走。西化“精英”不是没有没有胆怯，他们最怕的还是来自广大吃瓜群众自发的“人人喊打”，他们所谓的学术自信本来就建立在经不起阳光照射的虚无之上。
从方方事件之后，这类西化“精英”，在互联网上一冒头，就被人人喊打。不需要有人招呼，完全是吃瓜群众自发。这届群众已经通过了互联网完成了自我教育，从西化“精英”布置的西方崇拜陷阱中走了出来，实现了自我觉醒。互联网越来越没有他们发挥的空间了。
但相对封闭的出版、学术、教育、艺术等细分领域，他们还有强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在这些领域，他们可以躲在幕后进行操作，不需要直接面对群众的汪洋大海，他们的小圈子可以避开群众的直接监督。
这些细分领域彼此都不是孤立的，对手的渗透也是呈现为系统化、体系化。
这些渗透在各个文化战线上的西化“精英”群体就是美西方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的基本组织保证。
四
意大利的哲学家和思想家葛兰西提出一个重要的概念“文化领导权”，主要是指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他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对于当下一些文化渗透现象仍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葛兰西认为，现代工业社会的上层建筑由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构成。政治领导权是指对警察、法庭、军队等国家强力机关的领导，文化领导权则是对民间学术团体、媒体、学校等机构的领导。葛兰西将文化领导权置于比政治领导权更重要的位置。他认为谁能获得文化领导权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导权，谁就有可能获得政权。知识分子在争夺文化领导权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用葛兰西这一理论可以解释，苏联后期因为不重视意识形态，将舆论阵地动手让人，失去了文化领导权，所以苏共也很快失去了政权。
这次教材问题实际引发了文化领导权之争。具体而言，就是要把西化“精英”控制的一部分文化领导权夺回来。
自从教材问题被引爆以来，至少西化“精英”的审美标准界定权，已经暴露在大众面前，遇到了惨败。他们想通过教材和艺术作品向社会公众灌输的审美标准，已经被大众彻底否定。自此之后，他们就只能更多地躲在封闭空间里，悄悄地进行。甚至未来，他们还要面对学生的直接质疑和抗拒。继网络公共话语权之后，他们在艺术、学术和教育的空间也会被一步步压缩。
一旦成为了社会大众的关注目标和唾弃对象，他们的失败就不可避免。
五
借助这次教材事件，美西方在西化“精英”配合下的几十年布局，越来越完整地暴露在全民面前，丑恶终于被摊在了阳光下。
中国的文化领导权，虽然发生在内部，但实际就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与美西方意识形态之争。美西方的意识形态，通过中国的西化“精英”为媒介和载体，向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发起解构和冲刷，已经四十年之久。
革命文化成为他们的眼中钉，所以《狼牙山五壮士》、《谁是最可爱的人》等红色革命经典被一个个移出了中小学教材。
民族自立精神和民族文化也成为目标。有人开始把中国近现代史的侵略与反侵略进行重新解读，炮制出了“殖民有功论”。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朱学勤，曾提出以下高论：“如果仅仅局限在过去殖民和反殖民的历史所形成的仇恨，今天上海外滩的那一条街就没有理由存在了。我们可以这样讲，一部殖民与反殖民的历史既是统治和反抗的历史，同时也是一个文明输入和文明扩展的历史。我认为，也恰恰是多方面因素的参与，共同创造了我们沿海文明地带的历史。”
他们不只是要改造中国的近代史，连中国的古代史也没有放过。
2003年，人教社中学历史教材编写负责人之一的余桂元，决定将将岳飞和文天祥等民族英雄从历史教材中删除。他的理由是：“大宋的敌国金国是少数民族女真人建立的政权，而此部落后来演化成了清朝的后金，也就是说女真人融入到了华夏民族，已经不再算是侵略者，因此如果这样算的话，岳飞当初对抗的金国就不算侵略者……而打败文天祥的蒙古族，后来建立了元朝，这与岳飞同理，因此之前的冲突最多算是内讧。”
余桂元在精准消灭中国古代民族英雄的同时，更不忘记对现代红色经典的特殊“关照”。他以“为了中日关系”作为理由，同意删除《狼牙山五壮士》。
美西方对中国的意识形态舆论战，在布局方面，确实是高水平的。他们先是影响了中国的学术和奖项的标准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西化，再搞定一些西化“精英”，利用西方的学术、艺术和奖项，让这些人成为中国业界的“大师”，迅速建立他们在各自领域内的江湖地位，影响和控制各个细分领域的文化领导权。那个吕敬人不就被尊为中国书籍设计的“泰山北斗”吗？
红色经典被剔除了，历史民族英雄也被清出了历史教科书，歌颂西方政治人物和科技精英的故事来了。《华盛顿与樱桃树》、《爱迪生救妈妈》这些虚构的故事，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孩子对西方历史文化的认同。
长期参与编写教材的温立三的那些高论，就更骇人听闻了：
“中华民族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垃圾民族，是一个野蛮落后的民族，是一个最善于自轻自贱的民族；我一想到美国，就会感觉中华民族真的不配在这个地球上存在；是西方文明改变了中国，我们却不知感恩；侵略者和殖民者是文明的播种者；我们的教科书应该由美国人编写。”
教材编写队伍出现这么多西化“精英”，而不是个别现象，足以说明这些人已经在文化界和教育界形成了气候。他们可以在各自领域内影响中国的标准，甚至制定中国的标准。文化领导权有很大一部分实际控制在这些人组成的群体手里。
那么影视圈呢？
“手撕鬼子”是港台导演的杰作。这是用戏说的方式，解构抗日战争在公众中的历史认知。
反映我地下党机智勇敢从事秘密工作的谍战片，编剧充满着破绽。
丑化中国人形象的影片获得世界性大奖，促动了以丑为美的倾向。
文化领导权之争确实不只是哪一个细分领域的问题。
六
教材问题这次的大暴露，有没有可能成为中国夺回文化领导权的起点呢？
我认为，只要包括群众路线在内的三大法宝用起来，是很有可能的。
纪监委网站发布的文章《教材决不能搞动辄欧风美雨、“言必称希腊”那一套》，除了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的教材必须扎根中国大地、站稳中国立场、展现中国气派，决不能搞动辄欧风美雨、“言必称希腊”的那一套东西。”还有下面特别重要的一段话：
这次事件中，广大网民表现出了新时代的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在文化上更加主动自信，对中华文明、优秀传统文化和思想价值体系更加认同。这种源自文化自信的力量，正是我们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看到这种力量，我们就有信心也有理由守牢育人铸魂底线，在教育的全过程各方面牢牢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和正确政治方向，弘扬主流价值，以深沉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这段文字占了文章很大的篇幅，核心思想就是八个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中国的广大群众变得越来越自信，中国的自信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中国的西化“精英”已经无法摆脱民族自卑，他们失去了群众基础。
谁将是这场意识形态保卫战和文化领导权之争胜利的一方？伟人说，“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明人明察”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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