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魁：数字经济时代的美丽新世界

 

导语：

 

从1994年诞生至今，中国互联网行业已迈入第28个年头。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主体，近“而立之年”的中国互联网行业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成为我国居民消费升级、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支撑。特别是平台经济快速发展，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成为我国互联网行业发展的新亮点。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引导下，我国互联网行业进入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新阶段。在国家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及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背景下，中国互联网行业正在结构性地迈向更健康的模式，回归以用户价值、科技创新及社会责任为中心的本源。

 

展望未来，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互联网企业在如何更好履行社会责任、助力国家发展等方面有很大的探索空间。

 

文章观点摘要：

 

1.  工业经济时代，现代经济增长得以持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技创新。科技创新不但会促进经济增长，提升人类福祉，而且也会带来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所以人类总是对科技革命充满期盼。

 

2.  数字经济时代让我们更乐观。数字经济这个新引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工业经济引擎的某些固有局限，数字科技的威力更非工业科技可比。数据不但是我们已经写入文件的一种新生产要素，更是一种新秩序要素。所有的人，许多的物，都可以被联结在一起，人及物的各种状态和动向数据都将进入系统。

 

3.  数字经济时代如果出现美丽新世界，将是一个比工业经济时代更加繁荣、更加有序的美丽新世界。无论是现在的数字经济，还是以前的工业经济，本质是都是由现代科技塑造出来的繁荣。基于现代科技的工业经济给人类带来的福祉远超过祸患。我们相信数字经济也一样。

 

数字经济时代的美丽新世界

文｜张文魁

 

对美好社会的憧憬，是人类的天性。早在先秦时代，《吕氏春秋》就表达了在春风吹拂时节，凤凰圣人皆来至的期望。到了近现代，科技进步推动着经济增长，人类生活水平不断刷新，而憧憬也更加活跃，并出现了对美丽新世界的展望。

 

01.

工业经济时代“美丽新世界”

 

现代经济增长得以持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技创新。科技创新不但会促进经济增长，提升人类福祉，而且也会带来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所以人类总是对科技革命充满期盼。不过也有一些对科技创新的过快推进持抵触情绪的人们，他们更愿意过经济增长慢一点、世界变化缓一点的生活。

 

另外还有一些人，则对现代科技创新抱有一些疑虑和担忧，英国小说家家奥尔德斯·赫胥黎的作品《美丽新世界》，就是表达这种疑虑和担忧的经典代表。

 

 

这本小说描写了一个建立在发达工业科技基础上的新世界，人的孕育和出生由一排排的试管开始，经过命运和职业规划室的调配，然后通过流水线而“出厂”，出生后要实施统一的教育培训工程，并基于崇高的经济政策而在他们的大脑中消除一切不良的思想观念。

 

总之，要按照一种“波卡诺夫斯基”流程，对每个人进行终生规划和管控，从而维持一种稳定至上的文明和可控为要的秩序。这本书写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所以挖苦的是工业科技，并把“美丽新世界”的主宰者取名为福特，把这个世界的图腾设计为T型，这个图腾当然是福特T型车的隐喻。

 

其实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经济学家也非常热衷于对未来世界进行憧憬，也有美丽想象，或有惶恐心理。那时经济学界有一场大辩论，就是兰格和米塞斯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辩论。兰格不但使用先进的数学方法证明计划经济可行，而且认为，政府计划部门可以主动地、全面地运用日益发达的数学工具，使计划经济实施得越来越好。

 

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兰格认为科技进步已经达到了可以广泛使用计算机来实施计划经济的地步，他信心十足地说，到了这个时代，可以把经济运行联立方程放进一架计算机，一秒钟就可以求解。所以兰格在上世界七十年代年专门写了《经济控制论导论》，指出“控制论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并设计了基于计算机技术的计划经济模式。兰格的思路在当时的苏联和东欧国家极有影响力。

 

而米塞斯，还有哈耶克，就显得比较老套和落伍，他们似乎根本不在意计算科技和数学方法是否可以改变经济运行机制，只是强调，以计划经济替代市场经济，就会消除一切自由，而留给个人的只是一个服从的权利，并且声称，由于知识和信息具有分散性和不完整，所以计划体制不可行。

 

02.

基于数据网和计算机的完美经济运行试验

 

学者们是纸上谈兵。而真有掌权者迷信科技创新可以实现国家经济运行的工程化，可以实行计划经济。智利曾经就出现过这一幕。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智利时任总统阿连德，就实施了一个赛博协同工程(Project Cybersyn)，由政治家、经济专家、工程师组成一个赛博协同中央指挥部。赛博（cyber），大约就是计算机科技和控制论工程的意思。

 

这个指挥部，接收由电信网络传过来的全国各地的经济数据，并由计算机进行分析，然后由计划部门作出决策、发出指令。阿连德希望通过这个工程，在智利实现社会主义，他的经济专家告诉他，现代世界具有了马克思时代所没有的高度复杂性，所以借助计算机，就可以建立一个美丽新世界之类的社会。据说阿连德这个计划的总设计师，是一位英国的名叫斯塔福德·比尔的经济控制论专家。

 

智利政府认为，联网计算机系统使得工厂难以伪造生产数据，而且会立即显现异常情况，所以是可靠的。赛博协同还设计了反馈回路，由经过专业培训的操作团队。这就是那个时代基于数据网和计算机的一次追求完美经济运行的实验。虽然当时还没有大数据的概念，但可以认为这就是一个依赖大数据的实验。

 

需要指出的是，阿连德是智利的第一位民选总统。阿连德的政纲是要创立智利模式的社会主义，当选总统后即实行了大规模的企业国有化政策和土地国有化政策。后来因陷入恶性通胀、大罢工等困境，智利发生政变，赛博协同工程不再继续。

 

赫胥黎和阿连德所描绘和设想的，以及兰格所设计的，不过是工业经济时代的美丽新世界，尽管他们也想到了计算机和数据传输系统。那时还没有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数字科技日新月异，数字经济突飞猛进，似乎一切都在摆脱旧痕迹、旧轨迹，似乎可以把以前视为不可能的东西变为可能。

 

例如，一些人就认为，信息科技如此发达，以前失败了的计划经济，现在变得可行了。当然还有不少人认为，超级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等，将无所不能。那将是一个真正的美丽新世界，不但是一个丰裕社会，也是一个超能社会。

 

03.

数字经济时代让我们更为乐观

 

从数字科技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势头来看，人们有理由乐观。在过去几年里，全球数字经济增加值连续以5%以上的名义速度增长，显著高于全球GDP的名义增速；而我国更是不同凡响，这个速度达到10%左右，目前是仅次于美国的数字经济第二大国。

 

据有关机构测算，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近8%，其中大数据产业规模超过1万亿元。我国在物联网、工业智能化等领域也有很好的表现，2020年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生产设备数字化率达到近50%，许多设备都“联网上云”了。

 

同时，我国数字政府建设、数字监管体系建设也在不断推进，效果卓著。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时期，我国的数字化监测发挥了巨大作用，譬如，到2020年底，全国“健康码”累计使用达到600亿次，“通信行程卡”查询达到54亿次。可以预计，数字经济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新引擎，而数字领域硬科技及应有场景也将迎来一个又一个新突破。

 

当许多人还在津津乐道万物互联、人工智能、区块链的时候，2021年突然又兴起了“元宇宙”憧憬，据说这个由科幻小说所虚构的世界，可以通过全新技术系统，形成一个三维立体全真全息的网络世界，使虚拟与现实完全交融，梦与真没有界限，不但可以突破物质宇宙的任何可能边界，而且还可以真正实现去中心化和民主自由平等，是人类数字化生存的最高境界。

 

不管元宇宙世界是否会在可预期的未来走向人类，但人们的数字化生产、数字化生活的场景应该会成为新常态。

 

 

从推动经济增长的角度而言，数字经济这个新引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工业经济引擎的某些固有局限。工业经济引擎的局限之一，就是宏观经济上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消费倾向递减，不但因为人们进行储蓄和投资，也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物质的消费存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甚至对物质消费存在极限。

 

例如，绝大多数人不能无限地购买房子和耐用品，多余的东西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效用，而人们更不能无限地吃喝，否则会撑破肚皮，所以存在市场饱和的问题。当然，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所导致的消费差距的存在，一些人撑肚皮另一些人饿肚皮，则是另一回事。而数字经济时代可能就不太一样了。譬如人们对信息的消费，在很多情况下，就不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的问题。

 

我国现在很提倡信息消费，据说2020年我国信息消费规模达到5.8万亿元，且还在快速增长中。看信息、看新闻、看传闻、看别人的晒，许多人是越看越想看，还有网络游戏，可以被设计得让人极为上瘾，欲罢不能，这些都是边际效用递增而非递减。聊天、网络社交，以及各种各样的“饭圈”经营业务，都不会遇到传统产品市场饱和之类的问题，或者数字技术本身可以化解此类问题。

 

譬如，为了打破市场饱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可以开发梦中聊天与社交技术，让人们在睡眠中，可以将自己的梦境信息输出，将别人的梦境信息输入，并联网进行交流、互动、梦境再创作，还可以延伸开发出硬拷贝出版物，等等。这样就可以突破人类必须睡眠从而停止经济活动的生理极限，使经济增长有了无限空间。总而言之，数字经济会极大地拓展繁荣边界。

 

数字科技的威力更非工业科技可比。数字技术有了超级计算、N级超级计算这样的强大基础，人类曾经难以想象的巨量信息都可以得到处理，信息汪洋大海中任何蛛丝马迹和风吹草动都可以被瞬时发现和识别、利用和管控，数据不但是我们已经写入文件的一种新生产要素，更是一种新秩序要素。

 

还有网络技术，未来一定还有比光纤传输、地面无线传输和卫星传输更先进的系统，所有的人，许多的物，都可以被联结在一起，人及物的各种状态和动向数据都将进入系统。芯片技术必将获得一个又一个的突破，譬如，下一步的碳基芯片，不但储存和运算能力会超过人类的脑细胞，而且体积也会非常微小，而下下一代的芯片将是什么样子，现在完全无法想象。

 

而应用场景技术，会更加异彩纷呈，据说美国企业家和“创新狂人”马斯克，正在大搞脑机接口技术，其初步试验表明，这种技术可以读取大脑活动信号，包括情绪信息和思维信息，而且可以进行知识存储和传输。

 

这种技术一旦获得更大的突破，不但可以解决人脑记忆有限、记忆衰退和思维狭隘、思维迟钝等问题，而且还可以带出很多新应用、开发很多新产业，包括梦境产业，以及管控梦呓和改造梦境的产业。

 

04.

数字经济时代的“美丽新世界”

 

的确，数字科技提高了生产和生活的精准性和匹配度，极大地延伸了市场范围并减少了边际成本，有助于人们提高经济效率，也有助于人们探视未知世界，可以使人类变得更美好、更充实。数字经济带领人类源源不断地从无限世界采集和提取数据，进行加工、运算和设计、统筹，再输出到无限世界并对其进行控制和改造。

 

数字化时代，构筑了一个生产数据和消费数据的大循环，这不仅是一个无穷无尽的GDP创造过程，也是一个不使任何个体、任何犄角旮旯失去控制的过程，而且，还可以是一个使整个宇宙按照伟大设计趋向完美的过程。数字经济时代如果出现美丽新世界，将是一个比工业经济时代更加繁荣、更加有序的美丽新世界。

 

赫胥黎在构建工业经济时代的美丽新世纪时，就特别重视世界秩序的筹划和设计，特别描绘了高科技对实现社会可控的重要作用，并借用福特的话说：最重要的是秩序。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有命运和职业规划室这样的机构，也有基于工业技术的“苏摩”药物，这种药物能产生欣悦的快感、美妙的幻觉以及一些麻醉作用。

 

这个世界是一架精美的机器，人们能够精确而不知疲倦地运转，而不会把时间花在阅读和思考等无谓的活动上。赫胥黎说，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都很忙碌，每件事都井然有序”，正如主宰者所说的那样：如今这个世界很太平，人们过着幸福的生活。而数字经济时代的秩序必将全面超越工业经济时代。例如，每个人的收入、支出、财产，都完全透明。

 

个人身份是数字化的，个人生活所需要的货币也是数字化的，切断数据就可以切断身份与货币。苏摩这样的药物生产，及每个人不时地服用，在数字经济时代都将没有必要，因为每个人的行动轨迹，以及思维轨迹，都可以通过物质和精神定位系统来获取数据，都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来研判和预测，都可以进行实时纠正和重新规划。即使人们酣然入眠，陷入梦境，脑机接口可以把他们朦胧、游移、跳跃的下意识思想，链接到外部系统，这个系统可以自动矫正所有不符合秩序的任何数据，或者自动生成异常梦话和梦想报告单，以保证人们的潜意识不脱轨。

 

辅之以基因分析技术，还可以确定任何异常者是否属于先天基因性问题，并通过基因剪辑工程来根除这样的问题。所以，数字经济时代的美丽新世界，绝对不会出现赫胥黎笔下的“伯纳德”之类的“破坏秩序和文明的阴谋者，社会稳定的颠覆者”。

 

05.

对繁荣和调控的追求

 

无论是现在的数字经济，还是以前的工业经济，本质是都是由现代科技塑造出来的繁荣。科学本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技术作为工具则的确可以用于好的或坏的各种目的。至今为止的事实已经证明，基于现代科技的工业经济给人类带来的福祉远超过祸患。

 

我们相信数字经济也一样。不过在科技和经济的突飞猛进面前，就会有许多人逸兴遄飞，或遥吟俯畅，颂扬一切都很美好的乌托邦，或兴尽悲来，恐惧一切都很丑恶的反面乌托邦（dystopia）。所以，就是有对美丽新世界的想象。

 

赫胥黎笔下的美丽新世纪虽然有些荒诞，实际上确实有许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都幻想着一个繁荣和有序的可控社会。有不少知识分子都喜欢控制论和运筹学之类的理论，并期望通过这样的理论和工程来改造世界。

 

控制论之父，美国天才科学家维纳，其惊世之作的书名就是《控制论：对动物和机器进行控制和通讯》（Cybernetics: or the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也就是说，控制论也旨在对动物，包括对人类，进行控制，以实现更好的稳定秩序和运作效率。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在早年时期，不但将兰格的《经济控制论导论》译成中文出版，自己也写过《经济控制论初步》和《数理经济学基础》。

 

尽管杨小凯的经济控制论与兰格的经济控制论有所不同，但还是能看到一个青年知识分子那种把国家经济运行作为一个客体系统的思维，以及通过人工设计和国家力量就可以精妙调控这个客体系统的思想。兰格等人更不用说。其实，这是一种很普遍，也很正常的思维与思想。但从公开发表的作品来看，杨小凯后来显然有了改变，维纳也提示了控制论和智能技术可能导致伤害人类自身的巨大问题。

 

数字科技和数字经济的出现，可能会在当前的全新环境中，进一步激发那种思维和思想。当然，国际上也有一些偏于保守和谨慎的声调，譬如在2020年，欧美一些机构和人士共同签署了《人工智能伦理罗马宣言》，强调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科技应用不应该侵犯个人隐私和基本权利，不应该妨害社会价值和伦理；欧盟委员会还公布了《塑造欧洲数字未来》的文件，声言在大力发展数字科技和数字经济的同时，要遵循人为本的原则，并通过数字化塑造一个更加开放、民主和可持续的社会。

 

这样的声调，可能会拖慢欧洲一些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步伐，但这也是那个社会自己的选择。我国对数字经济时代的治理也有一些深入思考和政策构建，譬如国家出台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文件，对一些互联网平台侵犯个人隐私等基本权利的行径进行了惩处，并提出了“科技向善”的重大命题。所以，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必将会更多地造福于人们，而不是造成一个控制论社会。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Economics一克纳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