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些无趣且枯燥无味的作品能得到这么一个世界上著名的奖项。原来我是不懂的。现在当然总算明白了。因为这个奖项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获奖，跟所谓文学性基本没有多少关系。它们之所以获奖，就是因为它的内容可以被西方体制所用，为西方体制的利益服务。这个奖项不过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工具而已。
瑞典汉学家马悦然。
最近在网络上，传播着旅法女作家边芹有关西方体制（她特别强调体制与官方在概念上的区别）在四十多年来，有计划有预谋地用西方的观念来改造中国的文学艺术领域，从而在意识形态上企图最终摧毁中国的文化的文章。
边芹解释说，体制与官方之不同在于，西方做的坏事，黑锅都让官方背着。而体制是不显山不露水地在背后真正在做坏事那个东西。用中国百姓的俗话说，西方体制是偷驴的，而西方的官方就是拔橛的。
她的文章很长，我也是大致浏览了一下。她主要是通过对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在这几十年来的所作所为。分析西方体制（其中是指一些大财团的基金组织）多年来雇佣类似于马悦然这样的文化人来对中国的文艺界做了大量的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事情。
我第一次听到马悦然的名字，还是从对钱钟书指责马悦然的一件事上看到的。马悦然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钱钟书说，你们把巴金的小说译成那个样子，怎么可能让他被评上奖?再具体的细节我没有看到。不过，在我看来，钱钟书未必是指望巴金真的要得到一个诺贝尔文学奖，钱钟书是对西方文学界对中国文学以及中国作家的那种轻蔑的态度表达着自己的愤怒和不满。
当然，用西方文学界这个说法并不恰当。因为在那个所谓西方体制的眼里，只有那些在他们看来，能够用来攻击中国文化，摧毁中国文化的西方文人，才能入他们的法眼。在西方文学界，也有一些并不支持和赞同这种西方体制的做法和目的的文学家，而这些文学家在西方体制那里，是绝对不得烟抽的。他们即使有很高的文学成就，在西方也注定默默无闻。
我看到过，中国出版了一些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品。我有一点特别奇怪。这些作品在我看来，几乎都毫无魅力，引不起我的任何阅读兴趣。可是为什么这些无趣且枯燥无味的作品能得到这么一个世界上著名的奖项。原来我是不懂的。现在当然总算明白了。因为这个奖项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获奖，跟所谓文学性基本没有多少关系。它们之所以获奖，就是因为它的内容可以被西方体制所用，为西方体制的利益服务。这个奖项不过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工具而已。
边芹在她的文章里提到，有一个法国女作家，到美国去的时候，被联邦调查局约谈。其中提到这位女作家年轻时加入过法国共青团的一个外围组织。女作家参加这个组织的时间很短，她自己几乎都快忘了。而联邦调查局对她说，我们知道你参加过一个组织。女作家听到后，大吃一惊。她在年轻时做过的事，自己都记不起来了，而远在千里之外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居然有她被记载得如此清晰的档案。边芹写道，这位法国女作家终于知道，什么是美国的秘密档案。边芹也终于知道，这种秘密档案的存在是真实的，而决不只是某种传说。
边芹说，这样的秘密档案，充分表明了西方体制对于各国文化、文艺界、文学艺术作品等所有方面的监视与控制是非常严密的。对中国也不例外。当中国的朦胧诗出现的时候，西方体制敏锐地感受到机会来了。边芹说，他们对北岛和顾城非常感兴趣，而对影响力更大一点的舒婷却似乎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可能就因为北岛与顾城的诗作中，反映出对中国现实更多的不满吧。
顾城那句著名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原来我也不是很清楚顾城要表达什么。现在看来，顾城很清楚地要表达出，那时的中国根本就没有光明，这才需要他来寻找。1978年前后的中国没有光明吗?这种思想与观念不正是西方体制要找寻的缝隙和缺口吗?
顺便说一句，前不久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一个父亲对自己女儿的老师说，我绝不会让我的女儿去读一个杀人犯写的诗。这个杀人犯，指的就是顾城。他无耻地杀害了自己的妻子。而今天的中国，居然仍然有人还在大肆崇拜他的诗。那位老师的尴尬是可以想见的。但他也实在是活该。
就连伤痕文学的词汇，也不是中国自己生产出来的，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刊登之后，美联社在一篇评论文章中，第一次使用了“伤痕文学”的名词。而我们很多人都以为，伤痕文学的说法，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想出来的。看来，西方体制所惯用的方式就是，“我们用我们的思想来影响他们，而他们认为是他们自己所选择的道路。”这一招是非常阴毒的。
当然，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西方体制之所以能够在那个时段开始这样一场对中国文化与文艺界的动作，也在于我们在那十年之中，极“左”的因素给我们的文化与文艺界带来了不小的伤害。人们确实需要一种转变，确实需要一些新的东西。西方体制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并把它作为他们可以下蛆的缝。
对我们来说，当年极“左”的东西确实需要反省，也确实需要纠正，即拨乱反正。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只凭感情用事，我们需要理性的分析。在反对极“左”的过程中，不能把本来就是正确的东西也当作“左”的东西来反，这就容易中了西方体制的圈套。“伤痕文学”的作品，其叙述的内涵是对当时现实的一种揭露。但这样的揭露是不能离开历史大环境的。对伤痕的记忆只是告诫我们，这样的伤痕不应该再让它产生了。同时，揭示伤痕本身不是目的，抚平伤痕可能是我们更需要做的事情。然而，在伤痕文学里，有些作品是有意识地把伤口撕出更大的裂口。伤痕本来是能够愈合的，而被故意撕大的裂口则有可能使伤痕成为溃疡。这种溃疡有可能一直溃烂下去，永远不能愈合。那么伤痕文学所带来的后果就必然是对健康肌体的严重伤害。
这么多年来，我们的文学艺术界中的问题是很大的。虽然也有少量的优秀作品，但这些优秀作品在文艺界的一些主流媒体那里，很多是看不上眼的。而那些肤浅的、庸俗媚俗的、丑化我们时代的甚至更为恶劣的东西，却成为那些所谓主流眼里的美味大餐。余华的《活着》之类的东西是它们中的典型代表。
当年，白志迪主演的电视剧《包公》，制作得非常不错，也很有看头。但不知道为什么，台湾制作的《包青天》却一下子出现在各个电视台的屏幕上，而我们的《包公》就再也了无声息了。这至少是港台娱乐资本搞的鬼。而港台资本与西方体制的控制绝对是脱不了干息的。还有那些港台流行歌曲，其烂其俗其无聊，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但是在大陆，这些丑陋的东西都能畅通无阻，我们最优秀的作品被这些污秽压是死死的。以至于今天我们四五十岁以下的人们，对我们在新中国那三十多年创作的大量优秀的音乐歌曲作品闻所未闻。这也应该算是咄咄怪事了吧?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北航老胡之闲话”微信公众号；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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