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资本来说，不管 “捧杀”还是“棒杀”，都是有利可图的，因为有流量，流量就是金钱。事情有一而再，甚至再而三，但是不能有三而四了。我们不愿意看到谷爱凌及其他运动健儿再蹈这样的覆辙。
在北京冬奥会的大跳台上，谷爱凌冲天一跳，技压群英、气壮山河。她刷新了人类的刚健和优美，也成了国内外舆论的一个热点。
热点有三：
一是国籍问题。不错，谷爱凌有一半中国血统，一半美国血统；先为美国国籍，现为中国国籍。目前实行全球化，国别之间人员流动多，这个加入这国国籍了，那个加入那国国籍了，都是很自然的事。在我们看来，谷爱凌选择美国国籍还是中国国籍，完全是她自己的自由。她过去选择美国国籍，我们给予充分尊重；现在选择中国国籍，我们张开怀抱欢迎；假若将来有一天她又选择了美国国籍或者其他什么国的国籍，我们仍然会像母亲一样洒泪欢送。不唯对谷爱凌如此，即使是对纯种的中国孩子也是如此。有谁选择了外国国籍，只要他不从事危害祖国的活动，中国人都是抱有一颗平常心的。有谁责备过乒乓球的“海外兵团”呢？
自古以来，中国人讲求的是“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民胞物与”（张载《西铭》）。意思是说，但凡人类都是天地所生的同胞，世间万物都是人类的朋友（当然，这“胞”和“与”是不包括人类蟊贼和新冠病毒在内的）。
可以回望一下大唐。玄宗时期，有个日本人叫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他来到中国以后，可以在国子监上学，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可以在朝廷当官，也可以回到日本。一次，因误传阿倍仲麻吕在回国途中溺海身亡，他的朋友李白还写下《哭晁卿衡》那样充满兄弟情义的悲悼诗句。很明显，这种雍容来源于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
只是到了近代，由于当政者腐朽，强盗入室，积贫积弱，中国的不少人才变得自卑了。例如胡适先生就说过：“我们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是一个“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的民族”。
自卑了，就容易敏感，容易或作茧自缚或崇洋媚外。但是，经过180年的奋斗，100年的奋斗，70年的奋斗，中国人已经看到了民族复兴峰巅的霞光，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又在一个更高层次上回归，所以我们才在谷爱凌国籍问题上表现得如此放达。
反倒是美国的无良政客和媒体，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令人震惊的小器与小气。他们指责谷爱凌“背叛了她的国家”，有的甚至干脆骂她是“叛国贼”。这样的大帽子扣到一个稚气未脱的小孩子头上，是不是有些“极左”、有些残忍呢？美国不是一直以“自由国家”的模范自诩吗？怎么连一个普通美国人变动一下国籍就不能容忍了呢？
什么叫“叛国贼”呢？据中国先贤周公说：“毁则为贼”。可见叛国贼，即背叛、毁坏国家者也。谷爱凌做了哪些毁坏美国的事呢？一件也没有，怎么就成了叛国贼呢？比较之下，由中国跑到美国去的那个余茂春，却是整天挖空心思地给美国政客出坑害中国的歪点子，那才是货真价实的叛国贼。这种人要是搁在大清朝，一定是和洪承畴一样，尽管归顺本朝，甚至有功，也是一定要列入《贰臣传》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败类，不见有美国任何政客和媒体视其为贰臣，因为他们奉行的是著名的“双重标准”。什么叫“双重标准”？其实就是没标准，或者说自己得便宜就是标准。这就充分暴露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文化上的鄙陋。
据说，外国人加入美国国籍是必须宣誓的。宣誓在美国与其母国发生战争时，保证站在美国一边。你看看，这些美国主子们整天想的是什么？就是发动战争，就是在战争中趁火打劫发大财。这些美国主子们不唯对外国人民如此，对其本国子民也是如此。
在我们中国，国家是母亲，个人是儿女。而在大资本支配的美国，国家是霸主、是财主，个人是打仗的炮灰、赚钱的工具、搜刮的对象。难怪谷爱凌在反“喷”美国媒体时说：“在美国训练怎么了？在美国训练也是我老妈花钱供我的，我不花钱，你们能免费教我？”“说我从小住在美国，那是我们在美国消费”。好一个“在美国消费”！网友一看便知，谷爱凌使用的逻辑是从美国政客那里学来的，这在中国叫作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想到这里，我真替“伟大的美国”揑一把汗：一个国家把国民关系搞得如此势利、如此冰冷，是非常危险的。长此以往，大致可以断定，今天走了一个谷爱凌，明天后天还会有千百个、千万个谷爱凌出走，终至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二是金牌问题。截止目前，中国得金4块，其中之一是谷爱凌贡献的。这个孩子一入中国，便为国家贡献了一块金牌，自然要引发普遍的兴奋。但是也有人说，“又不是我们培养的，吹什么？”说这话的人肯定是一位爱国者。他追求的是金牌里中国综合实力的含金量，毛病是太把金牌当回事了。金牌是不是综合国力的表征呢？当然是的，因为托起金牌的是一个国家巨大的人力、物力、技术、文化的资源。但是证明国家综合实力的又不仅仅是金牌。那个美国女运动员提到中国志愿者时流下的感动热泪，难道比不上一块金牌的分量吗？一个冰雪运动不入关的国家而今已经组织起387人的浩大体育代表团，难道比不上十块金牌的分量吗？在疫情仍在肆虐之际，把冬奥会办得如此绿色、安全、周到、温暖和精彩，试问有几个国家能够做到？这比不上一百块金牌的分量吗？总之，中国需要用金牌证明自己，但主要不是靠金牌证明自己。谷爱凌为中国拿了一块金牌固然让人高兴；少了这一块金牌也无妨，是不必太在乎的。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一直反对锦标主义，强调在国际赛事中把深化友谊、展现新中国的新风貌特别是精神风貌放在首位。为此，周恩来总理还特意制定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的著名原则。只是到后来，稀里糊涂地也搞起锦标来了，结果产生了不少的消极效果。我们注意到，国内网友和媒体对这届冬奥会的反应与以往有很大不同：对拿到奖牌的选手叫好，对没拿到奖牌但是拼搏了的选手同样叫好；对中国选手的精彩表现叫好，对外国包括美国选手的精彩表现同样叫好。人们关注运动员，也关注提供卓越服务的18万志愿者；关注赛场，也关注赛场之外的绿色、环保和高科技……一句话，我们开始告别锦标主义了。中国人的这种心态和眼界的变化，折射出来的是经济、社会、文化上的划时代的巨大变化！这实在是民族复兴前夜的一个好兆头。须知，一个眼界狭小、心态猥琐的民族永远不会有太大的出息。
三是成长问题。据媒体，谷爱凌不但是个冰雪天才，在其他一些方面也很有发展潜力。我们希望她在冰雪运动上再创奇迹，也希望她在其他方面长足发展。套用哲学上的一句话说，就是希望她能够实现人的本质力量最大化。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宋人王安石有一篇散文叫作《伤仲永》，说的是有一个叫方仲永的孩子，5岁能诗，一时声名鹊起。其父在本县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热情接待，还有人花钱来买仲永的作品。其父见有利可图，便天天带着他四处交结、开辟财源，而不再督促他去读书学习。于是就有了仲永之伤：长到十二三岁时，诗已经不如原来做得好，到20岁时，则江郎才尽，“泯然众人矣”。应当说，谷爱凌所面对的考验，可是比仲永要严峻得多。在仲永那里，至多是一个县的财主们给他点小钱。可谷爱凌呢，面对的却是资本汪洋大海般的包围。
资本看待谷爱凌们，就像吕不韦看待秦异人一样，是一种“奇货”，一种可以带来丰厚收益的“奇货”。一般来说，资本之于体育明星们，玩的都是“两步走”的法术：在你成功的时候“捧杀”，让你在鲜花、掌声、灯光、金钱中陶醉而飘飘然，无暇也无心继续进取；而当你有了破绽，特别在下次比赛失利后，又来一个“棒杀”，什么脏水、臭水、坏水都要往你头上泼。这样的前车之覆，难道我们见得还少吗？对于资本来说，不管 “捧杀”还是“棒杀”，都是有利可图的，因为有流量，流量就是金钱。事情有一而再，甚至再而三，但是不能有三而四了。我们不愿意看到谷爱凌及其他运动健儿再蹈这样的覆辙。
当然，就运动员及其家庭来说，需要花钱的地方都不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出镜、代代言、挣点钱，都是可以而且应该的，但是绝不可沉溺于此。也就是说，可以利用一下资本，但是不能被资本绑架。对于青年特别是明星青年来说，拥有发展自由、实现全面发展，是远比金钱贵重的东西。对此，谷爱凌们应当清醒，谷爱凌们的亲友应当负责，全国一切爱谷爱凌们的同胞也应当行动起来。
陆游有诗：
（来源：昆仑策网
【作者授权】，转编自“红色文化网”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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