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亚夫：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代表文体 民国时代的代表文体是？

 

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代表文体，

民国时代的代表文体是——

朱亚夫

 

在绵绵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发展史上，有一条文脉清晰可见，就是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代表文体，汉有赋，唐有诗，宋有词，元有曲，明清有小说。这是中华文化的独特文化现象，是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的奇葩。值得我们细细推敲，好好研究。

 

民国时代的代表文体是杂文

 

代表文体既是文脉所在，人们会问，那明清之后的民国时代的代表文体是什么呢？我的回答，其代表文体当推杂文。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开始了民国时代，“五四”之后，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新文学也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在新文学的百花园中，杂文是一枝冲天而起而又异香扑鼻的奇葩。她宛如带刺的蔷薇花，长得枝叶繁茂，色彩缤纷，格外醒目。正如现代杂文大师鲁迅在论及这一时期文艺发展状况时所说的：“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

 

好一个“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就有力地印证了民国时代的代表文体当推杂文之论。鲁迅还在1936年对埃德加·斯诺谈起新文学的代表人物有周作人、林语堂、陈独秀和梁启超。从他的举例来说，鲁迅无疑指的是议论性散文——杂文。因此民国时代，推杂文为代表文体，它是当之无愧的。

 

从作品、作者、阵地看杂文的繁荣

 

事实胜于雄辩。说杂文在民国时代 “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是以事实为基础的。

 

首先是因为当时杂文横空出世，雄居天下，其花多叶茂，作品如林。拿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鲁迅来说，他在1935年末曾作过一个大致的计算，“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18年，单是杂感，约有80万字。”（《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这就是说，鲁迅每年要写近5万字的杂文，以“千字文”计，他每年创作杂文约50篇，而且后九年，要比前九年多两倍。夏衍是以戏剧家、翻译家著称的，但他也是杂文随笔的高手。廖沫沙在《〈夏衍杂文随笔集〉代序》中这样说：“听夏衍同志谈过，从1936年参加救亡运动到1948年全国解放的前夕，整整12年之间，几乎是手不停笔，每天至少写一两千字的文章。”因此，单是夏衍所写的杂文、政论文章、随笔，估计就有五六百万字。丰产如此，令人叹服。唐弢也说过：“就文学生涯来说，我的大部分时间是消磨在杂文的写作上。”

 

由于作品遍地盛开，结集的也不少。产生过影响的，除鲁迅《且介亭杂文》等16本杂文集外，还有郭沫若的《羽书集》、《蒲剑集》、《今昔集》；茅盾的《话匣子》、《速写与随笔》；瞿秋白的《乱弹及其他》；夏衍的《此时此地集》、《蜗楼随笔》；冯雪峰的《乡风与市风》、《有进无退》；陈望道的《望道文辑》；郑振铎的《短剑集》；刘半农的《半农杂文》；郑伯奇的《两栖集》；阿英的《夜航集》；唐弢的《推背集》、《海天集》、《短长书》；林语堂的《人生的盛宴》、《生活的艺术》，朱自清的《标准和尺度》、《论雅俗共赏》；巴人的《常识以下》；林默涵的《狮和龙》；聂绀弩的《二鸦杂文》、《血书》；胡风的《文艺笔谈》、《密云期风雪小记》；徐懋庸的《打杂集》、《不惊人集》、《街头文谈》；孟超的《长夜集》、《未偃集》；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秦牧的《秦牧杂文》，李宗吾的《厚黑丛话》等。

 

由于杂文集花团锦簇，遍地怒放，其中奇花异草，名作涌现不少。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刘半农的《复王敬轩书》；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当缓行》、《纪念刘和珍君》、《“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郭沫若的《请看今天之蒋介石》；易水的《闲话皇帝》、茅盾的《白杨礼赞》；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唐弢的《小卒过河》、毛泽东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其次是栽种杂文之花的园地多，阵地广。从1918年4月《新青年》第4卷开始设立“随感录”这个栏目，现代杂文开始登上文坛起，以后杂文便“一发而不可收拾”，犹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对比小说、戏曲和诗歌，其生长的天地似更为广阔和多样。在众多的报章杂志中，既有以发表杂文为主的刊物，也有借报刊一畴之地开设专栏的。前者如鲁迅主办的《语丝》、《莽原》，左联机关刊物《十字街头》、《巴尔底山》，陈望道主持的《太白》，徐懋庸主编的《新语林》，曹聚仁主编的《涛声》，徐懋庸、曹聚仁合编的《芒种》，胡适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独立评论》等，林语堂创办的《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上海孤岛时期的《鲁迅风》，茅盾主编的《笔谈》，秦似编辑的《野草》等等；后者，除《新青年》上的“随感录”之外，当时许多重要的报章杂志都增设了“随感录”之类的杂文栏目。《每周评论》、《新社会》、《民国时报·觉悟》就是如此。上世纪30年代后杂文专栏，更是“日见其斑斓”。如鲁迅、冯雪峰编的《萌芽月刊》，创刊号上就开辟了“社会杂观”的杂文专栏，鲁迅担任编委的《文学》辟有“社谈”、“散文随笔”、“杂记杂文”等专栏，聂绀弩、胡风合编的《海燕》辟有“短评”专栏，方之中主编的《夜莺》设有“旧话重提”专栏，黎烈文编辑的《中流》辟有“立此存照”小专栏。还有《北斗》、《文学界》、《光明》等也都刊登过不少杂文。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据《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1937-1949）》不完全统计，“这十二年间，国内大量刊载杂文并有一家影响的报刊杂志就有数十种。”如上海有《鲁迅风》、《杂文丛刊》、《文汇报·世纪风》、《申报·自由谈》等，重庆《新华日报》的副刊，《新蜀报》的“蜀道”，成都《华西晚报》的“艺文志”等等，这些杂文刊物和专栏，在当时“文禁如毛，缇骑遍地”的白色恐怖下，时常遭到查封和腰折的命运，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东边被查封，西边再创办，如此此起彼伏，始终绵绵不断，甚至远在日本东京的左翼文学青年也先后创办了专门的杂文刊物《杂文》、《质文》，正像其在《缘起》中指出的：“在今日的中国文坛上，淋菌并未完全肃清，苍蝇也仍旧嗡嗡地吵闹着，还是需要杂文的时候。”

 

再次是杂文的繁荣表现在作者队伍众多，名家迭出。好花要靠园丁培养，杂文兴旺的局面是由众多的杂文作者开创的。“五四”前后，是现代杂文的草创时期，当时在战斗的《新青年》阵地上聚集着一批杂文作者，除现代杂文的奠基者鲁迅之外，还有他的战友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以及周作人、胡适等，他们以杂文为武器，抨击时弊，揭露痼疾，其战斗的触角遍及封建制度的各个领域，使杂文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支生辣的劲旅。以后，鲁迅又发起创办《语丝》，编辑《莽原》。除《新青年》同人外，还有林语堂和一批新的杂文作者，如向培良、高长虹、许广平，尚钺、吕静农、韦素园、李霁野、朋其、成均等，基本上形成了一支效力于“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精悍的杂文作者队伍。在此同时，还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挥戈上阵，在《中国青年》的“杂评”上，也参与杂文的创作，如恽代英、沈泽民、施存统、瞿秋白、陈望道等，而郭沫若、茅盾、郁达夫、郑振铎也是早就开始撰写杂文的行家。在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和以后的革命斗争中，更是涌现了大批的有影响的杂文作者，如唐弢、徐懋庸、周木斋、冯雪峰、夏衍、夏征农、胡风、徐诗荃、杨朔、柯灵、巴人、黎烈文、曹聚仁、杜宣、聂绀弩、邵荃麟、邹韬奋、何家槐、金仲华、朱光潜、施蛰存、宋云彬、孟超、吴晗、秦似、秦牧、王力、林默涵、丁易、楼栖、黄裳、曾彦修等，几乎所有的进行文化活动的作家，都曾拿起过杂文这一武器来战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杂文作者队伍迅速壮大。“这是一支由许许多多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民族、不同风格的作家和作家群所组成的多层面的浩浩荡荡的大军。”（廖沫沙语）而且民国时代杂文写作群有个明显特点，除了革命的、战斗的、健康的主流杂文之外，还有非战斗主流的杂文，如林语堂的幽默式的杂文，梁实秋的雅舍小品的闲适杂文，胡适、钱钟书、傅斯年的学者杂文等等，真所谓杂树生花，五彩缤纷。由于作者众多，阵营可观，使杂文风靡文坛．当然这支队伍在汹涌的革命浪潮中，也有分化，有的落伍，有的颓唐，有的蜕化。但是，从总的来说，这支队伍是不断前进的，是日益壮大的。也真是在这一时期，造就了鲁迅这位“现代杂文的伟大旗帜和伟大代表”（聂绀弩语），为杂文作为这时期的代表文体奠定了基石。

 

民国时期杂文繁荣的原因分析

 

那么，民国时期的杂文何以会如此繁荣兴旺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其一，社会政治和经济的需要促成了杂文的繁荣。

 

正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样，一种新文体的产生和发展，也是基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需要。现代杂文这种文体之所以在民国时代发生，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从民国开始，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开始解体，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此发端。以后，内乱不息，外患不断，阶级斗争激烈，民族矛盾尖锐。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犹如风雷激荡，震撼着神州大地。文艺既是社会生活的艺术的反映，那么根据时势的需要，势必要创造一种文体，来迅速而恰当地反映社会上的日常事变，以揭露敌人，教育人民，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于是战斗的杂文便应运产生了。正如鲁迅所指出的：“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好的”，但是，“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

 

那么，为什么说杂文这种文体最能胜任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呢?鲁迅说：“猛烈的攻击，只宜用散文，如‘杂感’之类。”杂文，它既不像小说和戏剧那样，必须通过典型形象的塑造，通过完整而严密的情节结构来展开，也不像诗歌那样讲求韵律、节奏和文字的精练。它在表现方式上，既可叙事，又可抒情；既可描写，又可议论。在体裁上，既可采用杂感随笔，也可选择札记短文，还有对话日记，甚至有特写通讯。在题材选择上，严肃重大的政治社会问题，瞬息万变的社会生活，个人的机遇和咏叹，都能信手拈来，点缀成篇。“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从宇宙窿穹之大，到草卉昆虫之微，都是杂文驰骋的天地。郭小川就说过：“由于斗争的需要，又得快马上阵，写点杂文来战斗，比写别的来得直截了当，快速。”因此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从事社会革命的启蒙战士，首先找到杂文这种艺术形式，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其二，书报杂志的蓬勃发展推动了杂文的繁荣。

 

作品是写给人看的，这就需要有中间媒介物——书报杂志。就像种子和苗圃一样，没有苗圃，种子就得不到生长发育的条件。古代没有报章杂志，这就大大减弱了杂文的战斗性，限制了杂文的发展。古人曾经不无感慨地说过：“恨天下无书以广新闻。”辛亥革命后，尤其是“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兴起，报章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地破土而出，这就为现代杂文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导论集·现代散文导论(上)》中说：报纸的副刊，“因为每日出版，适宜于发表杂感短文，比月刊周刊便利得多，写文章的人自然也多起来了。”这段话，说得是有道理的。

 

伴随着报刊杂志的遍地出现，现代杂文也大大地发展起来。继《新青年》1918年4月开始设立“随感录”之后，1918年12月创刊的《每周评论》从一开始也开辟了“随感录”，发表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的不少富有号召力的杂感文章；《新社会》从1919年12月起也增设“随感录”，发表了瞿秋白、郑振铎等人揭露封建痼疾的作品。《民国日报·觉悟》则从1920年元旦开始增辟“随感录”，发表了陈望道、施存统、刘大白等人的抨击时弊的作品。除此之外，当时还有不少报刊以“杂志”、“论坛”、“乱谈”等栏目，发表了很多具有文学意味的议论性的短文，就像种子得到了温床一样，杂文在全国各地报刊杂志上风行起来。

 

有了杂文刊物或者专栏，就有了一个阵地，就能聚集战友，培养新人。《新青年》就聚集了鲁迅、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这样的杂文大家；《语丝》、《莽原》又培养了一批新的杂文作者；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主办的各家刊物，又催发了大批创作杂文的新生力量，为我国现代杂文的繁荣兴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到上世纪30年代，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的侵略行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全国刊物不下千余种之多，单是上海一地就有一百多种。如前所述，专以刊登杂文为主的刊物，全国已达十多种，杂文阵地呈现出遍地开花的喜人局面。

 

其三，杂文大师鲁迅的苦心经营、着意哺育酿成了杂文的繁荣。

 

每个时代的代表文体，都有著名作家为其倡导和实践，就像司马相如、扬雄之于汉赋；李白、杜甫、白居易之于唐诗；苏东坡、辛弃疾之于宋词；关汉卿、王实甫之于元曲；罗贯中、施耐庵、曹雪芹之于明清小说一样；现代杂文的繁荣，是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鲁迅倡导和实践的光辉成果。

 

鲁迅为促成杂文的繁荣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倡导，鲁迅始终不懈地为杂文的繁荣而呼喊，而奔走。他积极参与发起的中国第一个以杂文为中心的文学刊物《语丝》，其宗旨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而《语丝》上的文学，大抵以简短的感想和批评为主。在1925年创办《莽原》时，鲁迅就言明《莽原》，“所要多登的是议论”。后来，他在《华盖集·题记》中说得更为明白：“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鲁迅曾经对唐弢兴致勃勃地说，杂文“敌人禁止它，我们就来提倡它！多几个人手，事情就好办……”鲁迅晚年面对杂文波澜壮阔的局面，他乐观地呼吁：“我是爱读杂文的一个人，而且知道爱读杂文的还不只我一个，因为它言之有物。我还更乐观于杂文的开展，日见其斑斓。”

 

第二是实践。鲁迅可以放下打好腹稿的长篇小说，可以放下构思成熟的《中国文学史》，但是杂文，他一直紧握在手，挥洒、运用到生命的最后。从“五四”“打倒孔家店”的吼声起，经过对反动军阀以及资产阶级右翼文人的长期鏖战，直至狼烟遍地、刀刃相接的反文化“围剿”，鲁迅始终紧握手中的“金不换”，指点江山，抨击时弊，书写出了一篇篇战斗檄文，射向敌人的心窝。毛泽东同志说：“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期他学会了辩证法。”鲁迅的16本杂文集子，600多篇杂文，130多万字，就像勾勒出整个法国时代面貌的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一样，也勾划出了黑暗中国的整个时代风貌。

 

第三是哺育。上面我们提出的一长串杂文刊物或者报刊上的杂文专栏，无不留下了鲁迅辛勤耕耘的足迹。拿1934年创办的《太白》来说，据陈望道回忆说：“是在鲁迅直接关怀和支持下创办的。”“《太白》杂志有关重要事宜时的讨论、决定都同他商量过”，刊名是陈望道与鲁迅商定的。据唐弢回忆，《中流》刊名及其杂文专栏“立此存照”都是鲁迅亲自起的。为了培养、造就大批新的杂文作者，鲁迅甘愿为文学青年“打杂”。巴金在《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中就这样说过：“他仍然常常花费时间替一些不认识的青年人做种种事情。改稿，介绍稿子，甚至出钱替他们刊印作品。”实际上上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许多有影响的杂文作者，大都直接和间接地接受过鲁迅的教育和陶冶。徐懋庸说：“鲁迅创作了他的杂文，并且促进了中国的杂文创作。”是很有道理的。

 

其四，民国时代杂文的繁荣也是其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鲁迅说过：“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古代杂文，在其发展的历史上，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先秦诸子散文阶段。清代评论家章学诚说：“后世之文，其体皆备战国。”杂文也是起自春秋战国的时代。冯雪峰说：“拿中国文学史来说，那么，例如在古代，先秦诸子的文章，就都是好的、最本色的和最本质的文章。”这一时期的杂文，虽在草创时期，但也出现了不少名篇，如庄子的《逍遥游》，荀子的《劝学》，韩非的《说难》等，已经具备了“议论而兼叙述”的杂文特色。第二是唐宋杂论阶段。唐宋的古文运动，把我国的古代杂文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峰，韩愈的《师说》，柳宗元《捕蛇者说》，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等，触及时弊，论辨有力，结构严谨，富有感情，而且以小见大，具有形象，已基本上接近于现代杂文的技法。第三是明末清初的小品阶段，这是杂文的一支。虽多抒写性灵之作，颓放感慨之情，但也“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这种作风也触着了满洲君臣的心病，费去了许多助虐的武将的刀锋，帮闲的文臣的笔锋。”这种清新活泼，看事雕琢的小品写法，丰富了杂文的表现方法。到了“五四”前后，鲁迅创造性地继承了我国古代杂文的优良传统，又汲取采用了外国散文中的有用部分，融会贯通，熔铸提炼，终于作出了具有独创性的贡献，奠定了现代杂文的基础。正如聂绀弩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集（1927-1937）·序》中说的“鲁迅把杂文提高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以他为标志，现代杂文的历史才开始形成。”

 

鲁迅创造的现代杂文，其特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强烈的战斗性。是“匕首、投枪”，能对有害的事物迅速给以反应，立即给予扫荡，表现了杂文这种形式确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是旧社会的解剖刀，是新社会的催生剂。第二，鲜明的形象性。现代杂文是“论时事不留面子，贬锢弊常取类型”，尽管写的是—时一地的事情，画的是一人一物的面貌，但是许多篇合起来，同样生动鲜明。第三，辛辣的讽刺性。现代杂文经常运用幽默、反诘、夸张等艺术手法，使杂文达到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境地，从而使它从古代杂文中脱颖而出，走上了杂文发展的崭新阶段，开创了杂文的全新局面。冯雪峰说，“给杂文以鲁迅所给的这样巨大的战斗性能和作用，在艺术上达到鲁迅所达到的这样晶莹灿烂的成就，把政治化成为诗而又丝毫也不减弱思想的深广性和政治的尖锐性与直接性，都是无论在中国文学史上，在世界文学史上，简直空前的新人的创造。”

 

现代杂文是民国时代的代表文体，是我中华文脉之一支，它像唐诗、宋词一样，已经成为我国人民宝贵的文化珍宝。窃以为，就像历史上有《唐诗选》《〈宋词选》《〈元曲选》，我们如果能编本《民国杂文选》，那是一定会大受欢迎的，也是传承我中华文脉之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参考文献：

一、《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二、《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集（1927-1937）》，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三、《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集（1937-1949）》，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四、邵传烈：《中国杂文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五、陈  柱：《中国散文史》，上海书店出版1984年版

六、李  宁编《小品文艺术谈》，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

七、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八、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

 

（作者为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上海浦东杂文学会顾问，本文原载《杂文界》；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