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军｜怎样对国企高管实行市场化选任？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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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军｜怎样对国企高管实行市场化选任？
2024-08-30
怎样对国企高管实行市场化选任？
——国企改革开新篇系列之十五
梁军（全民监事）
坚持党组织对国有企业选人用人的领导和把关作用不能变，这项原则没毛病。但是，怎样与现代公司治理一般原则相结合，使国企真正按市场化机制运营，恕我直言，至今并未真正破题。大家都是组织管理的干部，而组织部门过于威严和神秘，导致这一领域的理论探讨风平浪静，如若无事。我私下了解过，对国企改革略有研究的专家，几乎都没有参与过相关的课题、调研、座谈。我在《全民所有资本市场化监管基本法》中建议：“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由相关党政部门负责政治审核、资格认定和组织推荐，由国资委公开选聘。”简而言之：组织部门负责推荐，国资委拥有最终选聘权。组织部门的推荐具有唯一性。只有组织部门推荐的人选，才有资格在国企任高管职务。国资委只能在组织部门的推荐名单里择优选聘。即使是自己物色的人选，也必须经组织部门考察审定，然后再列入推荐名单。这一制度设计，足以确保党组织对国企选人用人的领导和把关作用。有人会说，组织部门考察审定的人选，不能直接任命吗？原因很简单，必须建立国资委这一“老板”在高管人员面前的权威。谁拥有选聘权，高管人员就会对谁负责。如果像现如今这样，组织部门考察审定了，直接宣布任命，谁还拿国资委这一“老板”当回事？如果是我，我也会尽力向组织部门及其背后的神秘力量表忠心。至于国资委嘛，维持表面和谐就可以了。虽然都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但是国资委看重的是干事能力，要靠业绩说话；组织部门依赖的是表面材料和表现态度，二者关注点完全不同。有人会说，组织部门任命体现党的领导，这个权力不能让。我的看法是，党的领导不能机械地表现为党的某个部门领导。国资委也在党的领导之下，国资委党委也是党的领导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选人用人问题上，国资委当然会更注重当事人的能力、经验、业绩，但绝无可能仅限于此，而不顾及其政治立场和品行。企业选人用人有别于其他党政机关，这一点无须再讨论。有人会说，推荐与选聘分离，可能导致结果不一致，有损党的领导权威。如果组织部门的推荐人选频频落选，从国资委角度看：你们（组织部门）推荐的都是啥人啊？从组织部门角度看：你们（国资委）搞什么鬼啊？如果国资委物色的人选总是进不了推荐名单，从组织部门角度看：你们（国资委）什么眼光啊？从国资委角度看：你们（组织部门）啥意思啊？如果发生上述情况，那就说明，我们的组织部门或国资系统出问题了，而且是大问题！如果推荐权与选聘权没有适当分离，可能永远不会发现问题。党的领导权威，必须建立在总是能把最优秀的干部推荐、选出、用好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单向的“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表态声中，更不是建立在频频出现的干部被审查落马的新闻报道中。我在《全民所有资本市场化监管基本法》中建议：“获聘人员以职业经理人身份进入企业经理层，接受完全市场化的考核与评价，能上能下不固定，能进能出不兜底。”现在的组织部门都设有单独的企业干部处，看似进行了差异化管理，但又给人含混不清的感觉。说不属于公务员系统，却又受制于公务员管理的条条框框；说要接受市场化的考核约束，而实际上鲜有因此而免职（解聘）的案例；说要实行市场化激励机制，实际上有一个“限薪”的行政规定，导致其薪酬甚至低于一些企业中层；说要实行专业化管理，乃至大力培育国有企业家，实际上管束不住公务员身份的党政领导直接到企业任职；最后，说那就搞职业经理人制度改革吧，基本上就是要废掉其干部行政职级乃至身份，完全推向市场、推向社会……我大概能揣测到组织部门在管理理念上的一个误区，那就是将党的干部身份与职业经理人身份对立起来了，二者只能选其一。职业经理人制度是高度市场化的一种企业选聘与契约机制。职业经理人是接受完全市场化激励和约束的，具有丰富管理经验和经营能力的企业管理人才群体。职业经理人不是一种职业，也不是某个职务或职级，更不是带有某种政治倾向的阶层。既然是发展市场经济（尽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就要接纳高度市场化的企业选聘与契约机制。私企本来如此，国企也理应如此。既然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尽管是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那就要对每一位高管人员实行完全市场化的激励和约束。社会招聘的人才如此，组织选派的领导干部也理应如此。所以我的建议是“获聘人员以职业经理人身份进入企业经理层”。言下之意是：在组织体系内的身份认定上，你依然是党员领导干部；但是从获聘的那一刻起，身份就转换为职业经理人，必须接受完全市场化的激励和约束，而不能因为行政职级的高低而免受约束，或另搞一套。明白上述定义和关系，就可以得出以下管理思路。所谓党的企业干部——1、既是有一定的行政职级的体制内干部，又是受聘于企业、担任一定职级的职业经理人；2、体制内的行政职级，只是组织部门推荐和用人单位选聘的参考依据，不是获聘的必然条件；3、行政职级不带入企业，聘用企业大小与获聘职务高低，都与原有行政职级没有必然联系；4、在国资系统内能否留任或升降，一切凭业绩说话。合则留，或升，不合则退，或降，真正实现能上能下、能进能出（薪酬能高能低问题另外阐述）；5、因各种原因离开企业，退回组织部门，恢复原有行政职级，另行安排工作，与企业无涉。组织部门手里应有一个大名单。列入名单的，都是经过多年培养、审核过关，并愿意接受组织管理、推荐、选聘，愿意为党和人民事业努力工作的经营管理人才。这个名单的数量，肯定要高于国企实际聘用的高管数量，保持一定的弹性压力和选择余地。上述做法是由上而下的推荐，组织部门是主导者。我物色人选，然后推荐给你，你做选择。不合适就换，换到你满意为止。从发挥企业董事会决策中心的主观能动性角度来看，更多的应该是企业自主发掘合适的缺岗人选。非公企业都是这样操作的，并没有一个高高在上的组织部门为之操心，也无需这样一个部门为之操心。而在现今的国企实践中，这种自主发掘人才的做法几乎为零。我在《全民所有资本市场化监管基本法》中建议：“企业高级管理岗位出现空缺，由企业董事会物色人选，经企业党组织审定以后报国资委，或由国资委直接物色人选，统一报相关党政部门进行政治审核和资格认定。相关党政部门审核与认定通过以后，按照一定的差额比例，正式向国资委做组织推荐。国资委根据企业空缺岗位的实际需求，组织开展以业务能力为主要内容的测评，在与企业董事会充分协商后择优聘任。”除了董事长或总经理两个重要岗位以外，其他高管人员的补缺，企业董事会或管理层，理应比出资人及其他外部话事人更了解企业实际需求，更了解空缺岗位人选与整个管理团队年龄结构、处事风格、协作制衡的关系。如果企业内部就有合适人选，企业不比国资委或组织部门更清楚吗？如果国资系统内部有合适人选，国资委不比组织部门更清楚吗？如果企业通过猎头公司物色，或在竞争过程中发现外部合适人选，不比国资委或组织部门通过大张旗鼓的公开选聘，来得更直接、更精准、更高效吗？顺带说一句，现在组织部门或国资委搞的公开选聘，作秀成分大于实际作用。真正的外部人才绝对不喜欢通过这样的途径进入国企。不管是企业自己物色发掘的，还是国资委内部培养交流的，只要按照上述关于推荐权唯一性的建议去做，都必须报经组织部门的考察审定，然后再列入推荐名单（差额推荐）供国资委或企业选聘，就不必担心党管干部原则的松动或弱化，也不必担心所推荐、选聘的高管不受组织的管理制约。即使是企业自己物色发掘的人选，除了组织部门的政治考察审核以外，业务能力方面还有国资委把关。如此这般，为什么不把选人用人权适度地下放给企业呢？我还提到“在与企业董事会充分协商后择优聘任”这个程序，更进一步强调要充分尊重企业的选人用人自主权。落实董事会职权，这是国企改革的老大难问题，也是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中的重要内容。如果这都“落实”不了，还打折扣，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这里提出的是关于选人用人的市场化建议。再结合经营绩效评价的市场化建议（详见上一篇文章），两厢共同发力，相互作用，所谓的“三项制度改革”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我在《全民所有资本市场化监管基本法》中建议：“国资委根据任期考核情况，参考民资委评价报告和企业外部董事、全民监事的评价意见，对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做出续聘、降级或解聘决定。”不管你是组织部门主导推荐来的，还是国资委内部培养交流的，亦或是企业自己物色发掘的，任职以后，其是否胜任、能力几何，都不完全取决于上述三者自己的看法（评价），而是由人大常委会及民资委的评价说了算。除了民资委评价委员会的市场化评价以外，企业的外部董事，尤其是全民监事给出的评价意见，将发挥极其重要的评价权重。而外部董事和全民监事的近身监督、日常监督、全程监督，是组织部门或国资委无法企及、无法替代的。如此这般，行政潜规则中的眼睛朝上、跑官要官将统统失效，那就只有老老实实面对市场的检验这一条路了。能者，就能上能进能高，不能者，就能下能出能低。我在《全民所有资本市场化监管基本法》中建议：“全民监事可单独提出对企业高级管理人员降级或解聘的建议，国资委原则上须参照执行。降级或解聘决定报相关党政部门备案，无需经过审核批准。”这是对人民经济主权的回归，也是《公司法》的应有之义。前面几篇文章已经阐释过了，全民监事如何代表全民，如何受制于全民，如何在市场化监管中发挥独特作用。这里不再赘述，也不接受讨论。全民监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股东代表，不是一般市场主体的监事，他是全民股东利益的代表，是监督股权最分散、最平均的所谓“无实际控制人（自然人）”国企的权利化身。因此，必须赋予全民监事对监管国企高管人员绝对的、不可挑战的权威。如果全民监事滥用这种权威，自然有人大常委会和全体国民予以鉴别和纠正。换言之，在监管国资国企方面，全民授权、全民监督全民监事，全民监事受命对国企高管人员施行监督，形成全体国民——全民监事——国企高管这样一个最短链条、最大权威、最强监督的权力+权利闭环，我认为，这就是货真价实的人民民主。尽管如此，我还是提出了符合《公司法》基本原则的实施建议。也即——全民监事毕竟只是监事，不是董事会成员，也不是股东代表即国资委，更不是人大常委会的化身。对认定必须降级或解聘的国企高管人员，不能拥有超越《公司法》的特权，不能直接决定降级或解聘事宜。全民监事只是提出建议，而国资委“原则上须参照执行”。大家注意我反复提及的“权力+权利”概念。全民监事提出的降级或解聘建议，是《公司法》赋予的“权利”，不带有强制性；而人大常委会对国资委管理国有资本情况的监督，是《宪法》赋予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带有强制性。“权利”能解决的问题，大家都做君子；“权利”搞不定的问题，“权力”兜底保障，那就不客气了。注意我最后那句话，即“降级或解聘决定报相关党政部门备案，无需经过审核批准。”你可别把“党的领导”与“群众路线”对立起来。党心民心是高度统一的。党心来源于民心，民心即是党心。在对待不合适留任国企高管的人员去留升降问题上，在对待国企真正按市场化机制运营问题上，在对待做强做优做大国资国企问题上，没有你挑拨的空间。
（作者系广东省国有资本研究会会长、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全民监事”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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