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对国企实行市场化评价？
——国企改革开新篇系列之十四
梁军（全民监事）
我在《全民所有资本市场化监管基本法》中，用了三条的篇幅，分别讲国企的经营绩效市场化评价、高管人员市场化选任、薪酬激励市场化决定三个问题。三条内容的共同点是市场化，其中的重点在于经营绩效市场化评价。落实了经营绩效市场化评价，也就解决了高管人员选任和薪酬激励决定的老大难问题。现实状况却是：由于在评价方面不能切实贴近市场化，导致选任不可信和薪酬不公平。薪酬不公平问题，引发国企高管限薪的被动局面，而限薪的潜意识又在向行政化靠拢，反过来又强化了行政化评价和行政化选任。这就好比是三只老鼠相互咬住对方的尾巴，形成一个怪圈。尽管三只老鼠都在高速跑动，却始终在原地打转，彼此头晕目眩、精疲力尽。我在《全民所有资本市场化监管基本法》中建议：“民资委设立评价委员会，对国家出资公司经营绩效、管理能力、薪酬水平等事项进行综合评价。”市场化评价的核心，就是要摆脱行政化，也即摆脱政府组成部门的行政思维和行政惯性，以及不可言说的行政潜规则。要实现这样的市场化评价，首先，评价的主体要脱离政府行政体系；其次，评价的手段要贴近市场，要有专业化背书；再次，评价的结论要公开，要接受全社会的监督。这项工作，非人大常委会莫属，非全民所有资本监督委员会（民资委）莫属。因此我建议，民资委设立专门的国家出资公司经营绩效评价委员会，在人大常委会的“权力”支撑下，在民资委的“权利”范围内，对国企的经营绩效、管理能力、薪酬水平等事项进行综合评价。此前国资委的“一利五率”什么的（利润总额、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营业现金比率和全员劳动生产率，以及研发经费投入强度），都可以拿来做评价指标。除此之外，其他市场主体，尤其是上市公司的一些评价指标和方法，都不妨考虑用来评价国企。至于国企独有的一些涉及国家安全和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可单独列出，作为综合评价的重要参考或指标变量。总之就是切忌自己单搞一套，或过于突出某种政治责任，掩盖了经营绩效的实际情况。2、管理能力评价针对高级管理人员，结论可能有弹性。管理能力的高低优劣，既主要体现在经营绩效高低方面，但又不完全是。经营绩效水平高，也可能是客观条件使然，无从横向比较，其管理能力可能一般般。经营绩效水平低，但不排除客观条件限制，管理层已经倾尽全力，换谁来结果都差不多。一些网民对国企爱之切又恨之切，说话难听一点，但是也说出一些事实，即“换一头猪做董事长这企业都能赚钱”。所以，在经营绩效水平之外，单独对管理能力进行市场化评价，是十分必要的。如果经营绩效与管理能力两项评价趋同，自然皆大欢喜。如果经营绩效评价低，而管理能力评价高，可避免误伤人才。如果经营绩效评价高，而管理能力评价低，就别便宜了庸才。这里所说的薪酬水平评价，针对两个方面。一是国资委决定的高管人员薪酬与激励，二是企业薪酬总体水平。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国企高管的薪酬由自己（董事会）决定。结果就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现在回头看，局面十分滑稽。这也难怪人民群众骂娘，国企职工也愤愤不平。那么，由国资委决定（其实国资委也没有最终决定权），就合理了吗？我掌握的情况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深改领导小组（后改为“委员会”）在2014年8月召开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叫《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的文件，开始对国企领导限薪。中央的情况我不了解，地方则是由分管国资的副省长（或副市长）牵头，成立一个由财政、人社、组织、国资等部门参与的领导小组，研究确定所属国企领导的薪酬标准。制定标准的过程我也不清楚，即使知道也不能乱说。我能说的是——不管你制定的标准是多少，肯定还是行政化的结果。如果采取市场化的评价方式，企业经营绩效好，管理能力强，结论公开透明，公众心服口服，该拿多少就多少，谁有本事谁来拿，大家不都省事吗？
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一些国企普遍采取高薪高福利。流传最广的是20年前的供电公司抄表员年薪过10万“传言”。
之所以说是“传言”，因为国企的薪酬不透明，外人（即使是全民股东）不得而知，当事企业打死不承认，你一点办法没有。当事媒体则要保护当事人权益，坚持不肯泄露信息来源。报道（爆料）成了无头公案。我选择相信媒体的报道（爆料）。道理很简单——如果我是国企领导，企业效益又很好，我一定会满足企业员工对高薪高福利的“美好向往”。因为，企业不是我的，好像也不是谁谁谁的，并没有谁谁谁因为用工成本不合理而心疼，进而问责于我嘛！反而，企业员工的“美好向往”得不到满足，在年终组织测评时给我打低分，吃亏的是我个人。后来就搞了工资总额决定机制。以某个起始年份为基数，根据企业经营绩效情况酌情增减。总基数切给你了，企业可以在总基数之内调整，奖优罚懒。后来又发现这与科技创新发展规律相悖，于是又搞什么总基数之外的额度。后来又发现引入高薪的职业经理人，会导致总基数分配不平衡问题，就再搞特殊政策。总之就是补丁上面打补丁，最终呈现一个破褂子形态。这里的问题也是一大堆，我就不展开了。我这样说吧——人社部门参与进来制定薪酬总额标准，包括在国企也搞什么“三定方案”，我就知道不会有好结果，至少不是市场化的结果。国资系统或人社部门的官员，如果不服气，请看我今天给出的建议，是不是更简单、明了、合理。机关就是机关，企业就是企业。这是两个完全不同运行规则的系统。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还是抛开行政系统的行政化，去拥抱市场化吧！我在《全民所有资本市场化监管基本法》中建议：“评价委员会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家、经济学家、管理专家、审计师、会计师、律师、记者等相关群体（界别）代表组成。”评价委员会的成员构成，必须充分体现民主化、市场化、专业化和公开化特征。民主化——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体现。如果评价过程中有什么猫腻，有行政干预或抵触行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场，其与最高权力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的“直通车”关系，就是一种无声、无形的巨大压力。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在参政议政的最高平台上披露相关问题，问责于管理部门。市场化——由企业家体现。评价企业优劣，除了那些硬性评价指标以外，企业家本身的认知感觉，往往更贴近市场。此前所说的新加坡国资巨无霸淡马锡，其董事会所聘请的董事，大多为跨国公司或本地头部企业的高管。他们在董事会的决策行为，更多的是依赖商业嗅觉和经验判断。这里所说的企业家，主要指非国有的市场化主体的商业领袖。要相信，能成为受托于全民，对国企进行市场化评价的成员，这个荣誉足以让每一位企业家尽心尽责且如履薄冰。专业化——由经济学家、管理专家、审计师、会计师、律师体现。除了企业家的商业嗅觉和经验判断，具体而微、领域众多的评价指标，仍需给出高质量的专业性认定。上述群体，其实就是现在国企外部董事和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来源，本身具有市场认可的专业性和合理性。市场化+专业化，企业家+专业人士，这样的组合给出的评价，离市场化就不远了。公开化——由记者体现。记者是媒体的代表，除了将评价信息对外发布以外，媒体带有公共利益属性的“啄木鸟”特点，能对评价过程可能存在的不合理、不合规、不合法行为予以质询和压制。媒体代表介入评价委员会，也是最大化化解民众情绪、疏导合理关切的制度性安排。国资系统和人社部门的同志，你们自己说说，这样的评价机构给出的评价结果，与你们自己关起门来搞的复杂无比的评价体系相比，哪个更贴近市场，哪个更让国企高管心服口服，哪个更能得到全社会的认可？
也许有人会说，国企的体量和业务庞杂巨大，每一层级的国企数量（一级企业）动辄百十家，评价其经营绩效哪有那么简单？你说的那些评价委员会成员，哪有时间精力应付？最终还不是走过场？我在《全民所有资本市场化监管基本法》中建议：“民资委先行委托相关信用评级、管理咨询、市场调查等专业机构，定期就相关内容对国家出资公司进行第三方评价，评价结论供评价委员会参考。全民监事从决策科学、管理规范、履职尽责等方面，对国家出资公司董事会和经理层提出评价意见。在此基础上，评价委员会对标国内外相同类别与规模企业，侧重从企业家精神、企业竞争力、市值（或业内公允价值）等方面出具评价报告。评价委员会投票情况及评价报告向社会公开，接受全民监督。”专业的事情当然由专业的人干，关键的节点必须由关键的人把控。证监会也不是自己去一家一家、一桩一件地监管上市公司，也是依靠市场专业机构先行给出各种审计、评估、法律报告，然后在此基础上采取重点行动。证监会与人大常委会相比，能量绝对不在同一个级别。被委托的市场专业机构对受托事项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差距有多大。证监会监管的是数千家的上市公司，而人大常委会监管的本级国家出资公司，国家层面也就百十家而已，省市级一般在20-40家左右。因此，市场专业机构受托事项的完成质量是完全可控的。其一，市场化专业机构提供前期第三方评价，结论仅供评价委员会参考。专业机构只做专业份内的事，不必对结论引发的后果负责，也能完全左右最后的评价结论，可避免专业机构畏手畏脚，或徇私舞弊。其二，评价委员会是在既有“定量”评价报告的基础上作出“定性”评价，既可以减少时间精力投入上的不可能、不经济，又可充分发挥最贴近市场的独特功能——企业家的商业嗅觉和经验判断。其三，全民监事作为最重要的内部知情人士，所提供的针对高管人员履职行为的评价意见，是评价委员会作出科学评价的关键变量，也有可能成为辨别评价数据真伪优劣的“吹哨人”。其四，评价参照物是具有可比性的国内优秀私企、外企，或境外跨国公司，评价内容还包括诸如企业家精神、企业竞争力、市值（或业内公允价值）等市场通行评价标准，完全脱离行政化评价体系、干枯的数字和国资封闭体系，评价结论可比性强，优劣无所遁形。最后，上述所有行为、过程和结论，都必须公开，接受全民的监督。仅此一招，就足以规制所有潜在的风险和漏洞。什么叫“打造阳光国企”？阳光国企不是打造出来的，而是将国企置于完全的阳光之下，让阳光照射它的每一个角落。说了半天，花那么大的功夫，作出评价报告，有什么用啊？“管人管事管资产”，或者时髦的“管资本”，其核心，其抓手，无非还是选人用人与约束激励，最终都要落在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身上。私企外企如此，国企更应如此。此前说过，人大常委会及其民资委，虽然拥有全部出资人权利，但是除了选派监事和审议监事会报告，以及决定分红以外，其他权利悉数授权政府并国资委代理行使。通俗一点说，就是老板找人出了评价报告，剩下的事情，你自己看着办。国资委该怎么办？当然，你够胆也可以不办，或不认真办。你尽管试试看呗！我在《全民所有资本市场化监管基本法》中建议：“国资委依据评价报告，对国家出资公司董事会定战略、做决策、防风险水平做出鉴定或调整，对经理层谋经营、抓落实、强管理能力进行考核、奖罚或调整。”如此这般，国资委对国企高管人员的评价、监管、奖惩或调整，其过程和结论就不再是黑箱或灰箱了，就不再模棱两可了，就不方便按照长官意志或官场潜规则办事了。一句话，该凭自己的真本事吃饭了。另外请注意，国资委还必须严格区分董事会和经理层的不同责任，作出完全不同的处理。董事会的主要职责定位，是定战略、做决策、防风险。经理层的主要职责定位，是谋经营、抓落实、强管理。这是“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文本中的规范表述。评价报告指出的问题，首先要看是什么问题，是战略定得不科学、决策做得不及时、风险防得不充分，还是经营不到位、决策不落实、管理不规范，再来判定是谁的责任。权责法定、权责透明，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由此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一棍子打死一船人。关于董事会及董事长、经理层及总经理的权责问题，我在后续的建议中，有完全不同于当前做法的分析和建议，稍后再叙，敬请期待。最后一点尾巴，我建议“对国有资本产权实行市场化核资统计，以投入货币资本（注册资本）、市场价值、实控资本、归母权益和增值权益等名目分别记账。”我曾调研过国有产权管理，也仔细研读了相关部门制定并执行监督的产权管理文件。说实话，真的不敢恭维。国有产权登记（统计）账目底数不准确，交易流程有猫腻，这些都是国有资产流失的表象，是滞后的显现。防范国有资产流失，真的不是靠强化产权登记和产权交易流程就能解决的。现有的国有产权管理制度，看似规规整整，条法齐备，其实是一种行政化的懒政思维，是远离现代市场经济的账房先生行为，是束缚国有资本市场化运营、高效流动配置的障碍。国有产权管理的具体问题，在此不展开了。一来受众面相对较窄，没有多少人感兴趣；二来现有的产权管理制度加理论，貌似十分合理科学，干讲道理我真的辩不赢。我只想弱弱地问一句，非国有的市场主体，中小型的不算，就说BAJT这些巨无霸，或者富可敌国、遍布全球的跨国公司，他们有没有像我们的国资管理一样搞产权管理？或者说有没有搞我们这样的产权管理？所以，我在这里提出“市场化核资统计”，以及“以投入货币资本（注册资本）、市场价值、实控资本、归母权益和增值权益等名目分别记账”，就是要求国资监管要向市场化一般规则做法看齐，在产权管理这一看似简单，实则繁琐不堪的领域，给予国企最起码的市场化活力。（作者系广东省国有资本研究会会长、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全民监事”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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