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大培：赶快补上限制改造外企这一课

 

2022年1月27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称；“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决定撤销中国联通子公司的214牌照。这意味着，中国联通（美洲）运营公司在60天内停止在美国的所有服务。

 

可以把美国政府的这种行为看作是服务贸易方面的保护主义，即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禁止美国从中国进口服务。但是更应当把美国政府的这种做法视为阻止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经营。其实美国政府经常采取这一类的措施阻止中国企业对美国投资，特别是特朗普挑起中美贸易战之后，这样的做法已经屡见不鲜。

 

按理说，就是为了震慑美国政府使其在阻止中国企业的对美国投资上有所顾忌，我们也应当采取坚决的反击措施，对等地阻止美国企业的在华投资。但是，我几乎没听到过在这方面采取过什么行动。估计这次也很可能会装聋作哑，对美国的打击行动悄悄接受，任凭美国政府单方面阻止中国企业投资而不加反击。

 

这种在跨国投资问题上的投降主义是偏爱外企派们的一贯作风。

 

 

2021年12月23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使之正式成为法律，该法禁止美国进口所有来自新疆的产品，除非公司能证明这些产品“与强迫劳动无关”。许多在中国经营的美国企业借口“遵守本国政府法律”，参加了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这种制裁，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

 

美国芯片供应商英特尔在其给供应商的一封公开信中要求他们“不使用任何来自新疆的劳工、采购产品或服务”。在引发中国舆论的大量质疑后，英特尔发表了道歉声明称“尊重该问题在中国的敏感性”，“对给中国客户、合作伙伴和公众带来的困扰，我们深表歉意”，但声明仍强调公司要“确保遵守美国法律”。

 

而全球最大的零售企业沃尔玛“疑似停止上架新疆产品”，引发了一些中国网民自发性的抵制行为。2021年12月底之前，有网友发文称，沃尔玛已停止在中国的沃尔玛和山姆会员店上架来自新疆的产品，于是有微博用户指责沃尔玛“吃中国的饭还打中国的脸”，一些网友表示将退掉山姆会员卡，还有人说将抵制沃尔玛旗下商店。据报道，在厦门、杭州和宁波等多个城市出现了山姆会员退卡潮。

 

«华尔街日报»2021年12月29日报道说，中国是沃尔玛国际扩张战略的一个关键支柱，也是最近一个季度沃尔玛国际销售的一个亮点。沃尔玛的最新年报显示，中国已有434家沃尔玛卖场和山姆会员店，这使得中国成为按零售面积计算沃尔玛的第二大国际市场，仅次于墨西哥。

 

 

问题在于，面对如此众多的美国企业跟着美国政府制裁中国，我却至今没有见到外企主管部门采取什么行动来惩治美国企业以反击美国政府的制裁措施。

 

传统上商务部是中国的外企主管部门，现在则是商务部和发改委都有专门的外企外资主管机构。但是依附主义者甚至外资的代理人却把持了外企外资的主管机构。论理说，在华外企参与制裁中国，首先应对此做出回击的就应当是外企外资的主管机构。但是，我几乎从来就没见到它们采取什么限制和惩罚外企的行动，这次它们又是让群众自发地去抵制外企，它们却躲在一旁不作为看热闹。我甚至怀疑，它们是否还在背地里嘲讽埋怨抵制外企的人民群众，怕爱国群众坏了它们为外企服务的大业。看来这些依附主义者已经死心塌地地认定自己是外企在华的代理人，他们公然宣称，他们现在整天忙的是在各个层次上进行协调，让外企在华的重大项目落地！

 

这些依附主义者袒护外企的所作所为，违反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已经构成了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这是因为在华的外资企业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经济利益，已经成了妨害中国经济发展的祸害。

 

外资企业对中国的最大害处是，外资企业会把中国国内生产的成果变为外国人的收入，而我们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归根结底都应当是为了增加中国人民的实际收入，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外资企业把中国国内生产的产值变为外国人的收入，是与我们发展经济的这一根本目标相悖的。

 

奇怪的是，中国有那么多外资外企的管理机构，我却从来没见到他们公布外企在华赚取的利润数额。当然，这完全可能是由于这些机构玩忽职守，没有搞清楚这个它们首先应当搞清的东西。但是我更愿意相信，是那些外企代理人们故意隐瞒了它们掌握的外企在华赢利数据，怕公布这个数据会引起被外企抢走了收入的中国人民的愤恨。

 

外企对中国经济的第二大害处，就是它妨害了中国民族产业的发展。外企抢占了中国国内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甚至夺走了本土企业在国内的产品销售市场，这是妨碍中国本土企业发展的最大障碍。懂得产业发展的人都能想象，如果把这次跟着美国政府制裁中国的沃尔玛赶出了中国，大商集团、上海百联等本土的零售企业会得到多大的发展空间；而如果肯德基麦当劳都退出了中国，中国本土的餐饮企业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

 

外企对中国经济的第三大害处是，它加剧了中国国内的资金过剩，将大量中国的国内资金挤得流向国外，造成了对中国不利的跨国资金对流。

 

那些容忍甚至欢迎外资企业流入的国家，通常都面临国内资金短缺、发展经济需要吸收外资的困难。但是中国却与这样的国家完全相反，面临的不是国内资金短缺，而是国内资金过剩。近三十年来，中国一直有显著的经常项目顺差，表明中国一直是资金的净流出国，本来是不需要外资流入、也不能真正吸收流入的外资。但是，主管部门却一直采取鼓励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的政策方针，而这些流入中国的外资企业抢走了国内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使得中国国内的资金和本土企业更加缺乏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而不得不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流出到国外，造成了更加严重的资金净流出。有关的主管部门不仅从来对袒护外资企业的政策不思悔改，反而借机宣扬和推行鼓励本土企业“走出去”的政策，造成了荒唐可笑的乱局：一边是外资企业大量进入中国，另一边是被它们挤得无钱可赚的中资和中资企业大量流出国外投资。这样的跨国资金对流加剧了本土企业的经营困难，显著地降低了中国的国民收入。

 

 

外企的代言人挖空心思为外企说好话。他们最爱说的是外企带入了中国需要的建设资金。在说清了中国本身就资金过剩、不需要外企投入的资金之后，他们在理屈词穷之下又编造理由说，外企可以提高中国产业的技术水平。而这种说法就更是欺人之谈。

 

实际上，那些技术水平远远高于国内企业的外资企业即使进入中国进行生产经营，它们惯用的做法也是只在中国进行本企业中那些只需要较低技术的经营活动，而把本企业使用高水平技术的活动留在自己的母国之内，使中国并不能靠进入国内经营的外企显著地提高产业的技术水平。也正因为如此，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依靠外国企业在本国建立起具有世界最高技术水平的产业。要真正在本国建立具有世界最高技术水平的产业，只能靠发展壮大本土的企业，而外资企业的主要作用则是妨害本土企业的发展。

 

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都说明，就提高本国产业的技术水平来说，由本土企业甚至政府花钱向外国买技术、雇用外国的技术专家比引进外企在本国经营更有效率得多。而放任外企在本国经营起的是妨害这种更有效率地从外国引进先进技术的作用。在今天的中国国内资金过剩的情况下，更应当靠花钱向外国买技术而不是靠放外企进入来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

 

时至今日，进入中国的大多数外资企业已经没有什么值得一学的先进技术，也没有多少外资企业具有本行业世界最高的技术水平。要说可口可乐能够提高中国产饮料的技术水平，肯德基麦当劳能够提高中国餐饮业的技术水平，有点知识的人大概都会笑掉大牙。既然如此，这样的外企对中国就不会再有任何好处，而只能有抢走中国人民的收入、妨害中国产业发展的害处。

 

 

基于上述原因，我在“今后应当”等文章中提出：今后在跨国投资的政策上,应当放弃国际投资自由化的宣传和努力，特别是不再追求引进外商投资,而应将跨国投资政策的重点放在限制和防范、遏制外资企业上。在实行这样的跨国投资政策时，防范和遏制外资企业上要把握好的主要政策界限应当是：不再允许外商投资企业妨碍国内的本土企业发展。我们今后应当致力于建立一个各行各业都达到世界最高技术水平的、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这就要求我们改变经济政策的指导方向，不再欢迎外资企业进入国内，而是转向严格限制外资企业的进入和经营。

 

我的这些主张，当然会伤到那些外企代言人的利益。他们为了给自己和外企牟利，已经是无所不用其极。几十年来，这些外企代言人一直在散布“外企进入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外企越多越好”的谎言，欺骗领导以诱导出有利于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的政策。最近几年他们骗人的登峰之作，就是骗出了一个“稳外资”的口号。为了替外企办事，那些外企代言人竟然发国难财，趁着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之机制造害怕外企撤资的恐慌，把外企撤走说成是天塌地陷的祸事，欺骗和裹挟领导接受他们提出的“稳外资”口号，趁机大肆推行其帮助外企侵占中国的措施，并且野蛮地封杀任何质疑和批评的声音。

 

2020年底，我在乌有之乡网站上连续刊出了《这不就是给外国人送钱吗？》、《不应当再实行“稳外资”的政策》等三篇文章，点名批判外企代理人们向外企输送利益损害中国人民的行为。外企的代言人们讲不出道理来对我进行反驳，竟然使出了政治上的流氓手段来封我的口。他们要我退休前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党委书记朱恒鹏在2021年初两次找我谈话，指责我那三篇文章是“公开发表同中央决定不一致的意见”，要我“与中央保持一致”，也就是不再公开发表此类对外资企业不利的言论。这种政治流氓行径清楚地表明，这些外企代理人不仅铁了心为外企在华抢钱服务到底，而且要把说外企好话欺骗人民欺骗中央的骗局玩到底，不许在公众中出现任何对外企不利的舆论。

 

外企代理人和依附主义者们讨好和袒护外企，也许是出于无知，不知道在华外企对中国的害处。但我更愿意相信的是，他们是出于个人和小集团少数人的私利，甚至是出于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才那样卖力地为外企说话办事。为了将外企在华牟取的利益最大化，他们编造了种种谎言来把外企说成是对中国有利无害，以此来欺骗中国人民，特别是欺骗能决定对外企政策的领导。不仅如此，他们还想进一步控制舆论，连说一句外企不好的话都不让发出来。

 

我当然不会向这些外企的代理人们低头。不过，自那以后近一年的时间里，我很少在公众舆论中发声。这首先是因为上了年纪精力已觉不济，自己又有许多家务事缠身，余下的时间又几乎都放在研究和写作我的学术著作上，几乎没有精力再去在公众舆论中发声。不过，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需要我出来说话时，我还是要向公众发出我的声音。我认为，现在又是讲外资企业问题的时候了。那些外企的代理人们还在为外企抢中国人民的钱讲话，我不能停止与他们的斗争。这里发表的这篇文章，就是向他们展开斗争。为了进行这场斗争，我放弃了在其它问题上发言的机会。前些日子司马南讲了柳传志和联想的许多问题，我却没有参与进去说多少话，就是为了省下精力来继续这场对外企代理人的斗争。

 

重申我的主张：本来就不应当盲目地吸引外资企业，更不应当袒护外资企业，而应当对外资企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现在更应当把重点放到限制和改造上。当前已经到了补上限制改造外资企业这一课的时候了。今后应当：

 

不要再怕外企撤走，不要再被“外企不来了”的可能性吓倒。首先要明确，在有力地加快本土企业技术进步、促进本土企业成长和自主的宏观经济政策下，外企进入越少越好，外企不来是好事。政策努力的方向应当是逐渐减少外企的进入，将现有的外资企业改造成本土企业。

 

 

下边列出的，是现在应当采取的限制和改造外资企业的政策措施，按应当实施的紧迫程度排序：

 

——首先，应当超对等地制裁在华的外资企业，以对外国政府制裁中国企业作出足够有力的反击。这种报复性的制裁遵循的原则应当是，哪一个国家的政府制裁了中国企业，就超对等地制裁该国的在华企业。所谓“超对等”意味着，中国制裁某国在华企业的数目要超过该国制裁的中国企业的数目，中国制裁某国在华企业的力度要超过该国制裁中国企业的力度；

 

——凡参与了外国对中国的制裁的外资企业，中国应以明确的反制裁措施对其进行惩罚，手段可以是对其进行罚款、施以惩罚性的高税收、采取种种限制其在华营业的措施直至直接令其停止营业。

 

——政府的采购和使用国有资金实施的项目，应当尽可能不购买从外国进口的产品和在国内生产的外资企业的产品。

 

——应当增加对外资企业的征税，使外资企业负担的税率高于本土企业负担的税率，首先是要其缴纳高于国内企业的所得税税率。对外资企业征收的所得税，是对外国人征税，这是不增加中国人民负担而增加政府收入的最好方法，应当好好地加以运用。这样对外资企业高征税，至少是对过去专门向外资企业少收税、减免税的补偿。任何针对企业的减税降费，不应再适用于外资企业。

 

——立即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阻止外资企业进入国内产能已过剩的行业，采取措施消解过剩产能时则应当首先清除相应行业中的外资企业。

 

——对不能加快中国国内企业技术进步的外资企业，应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不准其进入中国，已进入国内者则应设法将其挤出中国。对于外企已不可能带来任何先进技术的行业，如零售业、饮料和食品生产行业、餐饮业，则应采取措施排挤外资企业，迫其退出中国。

 

——只要国内的本土企业提出申述，指控外资企业妨害了其发展，外企主管机构就有责任采取政策措施，设法赶走受到指控的外资企业。

 

2022年1月31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来源：乌有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