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海宝：美国对华战略转向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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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海宝：美国对华战略转向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2025-02-27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主权国家的基础上主导建立了一个后殖民主义的金融帝国体系。中国长期处于金融帝国体系的边缘地带，但后来逐步发展为世界的产业中心，而美国则在资本主义积累趋势的支配下，从世界的产业中心和金融中心逐步发展为单一的世界金融中心。世界金融中心与世界产业中心在全球地理范围内的分离是当今世界体系的基本特征。中美关系不仅包含着两国经济利益的深层对立，同时也存在着两国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与金融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对立。随着金融帝国体系积累危机的日益深化，中国成为美国危机输出和转嫁的主要对象，美国对华战略随之发生重大转向。
列宁认为，殖民帝国体系的经济基础不是考茨基所认为的产业资本，而是资本的最高形态——金融资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殖民帝国体系最终瓦解，但金融资本在战后并没有解体，反而在战争对生产力破坏的基础上获得了新的发展。在金融资本的基础上，美国主导建立了一个扬弃了旧殖民主义的金融帝国体系。金融帝国体系区别于旧殖民帝国体系的地方在于，它主要依赖金融资本而不是暴力征服的手段来维持对世界体系的统治，用埃伦·伍德（Ellen M. Wood）的话说，美国主导的金融帝国体系是一种“不含殖民统治的经济霸权”。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陆续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并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使得金融帝国体系的积累空间又极大地扩张了。新中国诞生于旧殖民帝国体系中的薄弱链条，发展于美国主导的新殖民主义金融帝国体系下。考察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演变，尤其是近年来美国对华战略的急剧转向，必须将其置于金融帝国体系的总体视阈下。
一、美国与中国不对等的经济关系
关于当代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世界体系理论的著名代表人物杰奥瓦尼·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曾提出一个深刻判断：当今世界的基本格局表现为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美国与作为世界产业中心的中国在地理上史无前例的分离，这种分离是以世界金融中心对世界产业中心的寄生性为前提的。列宁曾经在《帝国主义论》中深刻分析了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特征，认为当时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日益发展为“食利国和高利贷国”。列宁所谓的金融寄生性并没有随着殖民帝国体系的解体而消亡，反而在今天这个金融帝国时代尤其是中美经济关系中获得了新的发展，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美国垄断着高新技术和全球产业链高端环节
马克思曾指出，在垄断资本时代，各个工业部门之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其中，“也有一些工业部门支配所有其他部门，并且保证那些主要从事这些行业的民族统治世界市场”。现在的美国虽然由于去工业化不再是工业大国，但仍旧是工业强国：它在量子通信、芯片制造、人工智能等一系列高科技领域仍走在世界的前列。通过对这些高新技术的垄断，美国事实上控制着全球产业链的高端环节，并通过这种控制将产业链条上所形成的巨额垄断利润收入囊中。美国的科技霸权在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中集中表现在对知识产权的垄断上。据统计，美国是中国最大的知识产权进口国，2011年—2018年期间中国向美国支付的知识产权使用费年均增速达13.97%。而美国通过知识产权的垄断为本国创造了大约1/3的GDP、3/4的出口额以及4000万个就业岗位。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法权观念下，保护知识产权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并没有创造科学，它只是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科学并不费资本家的分文，然而科学的价值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合并到社会生产体系中，成为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强力手段。当大量的知识产权被金融资本所垄断，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产品价格就会大大提高，远远高于其生产价格，通过这种方式，金融垄断资本就扼住了整个社会的“咽喉”。
美国对高新技术的垄断深刻地影响着中美的贸易结构。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中国主要进口美国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而美国则主要进口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两类产品的交易在本质上属于不平等贸易，这一方面是由于中美双方的交易主体存在着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异，这种差异意味着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包含的较高劳动价值在利润率平均化的趋势下被压低了，因而这里存在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利润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美国对先进技术的垄断可以使其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制定垄断性价格，进而获得巨额垄断利润。这种贸易结构使中国经济长期陷入一种“一亿条牛仔裤换一架波音飞机”的发展窘境。当下，中国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培育新质生产力来实现产业升级，目的也是要解决这类问题。一旦中国在某些高端技术领域获得真正的突破，那么，美国的技术垄断优势将会遭受严重挑战，它对全球产业链的支配地位也就必然产生动摇，这是美国金融垄断资本所不能接受的。
（二）美国对中国输出了巨额资本
食利化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内在趋势，而与食利化相伴随的往往就是产业的空心化。当一个国家越是成为资本大国、金融大国时，它就越是希望绕过生产过程这个“必须干的倒霉事”而直接赚到钱，并最终走上食利者的道路。在当今美国所主导的金融帝国时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种食利化趋势表现得尤为突出。大量过剩的资本能否找到食利的渠道，成为这些国家生死攸关的问题。而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产业中心自然就成为美国资本输出的主要目的地。
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沙奈（Francois Chesnais）曾专门研究过金融市场上的巨头——美英养老基金的食利性本质。他指出，美英养老基金全球扩张的主要动力在于通过金融投资来从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中获取利益，从而让新兴国家为它们本国的退休人口支付一部分养老保障。一旦这种金融投资遭遇到阻碍，那么，整个金融帝国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机器就会随之启动，发动对目标国的围攻。中国华为公司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压围剿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美国之所以围剿打压华为公司，其中固然有中美在高端技术领域竞争白热化的原因，但这远不是全部原因。2019年3月6日，德国《商报》发表的一篇题为《华为缺乏国际化管理层》的文章解开了美国围堵华为的奥秘。该文指出，作为国际化的通信设备制造商，华为的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却全部来自中国，这是一个严重错误，华为必须全面开放才能打消外界的忧虑。其实，所谓“华为的全面开放”“外界的忧虑”这些说辞背后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华为的高净值资产、高速度发展的收益必须对美英等西方金融资本开放，让它们以参股或控股的方式参与分享，正如它们曾对日本、韩国的高科技企业所做的那样，这才是美国带头围剿华为的真正动机。
据统计，截至2019年年底，美国对中国的累计直接投资规模为2840亿美元，通过这些投资，美国从中国获取了大量利益，包括基本投资收益及巨额的美元铸币税（对美国资本来说，100美元只需要大约17美分的印刷成本，这个差额就是美国向中国征收的“铸币税”）。当然，在自由贸易条件下，中国也会向美国输出资本。但中美彼此的资本输出结构存在重大差异：美国对中国的投资主要以股权投资为主，而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则主要以债券尤其是美国财政部发行的国债投资为主，股权投资占比很小。而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一般都比较低，平均在1%—3%之间。中美迥异的投资结构与美国金融霸权有着密切联系：第一，美国常常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外资对美国企业和资产的收购，这就导致中国的美元外汇只能投向相对开放但利率很低的美国国债；第二，美国资本在中国的投资收益率却都比较高，平均在20%—30%之间。由于掌握着上述金融霸权的优势，美国虽然在国际上被称为债务大国，但它却是资金收益的净流回国。对于此种现象，中国经济学家余永定曾指出，尽管美国拥有巨额净债务，美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投资收入却一直是正值。例如，2020年美国的净负债为14万亿美元，但净投资收入却高达2000亿美元。这是特朗普政府与中国的贸易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候美国对华投资不降反升的原因。而中国虽然是美国最主要的债权国，但在双方的金融投资往来中却存在着相对利益的损失。
（三）中国持有过高的外汇储备
外汇储备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晴雨表。中国目前持有的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外汇储备充足率的基本要求（即满足三个月进口所需金额）。在现行的经济体制下，外汇储备的增加意味着大量美元通过与人民币的兑换进入国内市场流通，进而可能造成输入性的通货膨胀，同时也间接地挤占了中国政府以增发人民币的方式为国内经济主体提供主权信贷的空间。但是，在美元的这种霸权体制下，中国缩小外汇储备的难度又比较大，因为美国的利益就在于一方面用廉价美元来大量进口中国的商品，投资中国的优质实体资产；另一方面又要防止中国把手中的美元白条通过进口美国高端技术产品或投资美国实业来变现。此外，美国对中国大量直接投资所形成的以人民币形式存在的利润和利息及其他金融收入，也需要兑换为美元回流美国，这也是中国外汇储备保持在高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中国长期保持贸易顺差的同时，美国却常年保持着经常项目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2022年，美国对华年度货物贸易逆差3829亿美元，创下继2018年逆差4194亿美元之后的最高纪录。贸易逆差虽然意味着信用透支，但这正是美国的利益所在，因此，坚持贸易逆差就成为美国的国策。与长期的贸易逆差相似，长期的财政赤字也符合美国的利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几乎每年都出现财政赤字。新冠疫情期间，美国预算赤字增加两倍，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是其他发达经济体峰值的两倍多。美国之所以能够长期实行财政赤字政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中国通过贸易顺差赚得的外汇储备的很大部分又以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回流美国，从而使美国的财政赤字获得很大的融资空间。当然，除了中国以外，还有日本等其他国家以同样的形式为美国的财政赤字融资。正是这种国际融资使得美国的很多人认为对赤字危机的担忧就像是对“狼来了”的担忧那样没有必要，因为这是一种永远不会到来的威胁。
（四）人民币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与美元存在巨大差距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货币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是与其在世界生产中的地位相匹配的，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生产的商品越多，尤其是这些商品又是其他国家为了发展而不得不购买的，那么，这个国家的货币信用也就越是坚挺，因而也越容易成为国际货币。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薛暮桥曾把以商品、物资为信用基础来发行纸币的原理称为物资本位论。
物资本位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世界货币体系的运行规律，简言之，就是美元的币值不再直接以黄金而是以世界各国的商品为基础。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失去了黄金之锚，但仍然是首屈一指的国际货币，这种地位实际上就是依靠着美元所能购买的实际物资来保障的。在为美元提供支持的物资中，其中最重要的一种物资是石油。于是，国际学界就有了“石油美元”一说。其实，“石油美元”的概念并不能完整科学地表达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霸权的内涵，因为各国需要以美元购买的除了石油以外，还有美国的芯片、机床、飞机等一系列高科技产品，甚至军工产品。这些产品的价值实际上就是美元币值的商品基础或生产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除了石油美元，还有芯片美元、军工美元等等。
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除了依靠美国自己的高科技产品做支撑外，它还依赖于世界各国的商品，其中，作为世界产业中心的中国为美元的币值提供了巨大的信用，这一点主要是由中美两国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美国的经济在金融资本积累的支配下日益脱实向虚，呈现出产业空心化和虚拟化、债务化的特点。而中国却日益发展为世界的工业中心，成为向美国出口实物商品最多的国家之一。按照物资本位论的基本原理，中国向美国出售的商品和资产越多，美元的币值得到的支撑就越大，其汇率也就越坚挺和稳固，因此中国向美国的出口贸易事实上成为美元稳定币值的主要支柱之一。
在美元霸权下，中国的主权货币——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被大大阻碍和迟滞了。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世界最大的商品生产国、进出口贸易大国，但是，人民币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与美元相比却有着巨大的距离。据统计，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美元占比约60%，而人民币占比仅有2%；在全球货币支付份额中，美元占比接近50%，人民币占比不到5%。由此看出，人民币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是不相称的。中国是“贸易大国”，但也是“货币小国”。中国学者张杰教授将这种现象概括为“中国货币经济悖论”。在这种悖论下，人民币的发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对美贸易顺差和美元外汇的增加，即所谓的“外汇占款”，因此，人民币在事实上锚定了美元；而当中国把大量美元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国债的时候，人民币又部分地锚定了美债。美债比美元信用等级还要低，因为美债事实上是以美国税收为发行基础的，而为当前35万亿美元国债提供信用支撑的美国财政收入一年只有5万亿美元左右，况且美国已经多年维持着财政赤字，因此这里的实际逻辑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资不抵债”。但是，这并不妨碍美国的政客和经济学家们始终对其国债信用保有“坚如磐石、永不动摇”的信念。这是为什么呢？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一次美国电视节目的采访中道出了其中的真相。他说：“美国随时可以通过印钱的方式还清所有的债务，因此，美债违约的概率为零，对美债也不适合进行信用评级。”但印发美元纸币不过是以通货膨胀的方式剥夺全世界。
在世界金融中心与产业中心的对立中，美国获得了大量的寄生性红利，但是，美国却并不满足于此。美国精英阶层曾经长期持有一种观点，即只要把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中国就迟早会像苏联那样，接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理念，改旗易帜，走上与美国一样的发展道路。但是，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美国精英阶层的预想并没有实现。于是，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开始急剧恶化。一些美国学者甚至称，允许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美国的一个历史性错误。美国《外交事务》也发文指出：“美国一直期望能够决定中国的进程，但是总是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华盛顿现在面临着现代史上最强大、最可怕的竞争者……华盛顿首先要放弃对中国一厢情愿的期待，接受以前对华战略失败的事实”。2017年12月，美国发布了特朗普上台后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确定为美国的头号战略竞争对手。自此之后，中美关系发生了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最广泛和最深刻的变化。拜登政府承续了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总基调，认为“中国是唯一有能力、有意愿挑战国际秩序的战略竞争对手”。为了全面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使出了杀手锏即经济上的“脱钩断链”，试图通过将中国剔除出世界经济的产业链，彻底遏制中国的崛起。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近年来中国在中美关系中遭遇的挫折呢？答案就在金融帝国积累体系的危机之中。美国对华战略的转向实际上是美国这个全球金融帝国陷入危机并进行危机转嫁的必然结果。
（一）金融帝国的体系性危机
金融资本的积累绝不是一个“自动均衡”的体系，相反，其中充满了逐步发展、日益激化且不可克服的矛盾。金融资本不是处于自由竞争状态下的中小资本，而是在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垄断性融合基础上产生的大资本。金融资本支配社会生产的能力越强，它剥夺社会的能力也就越大，造成的社会冲突和矛盾也就越是激烈。在美国这个世界金融中心，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造成了产业成本的上升和产业的日益空心化。在产业日益走向萎缩的同时，为了解决资本过剩的危机，金融投机迅猛崛起。大量利润的形成不是来源于现实的物质生产，而是来源于虚拟资本市场的投机。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美国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高度发达。为了深入进行全球资本动员，美国政府还特别鼓励金融创新，以资产证券化为核心的金融衍生品在2000年后迅猛发展起来。华尔街金融家的口号是：“如果有未来的现金流，就把它做成证券”。金融衍生品作为一种证券，它的价格对未来的现金流收入和银行利率高度敏感，非常不稳定，因而成为金融投机的最合适对象。据统计，2008年金融危机前，美国金融市场在8000亿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基础上“衍生”出1.3万亿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6.8万亿债务担保证券（CDO）和58万亿美元的信用违约掉期合约（CDS），由此可见金融投机之昌盛。但是，金融衍生品所锁定的那个未来现金流是没有保证的，它的本质是资产透支，是今天提前花掉明天的钱，而明天的钱还没被创造出来，只是存在于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中。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却远没有黄金那么坚固，它随时都会动摇。金融衍生品的价格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流入去支撑，只有这样，每一个市场交易主体才能不断地把风险传递给下一个接盘者，而支撑这个“击鼓传花”游戏的资金来源却终究是有限的。一旦资金来源枯竭，金融衍生品价格的泡沫就会破裂，进而爆发危机。2008年美国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引爆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逻辑就在于此。
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的转折点，它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这场危机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带——美国爆发的，危机没有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等其他诱因，只是由于单纯的经济原因，由于金融投机的过度发展和资本市场的泡沫破裂。因此，危机不是偶然的，而是植根于金融资本积累的内在逻辑中。第二，政府危机救助的手段非常单一，效果非常有限。危机来临后，美国政府迅速救市，但是，救市方式主要靠印钞。在美国经济学家和政府决策者的眼中，金融危机只是一个货币现象，因此美联储开启多轮量化宽松政策，向经济体注入了数万亿美元以刺激经济。可是危机本身并不是因为货币和资本缺乏，而是因为资本过剩和投机过度。因此美联储的美元大放水实际上加剧了已有的资本过剩危机，进一步刺激了资本市场的投机泡沫，为新一轮的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第三，政府救市加剧了自身的合法性危机。危机来临后，美国政府率先救助那些从事证券投机的金融机构，用财政资金买下了它们的巨额有毒资产，帮它们渡过了危机，这些金融机构因此也被称为“大而不倒”。这对美国政府来说是一次巨大的道德失范，因为财政救助基金来源于美国的每一个纳税人，而他们并不是危机的始作俑者，而是危机的受害者。第四，危机的后续影响深远长久。2008年金融危机在美国爆发后，很快向全世界扩散，并在2010年引爆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在这两重危机的打击下，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陷入一场经济大萧条当中。为了再度刺激经济，美联储又启动印钞，随之美国国债也迅速攀升至35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占其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超过130%。即便如此仍不能满足政府不断举债的需求，最后只能由国会周期性地解除政府的债务上限，美国经济已经陷入一个巨大的债务漩涡。为了应对美元滥发引发的通货膨胀，美联储又不得不开启新一轮加息周期，而正如我们2023年所看到的，短期内迅猛的加息导致美国各大银行购买的证券资产价格剧烈下降，从而引爆了美国银行业的危机。美国政府在应对这场新的危机中陷入了深刻的两难困境：如果持续加息，银行业危机将会进一步加剧，甚至可能引发更大的危机；如果降息，刚刚压下去的通货膨胀可能再度抬头，可谓进退失据。更为重要的是，为了救助陷入危机的银行业，美联储在此轮加息的同时又不得不悄然重启了量化宽松政策，开始释放巨额的货币流动性，这实际上又回到以前的老路上去了。2024年9月美联储宣布开始降息。降息虽然可以迅速缓解银行业的危机，但是，通货膨胀、产业萎缩和金融投机等深层问题都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新一轮的滞胀危机已经在酝酿中。马克思曾警告，在危机分析中不应过多关注货币问题，因为在货币层面上显现的只是资本主义制度运行的现象。如果货币政策可以根治危机，那么，挽救资本主义制度就只需要一个中央银行，资本主义制度也的确就是历史的终结了。
（二）危机的深化与对外的转嫁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加剧了已有的社会矛盾。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通过详尽的数据分析证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贫富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从1980年到2010年，美国前10%人群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从不足35%上升至近50%，其中前1%人群的收入比重上升得最快。2010年美国最富有的10%人群拥有全部资本的70%，其中一半为最富有的1%所有，而底层将近50%的人口只拥有社会总财富的5%。这不是林肯所谓的“民有、民享、民治”，而是“1%有、1%享、1%治”，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提出的“我们是99%”的口号充分印证了这一点。金融经济危机的到来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使在美国被包装为“中产阶级”的劳动者、小资产阶级及中等资产阶级的生活状况每况愈下。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美国普通民众的愤懑情绪终于爆发，民粹主义运动迅猛崛起，并接二连三地爆发，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2021年“占领国会”暴动等。在这些运动的推动下，美国政治向民粹主义、种族主义急剧转变，其标志就是特朗普右翼政府的上台。
特朗普试图把自己粉饰为美国底层劳动人民的代表，并依靠底层民粹主义运动来为其执政造势。但是他一上台就颁布了一系列讨好华尔街金融资本的政策，如降低资本所得税、废除金融监管法案（《多德-佛兰克法》）、发行巨额国债将国家“让渡”给金融资本等。这些措施表明，特朗普深知美国深层影子政府的存在，因而小心翼翼地处理与金融寡头之间的关系，甚至不惜投之所好。在这一点上，特朗普实际上与其他美国总统没有本质区别。但是，与他的前任们相比，特朗普在其执政理念上又发动了一场新的革命：他突破了资产阶级“普世价值”理念，开始鼓噪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身份政治，并试图以这种方式来解决美国当下的危机。在特朗普看来，美国遭遇的危机不是美国自身的危机，不是美国金融资本积累的危机，而是中国崛起挑战和威胁美国利益的结果。因此，不是美国金融资本投资于中国导致美国产业的空心化和大量就业机会的丧失，而是中国人抢了美国人的就业岗位；不是美国金融资本通过对高端技术的垄断来获取中国的巨额知识产权使用费，而是中国在利用其国内市场“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不是美国的金融资本在不断收购中国的高净值资产，进而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而是中国企业的快速成长本身就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不是美国的长臂管辖损害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是中国的国力强大本身威胁到了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规则。因此，问题主要不在于美国内部，而在于美国外部。这是非常典型的转移视线和转移矛盾的做法。
与共和党赤裸裸的民粹主义鼓噪相比，民主党似乎比较进步，因为它还在理念上坚持着资本主义“普世价值”观。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一方面，随着国内矛盾的日益激化，民主党也不得不在移民政策等很多关键议题上向共和党妥协和让步，因此，民主党的政策也开始显露出“共和党化”的倾向；另一方面，民主党在脱钩断链、遏制中国、向中国转嫁危机上与共和党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这一点，美国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现实主义大师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一针见血地指出，民主党实际上是“把对中国的现实主义铁拳藏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天鹅绒手套里”。
在转嫁危机的对象选择上，美国两党为什么一致把视线锁定在中国身上呢？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是因为中国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区别于美国的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理念上都与美国有着重大的差别。用美国学术精英和政治精英的话说，中美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身份对立”。
首先，在经济制度上，美国不承认中国公有制经济尤其是中国国有企业的合法性，认为市场经济天然以私有产权为基础，公有产权尤其是国家作为一个主体参与的市场经济天然不合法，因此美国拒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希望中国把国有企业私有化，在经济制度上向美国看齐。可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对于美国金融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之所在。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私有产权最后的现实表现就是金融垄断资本的产权，就是这些大资本的产权，而中小资本的“小产权”或者被消灭，或者被迫处于依附地位。而正是在金融资本产权的支配下，整个社会必然陷入利润率下降、产业空心化、投机猖獗、消费萎缩、通货膨胀、债务危机等一系列泥潭，随之而来的则是社会矛盾的加剧、民粹主义的崛起以及政党政治的极化。因此，私有产权本身是与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必然联系在一起的，危机本身就蕴含在私有产权的内部运行逻辑之中。
正是在批判私有产权上述逻辑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才将其核心主张确定为对金融垄断资本的国有化，中国经济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就是这样确立的。由于把大型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国有化了，国家才有可能有计划地调节经济的发展，从而把私人资本生产的盲目性尤其是大资本的投机性和剥夺性积累的负面作用降到最低程度，实现经济平稳持续发展。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并最终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期间没有发生特别大的经济和金融动荡，没有发生像美国那样的民粹主义狂潮，这个发展成就离开中国公有制经济的制度基础是不可想象的。美国政客攻击中国的公有制经济属性，要求中国在经济制度上与美国保持一致，其实质是要让中国处于对美国的依附地位。诚如列宁所说，金融资本给一切国家间的关系罩上了一层依附性的密网；金融资本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统治。
其次，在政治制度上，美国一直把自己标榜为自由民主的灯塔，而把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视为“威权政体”，并在国际上不断渲染“民主对抗威权”。美式民主的确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典型形式，但正因为此，它也就集中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一切优点和缺点。美式民主所包含的代议制、选举制、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等制度虽然具有历史的进步性，但随着金融资本势力对社会和国家权力支配能力的不断增强，这种政治制度越来越徒具形式。一些学者指出，美式民主现在越来越呈现出一种“返祖”的现象，即越来越具有强烈的封建主义色彩，具言之，美国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日益展现出鲜明的等级结构：极少数的金融垄断巨头和精英经理官僚集团在最上层，中下层管理人员和中等工商业资本家处于中间层，而小资产阶级和众多普通工人群众处于最底层。最上层的金融垄断寡头也被称为支配美国社会和美国政治的“军工复合体”。由此看出，美式民主恰恰是“军工复合体”的“威权”统治。
与美国金融寡头所建立的事实上的威权体制不同，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它把金融寡头垄断的生产资料转归国家和社会所有，使人民的政治意志获得统一的基础，从而为广大劳动人民主张自身的民主权利提供了一个根本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民主制度最突出的特点是寻求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使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得到有机统一。而所有这一切都有赖于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个使命型政党（区别于美式民主的竞争性政党）——中国共产党来统一领导和组织。因此，归根结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而美国的“民主”最后却演变为“钱主”“枪主”“白主”“媒主”“军主”“药主”“一国六主，实无民主”。这就是中美两国在政治制度层面的深层对立。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和政治层面都与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制度相对立，它所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也与美国金融资本主导的现代化道路具有本质区别。因此，在美中经济不对等关系的背后，还矗立着两国深层的制度对立。正是这种制度性竞争使美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从而也使中国顺理成章地成为美国危机转嫁的主要对象。这就是美国近年来对华战略转向的重要原因。
【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21BKS07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原刊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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