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包产到户”的账，不能这么算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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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磊：“包产到户”的账，不能这么算
2024-09-14
一、“一年到头吃馒头”
某学者在群里讲述了一个故事，他说：
（1）农村实行承包制以后，我舅舅来了北京。我母亲问我舅舅说：“哥呀，现在家里生活怎么样啊？”
（2）我舅舅说：“现在家里可好了，一年到头吃馒头”。
（3）这使我相信，农村改革的路子是正确的。今天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举世惊叹的成就，无疑是我们党坚持邓小平带领我们党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结果，这是事实，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4）当然，我们今天的经济社会发展还面临诸多问题，有的问题甚至还很严重，但却决不能，也不应该把这些问题的产生归罪于D老爷子，因为这些问题并不是改革开放和党的基本路线造成的，而是改革开放和党的基本路线推动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产物。
二、农民的积极性
我不怀疑“一年到头吃馒头”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与“吃饱饭”在时间上的高度重合，基本上堵住了任何敢于质疑“包产到户”的声音。
就我的记忆而言，“一年到头吃馒头”的故事不止一个版本，而是有着很多版本。其中的逻辑基本上是一致的：“人民公社背景下的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包产到户’解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把“吃饱饭”的功劳归因于“包产到户”解放了农民积极性，这既是官方的解释，也是主流经济学的解释。然而这个归因是值得商榷的。
上世纪90年代，我到成都郊区农村温江县做调查，预设的题目是：“包产到户”与农民的积极性。
出乎预料的是，对于我的提问，一位60多岁的老农民告诉我：
——“吃饱饭哪里是‘包产到户’的功劳？是农业科技的功劳！是化肥、种子和农膜的功劳！”
这位资深农民的话引起了我的深思：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分散孤立的小农经济占据了几千年的统治地位，可为什么一直没有解决“吃饱饭”的问题呢？
无独有偶，据杜润生的《自述》记载，在“分田到户”席卷全国时，李先念同志就提出了发人深思的疑问：
——“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粮食吃，还是受穷嘛”[1]。
三、谁是懒汉？
2000年初期，我到四川仁寿县农村调查。
我问一位老农民何大爷（当时70多岁，现已去世）：“因为人民公社吃大锅饭，所以那时候的农民都很偷懒？”
何大爷从嘴里拔出竹子做的烟杆，生气地告诉我：
——“乱说！毛泽东时代的农民一点也不懒。那个时候没有化肥，只有农家肥。农业一枝花，全靠肥当家。60-70年代，我们生产队几十个社员一大早，就要用板车去成都市区拉人粪尿。为了多积肥，我们经常跑到几十里地以外的黄龙溪镇（现在是成都著名旅游景点——笔者注）去挑粪，太阳下山了才回来。一周来回好几次，我们懒不懒？”
我依然记得，说到当年生产队社员集体去城里拉粪挑肥，何大爷脸上流露出自豪的神情，他用手指着村里一桌桌打麻将的农民，有些鄙夷地说：
——“你看看，有了化肥和除草剂之后，现在的农民才懒得很嘛，种子撒下去基本上不管了，天天打麻将……”
当历史的关注点都聚焦于包产到户的时候，有一个重大的历史背景却被忽略了：毛泽东时代的中美关系缓和之后，20世纪70年代中国引进了好几条化肥生产线，基本解决了土地的施肥问题，并在80年代之后迅速产生了提高粮食产量的巨大效果。
四、新质生产力
我记得曾经有外国学者写论文，用计量方法定量分析了中国“吃饱饭”的因素，其中化肥、农膜和种子是主要因素，而“包产到户”只占很小的比重。
如果用中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语境来定义，那么化肥、农膜和良种就是当时的“新质生产力”，而“包产到户”则是当时的生产关系变革。
“包产到户”固然与“吃饱饭”有相关性，但是“吃饱饭”的决定性因素并非“包产到户”，而是当时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提升——至于“包产到户”与新质农业生产力（即化肥、种子和农膜）的关系，这里暂不讨论。
我当时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包产到户”的主要功绩，并不是解决了“吃饱饭”的问题，而是让农民在农闲之外，有了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这是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可以从事其他劳动，或者在城市化的浪潮下主动或被动地进城打工。
也就是说，“包产到户”的历史意义，在于新质生产力大大增加了农业剩余，进而促使农民进城打工，成为城市产业资本的雇佣劳动者。
由此带来的结果有目共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这个话题很大，不展开了。
“吃饱饭”的时间节点，正好处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后的改革开放阶段。
不承认“吃饱饭”与改革开放之间的关联，当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但是，把“吃饱饭”的账完全算在“包产到户”头上，同样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
五、余 论
关于“包产到户”与“吃饱饭”的关系，群里不少老师参加了讨论，挂出来与大家分享：
——“那时普遍的说法还有：政策好（主要是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取消了统购统销）、天帮忙（刚好那几年风调雨顺）。”
——“后来吃饱饭，还有一个因素，吃了好几年陈粮，各地粮库里面的陈粮。我老家所在的乡有一个大粮库，好几个巨大的粮仓的陈粮。过去之所以“吃不饱”，是因为收起来的粮食很多。包产到户后，农民自己一家一户耕种的辛苦，我有切身感受。因为我虽然参加工作，但是多年一直有麦收季节和秋收季节回老家帮父母收庄稼和耕种的经历。现在的三农问题，是包产到户的后遗症。我父亲在包产到户前曾经是生产队队长，我后来问他，是不是包产到户后产量高了，他说产量基本还是那样，没有多少提高，只是后来需要上交的公粮很少了，所以农民粮食多了。”
——“90年代我在温江调查，记得老农民算过一笔账：水稻田施了化肥、采用了良种之后，单产比之前成倍增长，劳力比之前成倍下降。他反问：没有某某号种子和上化肥，光是包产到户能提高单产吗？”
——“现在一些人在谈改开前吃不饱饭时，都有意无意回避节衣缩食战略选择的必要性。没有那前30年的高积累大规模基础建设，重化工业，哪有什么改革红利！高积累包括以剪刀差方式从农民手中拿取。我亲身经历是包产到户的灵丹妙药是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
——“余粮（爱国粮）不统购了。”
——“我记得当时分田阻力很大，不得不分后，回到了小农，农民边干农活边骂，有时不得不干到晚上。但报上说现在农民积极性很高云云。当时想，这能叫积极性高吗？”
——“分割生产队的农业机械与大牲畜引发的矛盾也不小。刚开始几年确实兴奋，满足了小农需要。后来上交提留加重，产生乡村干部催粮逼命现象。允许农民离土离乡，满足城市私有化市场化劳动力需求，产生民工潮。一些头脑活络有技能的农民进城发了财。再后来就是民工荒。农民分化、乡村分化，包产到户制度边际效应趋零，产生农地彻底私有化的改革取向。目前在这个问题上摇摆。”
注释：
[1]参见《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页。
（作者系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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