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贵山：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历史生成、思想内涵与实践指向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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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贵山：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历史生成、思想内涵与实践指向
2024-08-29
【内容提要】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创立了“历史合力论”，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与《神圣家族》中萌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共产党宣言》中形成，在《反杜林论》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发展，最终在恩格斯晚年的书信中丰富。马克思恩格斯在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人们创造历史活动的目的性相统一的基础上，辩证分析了经济与政治、个体与整体、偶然性与必然性、历史人物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对欧洲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现实关照，最终目的指向的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共产主义。
国内学术界一般都把“历史合力论”归结为恩格斯晚年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与发展。然而，纵观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过程中共同形成了“历史合力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内容，其历史生成展现为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与《神圣家族》中萌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共产党宣言》中形成，在《反杜林论》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发展，最终在恩格斯晚年的历史唯物主义书信中丰富。其丰富的思想内涵表现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立足于人民创造自己历史活动的主客体相统一的视角，在辩证地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人们创造历史活动的目的性内在统一的整体性关系的基础上，系统地分析了经济与政治、个体与整体、偶然性与必然性、历史人物与人民群众的辩证关系。其实践指向呈现为马克思恩格斯对欧洲革命、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的理论把握与现实关照，最终指向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而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明确指出，近代哲学把古代哲学最后所达到的现实的“自我意识”原则确认为自己的原则，它意识到了神与存在、精神与自然、自由与必然、肉体与灵魂的对立，并力图以消除这种对立为己任，由此哲学出现了两种形式：一是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从思维的独立性出发寻求真理，二是以英国的培根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认为思想的客观性和内容产生于感觉。就历史认识而言，前者认为历史对人们来讲只不过是对过去发生过的偶然事件的好奇心，依靠的只是记忆而不是理性，因而不能成为具有确定性的科学体系。后者则认为历史既意味着人的存在方式，也意味着人通过经验观察的认识方式，对历史的认识就是把握经验性的历史事件内部所具有的隐蔽联系和行动意图。针对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先验唯心主义，享有“历史哲学之父”美誉的维科，汲取培根经验主义中关于科学认识发现的“论题法”，从原始的诸异教民族“诗性智慧”创造活动——语言、寓言、神话、史诗、祭祀、法律制度等“论题”出发，对其所展现的各民族的共同性原理进行了探讨，从而开创了历史哲学。他认为，尽管人的创造历史的活动是以特定人物、目的、时期、场合或“某种机缘”为转移的，但是“天神意旨”却引导着追逐私利的人们去创造历史，通过民族制度的安排使社会秩序实现美的和谐，因而科学的理性就是要发现它。循此，康德提出了“大自然隐蔽的计划”的理性的历史目的论观念，以图解决卢梭提出的自然与历史、自然与理性、自由与必然、道德与政治的矛盾冲突问题。他认为，人具有非社会性的社会性，作为感性自然的存在物虽然生性有趋恶的倾向，但同时却是天赋地拥有丰富的创造个性且有理性能力的动物，二者的结合使得人类能够在创造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地朝着改善前进，最终通过大自然规定的自由与理性所诉诸的法律这两个公民立法的枢纽，结成一个不断受分裂威胁、但却普遍地向着一个世界公民社会进步的联合体。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康德的历史哲学缺乏思辨的统一性，不能够做到理性合乎现实与现实合乎理性的具体的历史统一，而精神是自然史的过程，自由“精神”与人的激情欲望的交织构成世界历史的“经纬线”，没有热情，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而热情就是基于私人利益与特殊的目的而产生的人类的全神贯注的自由意志的活动，它们之间的冲突与整合编织成世界历史的广阔舞台，而舞台的帷幕后隐藏着的普遍的自由观念（理性）驱使热情为它工作，这造成特殊的热情之间的相互争斗，并且使之遭受祸殃，这叫作“理性的狡计”。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承袭了康德的“大自然隐蔽的计划”的历史目的论观念，同时也汲取了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强调的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体在寻求自身利益的同时通过交换活动会自觉不自觉地增进他人利益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揭示了世界历史的“精神”动力背后的“热情”动力，以及人的实践创造的整体活动基础上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必然性路线。在这一必然性路线中，作为自由“精神”的代理人的历史人物通过自身的热情把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来实现“精神”的自由，但最终却被“精神”所遗忘。维科的“天神意旨”、康德的“大自然隐蔽的计划”、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在不同层次上揭示了人追求私利的活动冲突背后隐藏的某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必然性，从而对马克思与恩格斯创立包含历史合力论在内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科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就维科的影响而言，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个脚注中指出：“如维科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这是考察人类历史的“惟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惟一科学的方法”。就康德的影响而言，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责他把法国资产阶级意志的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纯粹的“自由意志”与“道德假设”，但是，他的以人的自由意志的恶的冲突为出发点、由“大自然隐蔽的计划”引导着的人类不断地朝着改善前进的历史目的论，为唯物史观的创立提供了人的“非社会性”与“社会性”矛盾分析的方法论，以及对未来社会终极设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价值目标。在此基础上，黑格尔克服康德哲学缺乏思辨的统一性弊端，以精神借助于人的恶劣情欲这一历史杠杆所展现的自然史为唯物史观的创立提供了具有强烈历史感的“就方法和内容来说唯心主义地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维科、康德以及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本质上是自然与理性相互纠缠所形成的神秘的“天意”观。而蒲鲁东承袭了这种神秘的“天意”观，效仿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把人类历史理解为理性所建立的观念的序列，从而把“平等”看作人类历史的“原始的意向、神秘的趋势、天命的目的”。对此，马克思与恩格斯都曾批判过。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从资产阶级时代人们的物质生产方式出发来把握平等的发展趋势，明确反对蒲鲁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之前的以往各时代人们完全不同的需求与生产资料看作为实现平等的发展趋势而遵照天命行事的观点，认为这是用资产阶级时代的人的需求和生产资料来代替过去的，从而“否认后一代人改变前一代人所获得的成果的历史运动”。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明确提出把人们“既当成他们本身的历史剧的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去“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这里，马克思对蒲鲁东“天命”观的批判，实质上已经从现实的人的现实活动出发，把自维科以来历经康德与黑格尔所论证的“天意”或“天命”观转换为一定历史条件下由生产力所决定着的特定的生产关系的产生与变革这一现实必然性的思想。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用一种新的——不自觉的或逐渐自觉的——神秘的天意来代替现实的、尚未知道的联系”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进行了批判，但同时也肯定了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尤其是指出黑格尔的伦理学虽然在形式上是唯心的，但在内容上却是实在论的。在此基础上，恩格斯明确提出以“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费尔巴哈的新宗教对抽象人的崇拜。正是从人们作为历史剧的剧作者与剧中人而创造自己历史的现实活动出发，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通过对宗教的非现实性批判，在明确指出宗教作为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源于颠倒了的国家与社会，而人就是生活在这种颠倒的国家与社会中的现实存在物的基础上得出如下结论：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任务就是揭露世俗世界这一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这意味着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提出，目的是在科学解释世界的同时致力于改造世界。由此，马克思从工业及其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决定关系这一现代性主要问题出发，开启了他的历史哲学诞生的过程。他指出，德国的专制制度落后于世界历史，公然违背普遍承认的自由公理，因而其覆灭不是悲剧的而是喜剧的。与此同时，马克思着眼于彻底的德国革命的目标，通过对黑格尔的国家与法哲学置现实的人于不顾的片面性，以及当时德国已经出现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尖锐矛盾的批判，强调德国必须实现由政治解放到人的普遍解放的有原则高度的实践。也正是在这一论证中，马克思的历史合力论得以萌发。具体地讲，就德国的纯政治革命来说，它是市民社会中有产的且有教养的阶级从自身特殊利益与历史地位出发，假借普遍利益的名义而从事的社会的普遍解放，因而，“就必须在自身和群众中激起瞬间的狂热。在这瞬间，这个阶级与整个社会亲如兄弟，汇合起来，与整个社会混为一体并且被看做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总代表”。这里，马克思的历史合力论就跃然而现了。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这种纯政治革命并不能彻底地实现德国普遍的人的解放，因为它只是私有财产的解放，德国的无产阶级与人民群众遭受的奴役与剥削最为残酷，因此，要实现德国人的普遍解放，必须以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在作为“物质武器”的无产阶级（心脏）与作为“精神武器”的哲学（头脑）结合中来实现。这样，德国人的普遍解放就是“头脑”与“心脏”的合力作用的结果。马克思的上述思想在《神圣家族》中得到了进一步体现。马克思恩格斯针对鲍威尔贬低群众在历史创造中的作用，进而把历史看作对“自由人性”真理的证明的唯心史观，强调只有从人对自然的实践关系基础上所形成的生产方式出发才能认识历史，指出历史发源地不是旋涡于天上的精神云雾里，而是根植于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有着自身利益诉求的人的活动。对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所从事的政治解放活动，他们作了批评性分析，指出罗伯斯庇尔与圣茹斯特作为“思想”化身的历史人物所推动的伟大的历史活动的革命能不能够成功，不在于革命是否唤起了群众的热情，引起了群众的关怀，而是取决于“自由人性”的革命原则能不能代表作为“利益”体现的群众的实际利益。因此，一方面，“思想”不能离开“利益”而活动，否则就会出丑；另一方面，历史活动是群众队伍不断扩大的事业，“现代的全部历史都归结为这两个方面在相互关系上的运动”。这样，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阐释的历史哲学在《神圣家族》中初步转化为唯物史观的初级形态的同时，其包含的历史合力论，就被发展为历史人物所推动的伟大的历史活动的实现所需要的“思想”与“群众”（利益）相结合的历史合力论。《神圣家族》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创立他们称为“历史科学”的唯物史观，以及明确形成历史合力论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他们在指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就是那种脱离现实利益与政治利益的德国历史编纂学在思想上的一种纯粹的表现的最终成果的同时，从社会生活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前提出发，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基础上的物质生产，以及在此基础上人与人的交换关系所构成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来阐明政治、法律、哲学、道德、艺术等上层建筑的产生与发展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对社会形态的更替作了初步探讨，尤其是通过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所造成的工人自主性的丧失（异化）的分析，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市民社会以及政治国家的消除，以及无产阶级整体的革命的阶级意识的形成出发，对未来的共产主义与人的自由发展作了展望。正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历史合力论得以明确形成。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一定历史时代人们的生产力与交往方式的矛盾总根源阐释了特定时代总的社会革命爆发的多重合力因素，这就是：“冲突的总和，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等。”不仅如此，他们还分析了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由于国家交往使得发达国家所具有的内部矛盾在传导给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后，“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在把阶级间的经济利益的矛盾看作社会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的同时，把政治、阶级、思想、民族冲突作为附带的形式，来分析造成社会革命爆发的多重因素所汇聚成的总的合力的情形。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共产党宣言》以阶级斗争作为考察人类历史发展的主线，在简要概括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中所存在的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之间存在的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斗争的基础上，以世界历史进程中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所造就的社会生产力与交往方式，以及作为资产阶级社会主体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尖锐矛盾及其发展趋势为主要内容，着眼于建立消灭阶级与阶级对立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对无产阶级革命爆发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对立、政治斗争、思想斗争、工人之间的革命联合从而组织成为阶级与政党、世界民主政党的团结与协调等多重合力因素作了具体而深入的分析，由此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形成的历史合力论具体化。《反杜林论》在系统阐述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在其中，恩格斯一方面把对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的思考纳入历史合力论，针对杜林在道德与法等问题上歪曲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把自由看作理性的认识与本能的冲动双方联成“合力”的认识，指出这是对黑格尔在自由与必然关系问题上的观念的庸俗化，“黑格尔第一个正确地叙述了自由和必然之间的关系……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恩格斯在分析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问题中发展了历史合力论，针对杜林的政治状态决定经济状况的暴力决定论指出：“第一，一切政治权力起先都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第二，政治权力在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它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发生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加快速度。或者它违反经济发展而发生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在此基础上，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通过对社会发展史与自然发展史的区分，明确地提出“历史合力”的概念并继续拓展这一理论。一方面，他对历史事件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作了深入的阐释。恩格斯指出，自然发展史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通过无数表面的偶然性表现出来，而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人们都是具有自觉意图与预期目的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这是因为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互相干扰、彼此冲突，因而，尽管历史事件总的来说由偶然性起支配作用，但是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关键是如何认识这些规律。所以，“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另一方面，他明确提出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中历史人物的动机与特定阶级及人民群众的动力的关系问题。恩格斯肯定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都决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认为这些动机后面还有应当加以探究的别的动力”的主张，并指出他没有从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而是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据此，恩格斯提出要寻找历史人物动机背后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这就是使广大群众、整个民族、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所决定的物质动机。因此，“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一切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因此，至少在这里，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历史合力论在恩格斯晚年的历史唯物主义书信中得到了系统性的丰富。恩格斯之所以要这样做，原因在于当时的徳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保尔·巴尔特将马克思主义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青年派”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过分看重经济方面，从而使得许多新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唯物史观上造成惊人的混乱。为了克服这种混乱，恩格斯在1890年8-10月间致施米特、1890年9月致布洛赫、1893年7月致梅林、1894年1月致博尔吉乌斯、1895年3月致桑巴特等的书信中，在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系统性阐述了他与马克思共同创立的“历史合力论”的思想内涵。必须明确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合力论，一方面辩证地把握了人们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基础上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人们的目的性活动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辩证地分析了经济与政治及意识形态、个体与整体、偶然性与必然性、历史人物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其一，辩证地把握了人们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基础上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人们创造历史活动的目的性的有机统一。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立足于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的物质生产，主要回答的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经济社会形态的更替以及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阶段的一般理论问题的话，那么历史合力论主要是回答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创造历史活动，尤其是造成重大历史事件产生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个体与整体、必然性与偶然性、历史人物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的具体的理论问题。也就是说，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统一的整体性关系。对此，恩格斯在1885年2月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撰写的第三版序言中有着明确的论述：“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重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成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在这部著作中，他用这段历史检验了他的这个规律；即使已经过了33年，我们还是必须承认，这个检验获得了辉煌的成果。”恩格斯的这段论述，一方面明确地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合力论之间内在统一的整体性关系，另一方面指出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蕴含的“历史合力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在特定历史时期就人们创造历史所呈现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理论分析的实际应用。其二，辩证地分析了作为决定性因素的经济与作为前提和条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在人们创造自己历史活动中的相互关系。在1890年8月致施米特的信中，恩格斯明确指出保尔·巴尔特没有发现“物质存在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物质存在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据此，在同年9月致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在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强调现实生活的生成与再生产这一经济的前提和条件是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活动的决定性因素的同时，又指出“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不仅如此，恩格斯针对德国的青年著作家们歪曲唯物史观，把经济因素看成历史过程的唯一决定性因素的荒诞无稽的做法明确讲道：“在马克思所写的文章中，几乎没有一篇不是贯穿着这个理论的……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在同年10月致施米特的信中，恩格斯就人们的经济运动与政治运动的相互关系再次作了明确的阐述，指出经济运动必定要经受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为自己开辟道路：当国家权力沿着经济发展的方向起作用时，就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反之，经过一定时期就会使经济崩溃；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国家权力给经济发展规定另外的方向，而在后两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伤害，并造成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浪费。与此同时，恩格斯特别强调了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他在1893年7月致梅林的信中指出，必须辩证地看待意识形态与经济这对立的两极的相互作用，包括宗教在内的意识形态的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因而，针对他和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作用重视得不够，恩格斯指出，为了同论敌进行争论，“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在1894年1月致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恩格斯对经济的决定性地位与政治的反作用作了进一步的思考，一方面把他在1890年9月致布洛赫的信中讲到的作为决定性因素的现实生活的生成与再生产扩大到对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生产关系、科学技术、地理环境以及过去沿袭下来的旧的社会残余与环境的范围来理解，指出科学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国家、政治、法以及统治关系，而地理环境以及过去沿袭下来的旧的社会残余与环境对社会的发展都有着一定的影响作用；另一方面指出政治、法以及哲学等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但是不管怎样，“在这些现实关系中，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其三，辩证地分析了作为历史创造主体的个体与作为历史创造结果的整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在1890年9月致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在分析人们创造自己历史活动中作为决定性因素的经济与作为前提与条件的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同时，对个体与整体的相互关系作了探讨，指出人们创造历史的最终结果是由许多单个的受其特殊的生活条件决定的自由意志的相互冲突所造成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恩格斯的这一主张是对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货币章”中分析流通（交换）总体中所具有的合力作用这一思想的发挥。“流通是这样一种运动，在这种运动中，普遍转让表现为普遍占有，普遍占有表现为普遍转让，这一运动的整体虽然表现为社会过程，这一运动的各个因素虽然产生于个人的自觉意志和特殊目的，然而过程的总体表现为一种自发形成的客观联系；这种联系尽管来自自觉的个人的相互作用。但既不存在于他们的意识之中，作为总体也不受他们支配。他们本身的相互冲突为他们创造了一种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异己的社会权力；他们的相互作用表现为不以他们为转移的过程和强制力。”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显然是发挥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关于冲突着的自我意识的个体之间在劳动与交换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整体性事业的思想，以及亚当·斯密的功利主义经济学关于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体在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通过交换活动自觉不自觉地增进他人利益从而形成社会整体的普遍利益，甚至是一种对他人利益的同情心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值得指出的是，恩格斯在1895年3月致桑巴特的信中，从历史唯物主义合力论的角度对平均利润率的创造问题作了神似于黑格尔与斯密关于人们交换活动的整体性思想的分析。他指出：“从马克思的观点看，迄今为止的整个历史过程，就重大事件来说，都是不知不觉地完成的，就是说，这些事件及其所引起的后果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要么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所希望的完全不是已成之事，要么这已成之事又引起完全不同的未曾预见的后果。用之于经济方面就是：单个资本家都各自追求更大的利润。资产阶级经济学发现，每一单个资本家这种对更大的利润的追求，产生一般的、相同的利润率，差不多人人相同的利润率。”其四，辩证地分析了人们自己进行历史创造过程中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历史人物与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诉求之间的相互关系。在1894年1月致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恩格斯对人们自己进行历史创造过程中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作了分析，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正因为如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与此同时，恩格斯专门谈到了伟大人物在历史发展中作为偶然性因素出现与他背后所隐藏的关乎人民群众利益的经济必然性关系问题，指出：“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历史上所有其他的偶然现象和表面的偶然现象都是如此。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觉，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是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越是跟后者平行而进。”这意味着历史是在人们创造自己历史活动基础上的作为偶然性因素出现的历史人物的思想动机与作为必然性因素存在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相互作用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合力论在解释世界的同时，致力于通过人的普遍解放的哲学来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欧洲革命、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的理论把握与现实关照中鲜明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合力论的实践指向，即是在对欧洲革命、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进程中的经济、政治、观念以及历史传统等总和因素把握的基础上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而实现共产主义。恩格斯在1890年9月致布洛赫、10月致施米特、1894年1月致博尔吉乌斯等书信中，都明确指出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各阶级间围绕着自身经济利益所进行的政治斗争的分析中出色地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合力论。马克思首先对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的经济与政治条件作了分析，明确指出丹东、罗伯斯庇尔、拿破仑等人领导的旧法国革命的“政治历史剧”，目的就是通过清除法国存在的各种封建形式，为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在欧洲大陆上能够自由竞争创造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社会环境。然而，他们创造自己的历史，总是在过去既定与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拿破仑于1799年的11月9日（共和雾月十八日）复辟帝制，以及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于1851年12月2日效仿拿破仑复辟帝制就是死的纠缠活的的鲜明例证。而路易·波拿巴的政变能够成功，关键在于以农民为代表的法国人具有强烈的“拿破仑观念”，而“一切‘拿破仑观念’都是不发达的、朝气蓬勃的小块土地所产生的观念；对于已经衰老的小块土地说来，这些观念是荒谬的，只是它垂死挣扎的幻觉”。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过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与此同时，马克思指出，法国的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并对工农联盟基础上的法国无产阶级革命作了展望，在批评以蒲鲁东为代表的法国无产阶级只是幻想通过建立“合作银行”的团体方式，而不是从自身生存条件出发通过革命去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实现社会主义主张的同时，强调法国无产阶级革命必须通过工农联合来进行，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形成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就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1882年俄文版与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两次关注俄国农村公社这一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的发展道路的问题，在明确提出俄国农村公社能否避免经历西方封建社会的瓦解而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问题的同时，作了如下谨慎的答复：“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提问及其回答，鲜明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合力论，把经济与政治、历史传统与现代工业发展、俄国革命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相互作用看作俄国农村公社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成为共产主义发展起点的合力性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反对那种单一的直线式理解历史的经济决定论的做法，强调必须从所处的历史环境等特殊的具体的情况出发，多因素整体地把握人类历史的发展。马克思于1877年10-11月间给俄国的《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针对俄国民粹派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庸俗经济学家茹科夫斯基对马克思的攻击，从民粹派的立场出发为马克思进行辩护，而在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思考中，把《资本论》中所阐述的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歪曲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从而认为俄国要遵照西欧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先例注定要倒进资本主义制度的怀抱，以便最后达到在保证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人最全面的发展这样一种经济形态的做法。他指出：“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的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在这里，马克思明确表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历史哲学的普遍性必须与特殊性相结合的思想。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继续关注俄国革命问题。他在1885年4月致查苏利奇的信中指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这些条件。”也正因此，恩格斯指出俄国的经济与政治状况极有可能造成接近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的情形。“在这个国家里，形势这样紧张，革命的因素积累到这样的程度，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状况日益变得无法忍受，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从原始公社到现代大工业和金融巨头——都有其代表，所有这一切矛盾都被举世无双的专制制度用强力禁锢着，这种专制制度日益使那些体现了民族智慧和民族尊严的青年们忍无可忍了。”但是，恩格斯又明确反对那种不顾经济条件而单纯地从政治条件出发而“制造革命”的做法，认为其会遭到历史的讽刺。在1893年2月致丹尔尼逊的信中，恩格斯针对他提出能否把大工业的发展嫁接在农村公社上面，从而“一方面使这种大工业的发展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又把这种原始的公社提高到世界上空前优越的一种社会制度的水平？而且是在整个西方都还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时候？”的提问时指出：“我认为，这样一种史无前例的发展，它所要求的经济、政治和精神条件，同当时的俄国所具有的条件是不同的。毫无疑问，公社，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劳动组合，都包含了某些萌芽，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展起来，使俄国不必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恼……实现这一点的第一个条件，是外部的推动，即西欧经济制度的变革，资本主义在最先产生它的那些国家中被消灭。”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方资产阶级世界历史进程中中国所面临的时代困境及其引发的中国革命问题也极为关注，指出与西方资产阶级开创的世界历史进程相比，当时的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与精神文化方面呈现的是古代社会的活化石。就经济基础的样态来讲，马克思在《对华贸易》中明确指出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社会经济结构，而这种社会经济结构所决定的政治的以及精神文化的上层建筑的样态，就是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所描述的作为人们对其迷信的驯服工具的专制制度、人们只是传统规则的奴隶以及缺乏作为与历史首创精神，等等。基于此，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对旧中国面临的时代困境与悲歌作了描述，这就是：“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因而，处于资产阶级的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旧中国必然会爆发革命，而就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的内部与外部原因，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作了分析，指出天朝帝国的压迫、农民的贫困、宗教的传播、外国的侵略等多重因素导致了革命的爆发，更为直接的原因就是鸦片战争。“满族王朝的声望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就资本主义世界历史进程中中国未来发展方向作了分析，明确指出英国对中国的侵略直接造成旧中国在经济与政治结构方面的破坏性解体。对此，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指出：“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其解体的直接的后果正如恩格斯在《波斯和中国》中所指出的：“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更富有历史远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于1850年1-2月在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所共同撰写的《时评》中针对自鸦片战争以来英美国家用机器生产的廉价的工业品对中国市场的充斥所引发的社会危机与革命前途，指出：“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 这个国家现在已经接近灭亡，已经面临一场大规模革命的威胁，但是更糟糕的是，在造反的平民当中有人指出了一部分贫穷和另一部分人富有的现象，要求重新分配财产，甚至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而且至今还在要求。”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的问题，以及“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的主张。历史业已证明，马克思恩格斯的预言合乎历史的必然性，其依据就是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所指出的：“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这里，马克思所讲的根本革命指的是资产阶级世界历史进程中亚洲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在完成人的政治解放的基础上致力于实现人类解放的革命。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落后国家要实现彻底的人的普遍解放，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就必须领导人民群众通过政治革命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从而完成人的政治解放，在此基础上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私有财产制度，最终实现彻底的人的普遍解放。而马克思强调的以英国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国家对落后国家的侵略为落后国家革命的爆发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的主张，既映现出自维科以来，经康德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所贯穿的“天神意旨”“大自然隐蔽的计划”“理性的狡计”等历史目的论观念所诉诸的理性必然性，也折射出以英国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国家为实现其自身特殊利益，借助于武力而迫使亚洲落后民族从属于欧洲先进民族，从而使其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进程中遭受封建专制与帝国主义侵略的双重压迫而造就的国内外各种矛盾中得以觉醒，意识到本民族必将开创社会主义新纪元的历史必然性。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中国依然是旧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统治使得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正因为如此，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历史潮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发挥着马克思所称赞的巴黎公社时期巴黎党内同志们所具有的灵活性、历史主动精神与自我牺牲精神，自觉担负起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与人民富裕的历史重任，领导人民群众与人民军队，团结社会各界进步力量，历经28年的浴血奋战，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旧中国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开创了中国历史进程中实现劳动人民自由与平等的社会主义新纪元。［1］牛先锋：《“经济决定论”的谬误与“历史合力论”对其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9期。［2］祝黄河、张云英：《历史合力论：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内在一致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年第5期。［3］孙承叔：《资本与历史唯物主义：〈资本论〉及其手稿当代解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4］〔英〕S.H.里格比：《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吴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5］〔英〕格鲁内尔：《历史哲学：批判的论文》，隗仁莲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作者系河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马克思主义研究”，原刊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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