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私有化“三大机制”把中国引向何处？——与钱颖一教授商榷

《市场》的第一句话就称，“中国以往的改革开放经验表明，内部利益、外部压力加上知识，这三种力量的结合将中国的改革一步步地向前推进”。钱教授的这一说法是过于笼统的。内部利益是指内部谁的利益，是老百姓的利益还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呢？外部压力想必是主要来自于美国的压力。知识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还是西方经济学的知识呢？这样一分析，就有这样一种可能的组合，即钱颖一教授实际可能认为，“中国以往的改革开放经验表明，中国内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美国的压力和西方经济学的知识的结合将中国的改革一步步地向前推进”，然而，这种推进是否真正符合中华民族利益，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是值得思考的。毕竟，过去的市场化改革在相当程度上推进了私有化，产生了大规模的腐败，即使这种腐败与其它国家的腐败相比可能在整体上还是小的。那么，《市场》一文所主张的改革理论又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呢？——《市场》一文后面的主张正好印证了笔者的这种担忧！

二、驳所谓“新比较经济学”的命题

 

钱教授称自己研究的是转轨经济学、比较经济学。在我看来，看起来比较中性的比较经济学一点儿都不中性，它所得出的结论往往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社会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转轨。所以，钱教授的研究至少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的中性、那么的纯学术。当然，我对钱教授的其它成果了解甚少，但如果钱教授认为，市场经济就是优于计划经济，甚至资本主义制度就是优于社会主义制度，钱教授的研究和观点就一点儿不是中性的，不是纯学术的。如果钱教授只是普通学者，而中国这样的普通学者还不多，就倒也还无所谓，但钱教授不是普通教授，而是大牌教授，持有与钱教授相似或相近观点的大牌教授至少也有那么几位，普通教授也不少。因此，就有必要进行学术上的争论了。

 

《市场》虽然也承认中国有特殊的问题、事情、约束，但也表现出钱教授对许多人强调中国情况特殊很不以为然。《市场》说，“中国面临的许多问题和其他国家和地区非常相似，并不那么特殊，比如公司治理结构问题、金融市场问题、劳动力问题、腐败问题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很多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并认为，这些共性产生于“市场经济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中国的经济现在日益与国际接轨并融入全球化体系”。《市场》一文这里表达得很有点儿学术化，一般人不容易懂。让我翻译一下。钱教授在这里的大致意思就是，西方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就是中国发展的范本，中国发展就是要重走西方道路，就是要采用西方模式。更简单说，钱教授还是认为，西方月亮比中国圆得早。只不过钱教授没有用20世纪80年代中国一些不学无术的西化派的很直白的语言罢了。而且，钱教授很清楚，只要搞市场经济，中国就一定会出现如美国实业家利兰·斯坦福夫妇欺骗政府补贴、拿了钱不办事、“把债务放进一家公司，把盈利放进另一家公司，并且让放债务的那家公司破产”之类的事情，并且把它作为市场化的必要代价。而马克思会怎样看这样的事情呢？马克思不会把它们看作是市场化，而是会说，这就是资本原始积累。《市场》一文说，“中国在2001年加入了WTO，不仅要建立市场经济，而且要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因此面临的问题更多是与其他国家相仿的”。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是什么呢？接轨最重要的是制度接轨。与国际接轨，就是与资本主义制度接轨，也就是说，中国人所搞的市场经济、加入WTO，在如钱教授这样的大牌教授看来，都是为了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在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能直接说，因此，就说是搞市场经济。看来，钱教授的理论功底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也根本不可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一文说，“我们应该汲取世界其他国家过去和现在的经验教训”。什么是其他国家过去和现在的经验教训呢？在毛泽东主席看来，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此路不通。这是西方发达国家给中国的最大的经验教训。然而，钱教授的头脑根本没有往这方面想，钱教授所谓的共同问题就是把中国统一到资本主义制度去。

 

本来，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有共性，有特性。钱教授为什么只讲共性，只以那样的方式讲共性，不讲特性，而且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提出以后？这难道不令人深思吗？《市场》说，“比较经济学有旧比较经济学与新比较经济学之分。旧比较经济学是比较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差异。因为现在仍然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已经所剩无几了，新比较经济学应运而生，它研究的是不同的市场经济的比较”。朋友们，你们是否觉得这是纯学术史的一种描述呢？在我看来，这句话根本不是纯学术，而是妥妥的政治语言。钱教授的意思是，他从事的旧比较经济学已经把原来的社会主义给摧残得差不多了，现在，需要用新比较经济学的话语来继续摧毁如中国这样的国家还剩余的社会主义因素了。——钱教授是西湖大学校董会主席呢！发表《市场》一文时还表明了这个身份。

 

《市场》举了10个例子来阐释所谓“新比较经济学”。它们是：1、不开放的经济一定落后；2、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经济效率较低；3、新生的私营小企业是发展中国家增长的动力；4、高福利、大锅饭的体制无法维持；5、受管制的行业没有竞争力并缺乏创新；6、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使企业失去竞争力；7、政府监管不力的金融市场发展不快；8、没有政府维持社会秩序，经济不能繁荣；9、法治和产权保护促进经济发展；10、土地所有权分配的高度不平等阻碍经济发展。

朋友们，钱教授这里很谦虚，说它们是例子。这不是10个例子，而是促进中国进一步市场化、私有化的10条方案。这10条有的是直接错了，有的表面上正确，一旦联系中国，就出问题了。所以，我们应该10条全部否定。下面，依次简要分析。

（一）驳“不开放的经济一定落后”

 

看起来，“不开放的经济一定落后”似乎与我国的开放国策是非常吻合的，其实不然。不同人的嘴里讲同一句话的意思都可能正好相反。如果钱教授的这句话成立，就必然得出中国必须开放的结论。然而，钱教授所主张的开放与我们国家的开放政策是一回事吗？根本不是一回事。钱教授从美国回来，他所主张的开放极有可能是中国对美国开放。如中国开放金融市场给美国资本。而我们国家一直在对美国金融资本的开放上保持较为谨慎的态度。

 

而且，从学术角度看，只讲“不开放的经济一定落后”就有片面性。难道开放就一定好吗？美国开放、西欧开放，如果开放就好，为什么还跟俄罗斯过不去，不允许俄罗斯开放呢？为什么不让北约对俄罗斯开放呢？为什么美国现在要对中国不开放呢？为什么克林顿后悔让中国加入WTO呢？克林顿让中国加入WTO是好心吗？如果不是中国具有特殊性（如人口规模庞大，坚持独立自主），也许，今天的中国就会成为美国的附庸国了。

 

我认为，正确的命题应该是，中国需要开放，但中国的前途命运也并不唯一地寄托于开放，更不能寄托于对美欧开放。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钱教授把开放不开放与中国先进还是落后建立了一种强联系，岂不是让中国去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吗？历史唯物主义还认为，内因是第一位的，外因是第二位的。钱教授的这个观点岂不是意味着要把外因放在第一位吗？外因放在第一位对于小国或许适用，对于大国是绝不适用的。

 

（二）驳“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经济效率较低”

 

钱教授做比较经济学研究，应该深知，运用比较法去得出可靠的结论，必须建立在可比性的基础上。比如，你不能拿一个小孩子与大人比力气大小看谁更有本事；你也不能认为，一个小孩子今天比另一个小孩子力气小，未来就一定还是这样。历史已经表明，理论上也可以证明，中国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有其特殊的机制，能够产生出比私有企业和私有银行更高的效率。试想一下，假设中国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相比西方私人企业和私有银行经济效率较低，中国怎么在短短的70多年中就有了许多世界五百强企业？又怎么可能有华为等民营企业？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中国的特性是不容忽视的。不要在与西方的比较中丧失了自我，不要把与西方的比较变成用西方标准来衡量中国，进而要中国邯郸学步。

即使中国单个企业、单个银行比西方私有企业和私有银行效率低，中国企业和银行整合起来也可能比西方企业和私有银行整体效率要高。

 

另外，钱教授单独拿效率说事情不是有点儿形而上学吗？效率不是全部，而且，钱教授也没有说明，到底是用什么来衡量效率的。抗美援朝时，想必麦克阿瑟对中美军队战斗力是做了比较的。毛泽东主席出兵朝鲜的战略决策一定也是比较了中美军队战斗力的。可是，他们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而钱教授进行比较所依赖的变量体系及其合成公式到底是麦克阿瑟的还是毛泽东主席的呢？我怀疑是前者的。

 

最后，如果钱教授的这个逻辑成立，就可以打着效率的旗号减少、消灭国企和国有银行了。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就已经这样做了。这也就意味着钱教授很可能主张今天的中国继续这样做。

 

（三）驳“新生的私营小企业是发展中国家增长的动力”

 

中国今天有上亿家私营小企业，有的在死去。能笼统地说“新生的私营小企业是发展中国家增长的动力”吗？而且，中国经济现在经历着困难，却有这么多的私营小企业，动力为什么显现不出来呢？只强调新生的私营小企业，却不承认占据市场份额较大的大中企业的作用，岂不是也有片面性吗？

 

（四）驳“高福利、大锅饭的体制无法维持”

 

“高福利”可能与当下中国没有多少关系，但钱教授可能害怕中国将来是个高福利社会哩！可是，按照马克思的“按需分配”的观点，在共产主义社会必然是高福利的。共产主义体制无法维持吗？如果无法维持，共产主义理论就错了。那到底是马克思错了，还是钱教授错了呢？

 

国外是真的高福利吗？我看，美国的福利水平也不高。如果福利水平高了，欧美人干嘛还造反呢？在中国，改革开放伊始，香港的大车司机月薪2-3万港元，现在福利又怎样了呢？

 

“大锅饭的体制无法维持”？所谓大锅饭，就是一种平等的分配制度。如果认为大锅饭的体制无法维持，就是否认一个社会可能有平等的分配了。可是，中国打破了大锅饭就好了吗？那些下岗工人就是社会的耗材了吗？究竟是“大锅饭的体制无法维持”，还是如钱教授“大锅饭的体制无法维持”的谬论导致了大锅饭体制没有维持下去呢？难道打破大锅饭不是成了私有化的先声和代名词了吗？钱教授真的是关心中国效率问题吗？我想不是的。钱教授回国后好像也没有什么好的作品问世，至少我没有听到过。也许，钱教授已经基本不做学问了。如果真是这样，就可以怀疑钱教授是否真的是一个理论家了。因为真的理论家做理论是到死方休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席都是战斗一生，而且每天都在战斗的。

 

（五）驳“受管制的行业没有竞争力并缺乏创新”

 

钱教授应该知道，美国政府对美国企业的管制是很厉害的，即使美国不断在管制与去管制的政策中摇摆。于是，按照这个命题，美国企业没有竞争力并缺乏创新。事实好像也不是这样。

 

钱教授似乎没有意识到世界上的国家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既没有意识到西方国家富有的原因，也没有意识到如中国这样的国家贫穷的原因。富有、贫穷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富裕的国家管制了对中国这样的国家的技术出口，因此长期在国际贸易中享受了技术红利、垄断红利等等。你能笼统说“受管制的行业没有竞争力并缺乏创新”吗？如果中国相信了这条教条，中国任由企业去生存、竞争就有了竞争力了吗？就有了创新吗？当然不是。人家美国在创新领域设置了强大的封锁墙，中国企业能够轻而易举地突破吗？我相信，真正了解华为发展史的人也不会同意钱教授的这个观点。

 

（六）驳“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使企业失去竞争力”

 

想必，钱教授是认为，管制劳动力市场会照顾工人利益，从而减少企业利润，进而降低竞争力吧！我想，钱教授根本不了解社会主义企业史。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可以说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可以说是对劳动力市场的最大管制吧！然而，正是有了这种管制，激发了广大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在建国后短短27年就建立起初步完备的工业体系。反而是，改革开放三四十年了，中国对劳动力市场减少管制了，就业自由了，却至今还没有量产高度自主知识产权的大飞机，没有量产高端芯片，没有量产操作系统。不知道钱教授所说的竞争力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七）驳“政府监管不力的金融市场发展不快”

 

首先，发展是个很复杂的概念（我把发展定义为科学目的的达到；按照列宁的定义，发展是向对立面的转化），所以，钱教授这里的金融市场发展一定是个非常狭义的概念。其次，美国金融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共识是政府监管过度（如隔断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阻碍了美国金融市场发展，因而发起去监管运动。第三，金融市场发展快也不见得是好事啊！中国不是就在脱虚向实吗？美国金融厉害是好事吗？

 

（八）驳“没有政府维持社会秩序，经济不能繁荣”

 

这一点似乎是对的。但是，仔细分析，也会发现问题。第一，是否有了政府，就能维持社会秩序呢？并不一定。苏联解体前是有政府的，可是，苏联解体导致了多大的社会秩序混乱呢？第二，社会秩序究竟是有利于穷人的社会秩序还是有利于富人的社会秩序呢？社会秩序到底是无产阶级掌控还是资产阶级掌控呢？第三，经济繁荣有虚假和真实之分，有共享和独享之分。如果一个国家仅仅是主要有利于少数人的繁荣，有多大意义呢？第四，在这个世界的所有国家里，都是有政府存在的。因此，问题不是有没有政府，而是有什么样的政府。

 

（九）驳“法治和产权保护促进经济发展”

 

这个命题与第七、八命题紧密相关。第一，究竟什么是经济发展，或者说法制和产权保护促进的是怎样的经济发展？仅仅是GDP的增加而不管GDP的分配吗？一般来说，法治和产权保护都不是有利于普通百姓的。第二，在这个世界上，有资本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法治。两种法治的本性是不一样的。第三，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法治和产权保护都属于上层建筑。很显然，钱教授把这个命题孤立出来加以强调是片面的。钱教授试图唯心地让中国按照他所主张的道路走下去。而这正是马克思所批判过的唯心主义。

 

（十）驳“土地所有权分配的高度不平等阻碍经济发展”

 

这个命题看似正确，但钱教授所举的例子是“北美（加拿大和美国）的发展比南美快得多”，因为“南美的土地资源分配高度不平等，这极大地阻碍了教育的投入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进而阻碍了后来的经济发展”。也就是说，还是北美好。

 

而如果联系中国来看这个命题，有什么含义呢？其可能被理解为，它主张，中国土地革命是不必要的。中国似乎可以允许土地私有，只要不是高度不平等就可以。反过来，如果中国保持土地公有，就没有土地所有权分配问题。

 

综合以上，所谓新比较经济学对于中国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不仅没有什么积极意义，而且消极的意义非常大。只是钱教授的语言比较谨慎，如果我们不做一些引申，一般的读者或许根本看不出来。我这种引申是给钱教授做莫须有的指责吗？我想不是的。我想，钱教授在美国多年，应该知道美国有一种修辞经济学。这种经济学认为，既有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根本不是在做论证，而只是用学术修辞来诱导读者、听众赞同他们的观点。也就是说，西方经济学家们实际上根本没有在做追求真理的学术，而只是在做潜移默化的宣传诱导工作。钱教授似乎在这方面的功力是上乘的。

三、驳“如何造就好的市场经济”

第一，钱教授说，“总体而言，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好，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已经达成的一个共识”。钱教授错了。钱教授把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绝对对立起来。这关系到如何定义市场经济的问题。如果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那么，把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对立起来是正确的，但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比计划经济好就是错的了。而如果市场经济不是指资本主义经济，仅仅是指（较）自由地进行交换，说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好也是错的。很显然，苏联靠市场经济无法提供对抗希特勒德国的物质基础。中国1949-1976时期靠市场经济，一定建立不起来初步完备的工业体系，更不用说建立起初步完备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了，这就如没有一个国家是依靠市场经济的办法进行战争一样。中国的独立和发展对世界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怎么能够说“总体而言，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好”呢？而中国改革开放后选择市场经济道路，是否与美国的存在有某种关联呢？

 

第二，如果市场经济仅仅是指（较）自由地进行交换，那么，由于计划经济时期有大量的交换（城乡、城城、国际），计划经济就是一种市场经济；反过来，中国改革开放后，也有强大的政府计划、规划，因此，也可以叫计划经济。只是随着经济发展，政府不断放权罢了。这只是一种数量的差别，为什么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作为两种不同的体制对立起来呢？——列宁是把市场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典型特征来与计划经济对立的。中国改革开放至少在理论上都是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进行的。是否在钱教授的心目中，建立市场经济的终极目的就是搞资本主义，所以才和计划经济对立呢？

 

第三，如果市场经济仅仅是指（较）自由地进行交换，那么，由于生产比交换更重要，如果中国过度重视交换，是否会导致对生产的忽视呢？忽视了生产，还怎么谈更好的发展呢？比如，中国如果自己不搞研发，能够用市场或金钱买来美国的最先进技术吗？在技术等领域，美国人是不采取自由市场原则的。

 

第四，钱教授说，“把视野放到全世界之后，就发现市场经济并不是都搞得很好，市场经济中其实也有好有坏”，就请问，美国的市场经济搞得是好，还是坏呢？美国在市场经济下，两三百年GDP平均年增长率仅仅3%的样子，这在资本主义国家还算好的。中国要赶超美国，而且有许多不利条件，能够用市场经济的办法赶超吗？

第五，钱教授说“市场经济搞得是好是坏，很重要的一条是取决于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并由此把政府分为“支持市场的政府”和“摧毁、扼杀市场的政府”。钱教授的这个命题属于新比较经济学吗？在我看来，一点儿不属于。它只是反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基于过去中国搞市场化在相当程度上等于私有化的经验看，钱教授的这个命题可以翻译为“私有化搞得是好是坏，很重要的一条是取决于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也就是取决于政府究竟是支持私有化还是反对私有化。支持私有化的政府在钱教授那里就是“支持市场的政府”，反对私有化的政府在钱教授那里就是“摧毁、扼杀市场的政府”。我想，钱教授不会那么单纯，不了解中国市场化之下所隐藏的私有化的事实；不会那么单纯，不了解他的话语实际上是为中国进一步私有化提供理论基础。而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私有制的世界里，只有推进公有化的政府才是好政府。钱教授的这个所谓新比较经济学不是在反用马克思的理论，跟马克思主义对抗吗？

 

有人可能会说，王教授，你这里是靠猜测来进行分析了。我说，我不是靠猜测，而是靠推理。许多真相掩盖在各种各样的表象之下。只有使用推理，才能挖掘出真相。假如在钱教授那里，市场仅仅是交换的场所，市场经济仅仅是允许有更多交换、更多交换自由的经济，那么，随着经济发展，这种交换的场所应该会越来越发达，交换的技术会越来越发达。哪个政府会摧毁或者扼杀这样的市场经济呢？现在，老美连大麻都合法化了，推进了大麻的市场交易。据我的观察，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很善于搞钱。因为没有钱，政府就根本运转不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也不例外。善于搞钱的政府会摧毁或者扼杀带来金钱的市场交易吗？

 

而且，钱教授没有分析，市场交换的双方并不是对等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中一定会出现垄断。而垄断对市场具有控制力，甚至能够操纵市场。请问，这时，政府是支持私人垄断控制市场，还是反私人垄断呢？连美国都不敢放下反垄断大旗。

 

我在前面驳斥了钱教授的“法治和产权保护促进经济发展”的命题。一些朋友对此可能很不以为然，认为我是在强词夺理。但是，请朋友们看钱教授的如下说法。钱教授说，他们发现，“持市场的政府都是一个有限和有效的政府。而摧毁、扼杀市场的政府或者是无限政府（即全能政府），或者是无效政府”，“历史经验表明，法治是造就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的至关重要的制度基础。我们甚至可以说，在现代社会中，法治是目前人们所实践的、能够维持一个有限和有效政府的最好的制度安排。所以法治就成了我们所谈论的如何实现好的市场经济这一问题的一个核心”。哈哈！钱教授做了一个关于法治本质的绝妙的供述。原来，在钱教授的思维中，市场化就是私有化，因此，市场化就是好，因此，就要限制政府权力，因此就需要法治。我们原来以为，法治就是要人人守法呢！原来，法治在一些人那里是为私有化保驾护航的，防止私有化之后共产党算后账的。所谓摧毁、扼杀市场化，就是共产党明白过来，搞公有化。于是，钱教授的新比较经济学是什么货色，也就清楚了吧！新比较经济学的衣服之下，藏的还是旧比较经济学的旧东西。我前面驳斥他那个“法治和产权保护促进经济发展”的命题也就对了吧！我前面只是简略地进行驳斥，没有想到钱教授在这篇文章的后面有这么好的一个供述。朋友们，我就请问，中国有多少人是如钱教授这样看待法治的？这些人都是什么样的人？这些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是可靠的人吗？如果我们国家的领导层出现这样的领导，我们国家就危险了。请大家还是好好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吧！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国家不可能主权独立，只能被西方列强殖民，成为附庸性的资本主义，人民不可能共同富裕，只能两极分化，逼得人民造反！

四、驳西方经济学家的法治观

 

钱教授同意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源配置理论有重大局限。这是对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最大问题就是盲目信任价格机制。一些人把诺斯、科斯等人的贡献理解为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市场机制是资源配置最好机制的神话。然而，即使钱教授承认这些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贡献，也并没有从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至上的观念走出来。钱教授的理论的核心依然是市场化，依然是私有化。而科斯等人的产权概念不过是把私有化这个概念给中性化，实质依然是私有化。因为在中国，许多学者应用产权概念就是为了论证私有化是好的。所以，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理论其实并无深浅之别，而是互为表里。中国很少有人看到这层关系。

钱教授说，“产权对人的激励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好的产权制度，人们就没有激励去投资和工作，即使价格正确也没有用，甚至根本无法形成正确的市场价格”。中国过去的产权制度好不好？二三十年前，许家印就有激励去做恒大，而且看来是期望永恒伟大。许家印的投资激励可谓疯狂，所受的投资约束比钱教授曾经接受的科尔奈的预算软约束都要软，可是，恒大所参与的中国房地产形成了正确的市场价格了吗？没有！甚至连楼都不建设。我们这几年见到类似许家印的人不是一个两个吧？朋友们，再请问，钱教授说，“产权对人的激励非常重要”，产权对你重要吗？对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重要吗？所谓产权，难道不是对巨额资产的支配权才有意义吗？在农村，“产权对人的激励非常重要”代表着一种什么情况呢？它代表着一种为了蝇头小利不惜将兄弟关系、妯娌关系、父子关系、母女关系搞得鸡飞狗跳的愚昧观念！中国一些聪明的老百姓都知道，“家和万事兴”，都知道，如果一个人不孝顺父母，对朋友斤斤计较，就很难赚到钱。因为他们太把对一些东西的占有视为权利了。他们实际上把其他人都看作是敌人、对手了，没有看到人们之间的统一性了。所以，产权概念是什么东西？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是割裂人们之间关系的东西；在民族关系上，是导致民族分裂的理念。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产权观念非常强，强到认为天下所有的财富都可以占为己有。可是，几十年后，蒋宋或许还有财富。孔祥熙晚年哀叹孔家后继无人了。中国曾有几多巨富，有多少保留了自己的产权呢？

钱教授把诺斯和科斯并列。可是，就我的理解，诺斯对马克思的尊重程度远比科斯对马克思的尊重程度高。而且，诺斯明确指出，他只是研究资本主义的兴起，只是研究资本主义如何相对封建社会更有效率，而没有打造一个普适的产权概念，说私有产权就是好。科斯之流的意图却是想说私有产权就是好。这样的话不好说，于是，就改变为说“产权重要”。“产权重要”实际上就是私有产权重要，就是否定公有制，因而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科斯定理的一个版本说，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权利的初始界定不重要。如果放在中国，它意味着什么？权利的初始界定不重要，也就是权利给谁都行了，给地主行吗？给资本家行吗？显然是不行的。所以，科斯定理是用来干什么的？是用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制重要的，是用来否定公有制好的。科斯定理至少是西方人用来在中国故布理论的疑云的。

综合以上，我认为，我们今后要对那些按照西方范式将经济与法律、制度联系起来的理论要提起高度的警惕了。

五、驳所谓“推动法治建设的三种力量”

 

以上我们已经指出，钱教授所谓的法治就是推动中国私有化、巩固中国私有制成果的法治。那么，钱教授所谓的“推动法治建设的三种力量”都是什么货色呢？

 

第一，钱教授说，“法治不会自动实现”，“推动法治建设的力量首先来自利益相关者的自身利益，这其中包括经济人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对于经济人而言，有财产了，财产多了，就要求更多的法律保护”。联系中国实际，就可以知道，这句话是钱教授供述的点睛之笔。按照钱教授的这个逻辑，那就是说，中国法治化首先是由中国有钱人推动的。为什么呢？因为只有有钱人，才需要法制去保护自己的产权。钱教授问，“法治经济特别强调约束政府的行为，为什么政府会有积极性建设法治呢？”他的回答是“法治也会提高政府的利益”。而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如果政府代表了有钱人的利益，有钱人需要什么样的法治，政府不就会推出什么样的法治吗？所以，政府推进法治的积极性与钱教授所说的税收、社会稳定、内部监督等等没有多少关系。它只与它所代表的人群有关。美国的政府也没有因为法治获得充分的税收。美国政府也没有受到民众的多少监督，反而是美国政府监控民众，而且滥杀民众。所以，中国法治如果是有钱人推动的，中国法治就走入歧途了。

 

第二，钱教授认为，推动法制建设的第二种力量是来自外部的压力。他拿了WTO规则来说事情。有资料指出，中国加入WTO后，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即使我们承认这是事实，这也不是全部的事实。按照美国的预测，中国加入WTO应该不会有这样的增长的，而是要作为附庸被纳入到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国加入WTO，自然就要遵守WTO的规则。但中国加入WTO，是中国人自己所追求的。也就是说，我们国内有一些人想要中国遵守所谓的国际规则。不是有人提出以开放促改革吗？而按照美国的意图，它是要中国将国有企业降低到极低限度的。于是，这种来自外部压力将会推动中国法治建设向哪里发展呢？是否向私有化发展，向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呢？假如中国不顶住这种压力，不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颠覆吗？

 

第三，钱教授认为，“第三种推动法制建设的力量来自知识”，并认为“知识是一种不能忽视的力量”。钱教授说，“计划经济这一想法阻碍了中国经济发展20余年。而市场经济这一想法带来了随后40多年的经济繁荣。现在，市场、竞争、价格、激励、产权等重要经济概念已经深入人心。类似的，法治也是一个想法，与之相连的关于有限政府、程序、透明化等观念，也逐渐深入人心”。计划经济这一想法阻碍了中国经济发展20余年？原来钱教授这样看待我们的计划经济时期的。市场、竞争、价格、激励、产权等概念真的“深入人心”了吗？是深入了钱教授这样的人的心了吧？而且，干嘛不说是“私有化深入人心”呢？因为一旦说私有化深入人心，钱教授的学说就站不住脚了。钱教授这种所谓“深入人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它只能表明，在钱教授看来，中国的私有化无疑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还远远没有掌控局面。于是，钱教授的这篇文章就是借所谓新比较经济学的学术在中国继续推进私有化，推进私有化的人去掌握中国政权，去颠覆党的领导，颠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除此之外，再无其它！而且，钱教授还设计了推动私有化的三大机制：内部利益、外部压力和知识。他说，“中国以往的改革开放经验表明，内部利益、外部压力加上知识，这三种力量的结合将中国的改革一步步地向前推进”。也就是，中国的私有化势力、外部干涉加上钱教授等人的知识结合起来，持续不断地努力，就一定可以最终达到颠覆中国社会主义的目的。这怎么看起来像是把中国资本主义化的战略呢？

六、结 语

本来，我在学生时代对一些海归学者是不乏敬佩的。那个时候，觉得他们就是先进。还阅读他们的文章，试图学到点儿什么。结果却一无所得。我起初觉得疑惑：为什么总是从西方那里学不到东西呢？后来，做研究多了，就知道，至少在经济学领域，西方主流学者和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训练的学者实际上没有什么学问。很多人的地位是自封的或是被人为加封的。从纯学术的角度看，我们不少海归教授过了耳顺之年还好像是没有开化的二愣子一般。

这两年，我发现，中国一些留学者被嵌入了极强的西方文化基因。因为他们试图炮制各种理论，抛弃剥削，拥抱市场，等等，试图把中国拖向资本主义。他们占据了中国大学的高位，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流毒可能很深，很广。而且，在十八大后还公然提出各种谬论。这表明什么？这表明，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还非常激烈。我们国家需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也表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仍然对中国有很强的适用性。我们中国人想问题，不要看西方什么理论，那很难看出来，很可能要被他们绕进去；要看它的对立面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要看它是否要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这样，就很容易识别其真假了。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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