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在中国已经衰落了，但中国至今还没有从欧洲、欧美中心论的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充分摆脱出来。考察中国自1850年以来的170多年的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可以发现，这种研究绝非“国之兴亡，种之有灭”的关键决定因素。实际上，中国得自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成果是极为有限的，有时甚至是误导性的。这本质上是因为外国经济思想的庸俗本质所致。当下的中国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元素，建构中国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指出：“加快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1]。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需要正确处理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问题。本文所说的外国经济思想史指外国非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特别是指欧美国家主流经济思想史，并且包括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说[2]。因为所谓当代西方经济学说，距今一般也有几十年甚至近百年的历史了。比如，新古典经济学诞生于1890年，距今134年了。凯恩斯主义诞生于1936年，距今88年了。从1850年至今，外国经济思想史的相关研究在中国已经170多年了[3]。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学术界重新兴起时，早已经在美国衰落了。在此之后，在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在中国也呈衰落之势而中国一些学者主张外国经济思想史的重要性之前，美欧也有学者主张经济思想史的重要性[4]。这就提出了这种研究在中国所产生的教益和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方向方法问题。笔者曾经撰写过多篇西方经济思想史的论文，也承认研究西方经济思想史的价值，但面对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任务，尤其感到有必要以一种更高的观点（比如，站在李大钊、陈翰笙、冀朝鼎等人的高度）对中国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加以历史的考察。
一、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人是不吝于向外国学习的。春秋战国时代，固然是诸侯割据的时代，也是民族大融合的时代。战国末年，秦王嬴政求贤若渴，读了韩国贵族韩非所著《孤愤》《五蠹》等文章后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5]唐朝时期，玄奘和尚西天取经，将佛教经典系统引入中国。然而，古代中国向外国学习，一般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从来不会让其鸠占鹊巢。即使在清朝末年，中国的士大夫依然主张中体西用。然而，21世纪初期，中国人有实践西体中用的趋势了。在当时这样做或许有其历史必然性，但今天再继续这样做，就不再具有合理性了。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向外国的学习是在西强中弱这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发生的。1842年，魏源即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也就是说，魏源主张要系统地学习西方。在经济政策上，魏源甚至主张重商抑农，改漕运为海运、改官运为商运，同时允许官督民办开设工厂，鼓励私营，以利于商业的发展[6]。可以说，至晚在1850年代，在没有出过国而于1857年逝去的魏源那里，近现代中国和当代中国的一条基本经济主张已经形成了。但一般认为，在甲午战争前，中国引进外国经济思想史主要通过英美国家传教士的翻译作为媒介[7]。甲午战争战败，激起了中国进一步学习西方经济思想的欲望[8]。这种欲望长期主要是由中国海外留学生来满足的。1902年，曾经留学英国学习海军的严复翻译出版《原富》
（即《国富论》）。同年，主要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并游历了多个国家的梁启超在其主编的《新民丛报》上连续七回连载《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开辟了中国人对外国经济思想的自主引进。令人惊讶的是，直到2000年前后，中国的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都是这种介绍范式。五四运动之后，随着留美和留欧的大批经济学人，如何廉1926、陈岱孙1927、袁贤能、方显廷1929、赵迺抟1930、王亚南1940、张培刚1946年陆续归国[9]，就职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并担任学术要职，中国引入西方经济学说的途径从日本转向了欧美国家，对外国经济思想史著作的引进更多了。熊性美认为，在1927年南开经济研究所成立之前，中国的经济学教育总体上仍以翻译和介绍西方经济学理论为主，只有很少数的学者能够把经济学理论用于中国问题的分析[10]。即便是南开经济研究所成立后分析中国问题，也主要是做编纂南开指数、开展经济调查、撰写研究报告之类的工作，极少有理论上的创建。有学者认为，1915年回国而在1916年任职北京大学的马寅初主张，“学经济学的主要目的是了解某国的经济情况，为该国家制定适当的财经政策，从而提高该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他认为理论问题是次要的”[11]。这样的主张在21世纪后的中国还在实践着。因为在今天中国的期刊发表中，对于理论的重视是不够的。许多杂志把大量的篇幅发表应用计量的文章。
如果说建国前国内经济学界以翻译西方经济思想史著作、调查研究、建言献策为主，少有学术创新，那么，建国后的计划经济时期，外国经济思想史（包括外国经济学说史、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教学只是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大学中，而且作为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的配角，并以批判西方经济思想为主导。在改革开放后，不少学者质疑这种批判。殊不知，这种批判正好对应了西方经济思想史在西方一流大学中的衰落。20世纪50年代前，经济思想史在欧美还是一种主要的经济学学科，从1950年代开始，随着经济学数学化的发展，虽然也有一些学者坚持进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并且产生了一些成果，但经济思想史在欧美逐渐地衰落了，并且没有复兴到原来那种主要的经济学学科地位的希望。其表面原因是，以萨缪尔森为代表所推动的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出现了。但其真实原因可能是，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大量的现实问题需要进行研究，而这些问题的研究不可能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直接找到答案。这并不是说欧美学者完全不尊重传统，实际上，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美国经济学者是在以亚当·斯密所开创的古典经济学传统和马歇尔所开创的新古典经济学传统和凯恩斯所开创的宏观经济学传统下进行扩展和研究的，但他们的研究不是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而是传统经济思想的模型化和新的理论的建构。如萨缪尔森等人在学生时代已经较为深入地研读了某些经济思想史文本，可能正是这种研读使得他们感受到没有系统阅读斯密、马歇尔的著作的重要性。实际上，萨缪尔森等人认为，他们在研究生阶段从同学中所学到的比从老师那里所学到的还多。——中国高校至今还没有形成这样的格局。中国大学学生所接受的教育还主要由老师在支配着。而中国计划经济时期之所以批判外国经济思想，目的并不是为了批判，而是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后来的发展表明，当批判外国经济思想的调门降低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也就受到威胁了。
在许多学者眼里，改革开放带来了了解、借鉴外国经济思想的必要。1978-2000年，中国研究外国经济思想的某个流派、某个人物、某个维度的理论的学者和产出数量是不少的。这个时期，在中国经济学界，有一个强大的西学东渐运动。这个运动一开始是由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或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推动的。1979年，陈岱孙、李宗正、朱绍文、吴斐丹、吴易风、蒋自强等17位主要从事外国经济思想史教学和研究的学者共同发起成立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这些学者在当时的中国都是极为著名的学者了。这些还普遍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者们普遍认为，从新中国成立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经济学说史教材“大多侧重于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评述，基本框架和具体内容大同小异，在理论分析上不免显得有些刻板，未能鲜明地反映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全貌”[12]。他们通过系统地开始讲座、出版讲稿、翻译国外著作和论文、定期举办学术会议等方面，使得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形成了一场运动。这场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诞生前后的外国经济思想史名著和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相关论著进行翻译、介绍。然而，这场运动客观上必然减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因为在这场运动之中，西方经济思想成为了人们关注的中心。
武汉大学是中国理论经济学研究的重镇。分析武汉大学在中国经济学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可能很具有启发性。武汉大学本身有许多德高望重的学者。比如，刘涤源教授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围绕凯恩斯的思想做了大量批判性研究。谭崇台教授作为改革开放后武汉大学较早晋升教授的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启了对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虽然他和刘涤源教授一起主持编写了一部《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的教材，但他60岁之后的30多年的时间把绝大部分精力放在了研究西方经济发展思想上。比如，20世纪90年代，他组织团队，撰写出一本研究西方经济发展思想的专著。作为他的弟子，我认为，谭崇台教授是深刻感受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亟需得到一些理论上的参考而从事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事实上，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派出了多支高级别代表团访问多个国家，了解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动态。谭崇台教授晚年说过，中国对西方的了解还远远不够。他还说过，政治经济学是一道学术大餐。谭崇台教授还送给我两本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一本是保罗·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论》，一本是保罗·巴兰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其中，《资本主义发展论》是与他一起在哈佛大学留学后来在复旦大学教书的陈观烈教授与夫人合译的金婚纪念之作。我也正是由于阅读了《资本主义发展论》而进入到《资本论》的世界的。我的理解是，1949年之前留学归国的老一代留美学者由于经历了日本侵华等重大历史，他们虽然在国外的大学学习了西方理论，但对于西方理论的局限性是具有免疫力的。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在改革开放后，他们的活动使得外国经济思想史一度在中国的经济学中居于较高的位置。他们也没有想到，在他们推动外国经济思想研究的基础上（从而使得中国学界普遍解禁对外国经济思想的“禁锢”），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渗透着反马克思主义基因的西方经济学著作以极大规模的原版和翻译的形式在中国形成了一场运动，使得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登陆了。他们可能也没有想到，到1998年前后，外国经济思想史又在中国衰落了。该年，西方经济学从外国经济思想史专业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而且成为了中国大学经济学教育的基础课。这根本性地改变了中国经济学教育的面貌。应该指出的是，有的老一辈学者在晚年对于自己从事经济学研究工作表达了遗憾。他们认为，如果自己从事理工科研究，或许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现在，这个运动已经结束了。没有多少人再去花很多时间去读外国经济思想史领域有关著作了。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的不适用性越来越得到承认了，虽然究竟在哪些方面不适用还没有得到完整而深刻地总结，一些深刻的总结还没有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13]。
一批改革开放后留学海外的海归人士帮助推动了西方经济学的著作大规模登陆中国。对他们而言，研究外国经济思想史太间接了，太陈旧了。
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早在1979年就在中国出版了。1990年代后期，中国更是开始出版大量的西方经济学的教材。一些海归学者把外国的教材直接拿到中国来用。年轻的学子们对这种翻译或原版教材趋之若鹜，需求如此巨大，以至于出版社大赚其钱。这些留学归国的人员由于较为年轻，缺少老一辈国仇家恨的痛感，对于中国实际问题的认识就有很大局限性了。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学相对西方太落后了。他们虽然可能还是有着报效国家之心，但过度相信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了。他们被西方经济学的数学化外貌和某种似是而非的逻辑迷惑了。可以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回国的诸多海归经济学者没有看透西方经济学的性质和本质，他们被西方经济学貌似科学、貌似实证的外表迷惑了，以为它真地是关于资源配置的科学了。可以想见，这些学者在西方仅仅数年，根本不可能对西方有深入的理解。然而，他们确实在中国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在他们的影响之下，不仅言必称希腊的现象又在中国浮现了，而且，进入21世纪后，一些国内成长起来的学者认为，西方经济学就是唯一可能的经济学，就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因而中国国内排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气候就逐渐形成了。
21世纪之初，受到外国经济思想史训练的国内学者的理论作品还都是以综述为主，谈不上多少对中国问题的扎实的研究。这种综述性的研究很快就被接受了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的年轻的学者认为是一种低水平研究了。既然中国把发展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之策，而发展又被归结为GDP的增长，经济学界利用西方经济学的增长理论来研究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就时髦起来了。于是，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经济增长研究文献。这种研究至今仍有余响。比如，在近些年，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进入了党的有关文件之中[14]。虽然历史上党的文件也有不加说明地使用一个概念并在之后才逐渐加以明晰的情况，但引进西方经济学的术语而不加说明还是会产生的问题的。因为读者完全可能是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来理解中央文件所使用的概念。用西方增长理论研究中国问题虽然相比介绍、评述西方经济思想，在研究中更加贯彻了学以致用的原则，但是这种学以致用的实践也是存在问题的。这个问题就是，西方经济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这个问题在许多领域都普遍存在。由于西方新古典增长理论并不适合中国，也由于发表的需要，等等，中国又掀起了研究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新增长理论等等理论的热潮。
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时，中国人对西方理论的兴趣发生了转向。这时，中国学界对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热潮消退了，很少有人再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来裁剪中国实际了。这种消退部分可能是因为中国学界出现了对这些理论的普遍的不信任。这时，在中国经济学杂志上开始充斥应用计量经济学研究了。有学者用“非计量不学术”概括了这段时期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范式主张。而这种计量经济学研究也分为两种，一种是以西方经济学理论来建构模型，然后用中国数据来进行参数估计，一种是抛开西方经济学理论，直接用中国数据来进行参数估计。这样，中国经济学研究慢慢地就去理论化了，从而也就逐渐摆脱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束缚了。中国人慢慢地不再以西方经济学为圭臬了。而随着十八大的召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有回归之势了。
在这个时期，也有一些学者从事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但他们的研究指向是证明西方经济理论对中国的不适应性。比如，针对比较优势话语在中国政界和学界的泛滥，王今朝等（2016）系统论述了比较优势不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理由。在王今朝等（2016）看来，从实际看，在价格高低作为消费者主要考虑变量的日常商品的国际贸易中，是绝对优势而非比较优势决定了贸易格局，在高级消费品市场中，是反绝对优势在支配贸易格局。从理论看，可以从供求规律证伪比较优势决定贸易格局命题的科学性，而且自由贸易可以恶化一国福利[15]。贾利军、王今朝（2017）证明，比较优势原理是李嘉图基于英国和葡萄牙这两个兄弟般国家而提出。比较优势原理的普适化是在萨缪尔森的推动下形成的。但萨缪尔森在2004年也改变了他的“自由贸易使贸易双方同时获益”的观点。而对比较优势理论的怀疑正在西方成为主流的意识。王今朝（2018）进一步证明，用价格来定义比较优势容易诱导人们相信比较优势理论的普适性。比较优势理论的普适性又由于萨缪尔森的推波助澜而更具有可信性。然而，基于历史和经济思想史的深入分析表明，比较优势理论最多只能适用于兄弟般的国家。也就是说，政治关系对于贸易具有相对比较优势更为根本的决定作用。比较优势决定贸易格局只是表面现象。比较优势理论是这样一种理论：它提出来的时候，是用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下；但随着时代的更迭，后人把前人生产这套理论所设定和所依赖的环境给无意识地忽略了或有意识地抹杀了。结果，一个特殊的政策建议就变成了一个似乎普适的理论[16][17]。在这些具有定论性的论文发表之后，似乎中国政界和学界使用比较优势话语的现象大大减少了。
尤其重要的是，在这一段时期，来自东西南北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不少学者（包括海外学者）也进行了艰苦的理论探索。他们有的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有的写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材，有的指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不足[18]，有的研究了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发展模式，有的研究了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具体问题，有的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出了重要推进，有的为国家政策的优化做出了贡献，有的试图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带入到21世纪，等等。在这些努力之中和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范式已经出现了[19]。他们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具有高度学术自觉和理论自信的学者一道，可以说在中国学界重新激活了马克思主义。而他们之所以能够担负起这个使命，正是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虽然实现了经济发展，但也产生了种种社会矛盾。这种社会矛盾固然有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但也有马克思主义所极为关注的人与人的关系的矛盾，也就是阶级矛盾
（参见图1）。只要这种矛盾出现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一定会在中国得到复兴，学习和实
践马克思主义就一定会在中国成为一场运动。
【图1：用马克思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框架分析中国1949年至今的发展】
二、评估外国经济思想史对中国的借鉴作用
（一）评估建国前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借鉴作用
严复等人对西方经济思想上的各种学说进行介绍、梳理，主要功能是辅助西方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这种传播主要是冲击当时中国主流的思想，特别是封建思想，进而给当时探索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提供借鉴。有人这样总结严复1902年翻译出版《原富》的动机：严复认为，“中国富强的根本在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开民智的主要途径在于引进各种西学，西学的重要学科为经济学（计学），而经济学的源头就是亚当·斯密的《原富》。在严复那里，富强并不是直接的、功利的，而应是学术革新带来的”[20]。然而，严复翻译出版《国富论》的考虑并不周详。比如，《国富论》的核心主张是“自由放任”“政府最小化”，而清末仍习于皇权的政界，如何接受管得愈少愈好的理念呢？[21]这一点想必严复也有所了解。“自由放任”“政府最小化”不但清廷不会接受，就连军阀政府也不会接受。革命时期和1949-1976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共产党更不会接受。现在我们可以说，当共产党成立后，西方经济学说无法作为中国救国救民的道路就十分明白了。因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进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在新中国成立后，这一点就更为明白了。这就使得对西方经济思想的存在形式、沿革、学派的对立、某人的位置和功德等等研究无关紧要了，就不是真正实事求是的研究了。因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已经出现了，斯密经济理论家的地位已经不行了。对中国而言，翻译出版《国富论》只不过是在清朝末年翻译出版西方著作成风的情况下的一种必然出现的现象而已。即使中国共产党在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并非完全接受了亚当·斯密的理论。而且，提出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似乎只是确定了一个方向，并没有系统的理论说明。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从思想渊源看，斯密的自由放任学说只是中国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一种拙略翻版[22]。如果这一点是正确的，那么，中国人引进斯密的《国富论》并强调其自由放任学说可以说是一种低级的出口转内销了。
1902年，梁启超在其主编的《新民丛报》第七号上开始连载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被认为是国人撰写的第一部外国经济思想史著作。梁启超认为斯密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理论不适合中国国情，提倡中国采取德国式的保护主义和英国历史上的重商主义。德国历史学派无疑有其存在的理由，而且有其怀疑斯密理论适用于19世纪的德国的理由，且透过熊彼特等人在美国产生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大约20世纪40年代。但时间地点不同，德国历史学派在中国的适用性也不同。在清朝末年，中国根本没有实施德国历史学派所主张的发展工业和保护主义的主张。诚然，在洋务运动下，中国现代工业有所发展，但进展甚慢。而无论是清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都不可能有保护民族工业的能力，因为他们的统治有赖于列强的支持。只有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强大国家，中国才有可能实施保护主义。也就是说，在清朝末年，无论是斯密还是李斯特的理论，都与中国没有真正的相关性。
为什么中国的学者汲汲于这样的理论呢？这与19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状态有关。如严复那样的饱学之士实际上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在传统文化中，历史占据重要位置。因此，经济学以经济思想史的面貌出现，或者后者在前者中占据重要地位是自然的了。虽然司马光写作《资治通鉴》是为了总结历代的教训，但很显然，这种总结是不够的，还是在术的层面。司马光没有总结出一种唯物辩证法理论来。而中国人研究外国经济思想史又怎么可能得出救国救民的真理呢？最多只能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罢了。更何况，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中国最需要借鉴的外国经济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只不过，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欧洲才刚刚诞生。1877年留英的严复学习的是海军，大概没有机会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即使读到了，大概也没有胆量在中国传播，于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转而求其次了。所以，严复翻译出版斯密的《国富论》，就好像历史给中国学人开了一个玩笑了。由此，我们也大致可以推断出受经济思想史训练的学生不敷中国需要的结论了。在李大钊之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很少有人研究马克思、列宁的学说[23]。这意味着他们的学术活动与中国当时最重大的革命实践脱离了。
（二）评估改革开放后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借鉴作用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对经济管理人才的重视，一些留学欧美的学者提出了借鉴说，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不得不引进、学习、借鉴西方的富国之术。这实际上又部分回到了严复的逻辑之中。在改革开放之后，《国富论》在中国影响之大，以至于一位意大利的学者出版了一本著作取名“亚当·斯密在北京”[24]。或许，在西方学者中，斯密对中国的影响之大无出其右者。但市场说在中国产生的影响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内生的，在多大程度上是外生的，在外生中又有多少是因为斯密的原因是难以精确确定的。也许，斯密只不过是中国一些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所借用的打击马克思主义的钟馗罢了。我们可以确信，中国有集权的传统，倡导自由放任必然会导致中国重新出现一盘散沙的局面。从十八大以来中央强调加强党的领导看，一盘散沙的局面的威胁是现实的。也许，十八大后，中国已经出现一个去斯密化的运动。泱泱大国，却让斯密的理论或让某些人所理解的斯密的理论流行，决非一件好事。中国人有自己的传统，何必言必称斯密呢？
严格地说，斯密虽然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但他不是西方经济学的源头。在他之前，有威廉·配第。配第的著作有中国古人之风。他能够接触英国皇权，因而能够从统治者的角度看问题。在配第之前，英国还有数百年的重商主义传统。而重商主义的痕迹在今天的中国也还能发现（如中国似乎在长期追求贸易盈余，而不是贸易平衡）。亚当·斯密虽然也是从国家角度看问题，但他主张的自由放任在英国国王那里会怎样看呢？英国的国王会提出疑问，政府可以对经济实行自由放任就万事大吉了吗？显然不是的。有文献指出，在斯密活着的时候，在英国最有影响的学者是洛克，而不是斯密。斯密的《国富论》是在斯密死了二三十年后才具有了超过洛克的著作的影响力的。毫无疑问，斯密著作声誉的上升是有着资产阶级支持的。有文献认为，斯密写作《国富论》本身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授意，得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支持。更加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古人的经济思想的历史和见解所达到的水平远远超过斯密。比如，管仲已经把市场经济作为战争武器来使用了，而桑弘羊已经有现代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管理思想了。这样看来，中国人过度追捧斯密即使不是数典忘祖，也是厚西薄中了。
在少数人各取所需地追捧斯密的同时，也有其它理论被引入中国。比如，刘易斯理论1982年即被引入到中国[25]。大约在10年前，中国还出现一次讨论中国是否处于刘易斯拐点的热潮。刘易斯的理论是不需要得到中国人那么多的重视的。如果1949-1976时期的中国仅仅将投资率如刘易斯所主张的那样从5%提高到10%或15%，工业化即使有所发展，每年的增速也是有限的。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工业化，而且是快速的工业化。这就要求中国不仅要独立自主，而且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要能从国外得到大量的机器设备资金技术图纸甚至人员援助，为此，中国不得不把投资率提高到20%以上。大跃进期间，中国的投资率达到40%。这都是刘易斯理论所无法提供指导的。实际上，真正为中国提供指导的是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能够指导中国的关键人物是毛泽东，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文献给予极大关注可以说是在1950年代末开始的。这时，中国已经完成了一五计划，奠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的基本骨架。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私人经济的兴起，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城乡人口流动。这就使得刘易斯理论仿佛与中国有了相关性了。然而，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虚假的相关性[26]。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感觉到，仅仅对外国经济思想史进行研究是不够的。这时，一些学者开始运用新古典增长理论来研究中国的经济增长。然而，这些研究也没有得出什么令人称道的理论发现。一些学者推动了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然而，他们对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厚此薄彼，主要的目的或客观的效果是推动中国的私有化。几年前，中国农业管理部门推动中国农村确权和土地流转。据笔者听到的言论，可以推测，现在，在中国的农村地区，不少干部认为，基于科斯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中国农村确权和土地流转是胡闹。这就不能不进一步提出研究外国经济思想史的一些学者们对于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到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的问题。
近年来，西方经济学不能解释中国、不能指导中国的声音多起来了。如果这代表了真理[27]，外国经济思想史和外国经济思想对中国的借鉴作用实际上就很小了。这就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改革开放后，中国花费大量资源大范围介绍、引进、研究、教学、传播西方历史上的经济思想和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究竟又起到多大作用，起到怎样的作用呢？中国需要反映西方经济学的全貌吗？能够反映西方经济学的全貌吗？在追求反映全貌时，是否把庸俗的东西也看成了高雅的东西了呢？那么多的理论，是否会让学生们应接不暇、无所是从呢？是否会诱导一些学者走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歧途去呢？中国有必要花费这么大的资源吗？由此人们也可以思考如下系列问题：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否是一种可靠的思路？西方是否有长技？在何种意义上是长技？中国是否能够学习？经济学对于当下的中国到底有多重要？到底哪种经济学对于当下的中国才重要？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状态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了真理？中国怎样才能培养出真正的知识分子？对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水平到底该怎么看？中国现有的经济学的学科设置到底该怎样改革？等等。
三、外国经济思想史对中国借鉴作用有限的原因
外国思想对于中国借鉴作用有限是有先例的。孙中山先生接受了林肯的“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思想，形成了旧三民主义。但旧三民主义无法让孙中山先生实现自己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之梦。这种状况直到十月革命之后马列主义传入中国才得到改变。那么，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对中国借鉴作用有限主要是什么原因呢？
（一）外国经济思想的非科学性
在中国人接受外国经济思想时，一般都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即某个外国人的思想是独立的，先进的从而对中国人是有启发的。固然，某些外国人的作品确实是自己独立的作品，而非他人授意之作。但就连亚当·斯密，写作和出版《国富论》都可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授意。即使如配第、李嘉图完全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兴趣而写作，在写作时也不能不顾及到自己的读者对象。配第的著作在相当程度上是献给英国国王的，而李嘉图的著作是献给资产阶级的。这就不能不使他们受到阶级的局限。当资产阶级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后，西方的经济学家们是否能够脱离这个统治呢？马克思说，“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28]。那么，当中国人大张旗鼓地研究、传播西方经济思想时，是否忘记了马克思所说的这句话呢？凯恩斯公开说，他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凯恩斯主义兴盛一时，后来就偃旗息鼓了，只能以新凯恩斯主义形式存在了。那么，作为无产阶级的中国的学者能够从凯恩斯主义这个连资产阶级学术金矿都算不上的矿藏中采掘和提炼出多少黄金呢？即使亚当·斯密的市场说流传得更久，它对于作为无产阶级的中国的学者是金矿吗？供求论作为亚当·斯密的市场说的现代版，只有隔离了技术、社会制度等变量，在一个没有垄断，没有不完全信息，没有阶级、没有政府等等的神话的世界里才能得出它能够推导出一个均衡价格体系的结论。换言之，在现实世界里，供求根本无法决定价格的数值。这个关键性的结论是王今朝、龙斧
（2011）得到的[29]。在所有的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都没有这个重大的结论。于是，我们可以质疑，中国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和中国所引进的国外的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科学性了。实际上，人人常常发现，当人们相信了西方某种经济理论之后，过了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发现自己所相信的是水中月、镜中花。就像中国许多人相信美国的民主、美国的自由现在幻灭了一样。
为什么人们会对西方的主流经济理论、主流政治理论出现幻灭呢？原因在于，这些理论只是西方某些人对西方客观实际的片面的、孤立的、静止的甚至是扭曲的反映。请问，研究这些理论能够得出什么真理性的认识呢？怪不得一些学者感觉自己一辈子研究经济学几乎等同于虚度光阴了。
基于这里的分析，可以推论，中国经济学人与其研究外国人的经济思想，不如研究外国大资本家的思想、外国的经济和政策更能产生学术上的收益。
（二）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学术产出有限
至今为止，国家图书馆所收藏的中国学者所出版的系统论述外国经济思想史的著作也仅有吴宇晖、张嘉昕
（2014）、裴小革
（2000）、陶大镛
（1990）、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系
（1985）四本专著。这种极少的学术产出数量和极低的学术产出频率一方面显示出中国学者系统研究外国经济思想史的难度，另一方面可能也显示出对系统研究外国经济思想史的社会需求的不足。中国人如果没有基于中国实际的深入的研究，对于西方历史上的经济思想就总是隔膜的。而要对西方历史上的经济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而且如果没有科学的方法，即使花费大量时间也是劳而无功的。科学的方法在中国的学者中也不是唾手可得的。这在21世纪后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经济思想史研究中也可以得到验证。比如，一个经济史的研究者花费巨大精力所做的研究却得不到历史学研究者的认可。实际上，中国人研究几百年前的西方诸多人物的经济思想所得出的成果对于当下的中国到底具有怎样的意义在许多情况下是可疑的。与其研究外国经济思想史，孰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和中国的实际问题呢？在我看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已经不易，研究中国的实际就更是不易了，哪里还有时间去研究外国的经济思想呢？——当然，这不是绝对地排斥对外国经济思想的研究，而只是说，中国人花费太多的资源研究外国经济思想史的东西了。
当中国自己的学者对外国经济思想史的系统研究不足时，对外国经济思想史的系统了解的需求主要是由国外学者提供的。在中国，外国经济思想史专业领域最著名的外国学者大概就是马克·布劳格了。他的《经济思想的回顾》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在这本书出版后，许多对外国经济思想史感兴趣的学者可能就主要参考它，而不是中国学者的著作了。然而，即使是这本书，在某些方面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比如，有的重要人物没有涉及，对马克思理论的论述充斥着矛盾的话语，等等。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的时候，随着人事代谢、职称改革等等，国内主要高校中专门从事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学者已经非常少了，就更难产出有效的成果了。
（三）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普遍缺乏马克思主义指导
许多研究者缺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西方先人的经济思想不是联系他们所处的时代、自己所面临的时代需要来研究，而仅仅是满足于粗略归纳后的叙述。有的学者的叙述虽然也发现了西方先人的经济思想的闪光点，但时下的中国到底有多少人会以西方先人的见解作为自己的理论的指南呢？而有的学者错把西方腐朽落后的经济思想作为先进的经济思想介绍进入中国，中国决策者如果接受了这种错误的思想，又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呢？
比如，改革开放后，又有人宣扬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主张人口过多不利于发展。而中国又实行了计划生育。但2022年中国人口总量减少了85万。这就使得中国的人口形势在几年前甚嚣尘上的老龄化话题之后又增加了一种复杂性。几十年后，中国会不会形成一种倒金字塔式的人口年龄结构（这种结构意味着，在现行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制度下，数量很少的年轻人供养大量的老年人）呢？实际上，中国的人口密度低于日本、孟加拉、印度等国。
再如，学者们研究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但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刘易斯的理论所考虑的只是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小国如何发展的问题。将刘易斯的这个理论介绍进中国的学者一定阅读了刘易斯的原文，必然知道刘易斯理论的这个背景，但在他们的理论叙述中又没有强调这个背景。背景是十分重要的。它设置了理论所能达到的科学程度的天花板。刘易斯理论是否对中国产生了指导作用呢？从中国多年存在的人口大量流动现象看，答案似乎是肯定的。然而，刘易斯理论以及其它二元经济理论都没有预测到这种理论支配之下必然导致的农村凋敝和农业供给不稳问题。当中国学界普遍接受二元经济理论时，我怀疑，99%的学者没有阅读过刘易斯的原文，没有意识到刘易斯的理论只是关于一个资本主义小国的发展理论，是依靠资本家驱动的发展理论。
又如，新古典增长理论在中国也兴盛一时，但它预设了资本主义制度——资本所有者收益占GDP的比重要占到30%左右。这就预示着资本主义必然是两极分化的社会，从而也是一个二元社会，而且是比中国乡城对立的二元社会更难改变更为糟糕的二元社会。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要防止两极分化的。因此，如果用新古典增长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一个基本的推论就是要鼓励资本投资，也就是鼓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的发展。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这是荒谬的。而且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全要素生产率是以资本主义存在，即资本家占据约30%的年收入为前提的。这就意味着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按照这个理论计算方式，同等条件下全要素生产率要高得多，原因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资本。
就新制度经济学来说，科斯的产权理论虽然也有合理的观点，如认为不能高估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但它在中国的流行一方面减弱了中国人对所有制这个根本问题的关注——主张产权论的著名人物张五常说，产权重要，所有权不重要，另一方面，在中国大大地推动了私人产权的社会接受度。因此，在中国引进科斯理论实际上是害多利少的。新制度经济学的说法，在美国是相对旧制度经济学而言的，但它依然研究的是资本主义。对中国而言，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是比资本主义更新的制度。结果却是，中国把研究资本主义的所谓新制度经济学拿来裁剪中国社会主义这个人类的新制度！而且，就是美国的新制度经济学，也至少可以分为四派：科斯的产权派、诺斯的制度派、威廉姆森的企业治理派和奥斯特罗姆的公共资源派。科斯、诺斯、威廉姆森考察的资本主义本身所作的制度安排，威廉姆森的研究是比较技术化的，从而是比较中性的，对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企业的纵向一体化问题。而奥斯特罗姆考察的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公共资源的治理结构及其有效性，其目的之一是否定资本主义国家那些反对集体主义主张个体主义的学说（如公地悲剧、集体行动的逻辑、囚徒困境等等）。总体而言，中国学者给予奥斯特罗姆、威廉姆森的关注比给予科斯、诺斯的关注少多了。
就西方经济学的供求分析范式来说，至少，它给予中国人的印象是供求决定价格。改革开放后，中国也确实把市场体制建设作为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来抓。然而，一方面，供求真地决定价格吗？马克思并不这样认为。马克思认为，价值调节供求，价值决定价格。而且，马克思确实是对的。中国房价在供求机制作用下所达到的荒谬性程度也证伪了供求理论作为价格决定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市场体制建设到底有多重要呢？按照马克思的生产决定交换的观点，市场体制建设对于致力于经济建设的中国而言，其重要性对于促进生产发展而言是次要的。中国甚至长期流行“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逻辑。对于这个逻辑，从事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人中似乎没有一个提出质疑。造代表自己生产，买和租都是市场化行为，孰优孰劣，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是不言而喻的。但如果不是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鲜明地对它加以否定，这个逻辑不知道还会在中国流行多少时间。而研究西方经济学的人有多少人深思过这个逻辑对于中国所造成的伤害呢？
由此我们看到，研究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的人与研究外国经济思想史的人面对着类似的问题，即西方经济思想或理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真理而值得中国让那么多的学者花费那么多的精力去研究呢？研究是否得出了真正科学的结论呢？总体上看，许多中国学者是依据个人的偏好来选择他们引进、介绍、传播什么理论的。而这种偏好的形成并不是基于中国的需要，而是基于自己科研成果形成的需要，基于科研任务完成的需要，在一些学者那里是基于推动中国私有化的需要。这就使得中国的经济思想史研究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了。在中国学界，虽然不乏“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有志之士，但学术界中所设置的制度也使得许多人的精力主要盯着升迁，而不是国家的发展。只有极少数学者真心实意地在试图通过外国经济思想、理论的研究来求得中国经济发展的真经。“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如果我们的学者的主要精力盯着升迁，就必然陷入到专业化的窠臼之中，就必然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象。如果又不大关注实践，不能充分地深入实践，所做的研究就不能不具有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甚至是数典忘祖的性质了。许多原来从事外国经济思想史学习的学生在多年之后，感觉这个专业的效果不过是打造西方学术的名人堂罢了！
对于中国而言，相对研究西方经济思想、当代西方经济学说，更为重要的工作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和中国经济思想。如果中国学界普遍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外国经济思想史专业在中国的衰落几乎是必然的。因为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中国经济思想感兴趣的人比对外国经济思想、经济学说感兴趣的人多多了。当然，无论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还是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可能都离不开对西方经济思想的借鉴。然而，借鉴就是借鉴，而不是作为主体、主流。因此，国内一些学者，如程恩富教授提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在今天的中国，特别是需要在经济学术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30]。因为即使外国经济思想史专业自身经历了起起伏伏，但它的短暂的兴起也促成了十八大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边缘化。
早在21世纪之初，就有中国学者指出，中国学者研究西方经济学必然落后于西方学者，中国学者只有通过研究中国问题，才可能超越西方学者。这个判断至少在长期内是正确的。中国学者很难了解西方实际，即使在美国呆了几十年，也很难了解西方实际，因为缺少丰富的历史知识，也没有时间去全面地了解西方现实。反而是搞通了马克思主义和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能够对西方有本质性的理解。比如，毛泽东没有去过西方国家，但他提出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就包含了对于西方的本质性理解。西方经济思想自成体系。为什么要研究太多的外国人的经济思想呢？毛泽东在从事革命时，对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了解太多。他走的是一条基于中国实际的理论发展道路。只是在发展自己的理论的时候，参考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已。即使在建国后，毛泽东也没有从西方经济学那里寻找国家富强之路，没有从西方经济学那里寻找制定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解决重大现实经济问题的灵感或思路。即便是对于西方非正统理论，一般人也很难获取教益。因此，总体而言，西方经济思想史专业在中国经历了昙花一现式的繁荣之后出现衰落是必然的，是向正常状态的回归。当然，这种总体的衰落必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一个大学原来兴旺的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可能后继无人，很少有学生会对外国经济思想史感兴趣，等等。然而，衰落并不意味着它应该死亡。西方经济思想史在中国的学术界应该有一定的地位。在衰落大势下坚守外国经济思想史阵地的学者是值得尊敬的。因为至少他们没有跟风，而是表现出很强的定力，有的做出了很好的成果。有学者指出，在今天的中国，特别需要深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国经济史、世界社会主义经济史的人才。这个社会需要太大了，但满足这个社会需要也决非易事。
四、结 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就1840年以来中国学习西方的教训，毛泽东曾经加以总结。“自从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这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31]。“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32]。可是，毛泽东在重大历史时刻所总结的这种历史经验在改革开放后仿佛被人忘记了。现在，到了重新记忆起来的时候了。本文回顾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在中国的发展，评估它对中国的借鉴作用，分析它对中国借鉴作用有限的原因，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近当代的中国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作用是有限的，有时甚至是扭曲性的。
外国经济思想史中的所有理论（包括凯恩斯主义理论）几乎不都是普世的，而是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历史局限和个人局限的，有着特殊的功能定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除了毛泽东以外，中国学者对此几乎都缺乏主动的免疫。在毛泽东身后的中国，有出身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甚至主张，不能再在中国讲述《资本论》了，因为讲述《资本论》，就会挑起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对立。由于缺乏主动的免疫，甚至连一些拥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素养的学者也为西方种种错误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统提供了机会，创造了条件。中国近200年的外国经济思想研究似乎只有让这些思想把中国学子的头脑践踏一遍，才可能让中国经济学人获得充分的理论自觉。这种理论自觉本来是毛泽东早已经无比清晰无比坚定地实践了的。
如果联系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所起到的指导作用，就很容易认同这里的观点。如果相信马克思主义，就很容易认同，欧美经济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必须批判。如果吸收，也必须在批判的基础上吸收。只有批判才能深刻。然而，批判也需要深刻，需要从学理的角度令人信服地加以批判。否则，我们就只能在接受还是不接受西方经济思想这个问题上中心摇摇，就无法克服西方经济学在中国所产生的强大影响。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至今为止，在我们的理论界的榻旁，都酣睡着西方经济学。在笔者看来，即使中国有继续学习西方经济思想的某种必要性，现在，在马克思主义边缘化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代，也需要有一个排斥西方经济思想的运动，需要有一个建构中国自主经济学体系的运动。经历了170多年的开采之后，西方经济思想中即使有一些精华，也已经趋于被开采殆尽了。而当中国学界把大量的精力用于研究西方经济思想的同时，对我们自己国家的经济思想的精华却大大忽视了。现在，到了开始大张旗鼓地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和基于中国成功的经验进行理论建构了。没有了西方经济思想史，并不意味着中国缺乏多元主义科学精神，也不意味着教条主义就会盛行。因为中国的需要、中国博大精深的经济思想本身就会为中国经济学的这个运动提供强大的动力。这个运动将会使中国经济学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诞生出世界级的学术领袖。再退一步讲，如果中国人继续接受西方经济学作为自己的主流理论，又怎能奉献给世界一种新的理论呢？
第二，要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构中国自主经济学体系。
当前，介绍西方经济思想已经不再是经济学界的主要工作，结合中国实际加以批判成为重要任务，而建构中国人的经济学体系更是当务之急。
要建构中国自主经济学体系，需要来一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式的运动。今天的中国的儒术就是马克思主义[33]。如果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推崇，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失去指导地位。培养经济学多元主义科学思维以避免理论和政策主张的极端主义的思维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多元主义和解放思想很可能变成思想多元论。实际上，中国过去长期不断有人试图把西方的各种理论引入中国，扭曲中国的改革。经济思想史上的混乱太多了。西方经济思想在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建设中只需要略微提及即可。外国经济思想史和当代西方经济学学说研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中或许有一定提供新思路和灵感来源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也并非不可替代。只要是基于中国的客观需要，我们就能实现这种替代。当西方经济衰落后，中国更没有动力去在西方去寻找可资借鉴的经济思想了。也就是说，外国经济思想史很难通过发挥理论和政策的批判性功能，启迪、推动中国经济理论的创新，并为解决中国实际经济问题提供真正有效的政策建议。
有人会问，如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真理，又为什么在十八大前逐渐在学界被排斥，进而几乎失去主流地位呢？这其中，部分原因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性没有被充分展现出来。当演绎性的西方经济学进入中国以后，它就俘获了年轻学子的芳心。而政界是需要不断从教育部门得到思想和人才的。于是，接受了西方经济学教育的人不断被充斥到政府部门中，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也就从马克思主义悄然转化到西方经济学了。毫无疑问，中国理论车轮的这样转动是与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紧密相关的。
有人说，马克思创立自己的理论，也吸收了当时西方经济学界的许多研究成果。马克思诚然接受了配第、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但马克思对其前辈的和同时代的西方经济学进行了大量的批判。我们看到的马克思的大量作品是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而没有看到马克思如中国学者过去170多年所做的那样的绍介，我们看到的是马克思经济学话语的大量的合乎逻辑地建构，而不是中国学者过去170多年所做的那样的因袭。中国经济学最重要的工作是在马克思所开辟的道路上前进，而不是用各种西方经济理论阻碍我们前进的脚步。
如果说佛教引入中国，撼动了儒家的思想地位，引起朱熹发奋辟佛，使得朱熹终成一代大儒[34]，那么，当西方经济思想引入中国近两百年后，应该有人发奋辟西，成为引领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学家了。这就是本文看待中国外国经济思想研究的更高观点。
注释：
[1] 习近平：《加快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2年第6期。
[2] 这里的概念界定有不严谨之处。比如，有西方著名经济学者（乔治·阿克洛夫）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古典经济学就已经不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而只是30余个西方流派中的一个之流了（如果此话为真，那也就是，在西方已经抛弃了新古典经济学30年后，中国的一批人又把它作为中国主流经济学了）。此外，中国还有人极端服膺和推崇即使在西方也属异端的米塞斯、哈耶克经济学。即使这里的概念有不严谨之处，但经济学领域的读者应该也不会产生误解。
[3] Trescott, P. B., Jingji Xue, The History of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Economic Ideas into China, 1850–1950.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07.
[4] 如参见颜鹏飞、李朝辉、王今朝等：《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突破》，《经济评论》，2004年第5期。
[5] 司马迁：《史记》，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640页。
[6] 郑元：《略论清朝晚期中国国内经济思想的转变》，《人民论坛》，2014年第29期。
[7] 有学者主张，中华文化、文明随着成吉思汗对欧洲的扩张而在欧洲得到传播。还有学者主张，明朝时期外国传教士系统地从中国偷窃了文化和文明。如果这些主张为真，我们就可以设想，中国从国外所得甚少而国外从中国所得甚多的可能性。关于西方经济思想在中国的引入，参见赵晓阳：《西方经济学的传入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产生与发展》，《经济科学》，2000年第1期。
[8] Xu, T., Jingji Xue: The History of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Economic Ideas into China, 1850-1950 (review) [J].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2012, 17(4).
[9] 这里的各位学者归国年份来自网络，可能有不确之处。海外留学归国的人大致只有20%进入了大学，其他的人则进入了政府、商界等等领域。参见Barber, W. J., Jingji Xue: The History of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Economic Ideas into China, 1850-1950 (review) [J].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2010,42(1).
[10]熊性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八十五周年感言》，
https://bbs.pinggu.org/thread-1575867-1-1.html。
[11] 欧自明：《马寅初的经济思想》，《学术界》，1996年第5期。
[12] 陶大镛：《〈外国经济思想史新编〉序》，《经济学家》，1989年第5期。
[13] 有西方学者总结了西方经济学如何主导了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参见史蒂夫·科恩：《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如何主导了中国的经济学教育？》，
https://www.hswh.org.cn/wzzx/llyd/jj/2014-09-22/28135.html。
[14] 实际上，马克思、列宁所使用的劳动生产率的概念就是一种全要素生产率概念。这种全要素生产率概念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全要素生产率概念有根本的差异。
[15] 王今朝等：《比较优势战略不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理由》，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五大发展理念”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第269-281页。
[16] 贾利军、王今朝：《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谨慎使用“比较优势”话语》，《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17] 王今朝：《打破当代西方比较优势理论教条——对中国贸易基础理论的思考》，《海派经济学》，2018年第1期。
[18] 比如，陈先达（1999）指出，“我们对什么是生产力、什么是生产关系、什么是经济基础、什么是上层建筑、什么是社会存在、什么是社会意识，至今仍然不很清楚”。见陈先达：《唯物史观在新中国的五十年》，《哲学动态》，1999年第10期。
[19] 裴长洪（2022，p.2）指出，“《资本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范式：一是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及其客观规律；二是分析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三是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并运用这一范式编著了《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裴长洪：《中国开放型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
[20]《严复和〈原富〉》，
https://wenhui.whb.cn/third/baidu/201907/31/280538.html。
[21] 赖建诚：《严复与〈国富论〉研究忆往》，
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22862186。
[22] Deng, K. G., Jingji Xue, The History of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Economic Ideas into China, 1850–1950 (review) [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009,69(4).
[23]这里，学院派学者主要是指仅仅在大学从事教学研究而很少参与政治活动的学者。有些学者，如李大钊、陈翰笙等，虽然也在大学教书或教过书，却从事了十分重要的政治活动。他们不属于学院派学者。
[24] 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路爱国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25] 梁小民：《评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经济科学》，1982年第2期。
[26] 关于刘易斯理论的问题和错误，参见龙斧、王今朝：《从“中等收入陷阱”命题合理性看中国发展模式的性质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2013年第00期。王今朝、萨米：《西方发展经济学的三大范式比较（下）》，《当代经济研究》，2019年第12期。王今朝、萨米：《西方发展经济学的三大范式比较（上）》，《当代经济研究》，2019年第11期。
[27] 我认为，这确实代表了一种真理。如果你问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价格是如何决定的，我估计没有多少人给出系统的答案。如果你问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财富是如何创造的，或者中国在经济上是如何赶超西方的，我估计他们也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28]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页。
[29] 王今朝、龙斧：《马克思关于供求决定价格规律的假意识性质的交叉科学诠释》，《经济经纬》，2011年第4期。
[30] 在中国学界许多人还普遍膜拜西方理论的情况下，多元主义在实践中就会导致把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糟粕过多地引入到中国。
[31]《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69-1470页。
[32]《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0页。
[33] 当代中国著名儒学家郑彪先生认为，真正的儒家学说与马克思主义是完全相通的。
[34] 参见康宇：《论朱熹对佛学的解读与运用》，《学术界》，2023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 贾根良：《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中国的源流与发展》，《学术研究》，2023年第5期。
[2] 李黎力、李家瑞：《20世纪以来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演变——基于JEL分类体系的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
[3] 贾根良、何增平：《经济思想史中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多元传统与流变——普利布拉姆〈经济推理史〉的创见和缺陷》，《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
[4] 吴宇晖、张嘉昕：《外国经济思想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
[5] 裴小革：《外国经济思想史》，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
[6] 陶大镛：《外国经济思想史新编》（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
[7]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思想史研究室编：《外国经济思想史讲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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