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利：论毛泽东跳出治乱兴衰周期率的远见卓识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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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传利：论毛泽东跳出治乱兴衰周期率的远见卓识
2024-06-25
【摘要】毛泽东富有远见地采取单一主权国家结构形式和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跳出治乱兴衰周期率的政治制度基础 。他预判执政将给党带来的严峻考验，及时提醒全党防微杜渐，戒骄戒躁，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对腐败现象保持高度的警觉，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拒腐防变，体现了跳出治乱兴衰周期率的清醒。他找到跳出治乱兴衰周期率的“人民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的人民民主新路。面临极其复杂险峻的国内外环境，他以超凡的智慧统筹发展与安全，在国际社会中寻找维护社会主义中国长治久安的出路和机会。毛泽东坚持理论强党，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培育良好党风，努力建设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新时代努力跳出治乱兴衰周期率提供了宝贵经验。
美国总统尼克松在那本著名的《领袖们》一书里，评价毛泽东“像那些最革命的领袖们一样，会破坏而不会建设。”其实，毛泽东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不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而且善于巩固和捍卫一个新世界。尼克松没有看到毛泽东对建立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基础上、处于不稳定和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的社会主义中国安危的忧心忡忡，没有看到毛泽东维护社会主义中国长治久安的艰辛努力，没有看到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跳出治乱兴衰周期率的历史性贡献。为跳出治乱兴衰周期率，毛泽东殚精竭虑，警觉我国的兴衰安危，从建构国家制度、防腐拒变、统筹发展与安全、找到民主新路、建设朝气蓬勃的无产阶级政党等多个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战略性或建设性举措，经受住来自国内外政治、经济、军事诸多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探索如何跳出治乱兴衰周期率提供了制度基础和宝贵经验。
历史伟人毛泽东总是在历史的重大关头，高瞻远瞩，洞察时代趋势，做出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长远决策，影响历史进程。新中国成立，毫无疑问，是永远彪炳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建构什么样的国体和政体以及采取哪种国家结构形式，以保证新中国的长治久安，是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高难度历史性课题。历史见证了毛泽东在历史抉择的关键时刻表现出来的雄才大略，远见卓识，他的抉择为维护国家安宁和社会稳定，跳出治乱兴衰周期率，提供了稳固的政治制度基础。
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前后，还是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学界有不少人迷信西方的政治制度，但西方的政治制度不利于新中国的长治久安。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制度对人民群众的虚假性：“实质上政权总是操在资本手里，不管权利有没有资格限制或其他限制，不管是不是民主共和国，反正都是一样，而且共和国愈民主，资本主义的这种统治就愈厉害，愈无耻。……所以任何民主共和制、任何选举制度都不会改变事情的实质。”这种虚假性，带来选举过程中的政治腐败性和社会混乱性。恩格斯曾揭露美国轮流执政的资产阶级政党被资本控制的腐败现象：“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拿联邦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在本党胜利后取得职位作为报酬。”大规模的选举舞弊，造成社会不稳定。至今，不但美国轮流执掌政权的政客们没有改变“以最肮脏的手段来达到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的局面，而且，西方民主在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试验，也竟然交出了与西方政客关于民主自由的最响亮最漂亮许诺相对立的一幅让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政客们尔虞我诈，相互倾轧，整个国家秩序被几个竞选的政客骗子搞得混乱不堪。议会成为全武行的混战，选票成为贿赂，政治献金成为投桃报李的权钱交易，这种政治制度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
毛泽东详细地研究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学说和政治制度，深刻地了解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制度，相较于封建专制制度是一大历史进步，但被西方国家百般美化的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的民主制度，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专政，照搬这套制度对于维护新中国的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没有益处。毛泽东深知中国近代史上不止一次经历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试验失败的教训。新中国成立前一年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上，毛泽东讲了“关于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专政”的问题，提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会议制度，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不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实际上，毛泽东在这里讲到了新中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新中国成立后，“建立和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它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权，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保证。”只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才能让占全体公民最大多数而不是少数的人民当家作主，享有民主的权力，发挥出建设国家、保卫国家的冲天激情，意气风发地投身于从来不曾有过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潮中。最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的事业，一定不会是冷冷清清的事业，而一定是生机勃勃、兴旺发达的事业。最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江山，一定是拥有强大力量抵御各种风险考验的江山。只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建立包括军队、警察在内的国家力量，才能对内维护稳定，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对外反击侵略，维护国家安全。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党指挥枪的原则坚如磐石，人民军队发挥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作用，是社会主义江山的钢铁长城。只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新中国才“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独立，胜利地进行了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如果新中国成立时选择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肯定会出现邓小平所说的“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危及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稳定大局和政权的安全。毛泽东主张不实行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制，选择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避免了西方党派纷争的混乱局面，奠定了摆脱治乱兴衰周期率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国家结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联邦制，是由两个或多个政治实体（州、邦、成员国）组成的复合制国家的国家结构形式。另外一种是单一制，就是“由若干行政区域构成单一主权国家的制度。采取这种制度的国家称单一国。它只有单一宪法和一个最高国家政权机关，是国际交往中的主体。”二者相比较，单一制的安全稳定性优越于联邦制。苏联共产党采取联邦制把按照苏维埃形式组成的各个国家联合起来，是依据当时的历史条件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有专家认为，苏联解体由多种原因引致，但不得不说苏联采取的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让分裂势力有机可乘。早期的中国共产党曾经效仿苏俄的做法提出过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和民族自决的主张。随着经验的积累，对国情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党中央和毛泽东认识到中国如果采取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将存在着被大国操纵和利用，导致国家分崩离析的巨大危险，所以，最终主张以单一制代替联邦制，以民族自治代替民族自决。毛泽东在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少数民族“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期间，毛泽东就新中国到底是搞联邦，还是搞统一共和国、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问题，征求李维汉的意见。李维汉认为，中国同苏联的少数民族人数和分布情况不同，同苏联实行联邦制时的国内外境遇不同，不宜实行联邦制。党中央和毛泽东采纳了这个建议。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了“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统一的国家军事制度”。通过《共同纲领》后仅一个星期，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少数民族“自决权”问题给二野前委的电报时指出：新中国诞生后，不宜再强调过去为争取少数民族，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提出的民族自决权的口号，“以免为帝国主义及国内各少数民族中的反动分子所利用，而使我们陷于被动的地位。在今天应强调，中华各民族的友爱合作和互助团结”。在解决西藏问题时，同样体现了毛泽东以单一制代替联邦制，以民族自治代替民族自决的主张。1951年5月23日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里，明确写道：“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根据《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第二天，毛泽东给西藏地方领导人的信里提到：“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伟大祖国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得以永远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和异民族的压迫”。这些都体现了我国实行单一制的特点，体现了在军事、外交等方面的中央事权。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经过郑重思考，采取单一主权国家结构形式和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国家只有一部宪法，只有一个最高立法机关，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公民只有一种国籍，中央政府统一行使外交权。在中央集权的同时也实行某种程度的地方自治，各地方行使的权力来源于中央授权，接受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央政府有权撤销地方政府的不适当的行政行为。这种体制，符合我国自古以来民族融合多元统一的历史事实，也符合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需要，有利于消除历史上残留的民族隔阂和歧视，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族人民幸福地生活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里，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这种体制，使得党和人民在以后的反分裂斗争中取得法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使得境内外分裂势力妄想采取任何“公投”“联邦”“一中一台”的方式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分离出去的做法，不言而喻地失去任何法理依据，必将遭到全中国人民、全世界华人和全世界公正舆论的谴责。总之，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提供了中华民族牢不可破的制度安排，提供了粉碎借助“公投”“建联邦”等伎俩分裂中华人民共和国图谋的法理基础，提供了防范民族分裂主义和反华势力分裂中国罪恶阴谋的制度基础，维护了国家长治久安。
二、防腐拒变：跳出治乱兴衰周期率的政治清醒
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人民群众最痛恨各种消极腐败现象，痛恨各种特权现象。听任腐败现象侵蚀党的健康肌体，将发生失去民心，丧失政权的危险。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中国历史上因为统治集团严重腐败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当今世界上由于执政党腐化堕落、严重脱离群众导致失去政权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啊！”改革开放以来，全党的工作重心是经济建设，但党中央并没有明确地把经济建设问题提升为决定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而是明确地把执政党的党风或反腐败斗争当成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腐败现象保持高度的警觉，采取有力措施拒腐防变，为当代中国共产党跳出治乱兴衰周期率提供了宝贵经验。
“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历史伟人毛泽东的过人之处，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尚未全面执政时，就预判到执政将给党带来的严峻考验，及时提醒全党防微杜渐，戒骄戒躁，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44年，郭沫若写下《甲申三百年祭》，认为明王朝和李自成两个不共戴天地对立的政权，恰恰均覆灭于同一个原因：自身腐败。政治腐朽与黑暗，民不聊生，是崇祯亡国的根本原因。李自成留下骄傲必败、腐化必败、分裂必败的沉痛教训。与蒋介石集团强烈抵触排斥郭沫若的醒世良言的做法迥然不同，毛泽东以史为鉴，特别关注李自成“没三天功夫便把北京城打下了”“真如有摧枯拉朽的急风暴雨的力量”，然而，“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象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军备废弛，搜刮赃款，导致大顺政权覆灭的历史悲剧，要共产党人以李自成为鉴。《解放日报》发表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和苏联人高涅楚克的剧本《前线》，并由新华社全文广播，两文都是反对骄傲的。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还亲自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在即将获取全国政权之时，毛泽东认为夺取全国胜利仅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以后的工作更加伟大，更加艰苦，向全党发出“两个务必”的号召；进北平执政前，毛泽东意识到共产党将面临执政的考验，把进城执政比作“进京赶考”，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即便以后中国富强了，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我们要预防将来，十年、二十年以后就危险了，四十年、五十年以后就更危险了。”“大家要谨慎小心，无论是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都要谨慎小心。不要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忘乎所以。”毛泽东在局部执政时，谦虚谨慎，防腐拒变，体现了跳出治乱兴衰周期率的清醒。
打江山难，守江山和巩固江山也难。人们熟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的教导，将之作为中国共产党防腐拒变的座右铭。其实，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还讲过一段发人深思的话：“‘毕其功于一役’，我是在流血的革命这一点上说的，就是说流血的革命只有这一次，将来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那一次就不用流血了，而可能和平解决。但这只是可能，将来是否不流血，还要看我们工作的努力情况。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毛泽东没有自我陶醉于即将获取全国政权的喜悦中，而是清醒地预判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面临腐化的巨大风险，提醒人们谦虚谨慎，继续艰苦奋斗，避免政权得而复失的“流血”局面。中共进城后，果然有相当多的领导干部没有经得住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贪图享乐，腐化堕落。毛泽东严肃地告诫全党：“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毛泽东绝不允许“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把反腐的利剑指向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坚决果断地发动“三反”运动，发出指示：“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疾恶如仇的毛泽东要求“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而绝不会因为大贪污犯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而得到宽容。鉴于党政机关内部的贪腐往往是体制外非法商人勾结而来，为配合“三反”运动纵深开展，毛泽东决定在大中城市发动反对资产阶级违法乱纪的“五反”运动，打退了不法资本家向党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猖狂进攻，维护了正常的经济秩序。毛泽东发动“三反”“五反”运动时，国家百废待兴，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国民经济恢复的工作千头万绪。据“三反”运动的亲历者回忆说，日理万机中的毛泽东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仍然“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毛泽东发动“三反”“五反”运动，雷厉风行，严惩腐败分子，体制内外兼修，清理滋生腐败的社会土壤，保障社会经济发展，为当代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宝贵经验。
尽管“三反”“五反”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防腐拒变斗争是一场严重的长期的斗争，不可毕其功于一役。“五反”运动结束后不久，他在发动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新三反”的指示里说：“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期间，他批示道：“资产阶级分子腐蚀我们和我们反对资产阶级分子对于我们的腐蚀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这个问题不是很快就可以完全解决的。”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都希望把领导上的老爷式作风、官僚主义作风、命令主义作风，完全消灭得干干净净，但同时又清醒地认识到：“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不是短时间内所能完成的，需要一个长期过程，需要每一年整风一次，彻底批判那些老爷式的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人们，把他们的缺点改变过来。”这种对拒腐防变常抓不懈的清醒、执着和坚持，依然值得今天的我们学习。
社会主义中国从诞生那天开始，就面临着来自国际帝国主义的敌视。围堵与反围堵，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是“一球两制”背景中的社会主义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斗争的主要形式。国际反华反共势力凭借经济科技军事文化领域的优势，全方位遏制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经济建设的速度和质量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治乱兴衰。善于以史为鉴的毛泽东，当然知道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强盛时代，如光武中兴、贞观之治、康乾盛世，没有一个是建立在物质产品供给匮乏的国弱民穷的基础之上。毛泽东认为，把中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毛泽东的“球籍论”，体现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忧患意识。为了彻底摆脱被开除球籍的危险，毛泽东提出用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62年，他说：中国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经济基础薄弱，“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这个论断，与我党提出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相吻合。他提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与新时代提出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判断相吻合。
毛泽东不是不想在获得全国政权后立即心无旁骛地集中精力从事大规模社会经济建设。他在《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里，已经有了一个建设国家的构想。即将成立新中国之际，他讲到：“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党和人民政府“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但新中国处于二战后形成的美苏两大阵营在亚洲对峙的最前沿，不可能完全摆脱国际纷争的干扰。毛泽东那一代领导集体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积极进行国家建设，另一方面不得不百倍警惕并战胜来自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颠覆、攻击、封锁等行为，谨慎地为共和国的建设找寻安全的国际环境。
在与西方国家对立状态难以改变的情况下，毛泽东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方针，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寻找朋友，为大规模国家建设寻求安全环境和经济技术支援。156项大型建设项目奠定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获得了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极为宝贵的建设经验和技术骨干，留学苏联的一批学生成为共和国多个领域的骨干力量；获得了北方数千公里的安全边界。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和一个面积最大的国家，联起手来，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以苏为鉴，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警惕苏联领导人对中国日益增强的敌视，避免成为言听计从的苏联卫星国。经过东欧和苏联一系列剧变的动荡后，人们才感知到毛泽东探索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不惜与苏联进行毫不妥协的论战和决裂，是他一生中遇到严峻复杂局势时做出的具有长远历史影响的、表现他解决无比艰难复杂的历史性课题的大智大勇的伟大决策的典型案例。
毛泽东十分清楚地理解和平与战争的历史辩证法，不要战争，不怕战争，用胜利的战争保卫和平建设环境。当帝国主义从朝鲜和越南—邻近中国南北两个方向，威胁刚成立的新中国时，毛泽东毅然决策抗美援朝、援越抗法。周总理说：“毛泽东认为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不下决心，不仅朝鲜被占领，就是我们自己的建设也将成为不可能。”新中国用劣势装备，打败了完全现代化装备的美国侵略军，打出了中国人民的威望，打出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毛泽东说：“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遭到中国人民痛击的美国，再也不敢轻视中国人民了。在1960年代的越南战争中，美国人不得不接受中国人的警告，没有敢越过北纬17度线。战争不可避免有所牺牲，但是正义的战争动员了人民群众，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三年国民经济恢复计划按时完成。经过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中国人民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比较平稳的建设时期。在1955年3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国家制定1956年到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确定了57项重要科技任务和616个中心问题，其中重点任务是12项”“重点发展原子能、喷气与火箭、计算机、半导体、电子学和自动化技术”，解决了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批科技问题，大大缩小了同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差距。
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是现实社会主义必须面对的战略性课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里认为：“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不说十年，就算五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等第五年打起来再搬家。”这篇讲话中，毛泽东还讲到调整农轻重比例；把军政费用降低到一个适当的比例，以省出更多的财富来用于经济建设等。天有不测风云，世界局势没有留给社会主义中国进一步安心从事建设以更长的时间。20世纪的60年代，战争阴云重新笼罩了社会主义中国。复杂的国际环境，险峻的周边环境，影响了重轻农业的发展次序、积累与消费比例、经济布局、国家动员方式等。毛泽东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工作。在安排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毛泽东不得不将“吃穿用”计划调整为战备计划，优先考虑国家安全，进行一、二、三线战略布局。他放心不下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交通、煤、电项目的建设，说“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三线建设是战备时期的西部大开发，通过地理分散布局和战略深度，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建立起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和战略后方基地，对保障国家安全，改善全国工业布局和促进我国内陆地区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毛泽东在精神和物质上准备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我们准备做一些蠢事，要搞地下工厂、地下铁道，逐年地搞”。要饭还要有根打狗棒。他重视研制尖端武器，指示“死光，要组织一批人专门去研究它。”“还有那个原子弹，听说就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毛泽东没有动摇发展尖端技术和武器的决心，终于成功搞出大国重器“两弹一星”，体现了一个大国领袖超人的智慧。联想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对伊拉克、伊朗、朝鲜等国家发展核武器的制裁、遏制，我们不得不佩服毛泽东当年推动中国挤进国际核大国俱乐部的过人胆识。
在经历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带有恢复性质的高速经济扩张以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七十年代缓慢下来。国内经济陷入严重的“滞涨”，急于从亚洲脱身的美国，向中国释放缓和关系的善意。高瞻远瞩的毛泽东以“小球带大球”的乒乓外交，邀请尼克松访华，成就了世界外交史上的一段传奇。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合法席位，成为少数几个为世界安全负责任的大国之一，有了一百多个建交国，为不久以后中国共产党制定改革开放的政策提供了良好的国际条件。随后，毛泽东抓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急于寻找出口市场以摆脱经济危机，贸易条件对我国比较有利的机会，批准了从西方进口约43亿美元的包括13条先进化肥设备在内的进口方案，这是继大规模进口苏联技术设备以后的又一次大规模引进技术设备，反映了国家加强农业、轻工业，以满足人民吃穿住用需要的政策走向。中国农业在20世纪70年代末增产增收，中国人民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除了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因素外，很大程度上与毛泽东时代加强农田基本建设、种子改良和农民大规模施用由进口化肥设备产出的大量化肥有关。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帝国主义逐步形成对中国社会主义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思想，在意识形态、经济、文化等方面施加影响，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进而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阴谋：“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及时而明确地提出防止和反对“和平演变”战略思想。他把防止“和平演变”的重点放在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国际和国内斗争中旗帜鲜明地反对修正主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并发动了一系列运动来预防“和平演变”的发生。他认为，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中国“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他还认为：党内存在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到过毛泽东的这段话：“帝国主义说，对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毛泽东把培养接班人当作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性措施，提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并进一步提出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国际背景下，毛泽东提出反“和平演变”这一命题，展示了跳出治乱兴衰周期率的政治远见和战略眼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遭遇的严重挫折和失误充分证明，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极为深刻，值得后人给予足够重视。
总之，他接管的是一个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战乱、危机，极其落后贫穷的国家。当他永远离开他的国家和人民时，中国已“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独立研制出‘两弹一星’，成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积累起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为我国迈向光明的未来奠定了坚实基础。面临极其复杂险峻的国内外环境的毛泽东，以卓越的智慧统筹发展与安全，充分利用世界大变局的形势，在国际社会中寻找发展社会主义中国的出路和机会，摆脱国际敌对势力的干涉、围堵，维护了国家安全，为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如何高屋建瓴地判断局势，如何高瞻远瞩地统筹发展与安全，如何高掌远跖地防范、管理、处理国家安全风险，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四、找到跳出治乱兴衰周期率的“两个只有”的人民民主新路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毛泽东的名言。他与黄炎培对话治乱兴衰周期率时，把群众史观运用于如何打破治乱兴衰周期率的实践，提出“两个只有”的人民民主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坚信，中国共产党要跳出治乱兴衰周期率，就要像革命战争年代那样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力量，依靠人民群众。
在毛泽东看来，人民群众蕴藏着让人民政权克敌制胜的力量，任何与人民为敌的貌似强大的反动政权，如沙皇、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政权，在人民面前都是纸老虎，都会被人民推翻，而人民拥护的看似弱小的人民政权，如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刚成立的新中国，遭遇风险考验时都能够转危为安。他说：“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但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积极性，不是自发地天然地发挥作用的。跳出治乱兴衰周期率，关键是党能否成功地教育、动员、组织最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地参与其中。启发群众团结起来投身于无产阶级事业的觉悟，是“人人起来负责”的前提。如果领导干部“他们主观上也要大家动手动脚去做，但是不让大家知道要做的是怎么一回事，应当怎样做法，这样，大家怎么能动起来，事情怎么能够办好？”要让群众“人人起来负责”，必须使群众知道党和政府所从事的一切工作都是满足群众利益和愿望所需要的，群众才能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仅靠领导发号施令而不努力向被领导者讲清楚的事业，必然是少数人参与的冷冷清清的事业。努力发动群众，激发起群众积极性和创造力的事业，必然是大多数人愿意参与其中的热气腾腾的事业。毛泽东依靠人民打破治乱兴衰周期率的观点，完全符合列宁提出的“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的论断，也契合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但在中国人口中只占很小部分，只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反映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并为他们的利益而工作时，才能够跳出治乱兴衰周期率。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固，要靠广大知识分子、农民的拥护。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组织浩浩荡荡的大军参加革命和建设事业是毛泽东一直强调的思想。毛泽东认为，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号召“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著名口号：“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认为，一个阶级的政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那是不行的。他感叹：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太少了。历史向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出造就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工农联盟是我国国家政权的基础：“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他主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说：“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还包括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继续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毛泽东说“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既然跳出治乱兴衰周期率是群众的事业，那么群众参与党的事业的人数越多，越持久，越广泛，越深入，越能成功地跳出治乱兴衰周期率。
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力，直接表现为对党的事业和政府工作的负责精神，敢于和善于从爱护观点出发监督、批评犯有错误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人民对党和政府的监督，是人民对党的事业和无产阶级政权负责的表现，是人民群众以历史创造者的身份表达着对党的事业和无产阶级政权的信赖、拥护和支持。党和政府可以从人民的监督中检查实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成效，吸收群众的意见，克服缺点，改进工作。毛泽东一生兢兢业业地为国操劳，在历史中寻求社会发展、国家兴亡的规律，从中悟出治国、治党、治军的道理，希望得到监督。他在1944年11月21日给郭沫若的信中说：“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毛泽东还从党和政权的性质和宗旨的高度，回答了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接受和必须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问题，这是因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中国共产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志间互相监督，主动地纠正自己的毛病，这是“内攻”。要克服身居庐山不识庐山的毛病，还需要请党外人士和党外同志批评、帮助和接受他们的监督，毛泽东视之为“内外夹攻”。他说：“共产党是真心实意想把国事办好的。但是我们的毛病还很多。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他详细阐述了民主党派的监督：“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也早已存在，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作批评。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此后，遇有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事情，在决策之前，都要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通报情况，听取意见，民主协商，接受监督，这个办法形成制度延续至今，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毛泽东把人民群众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当作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把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看作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和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一个重要渠道，让领导干部“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此提议，形成了目前我国县以上各级党和政府设立的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机构，各级领导干部亲自阅看人民来信、接待人民来访的制度。
跳出治乱兴衰周期率，需要一个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而把中国共产党建成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需要首先在理论与实践上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于党的事业发展壮大的重要意义。他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他还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毛泽东在这里至少讲了两层含义，一是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全党必须认真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武器。二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才能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所以，“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险阻而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毛泽东培育出全党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优良传统。幼年期的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能力不够，教条主义占了上风，革命被置于危险的境地，中央红军不得不战略转移。毛泽东教导党员干部“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本本主义，靠马克思主义制定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的路线，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锻炼培养了一个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但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我们不但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政治问题，而且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战争问题；不但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党会治国的有力的骨干，而且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军的有力的骨干。”这是毛泽东在1938年讲的，时至今日，我们可以告慰毛泽东的是：他的思想培育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新时代数千万的中国共产党人队伍里已经涌现出成千上万的治党治国治军的能手，已经能够得心应手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改革遇到的实际问题了，已经有了带领人民跳出治乱兴衰周期率的政治保障。
一个能够跳出治乱兴衰周期率的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必然是富有战斗力的充满创造活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毛泽东用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的办法，发挥党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民主集中制原本不是毛泽东的首创，但毛泽东从哲学的高度透彻地阐释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认为民主和集中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的方面，相互依存，相互制约，集中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脱离民主去强调集中，搞领导干部一言堂，容易堵塞党内言路，造成鸦雀无声，一潭死水的状态，党的活力和创造力丧失了；脱离集中去强调民主，崇拜群众的自发性，脱离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容易引发自由散漫的不良风气，造成各行其是，一盘散沙的局面，党就不会有战斗力，就不可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党内的错误思想，如自由主义、宗派主义、本位主义、地方主义和山头主义等，都是从脱离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角度违背了民主集中制，而家长制作风、一言堂作风、命令主义和惩办主义，则从脱离党的民主而过分强调集中的角度违背了民主集中制。这些错误思想，形式上不同，但都造成了涣散和瓦解党的战斗力，妨碍党的团结有力的影响。毛泽东将民主与集中辩证地结合起来，在中国特殊国情里发挥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增强了党的活力和团结统一。他认为民主集中制赋予党的力量源泉，“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只要共产党人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被我们战胜的。”依靠实行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靠扩大党内民主去巩固和发展党，是毛泽东对于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在党的建设中重要地位和作用的科学结论。他力图达到的“六个有”的局面，那就“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因为这样的局面，“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这里的“经受风险”，当然包括经受得住治乱兴衰的风险。
把中国共产党建成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就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就要克服贪图享乐的慵懒暮气。开国不久，毛泽东致信延安和陕甘宁的干部群众：“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刚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讲人民军队得民心靠的就是艰苦奋斗：“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现在部队的伙食改善了，已经比专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他批评有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的现象，提出“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人没有饿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
毛泽东从治乱兴衰的角度看待干群关系：“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他找到了建成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的三个独门绝技：一是整风。毛泽东把整风当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整风是为了祛除暗藏在党内的思想污垢，把党员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使党变得更加强大。每当党员的思想和作风不适应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时，毛泽东就要发动整风运动，统一思想，培育优良作风。他一生发动了多次整风运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第一次大规模整风，“就是整顿三风，整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二是节约。追求奢华奢靡的生活，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是对于工作失去热忱与振奋精神的元素，危及党的战斗力。革命者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严格执行经济纪律，杜绝浪费，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抵御腐化。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久，毛泽东预料到环境的改善将带来革命意志衰退的问题，提醒党的领导干部：“苦久了的人难免见风华而把握不住，故应作为一个问题，对同志做教育与警戒的工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光辉文献里的十二个章节里有一个章节就是“关于节约”，提出要发动节约运动，反对铺张浪费，“这一次节约运动必须彻底地持久地进行。”所谓持久，就像人们每天都要洗脸的习惯。毛泽东已经将节约运动赋予超经济的意义，说：节约“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毛泽东把节约当作克服官僚主义和享乐主义危险倾向的方法。三是干部参加劳动。毛泽东发现“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中间，现在滋长着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而“精简机关，下放干部，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就是克服这种危险倾向的一个方法。”还把整风与党政主要干部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乡劳动并列，作为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法。毛泽东认为：领导干部“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点）。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干部参加劳动，“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不然的话，“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他把干部能否参加生产劳动，提高到能否免除官僚主义、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高度，提高到党和国家会不会改变颜色的高度，提高到党能否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高度。
【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党的十八大以来廉政治理方略研究”(20AKS022) 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理论与实践研究”(23VRC008)的研究成果】
（作者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原文刊于《政治学研究》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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